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性选择理论家一样，政治心理学家主要关注个体决策。他们固守己见，认为政策制定者通常是非理性的，因为这些人在对前进的最佳战略做出选择时，并没有从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
贾尼丝·格罗斯·斯坦提出，非理性“一般是指偏离了理性信息处理过程的某些标准模型”。她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人们很少像抽象理性模型预期的那般行动。认知心理学已然证明，理性决策模型的预期与人们经常运用的归因与估计的过程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多米尼克·约翰逊也认识到，“理性选择（理论）作为社会科学许多领域中应用的一个模型，依然居于核心地位”，但他发现“从经验上看，作为对人类行为的描述，它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此外，他还提出：“近期的学术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中，理性选择实际上缺乏经验支持，即使是在决策精英中的顶端，即可以期待理性选择发生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领导人做出了五花八门的非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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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治心理学家也赞同这些观点。拉思本写道，“理性选择框架的核心是工具理性的概念，即行为者在结构性约束条件下做出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然而“在政治学中，尽管理性选择研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来自学科内外的批评者声称，在实践中，个体通常无法达到该方法隐含要求的战略性、计算性和目的性决策的标准”。克伦·雅希—米洛指出：“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的大量文献表明，领导人极少理性行事。”最后，在对战争决策的回顾分析中，理查德·内德·勒博评论道：“在悍然动武的国家中，领导人频繁做出不理性之举，决策过程本质上是拙劣的。领导人及其顾问不搜集优良的情报，不评估他们掌握的信息，也不仔细权衡他们提议的行动可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成本与收益。”在他看来，“实质性和工具性不理性……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这里涉及的核心直觉，即个体经常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是行为经济学的核心。理查德·塞勒记录道：“人们有无数种方式偏离经济学模型中的虚构生物……问题出现在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上，这个模型用一种叫作‘经济人’的虚构生物取代了智人。同这个虚构的‘经济人’的世界相比，人类做出的许多行为都是不当的。你我都知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经济人’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世界中。”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被并称为“行为经济学之父”，前者指出，这些论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获得了极大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家普遍接受了……人们通常是理性的，他们的思维一般是健全的。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大脑容易受到系统误差的影响这一观点现已被普遍接受。理性主体模型并不能够很好地描述人类。”
政治心理学家对所谓的国际政治中非理性的盛行给出了一个共同的解释。他们的出发点是，政策制定者有明显的认知局限，并且无法进行预期效用最大化公式所要求的计算。既然如此，他们便运用心理捷径，即运用类比和启发法来决定如何前进。运用这些经验法则随后又会导致偏见，即得出与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方法不一致的结论。理查德·塞勒在评论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写的一篇开创性文章时写道：“人类的时间和脑力是有限的。因此，他们运用简单的经验法则如启发法来帮助他们做出判断。……运用这些启发法会导致人们犯下预料之中的错误。这就是这篇论文的副标题——‘启发法和偏见’。”
类比是在观察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形成的心理捷径。运用类比推理需要做出假定，如果过去的事件与当前的事件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那么以前的情况便与当前的情况相关，并由此制定行动方案。邝云峰提出，这种现象在许多政策制定者身上司空见惯：“政治家在处理当前问题时总是求助于过去……当他们面对某个国内政策或对外政策问题时，他们会援引历史上的相似情况。”典型的例子是“慕尼黑类比”，它认为对希特勒奉行绥靖政策导致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战争，因此，绥靖总是会导致战争。形象、先验图式和脚本是类似的“智能设备”。罗伯特·杰维斯实际上将类比和形象画上等号，提出“国际史是人们对于国际关系和其他国家形象形成信念的强大来源”。与此同时，黛博拉·拉森坚持认为，先验图式和脚本是基于“类比推理”进行的“‘匹配’过程”的产物。
启发法是人类大脑中天生具备的心理捷径。它们使得个人能够迅速地理清眼前的事实并选择前进的道路。自从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首次提出三种启发法以来，它们已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大显身手。它们是：可得性启发法，倾向于关注最容易获得的信息；代表性启发法，倾向于夸大当前和过去事件之间的相似性；锚定启发法，当获得新信息时，倾向于允许初始判断来抑制更新。学者们还发现了其他许多据说会影响到政策制定者的启发法，它们包括基本归因、损失厌恶、消极反馈、过度自信、风险厌恶和满意决策等。
政策制定者们囿于认知局限，使用类比和启发法来处理信息。有关人们认知能力有限的观念广泛流传。正如肯尼思·阿罗所言，做出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中所固有的“在信息搜集和计算能力方面的极其沉重的压力”超出了“人类的极限，即使利用人工辅助手段也行不通”。同样，赫伯特·西蒙对“有限理性”的描述强调，“人类的理性行为……是由一把剪刀塑造的，剪刀的两个刃分别是任务环境的结构和行为者的计算能力”。他说道，全人类都有着“心理上的局限性”和有限的“计算能力”。罗伯特·基奥恩谈到国际政治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决策者在实践中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更不用说其所处环境中那些固有的不确定性因素了。”
政治心理学家还声称，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是导致政策制定者依赖心理捷径的原因。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写道：“政治领导人处于这些复杂战略和多重博弈的顶层，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自身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局限性。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正因为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运用了许多认知捷径……以简化复杂性和管理不确定性，处理信息，做出推论，并形成对威胁的感知。”与此类似，多米尼克·约翰逊注意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传播的观点认为理性是规范的理想状态……由于认知局限，人类大脑无法企及这一理想状态”。与此同时，他提出，“每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下掌控一连串复杂的社会和生理挑战，这要归功于有一套逐渐形成的启发法”。
有必要强调的是，认知捷径不同于理论。拉思本将这两个概念画上等号，提出“启发法是简化的工具，它们充当着一刀切决策规则的‘理论’，使思考过程变得容易”。这样想就错了。诚然，一方面是类比和启发法，另一方面是理论，它们发挥着相似的功能：两者都是简化的工具，可用于降低信息处理的难度和方便人们做出选择。然而，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理论是围绕着一个因果逻辑展开的解释性陈述，这个因果逻辑告诉我们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运行的。类比和启发法不具备因果联系。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个体运用类比来推理时，他们“更多关注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一来，学习了解过程就变得肤浅和泛化。……寻找原因的过程通常会变得快速且过于简单化。人们不会仔细地检查本应存在的各个环节。也很少有人尝试去做些比较，而这些比较对于做出变量的因果效力判断是必要的”。
运用类比或启发法的个体是非理性的或者说存有偏见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决定偏离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所规定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写道，“偏见源于对判断性启发法的依赖”，这么做“十分经济且通常有效”，但也可能“导致系统性的和预料之中的错误”。贾尼丝·格罗斯·斯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指出，通过类比进行推理的个体“不自觉地剔除了他们所面临问题中的细微差别、发生背景和微妙之处”，并有可能得出“过于简化的判断”。菲利普·泰特洛克认为，领导者跟其他人一样容易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政策制定者经常过度简化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认知省力的代价是容易产生错误和偏见，这一点在世界政治中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是一样的。”
虽然政治心理学家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者如何做出选择，但他们也非常关心这些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即成功和失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有一种传统，即人们常把心理捷径与坏的结果联系起来。罗伯特·杰维斯说道：“人们有一种几乎不可抑制的倾向，即爱关注冲突、意外和错误方面的案例。”多米尼克·约翰逊指出：“因此，认知偏见被视作人类大脑的缺陷，我们若想避免发生代价高昂的误判、误解、错误、危机、政策失败、灾难和战争，就必须对认知偏见加以警惕和防范。认知偏见是有害的，它们的后果是严重的。”乔纳森·默瑟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描述了“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中十分普遍的……信念，即认为认知偏见和情感只会导致错误频出”。
然而，最近以来，一些政治心理学家给出了一些案例，其中类比和启发法的运用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多米尼克·约翰逊主张“认知偏见”既可以是“成功的根源，也可以是失败的根源”，他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指出它们“引发或促进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成功”。拉思本同样认为，非理性的思想家“在历史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不那么理性的认知方式……理性思考和非理性思考是各有利弊的”。
对非理性的错误定义
任何关于国际政治中个体非理性的主张都取决于对这一概念有何定义。当我们说政策制定者在理解世界和做出政策决定的过程中是非理性的时，政治心理学家必须描述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跟理性选择学者颇为相似的是，政治心理学家也将目光聚焦于类比和启发法，不太关注个体究竟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而是探索着他们如何做出选择。
对于非理性选择，政治心理学家给出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定义：运用类比或启发法而产生的带有偏见的决定。这个定义的一大优点是它把决策描述为一个心理过程，从而有可能确认某个特定的选择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另一个优点则是，运用心理捷径或经验法则做出的决定确实是非理性的。说到底，类比和启发法都不是理论，更谈不上是可信的理论了。然而，在国际政治中还有其他形式的非理性选择，包括基于不可信理论或预期效用计算而做出的决策，以及个体在被情感压倒时做出的决策。
然而，政治心理学家给非理性选择下的定义中却存在根本问题：它暗示政策制定者通常是非理性的，这种说法违背了常识。政治心理学家把非理性决策和未能运用预期效用最大化公式画上等号，而且也找不到领导人实际运用公式的证据，所以最后他们实际上会说，领导人总是非理性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认为人类天然是非理性的观点，与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智人”或“智慧的人”中所包含的意蕴完全不符。它还违背了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即我们不仅仅是动物，也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理性的动物。如果人类从不理性行事，那么谁或什么东西还会理性行事呢？
谈到国家的非理性，政治心理学家承认，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关键行为者，但由于他们关注的是个体，所以对更高层面的政策制定鲜有论述。贾尼丝·格罗斯·斯坦描述了这个问题：“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者：在认知心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中，解释通常停留在个体层面，推理问题消失无踪。但是，从个体层面分析中得出的理论命题并不容易转移到国家等‘更高层面’的单位。”简而言之，“心理学理论”面临着“汇集意见的挑战”。
这个问题得到了广泛认知。伊丽莎白·桑德斯评论道：“对个体偏好和信念的研究很少涉及偏见是如何被汇集起来的，但对外政策决策通常是在群体当中进行的。许多群体决策理论可以帮助填补这一不足，例如‘群体思维’或官僚政治模式，但它们并没有充分地说明政治是如何影响群体自身的。”罗伯特·鲍威尔则更具批判性，他指出政治心理学家“从来都没有解决过意见汇集问题”，而且很可能“发现未来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简而言之，政治心理学家并没有就国家非理性给出定义。
类比和启发法
在讨论定义时，研究一下类比和启发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是明智的。这么做不仅可以加深对理性的理解，还对确定国家是不是理性行为者十分重要。政治心理学家看待心理捷径和对外政策的方式存在四个问题。
首先，认为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大战略或管理危机时依赖类比和启发法是毫无道理的。虽然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运用认知捷径，但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导人并不是这样做的。人类总是依赖经验法则来处理他们每天面对的俗务或者说日常事务。缺少了一系列的心理捷径，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应对日常。但国际政治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在这里风险要高得多，决策也并非例行公事。重大的对外政策决定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和繁荣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领导人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够运用类比和启发法，而是必须仔细考虑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如何最佳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其次，政治心理学家在论述心理捷径时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和方法缺陷。原因在于，他们的描述理论性不足。学者们在学术文献中指出了各种各样的类比和启发法以解释有偏见的决定。这么做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它意味着必须为以下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哪些心理捷径是国际政治中个体思维的关键驱动因素？为什么它们是最重要的？它们什么时候被运用？它们产生的效果如何？它们会产生哪些偏见？政治心理学家未能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反而会临时机动地援引类比和启发法。
默瑟强调了这一理论问题，指出政治心理学家“可以将错误的决策归咎于保持认知一致的需要、旧信念对新信息的吸收不当、避免价值权衡的愿望、群体思维、特殊理论纲要、动机或情感偏见、认知局限导致的对启发法的依赖、不正确地运用类比、信息茧房、内心的羞耻和屈辱感，又或者是受到悲惨童年的影响”。肯尼思·舒尔茨进一步提出政治心理学家必须发展出一种理论，而不是单凭一份罗列了心理捷径和经验法则的清单。政治心理学家要做的不是断言领导人受到“大量不同的”认知因素的影响，而是需要“理清楚”，并确定这些因素是否会产生“叠加作用”，或者是否有些因素会“在因果上先于其他因素”。他继续谈道：“随着这一研究议程的推进，在掌控国内和国际因素时，光表明‘个体发挥重要作用’已经不够了；我们还需要一些指导，了解在人们的诸多差异中哪一方面最重要。”
在方法论层面，基于启发法的论点有一个外部有效性的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居于这一研究事业核心的实验是否准确地反映了领导人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决策的。实验对象在实验室面对假设情景运用某些启发法是一回事，经验丰富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大战略或者管理危机时使用它们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对此观点几乎没有争议，正如贾尼丝·格罗斯·斯坦所明确阐述的：“由精心设计的实验产生的结果，其内部有效性往往很高，但其外部有效性……更具挑战性……挑战来自根据这类实验来推断领导人的行为。正如心理学家必须当心不要从面向本科生做的实验中得出太多结论一样，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当心，谨慎根据对学生或无差别的公众所做的实验对领导人的行为做出断言。”
再次，正如前文所述，许多政治心理学家十分关注结果，尤其是灾难性的后果，然后向前追溯，声称发生的事情应该归咎于运用了心理捷径。这种对结果的强调可能天然具备吸引力，因为它貌似把非理性与失败联系在一起，但这么做判断是错误的。一个国家是否理性，不能仅通过观察结果来予以判断。由于外部约束性因素或不可预见的情况，理性的国家可能无法实现其预期的结果。因此，将一个试图达到某些目标却失败了的国家判定为非理性的是没有道理的。反之亦然：一个实现了预期结果的国家也不必然就是理性的。非理性的国家可以因为多种原因而取得成功，包括具备物质优势和纯粹被好运气砸中了。
最后，领导人在设计大战略时或在危机期间制定政策时运用认知捷径，因而是非理性的，对于这一具体主张，政治心理学家几乎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想一想他们举出的大国非理性的四个典型案例，他们没有给出系统的证据来证明当事国家运用了类比或启发法。这四个案例分别是：1914年“七月危机”期间德国的决策，1938年英国在慕尼黑会议上对纳粹德国奉行绥靖的决定，1941年德国在入侵苏联之前和之后的决策，以及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决定。事实上，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决策中类比和启发法都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是基于可信的理论而做出的。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说政治心理学家并没有做过详细的研究。事实上，他们认真地研究了类比和启发法在许多案例中的运用，包括美国在冷战初期决定实施遏制，在1965年决定使越南战争升级，以及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决定对抗英国和法国。但这些都属于特殊情况，学者们并没有将它们援引为非理性的典型案例。
本文选编自《国家如何思考：对外政策中的理性》，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转载行为都需留言咨询，其中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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