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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1934—2021）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曾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成为80年代末政治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和领航者
19世纪社会思想家的领袖孔德（Auguste Comte）、斯宾塞、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都认为宗教信仰反映的是近代科学出现以前的世界观，它会随着科学理性的日益传播而逐渐消失。另外，从启蒙运动以来，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领袖人物都假定神话迷信、礼拜仪式和宗教活动将在现代被丢弃。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假设宗教正在消失，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与官僚化、理性化及城市化一起被列为现代化的内在方面。点击封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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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演化：民众动机正在重塑世界》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著
王路遥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最近，这样的观点一直在受到挑战。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和宗教政党都增加了，福音派大复兴（evangelical revival）运动横扫了拉丁美洲和许多原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基要派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这些都说明宗教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没有消失的迹象。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宗教仍然是强大的力量。知名评论家认为，已经到了抛弃世俗化理论的时候了。他们指出，宗教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特征。宗教兴盛或衰落的主导因素，在于宗教领袖是否精力充沛地去建立和维持他们的教区。宗教市场理论（religious market theory）对世俗化论点提出了最主要的挑战。它认为，供给侧的因素，特别是教派竞争和国家对宗教机构的管理，塑造着宗教参与的水平。在最近几十年，许多社会科学家对这一解释加以完善，尽管它受到了持续的批评。因为许多信仰都承诺人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回报，所以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宗教理论假定市场对宗教“产品”的需求是常量。在他们看来，造成各国宗教水平不同的主要原因是“自上而下”的宗教供给的差异，而非“自下而上”的需求的差异。国教被认为是傲慢的垄断者，认为人们信仰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由于政策和补贴而享有固定的市场份额。相反，在自由的宗教市场存在的地方，教会之间的积极竞争扩大了宗教“产品”的供给，从而调动了民众的宗教热情。
虽然宗教市场理论声称自己的理论是一般性的归纳，但是支撑它的证据主要来自美国和西欧。美国各种教会数量的激增被认为是由信仰的选择范围和竞争的最大化引起的，因为它激发了美国民众的宗教热情。美国的教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它们的生存状况依赖于它们吸引神职人员、志愿者和财政资源的能力。竞争产生了多样化，刺激了创新。它推动教会积极回应民众诉求，以招募更多会众。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和罗杰·芬克（Roger Finke）认为，相比之下，欧洲大多数国家通过对国教的政府补贴来维持一种“社会化的宗教经济”。他们认为，宗教的垄断者在创新性、回应能力和效率方面有所不足。在那些神职人员享受着稳定的收入和任期而无需考虑自己的工作绩效的地方，神职人员就会变得自命不凡、怠惰和马虎 ：“当人们只有很少的工作需求或工作动机时，他们往往会选择不工作。因此，受补贴的宗教工作人员会变得怠惰。”芬克和斯塔克相信，假如通过废除国教（放松管制），使欧洲教会的“供给”增加，假如教会付出更大的努力，那么宗教复兴将会出现在民众中 ：“面对美国式的教会，欧洲人将会作出与美国人相同的反应。”基于以上观点，他们得出结论，“教会付出的努力越多，它就会越成功”。那么，孔德、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关于宗教在工业化国家衰落的观点完全错了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供给侧的观点依赖于其选择的离群案例。它关注的重点是美国（恰好是离群案例），而不是范围广泛的富裕与贫穷国家。因此，它不能提出系统的、具有可比性的论据。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都比美国更具宗教性，尽管在大多数这类国家中，单个宗教不但占据垄断地位，而且有时甚至能处死任何转信他教的人。毫无疑问，传统的世俗化观点需要更新。因为很明显，宗教没有从世界上消失，看起来似乎也不可能消失。尽管如此，世俗化的观点捕捉到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方面。演化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生存安全感的重要性，提出当人们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事的时候，宗教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应该会发现宗教在弱势群体中力量最强大，特别是在那些面临着生存威胁的人群中。我们主张，经济和人身的不安全是推动宗教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将证明，世俗化进程会对宗教实践、价值观和信念产生系统的侵蚀，它在稳定的后工业国家的最富裕的阶层中走得最远。宗教并不是人的本质中不可改变的部分。人类学家的研究发现，对关心人类道德行为的造物主信仰，几乎没有出现在狩猎和采集社会。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的人们没有接受当代世界宗教的核心观念，他们倾向于万物有灵论的信仰，认为灵魂栖息于树木、河流、高山和其他自然要素中。在种植业社会（horticultural society）中，关心道德行为的上帝的观念也是少见的。直到农业社会出现时，这种上帝观念才流行起来。自《圣经》时代以来，上帝的观念处于不断演化中。上帝的形象从愤怒的、惩罚世人的、可以被人类献祭所抚慰的、支持并要求对外族进行种族灭绝的部落上帝，演变为仁慈的、其律法适用于所有人的上帝。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道德观念也在持续地演化中。自古至今，主流的道德规范一直在发生缓慢的转变。但在最近几十年，转变的速度急剧加快了。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症（homophobia）的下降，是背离内向型的部落道德规范的长期趋势的一部分。在内向型的部落道德规范之下，一大部分人口被排除出“道德公民”的范畴，使种族灭绝和蓄奴成为标准实践。共同体内部成员值得被公平对待，而共同体以外的成员则不适用于道德规范。如今，这种区别正在慢慢消失。全球化以及知识社会的出现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化趋势有关，从前被排除在外的群体如外国人、妇女以和同性恋者如今都被认为具有人权。并且，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而言，战争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图4-1 相信“存在一个关心人类道德行为的造物主上帝”的社会民众比例
资料来源：Nolan and Lenski，2011: p.72，建立在乔治·彼得·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Ethnographic Atlas（1962—1971）的数据基础上
人权的观念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但它最初只适用于某些人或某些社会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有些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独裁统治，公然忽视人权，联合国宪章还是纳入了普遍人权的观念。随着民主的传播，普遍人权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演化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和政治发展与文化变迁以一种连贯的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式同时存在。在国家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然后又到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生存安全水平不断提升，这降低了宗教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处于后工业阶段的国家中，民众的经济和人身安全水平高，平均寿命长，健康状况良好。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只有较少的人视传统的价值观、信念和实践为维持他们个体生存或共同体生存的不可或缺之物。但这并不表明一切形式的宗教都消失了。包括对宗教身份的坚守在内的某些因素仍然存在，尽管这些因素对民众的情感影响已经衰落，并已不再占据生活的中心地位。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已经很少服从传统宗教领袖或宗教组织，也很少参加宗教活动。与宗教市场学派的主张相反，民众对宗教的“需求”远非常量。相反，不同国家的民众对宗教的“需求”存在明显差异，这反映了他们的生存安全水平的差异。在前工业社会，人类任由变化莫测的且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摆布。因为人们没有能力对这些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他们往往把自然现象归因于人格化的神灵或上帝。当大多数人依赖农业生活时，人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如阳光以及雨露的影响。农民祈祷好天气，以免受疾病或是病虫害的干扰。工业化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大多数人在认知上很难把传统规范体系与自己直接感知到的世界匹配起来，这使国教的符号和世界观不再像当初那样有说服力或吸引力。在工业社会，生产在室内的人造环境中进行，工人们不用再被动地等待太阳升起和四季轮替。天黑时，人们会开灯；天冷时，人们会打开暖气。工厂的工人们不用再祈祷风调雨顺，因为生产依赖的是人们靠智慧创造出来的机器。随着细菌和抗生素被发现，连疾病都不再具有神秘色彩，它越来越成为能被人类控制的问题。人们日常实践中发生的深刻变化，促使了现行宇宙观的改变。在工业社会，工厂是生产的中心，社会很自然地演化出了机械主义的宇宙观。最初，上帝被认为是伟大的钟表匠，制造了宇宙，然后在大部分时间里任其自动运转。但是，当人类对环境的控制增强时，上帝的角色减弱了。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兴起，它对历史加以世俗化的解释，认为世俗的乌托邦将通过人类工程来实现。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工厂的机械世界观变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更多的是观念而非物质。在知识社会，生产力对物质的依赖少于对信息、创新和想象力的依赖。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关注并未消退。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只有少量的人关心重大的神学问题，其他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如何在生存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求慰籍和保证。这是传统宗教能控制广大民众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文化都提供慰籍和保证，宣称即使单个人不能理解或是预测将要发生之事，更高的力量也会保证一切进展顺利。宗教和世俗意识形态都向人们保证，宇宙是按照计划运行的。假如人们遵守规则，那么一切将会进展顺利，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死后的世界。这种信念减少了人们的压力，使人们有能力应对焦虑，关注他们当前急需处理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体系，极度的压力就会使人容易产生戒断反应（withdrawal reactions）。在不安全的条件下，人们对强大且仁慈的权威有强烈的需求。即使有时会有证据表明并不存在他们设想中的最高权威，他们也仍然坚信有这样一个权威存在。人们在压力下会渴望存在一种严格的、具有预测性的规则。因为生存是不安全的，人们犯错的余地非常小，所以他们想要确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与之相反，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长大的人，可以容忍更多的不确定性，对宗教提供的绝对且严格的规则有较低的需求。他们比起那些在不确定自己的生存需求是否会被满足的条件下长大的人，更易于接受对熟悉模式的偏离。在那些经济发达且具有能够确保人们免于贫困的完善社会安全体系的工业国家中，安全感的增长带来了对绝对规则的需求的下降，导致了传统宗教的衰退。
价值观调查让每个受访者对家庭、工作、宗教、朋友、休闲和政治这人生六大方面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图4-2基于包含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内进行的成百上千次访谈的数据，显示了给定主题在受访者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百分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家庭非常重要，这似乎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没什么差别。但是，当我们从低收入国家（62% 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移向高收入国家（只有20%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时，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比例急剧下降。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家庭和工作被认为比宗教更重要。在高收入国家中，朋友和休闲也同样被认为比宗教更重要。图4-2的截面研究表明宗教的重要性在高收入国家下降了，但它不能证明这一点（图4-3显示的时间序列证据证明了这一点，详后）。我们认为，对宗教的需求远非常量。![]()
图4-2经济发展与生活主要方面重要性的变化
民众对友谊的重视程度呈现出曲线模式（curvilinear pattern）。当我们从低收入国家的面对面社群向右移动时，民众对友谊的重视程度下降了。当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友谊又重新得到强调。在低收入国家，人们认为宗教比朋友重要很多，比休闲重要更多。与之相反，高收入国家的中心特征之一是朋友和休闲都比宗教更重要。经济安全与世俗化相关是一种趋势而并非铁律。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明显的离群案例，如富裕且宗教狂热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但当我们跳过这些离群案例，就会发现大量的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 ：在成长期经历了对自身或家人又或是共同体的威胁的人，往往比那些在安全和可预测的条件下长大的人更具宗教性。即使在相对安全的国家，宗教也还没有消失。大多数西欧人在调查时仍称他们相信上帝，或是在官方文件中表明自己是新教徒或天主教徒。然而，宗教的重要性和活力，以及它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都已经显著消退。在20世纪，从加拿大、瑞典到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几乎所有的后工业国家的官方宗教记录都显示，在历史上有着高出席率的教堂，近些年来出席率一直在下降，以至于有些教堂正在被改建为博物馆或是宾馆。在过去50年监测欧洲教堂出席率的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现象。总体的趋势是明晰的。在发达工业国家，过去几十年内教堂出席率一直在下降。另外，神职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民众的权威，他们不再有能力在节育、离婚、堕胎、性取向和婚内生子的必要性方面向民众发号施令。如同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世俗化不限于西欧，它出现在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家中。在后工业国家，美国是个离群案例。与其他任何除爱尔兰以外的高收入国家的民众相比，美国民众都持有更加传统的世界观。但即使在美国，也一直存在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然而，美国相对脆弱的社会福利制度和高度的经济不平等一直在削弱这个倾向，大量持有相当传统的世界观且拥有高生育率的拉美裔移民也部分地掩盖了这一倾向。但是，尽管上述因素存在，美国仍然显示了清晰的世俗化趋势。在1972年，教堂每周的出席率是35%。到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5%。而声称自己从不去教堂的民众的比例从9%上升到了约20%。尽管如此，在可见的未来，宗教不可能消失。在先前的著作中，我与诺里斯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 ：其一，在过去 50 年里，几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民众都一直在朝着更世俗化的方向前进。其二，全世界持有传统宗教价值观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并且这些人占有世界人口的比例在日益增长。尽管这两个命题乍看之下似乎互相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将会看到，如果第一个命题为真，就有助于解释第二个命题，因为世俗化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实际上，所有高度世俗化国家的出生率都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而那些持有传统宗教取向的国家的出生率是人口更替水平的两到三倍，并且它们占有世界人口的比重仍在增长。因为这些人口趋势，全世界持有传统宗教价值观的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多，并且他们占有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在增长。富裕国家在世俗化，但是它们占有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下降 ；贫穷国家没有在世俗化，但是它们占有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上升。因此，在几乎所有经历了现代化的国家中，现代化都确实带来了宗教重要性的下降 — 但是那些认为宗教重要的人所占的世界人口比例在上升。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在出生率上的差异绝非偶然，它与世俗化有直接关系。从传统宗教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带来了文化变迁。传统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把女性角色定位在生育和养育许多孩子上，而新规范赋予女性广泛的生活选择。如今，大多数女性有自己的职业和兴趣。这一文化变迁与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有关，我在第五章将对此加以证明。经典世俗化理论认为，宗教将随着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而逐渐消失。但是，我们引用的有影响力的近期研究却认为人类对宗教的需求是常量，宗教的复兴只需精力充沛的宗教推动者就能实现，甚至一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都存在着。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宗教是真的在持续消失，还是我们一直在见证全球宗教复兴呢？图4-3显示了人们对“上帝在你生活中有多重要”这一问题的回答的变化。自1981年开始，每轮价值观调查都询问了这个问题。它是衡量宗教性的特别敏感的指标，与其他许多有关宗教问题的回答都存在强相关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调查采用了10级量表，1代表在受访者的生活中上帝一点儿也不重要，而10代表上帝非常重要。图4-3显示了62个国家及地区从最早调查到最近调查中选择 10的百分比的变化，时间序列最少是十年（时间跨度的中位数是21年）。如图所示，经历了宗教性下降的国家及地区与宗教性上升的国家及地区的数目相同。但因为人口出生率差别很大，所以当今世界笃信宗教的人多于30年前。在受检验的国家及地区中，近一半国家及地区的宗教性上升了，另一半国家的宗教性下降了。变化的模式远非偶然。如前一章的图3-3所示，生活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的民众，比起生活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民众都更笃信宗教（事实上所有这些国家都处于地图的下半部分，表明它们非常重视传统价值观）。在最早的调查中这些国家的宗教性分值就高，在随后的调查中它们的分值仍然处在高位。但图4-3关注的是变化，而大多数这些国家几乎都没有发生变化。1990 年前后，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政治、社会及经济体系的坍塌，秩序的崩溃，以及曾经给予许多人可预期感和生活意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这些遭遇导致了它们的意识形态出现了真空，随后这个真空为复兴的宗教以及民族主义所填充。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些曾被秩序瓦解重创的国家中，对宗教的重视日益增长。
图4-3表示“上帝在其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社会民众的百分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从最早到最新调查中（1981年到2012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研究，包括所有提供了至少十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编按：图中国家名称以最新标准为准）变化的中位数是零 ；时间跨度中位数=21年在宗教性增长最大的16个国家中，13个是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22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有16个国家宗教性有增长，但其他的6个（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3个波罗的海国家）则不然，它们相当平缓地过渡到了市场经济，目前是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假如生存安全水平的提高有益于世俗化，那么这6个国家将会出现世俗化进程。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更加笃信宗教的趋势中，波兰是最大的例外。它是这些国家中宗教性下降最多的国家之一。自1792年后的大多数时期，波兰都处在俄罗斯、奥地利以及普鲁士的统治之下，然后又受苏联影响颇深。罗马天主教会变成抵抗信仰新教的普鲁士人、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与随后的无神论的苏联的中心力量。成为一名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是支持波兰独立的一种途径。波兰人变成狂热的天主教徒，与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信仰变得狂热以对抗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的统治如出一辙。在过去的25年中，波兰已经不再需要面对苏联的压力，它现在是欧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当稳定的成员。随着信奉他教的邻国的压力这一刺激源的消失，它的宗教性已经退到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爱尔兰。阿塞拜疆处在另一个极端。它在历史上是伊斯兰国家，在苏联统治时期它的宗教被严格压制。与波兰和爱尔兰相比，它相当不发达。苏联解体后，它变得日益笃信宗教。它与邻国亚美尼亚旷日持久的领土之争很有可能推动了其宗教性的增长。在这些国家中，它在宗教性方面增长最大。
对宗教的重视性的增长主要出现在经历了向市场经济的创伤性转变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与邻国有战争的国家，如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中，由南斯拉夫血腥解体产生的国家中，以及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国家中。除了承受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带来的经济压力外，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历了信仰体系的消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信仰的真空正在由增长的宗教性填充。相反，在图4-3中，21个高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1990年的分类）11中，有20个国家都显示了宗教性的减弱，或是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增长。只有一个国家显示了超过3个百分点的增长。总体模式很清晰，低收入国家往往比经济安全的国家更笃信宗教。自1981年以来，宗教性增长最多的国家主要是原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经历了经济和人身安全的崩溃，以及意识形态的消解。相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中，宗教的重要性都下降了。尽管拉美裔移民起到了抵消作用，但是美国的宗教性仍然下降了。其他宗教指标显示了相似的模式。在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中，教堂出席率以及认为自己是坚定的信教者的比例都上升了，而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中两者的比例都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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