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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制度很重要，至少当我们审视长期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时。本书的大多数模型体现了这个特征，因为这些模型突出了经济制度和政策对经济配置的各种影响。例如，税收和补贴政策以及市场结构可能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投资及技术进步；协商制度以及信贷市场结构会影响技术选择以及生产效率。可能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研究过的模型都假定市场经济能够相对有效地运行。在这些模型中加入一定程度的产权无保障或者进入壁垒等阻碍企业采取更有效率的行为，意味着重大的无效率。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证明这些因素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经商是迥然不同的。在美国（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任何OECD国家）的企业家或商人面临相对有保障的产权以及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如果个人或公司想开创新业务，面临的壁垒很少。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情况截然不同，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美洲和亚洲的多数地区。类似地，这些地区之间大多数人口的寿命也存在根本差异：在大多数OECD国家，多数市民能够享受种类繁多的公共品，也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然而在多数欠发达国家，情况并非如此。点击封面查看👇
《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上下册）
[美] 达龙·阿西莫格鲁 著
唐志军 / 徐浩庆 / 谌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9月
经济学家通常把这些社会差异归纳为“制度差异”（或制度和政策差异）。这一术语不那么完美，却是文献中广泛使用并被接受的术语。“制度”在不同的语境中代表不同的事物，但是没有一个含义能够准确对应我们的本意。正如第4章强调的，制度差异指的是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安排方面的差异，包括不仅对普通市民和商人的产权保护，企业和商人签署合同以促进经济交易的能力（合同制度），新企业面临的进入壁垒，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壁垒，以及社会施加约束和政客提供公共品的激励。制度的定义包容性很强。为了在理论和实证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更加需要一个狭义的定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区分了经济制度（及政策）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对应于税收、产权保护、合同制度、进入壁垒以及其他经济安排。而政治制度对应于影响政治决策的规章制度，包括对总统、首相或独裁者的权力制衡以及把不同的个人观点汇总的方法（如选举法）。根据导论到现在为止介绍的内容，我们用映射ρ(·)表示经济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而用映射π(·)刻画政治制度对各类经济制度或政策的影响。
需要注意经济制度和政策之间通常并非截然可分，重要的往往是制度和政策的集合，而不是单独的制度或者政策。例如，我们可以把产权保护称为经济制度，但是我们通常不会把税率称为制度。然而，产权完全得不到保障和100%的税率有诸多相同之处。其中的一个差异可能是制度比政策更加持久。因此，在下文中，我对制度和政策这一对概念区分如下：经济制度提供了政策制定的背景框架。然而，当经济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区分不太重要时，我通常使用“经济制度”代替这两者。第4章给出的证据表明制度差异确实关系到经济增长。这一节的目的不是回顾这些证据，而是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问题：如果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这么重要，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择不鼓励经济增长的制度？事实上，基于可获得的历史证据，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有些国家故意选择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制度和政策？本章其余部分和下一章大部分内容给出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框架。我将首先非正式地讨论构成答案的基本要素。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第一个重要的元素是社会冲突。几乎没有经济变革能使社会全体成员受益。因而，每一项制度或政策变革都会创造相对于现状的赢家和输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移除进入壁垒使之前的垄断市场变成竞争市场。尽管因为更低的价格消费者从中获益，但是原本享受特权地位及高利润的垄断企业成了输家。对工人的影响取决于确切的市场结构。如果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工人们会受益，因为随着新企业的进入，用工需求增加。但是，如果劳动市场不完全，垄断企业的雇员原本分享了企业的部分租金，他们也会成为改革的潜在输家。结果，消除进入壁垒永远不会有全体一致的支持，尽管这样做会带来经济增长和产出增加。这个例子强调了一个一般原理：不同个体对经济制度的偏好是不同的，而且存在冲突，因为不同的制度会诱发不同的分配结构。那么，如果个体对集体选择持不同的偏好，整个社会如何决策？政治经济学正是分析集体决策过程。如果在希冀保留进入壁垒的垄断者与愿意解除壁垒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社会冲突，政治过程的均衡会决定最终结果。在民主社会，这个过程可能很有秩序，而在内战频发的其他政治体制中，这个过程可能无序甚至非常混乱。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过程引致的均衡政策，有利益冲突的不同党派的政治权力起到了关键作用。简而言之，如果两个人对特定的选择持不同意见，它们的相对权力会决定最终结果。在政治领域，这对应于不同个体或集体的政治权力。例如，在上述垄断案例中，我们预计垄断者拥有政治权力，因为他们已经积聚了收入和财富，能够游说政客。而在法治薄弱的非民主社会，我们甚至能想象到垄断者利用军队或者半军事组织镇压反对力量。另一方面，在民主社会，通过投票或者集结自己的游说群体，消费者可能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战胜垄断者的利益和愿望。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承诺问题，该问题是无效率的一个根源，并且放大了社会冲突带来的扭曲。每一时期的政治决策是由当时的政治过程决定的（比如，当时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对未来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做出承诺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些承诺本身恰好是均衡承诺（我们将会看到使用子博弈完美均衡还是马尔科夫完美均衡的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里，区分抑制增长的政策（扭曲型政策）和帕累托无效率相当重要。许多政治经济学模型不会引致帕累托无效率。这是因为均衡结果可以被表示为加权社会福利函数的解。配置结果则是受约束的帕累托边界上的一个点（给定可行的政策工具集）。然而，许多这样的配置会产生扭曲或者抑制增长的政策。此外，当存在承诺问题时，政治均衡可能也涉及（受约束的）帕累托无效率，因为未来可能存在政策序列能使所有党派得到改善，但均衡中这样的序列无法得到实施。考虑一种情形，其中政治权力操控在一个特殊群体或个体手中，即政治精英手中。为了简化这个思维试验，我们忽略政治权力实施的任何约束。于是精英可以制定政策，以获得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配置，因此政治均衡可以理解为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的解，只不过所有权重全部给了精英。即使最后结果可能不是帕累托无效率的，也显然会产生抑制经济增长的政策。关键问题在于：精英在什么条件下实施政治权力会导致这样的扭曲型政策？我认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选择扭曲型政策主要有两类原因。第一类原因是攫取收入，换言之，精英试图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掠夺资源。对扭曲型政策的这个来源而言，重要的是该社会的两个特征：(1)政治权力（掌握在精英手中）和经济机会（掌握在企业家和工人手中）的分离，(2)有限的财政手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意味着精英会利用可获得的扭曲型财政工具把资源从社会其他成员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在没有政治精英但有民主化决策的情况下，同样类型的扭曲政策也会出现。在这里，有限的财政工具（如扭曲的线性税收）这一限制条件是重要的。如果存在非扭曲的税收，如一次性总付税，精英就可以从社会其他成员手中转移资源而不会抑制经济增长。但是一次总付税基本不可行，更一般的情形是，大多数形式的再分配都会带来扭曲，因为再分配通过抑制投资降低了工作激励。精英选择扭曲型政策的第二类原因是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竞争。竞争可能是经济原因导致的。例如，精英可能从事生产，并且他们认识到对其他企业征税会降低要素需求，因而间接提升他们自己的利润。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扭曲型政策的“要素价格操纵”动机。精英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竞争也可能是政治竞争。其他群体变富威胁了精英利用政治权力从中获益的能力，扭曲型税收作为使政治对手变穷的一种手段对精英是有益的。我把这种原因称为扭曲型税收的“政治替代”动机。本章其余部分将详细阐释这几种不同的机制。我列举的模型有一个重大含义：要素价格操纵和政治替代动机通常会导致更大的扭曲，因而比攫取收入动机对社会的潜在增长破坏更大。基本的分析框架也澄清了承诺问题引致的另一种无效率。因为精英无法承诺未来的政策，因而可能存在“要挟”(holdup)问题，投资一旦做出，很有可能面临被剥夺或者极高的税率。“要挟”问题可能在很多情形中都非常重要，例如，当相关投资针对的是长期项目，于是投资完成之后才会出台一系列政策。我也使用这个框架证明经济制度如何或者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制约均衡政策。我证明了在异质性更大的模型中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均衡以及这类社会的分配冲突如何导致扭曲型政策。最后，我强调了政府公共品供给的作用以及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影响政府的公共品均衡投资。—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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