饮茶之风最初兴起于佛门(逍遥哥注:道门饮茶更早。但形成饮茶风潮,佛门功不可没),僧人饮之乃为了夜坐禅修时保持不寐,后来自然地用于士人学者的案牍之劳了。陆羽在《茶经》中说:“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白居易也曾有《赠东邻王十三》诗:“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在茶兴起之初,文人闲暇时主要的喜好还是饮酒,于是人们经常将二者并举,甚至还有人专门写过《茶酒论》,以提示这种新兴的事物。不过,自先秦以来,“酒”已不只是一种功能性的饮品,《庄子》中就有“醉者神全”的说法,魏晋名士饮酒的风雅故事更是文人吟诗作赋最为喜爱的典故来源,其意义早已进入了哲学和文化精神当中。为了赋予茶同样的真趣,从陆羽的时代开始,诗人们就不断地书写着茶之高情。陆羽的好友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诗中说“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他有意地在雅俗的“品味”上论及茶酒之高下。皎然还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道:“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这是中国诗文中罕有地提到“茶道”之处,不过,这一茶道并不在于任何方法和仪则,而在于“清”,一饮清人脑,二饮清人神,三饮清人心,最终可引人进入“全真”的世界之中。
大历八年(773),陆羽入颜真卿幕府,自此举办茶会渐成文人聚会的风气,大历年间有许多茶席上的联诗流传下来,如《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士修)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崿)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陆士修)"1)此诗处处在说何以“以茶代酒”,酒适合那热闹富丽之宴会,而茶则在这幽僻的僧园中,在静谧的月色里,令人感到《庄子》中的“疏瀹五脏,澡雪心原”。“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在《与赵莒茶燕》中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竹林七贤”本多好酒,钱起同他们一样钟爱着竹下的清幽,但在他看来,陶渊明饮酒时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同样可以说茶,而茶比起酒,更有一番清心静意之功,更有助于洗去尘滓,令世界显露出其天真与深静。在另一首《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中他写道:“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又有《过张成侍御宅》云:“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这些诗也同样提到了以茶代酒的想法。贞元十年(794),一名叫吕温的进士记述了他与柳宗元、刘禹锡等赴茶会的情景:“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代酒,拨花砌,爱庭荫,清风遂人,日色留兴,以青霭攀花枝、莺近席而不惊,花拂衣而不散,酌香沫,浮素杯,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霞仙浆,无复加也。”(《三月三日茶宴序》)此时正值晚春,新茶刚刚下来,在落花里手持素杯,在清风中默观茶烟,文人对茶中这种清朗而静寂的体会,正在于这天地间的此时此地。
比起在茶中看到一个“得道”“通仙”的宗教世界,在身处宦海的白居易笔下,茶的意义则显得更为“在世”。白居易常常以古调体诗,诉说他喝茶时心中所体会到的一个世界。如《首夏病间》云:“移榻树阴下,竟日何所为?或饮一瓯茗,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生病的时候没有职役羁绊,一边饮茶,一边吟诗。《咏意》云:“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不如无能者,饱食但遨游。……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他要摒除的,或是车水马龙的城市繁华,或是羁绊自由的宦海职分,或是忧患丛生的人间富贵。他所向往的,是遨游而有兴致的山水,是饱食而无忧愁的适意,是逍遥而忘尘滓的闲情。(山路偶兴》云:“泉憩茶数瓯,岚行酒一酌。独吟还独啸,此兴殊未恶。假使在城时,终年有何乐?”走在山间小路上,在泉边休息时就喝一壶茶,在山间雾霭中前行就饮上一盅酒。为什么“我”能在此有这种快乐?因为在山林中,“我”远离了城市中那种琐事与俗务。无论是茶还是酒,都是这一世界中的伴侣,让人进入一种平淡却没有挂碍的状态之中。从白居易的诗来看,他是将茶和酒平等看待的诗人,茶和酒于他而言具有一种相似的意义,就是带给他远离俗事羁绊的自由。人世的忧愁就来自尘俗的烦劳,茶和酒帮助人不断远离的,正是一个需要练达人情、洞明世事的俗世,在其中,人的价值是被社会的位置所决定的,因此每个个体都被要求是冷静和理性的。而茶不是要让人回归理性,而是让人回归生命本来的存有,回归自由与自我。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辨析希腊悲剧中相对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日神阿波罗代表了冷静的直观,他目光睿智,精神中立而严肃,并创造出高贵而静谧的幻象;酒神狄俄尼索斯则在醉的迷狂中进发出激情,并在遗忘中解脱了自我。在尼采眼里,日神精神代表着一种先天的理性的观照,它带给人以美的幻觉;而酒神精神是人最本真的性情的流露,是属于希腊艺术的真正的精神。他批判道,苏格拉底以后,理性主义将日神中的圆融分解为机械的木偶,将逻辑变为通往知识的唯一渠道,酒神也在这种刻板的理性框架中变得不再可见,西方艺术的精神于是只能依附于“辩证法”而存在,而不复见它曾经拥有的生命深处的能量和气质。尼采的洞见似乎给了我们一种很有力的提示。在对酒的书写中间,自然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诗仙”之诗、“草圣”之书,无疑都散发出尼采所说的源自生命原始动力的酒神精神。无论是尼采还是中国诗人,他们所面对的都是一种长久的强大的世俗社会和正统价值。尼采以“酒神”来代“日神”,正意味着对柏拉图以来的希腊理性主义的艺术精神的回绝。他不是观照一个外在世界的“真相”,而是体察自己的内在生命。这一体察同样也建立在对俗世的涤洗中,只不过这一涤洗不是通过让人“迷幻”,而是通过不断让人从内在的精神中“醒来”。
在中唐以后诗人的笔下,张放的酒神精神逐渐淡漠了,茶碗中那冲淡而清灵的感受逐渐进入了人的精神世界中。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留下了最为后世称道的“七碗茶”歌,可以说是这种精神最重要的指引之一: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隐士卢仝在当时可以说是籍籍无名,仅有韩愈感其人品,曾写长诗《寄卢仝》说他“先生事业不可量”“故知忠孝生天性”。卢仝(自号玉川子)是修道之人,亦是一位文章、道德俱佳的士大夫。在他笔下,这七碗茶是一个“清”的过程,先清的是肉体的感官,再清的是内心的孤闷,再清胸中神思,可助下笔若神,再清生平不平事,解除功利的迷障,再清涤身体的知觉,摆脱肉体的捆缚,而最后七碗将尽,诗人仿若两胁生清风,欲向着无穷广袤的蓬莱仙界归去。这清的过程就是涤荡胸中尘滓,而随清风畅游于自由世界的过程。世界的真相既不是幻觉,也不是本体,而是在这一涤洗之中呈现的明达之感。值得一提的,卢仝本身也是爱酒之人,他的《自咏三首》其三有句云“生涯身世梦,耽乐酒为乡"。这一“乡”,其实正是《庄子·逍遥游》中那株无用的大树所在的“无何有之乡,广袤之野”,酒令人“回归”的是一个如梦中一样无利害的自由的世界。如果说酒让人因为沉醉而遗忘,将自我否定之后而与天地自由地往来,那么茶的清醒,并非重新堕人醉之前那个劳烦的世间,而是在遗忘后彻底醒悟。这种醒悟让人重新发现并肯定了自我,此一自我不再受到世间不平的叨扰,甚至不再受到肌骨感官的拘缚,这是一种将真实的自我面向一个自由世界敞开的法门。
北宋时,当士大夫在茶事中的“自我”肯定逐渐被接受之后,卢仝的“七碗茶”歌以及“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的名句,甚至比陆羽的《茶经》更能够代表文人茶的真意。苏轼在诗中经常引用他的典故,如“买羊沽酒谢玉川,为我醉倒春风前”(《余与李鹰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群仙正欲吾归去,共把清风借玉川”(《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等。这些诗句很多都是在说“酒”,但借用的却是“七碗茶”歌的典故。他眼里的清风裹挟着春的精神,令自我的生命在其中沉醉、张放、圆满。晁补之给自己的叔辈晁端禀写墓志铭,记载其“善为长歌,怪处似玉川子,平处似香山居士”,可见卢仝在当时的盛名。香山居士的“平”,在于他对自我功名沉浮的淡然处之,能道出生活中处处小事的平常;而玉川子的“怪”,则在于他在看起来最为平淡、沉寂的茶事中涌现出一种生命超拔的气象。这一气象在当时看起来“怪”,但在北宋士大夫眼中,这一“怪”却同苏轼最爱的“怪石”一样,成为自我独立精神的不朽的象征。
逍遥哥,茶文化学者。《伟大的茶》大型茶文化著作系列首批完本四部茶书:《人类茶简史》《茶道基础理论》《史上最美茶诗》《茶道巨匠》,均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即将出版。
《人类茶简史》:全球饮茶者的“入门第一书”。在这本书里,你可以一览数千年浩瀚神奇的人类茶文明,号称是最通俗又最有历史高度的茶史书籍。从诞生到起源,从发展到兴盛,从普通饮品到精神世界,从极致到简化,从衰弱到全球化,一览伟大恢弘的数千年茶叶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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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美茶诗》:这是一部囊括世界经典茶诗的茶诗集,全书28万字,文档页数700页。该书遴选了全球一万多首茶诗中最具代表性的100首茶诗,包括了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国的经典茶诗。每首茶诗进行注释、翻译和赏析,并于其中阐述了创作背景、人生旅程以及灿烂辉煌的茶文化知识。而浪漫和诗意,是这部茶诗集天生就有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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