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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专攻日本古代史，是日本律令制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明朝的国策是“华夷殊别”，华和夷是被分隔的，而清朝正是作为它的反题出现，堪称“北虏南倭”的东北版、“华夷同体”的政权化。因此，在政权的理念、社会的统合、秩序的形成等领域，明朝与清朝也是完全相反的。如此看来，所谓“明末清初””明清交替”等概念并不是单纯的王朝政权交替，也是体制原理的转换。
那么，当时的世界趋势是怎样的呢？从大航海时代的进展、世界经济的胎动，以及深刻关联东亚全境的经济发展来看，清朝的体制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反过来说，“明末清初”，即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的事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清朝是明朝的继承者，把它看作从“明末清初”以前发轫、发展的世界趋势在东亚的具体表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对于清朝所继承的时代状况，有必要做些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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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
[日] 冈本隆司 著
马云超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我们不妨倾听见证时代转变，并且留下文字记录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的声音。前文已多次提到，如果中国学术史中有必须提到的人物，他们就是无人不知的学者。从当时的学统来说，黄宗羲是前章登场的刘宗周的门徒，继承阳明学流派。其出身也是“浙东”，临近浙江省宁波，和王阳明可以说是同乡。也因为如此，他成为后来继承王阳明学统的“浙东史学”的创始人。包括前面介绍的《明儒学案》在内，他留下了许多著述。从这些情况就能看出，他是一个不寻常的知识分子。
黄宗羲最有名的政论是《明夷待访录》，一度被视为带有危险思想的书。或许也因为如此，文本的保存状态不佳，读起来非常困难，但依然能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们来简单介绍《明夷待访录》开头的两篇文章。标题分别是“原君”“原臣”，也就是“何谓君主”“何谓臣下”的意思。总之是从原点考察当代的政治，我们来依次介绍结论。黄宗羲没有直接指名明朝，因为汉语的文章往往讲究体面。但明朝的政治体制是背负此前的皇帝体制产生的，黄宗羲本人也生活在明代，是当时反体制结社“复社”中的一员。不难想象，他的笔尖就是指向灭亡了的明朝，试图探究它灭亡的原因。从古至今的中国君主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明夷待访录》断言，他们都是认定“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的人，也就是把天下私有化的家伙。本书所使用的“私有化”概念，也正是援引了黄宗羲的观点。“天下之利”都是自己的，“天下之害”全都推给别人，把自己的私事偷换成“天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黄宗羲断定，这就是天子，这就是王朝政权。因为是私有和独占，一旦失去就会一无所有。崇祯帝在杀害自己的女儿时曾感叹“若何为生我家”，最后不得不孤独自缢。这样的君王，本来就是不需要的。所谓君主，应当为“天下万民”而努力，这就是黄宗羲的结论。其次在“何谓臣下”中，作者讲到如果只会谄媚君主，和君主的用人宦官相互勾结，就算不得臣下；臣下必须是在君主做错事时可以加以斥责的存在。在此基础上黄宗羲断言，为了私利私欲，为了天子而“奔走服役”之人如同仆人和婢女一样，那就是当代官僚的写照。既然和仆人婢女没什么两样，遭到君王戏弄、不受君王信任，也是理所当然的。总之，大臣和宦官都沦为皇帝私有之物的明朝政权，就是将“天下私有”组织化、制度化、体制化的典型，必须将中国的皇帝体制、独裁体制、专制政治体制全部加以否定。大约三百年后，在推翻君主制和帝制的中国革命时代，黄宗羲也因此再度复活并受到尊崇。《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和《原臣》是对君主制、帝制的批判，黄宗羲本人也被誉为“中国的卢梭”（岛田1965）。“卢梭”的比喻生动易懂，但那只是后世对黄宗羲的运用而已。黄宗羲本身是在明朝政治体制的漩涡中，思考着中国政治的原理。既然王朝权力是天子将天下“私有化”的组织体系，那么与私有化天下和政权不同的社会是怎样的呢？回答这一问题的是黄宗羲的同时代人，也是另一位硕学顾炎武。顾炎武甚至比黄宗羲更加有名，他是“浙西”苏州人，生活在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因此创立了最领先的学问，是当代学术的代表。明代的学术和思想以阳明学为代表，有着庶民化和实用化的一面。那就是反书本主义，以讲学为中心，将自身的想法和心情转换为议论和逻辑的过程。于是以李卓吾为典型，出现了激进的言论。另一方面，被称为“心学”的阳明学容易陷入头脑中和口头上的空想空论，后来因其空疏被指责为“心学”弊害，也不是毫无道理。除此之外，日常实用的学问也是阳明学等明朝学术的思潮，从中衍生出经世和致用的想法。既然要对世间有用，就必须切合实际，于是产生了不同于阳明学的倾向，站在最前线的就是顾炎武。实用和经世必须以现实作为依据，因此首先需要证明现实是什么样的。这正是阳明学中产生的潮流，其集大成者就是建立“汉学”的顾炎武。“汉学”的意思就是追溯到儒家源流形成的汉王朝，探究古典形成的证据，一般也称为“考据学”。经书在漫长的传抄过程中，其文本和真意常常遭到误解和扭曲，汉学的目的就是重读经典，正确理解圣贤的教义，从而起到经世的作用。顾炎武的代表作称为《日知录》，是一本由多篇不同题目的论文组成的随笔，也是独步古今的名著。学习中国学和东洋史的人都要读这本书，其中的必读篇目是题为“乡亭之职”（卷八）的文章。这可以说也是汉学的一环，“乡”和“亭”都是汉王朝设立的地域自治区划，“乡亭之职”指其中的工作人员，全文是回顾这段历史的论考。“乡官”这一名词即“乡亭之职”的别称，因此不只是对过去的探究，也是以此为铺垫理解眼前局势的著述。
顾炎武在这一篇的结尾写道：“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就是地位很低的官员，代指人数相对较多、能够与庶民接触的官僚，这样的“小官”多就是治世。“大官”是指地位很高的官僚，他们蔑视下层人民，这样的政权是不行的。这还算是比较含蓄的政治理论。汉王朝时代“乡亭之职”的地方“小官”很多，因而世间得到了较好的治理，那么当代的明朝又如何呢？到了明朝末期，管辖如日本般规模的一省范围、拥有重大权限的“巡抚”“总督”相继设立，那就是“大官”。可以说，蒙古帝国到明朝初期就已存在、一度被明太祖废止的“行省”制度又重新复活了。洪武重巡检，多有设立。自弘治废，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巡检”是地方基层的僚属，相当于古代的“乡亭之职”“小官”，这一职务容易让人联想起现代的警察局。然而从弘治年间，也就是15世纪后期设置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官”，这与白银流通普及的时间是一致的。换言之，中央权力最初试图与庶民社会直接相连，但终究未能掌握民间，只能在各地设置“大官”，结果就是“巡检遏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又换言之，政治和政府不过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知道去应对的存在，此前都是拱手观望。权力无法掌握民间，政府不断脱离社会。所谓政治，只有天子的家事礼仪和官吏人事才能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顾炎武的政治政府论和黄宗羲是同义的。天子将天下私有化，臣下只是他的私有物，因而不用考虑民间社会的休戚。顾炎武的《乡亭之职》重新审视了制度和社会，提出社会和政治必须更有机地结合起来。顾炎武与黄宗羲一样，有一句直到20世纪依然脍炙人口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的兴亡不同于王朝的兴亡，王朝的兴亡只是君臣的问题，但天下的兴亡是所有人的兴亡，即便是卑贱的匹夫也有责任。（《日知录》卷一三“正始”）这里的“匹夫”是指没有官位的人，直接而言就是顾炎武等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但也可以包括他们所领导的庶民。“君臣”的王朝政府无法把握社会，政权不干预民间，放任政治，文明本身支离破碎。这是对明代末年社会形势和政权构造的猛烈批判，同时也提出了政治和社会应该一体化的建议。但是在这些提议中，他们本身并没能给出有效的回答，于是出现了“不能发现‘国民’”等评论（井上1994）。这些课题在今后的中国能够得到解答吗？明朝诞生于14世纪后期。14世纪是全球规模气候寒冷、经济萧条、人口锐减的时代，在世界史上呈现出“危机”的局面。明朝正是“危机”的产物。明朝亡于17世纪中期。17世纪在世界史上也是堪称“危机”的时代，作为16世纪大航海时代、商业热潮和繁荣的反动，17世纪陷入了萧条，加上白银产量低下、气候变动等打击，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样的打击在欧洲最为明显。17世纪的欧洲尤其悲惨，也是三十年战争和猎巫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克服“17世纪危机”而生存下去，欧洲才不得不兴起工业革命，创造出了“近代”。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与西方“危机”同时代的中国和亚洲，正是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明末清初”时代。从地方事件来看，比如张献忠等人作为“流贼”李自成的同伙，同样转战各地胡作非为，最后在四川进行了多次屠杀。当局对此没有任何有效的对策，结果四川成了人烟绝迹之处。四川的荒废，当然不只是张献忠杀戮的结果，但此后人口稀少，经过很长时间才依靠新移民完成了社会重建也是事实。即便不是如此，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类似的悲剧，经济也陷入巨大的萧条。如此看来，17世纪在“危机”这一点上也是东西同步的时代。三百年前在“危机”中诞生的明朝，又在新的“危机”中灭亡了。正如顾炎武将“明清交替”感叹为“亡天下”“神州陆沉”，这不单是王朝政权的毁灭。一种体制走向崩溃的同时，新的体制也正在胎动。如果对17世纪的东亚全境做这样的概观，“危机”可以说是承接大航海时代、“北虏南倭”而诞生的新体制的阵痛。明朝的华夷秩序和中华独尊的旧体制已经难以适用，这是无法回避的事态。日本列岛作为“南倭”，其经济和军事力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最终出兵朝鲜半岛与明军交战；“北虏”的蒙古、满洲与明朝对峙互不相让。不仅日本列岛，各种各样的势力、集团和地域都以割据的形态开始抬头。不只是海外，要说分裂，中国国内政府与民间是悬隔的。明太祖为直接统治社会而设立的体制出现破绽，民间不再信任政权，两者不断乖离。无论白银的货币化使用、乡绅势力的发展，还是“大官”的增长，都是从中产生的结果。唯我独尊的明朝体制几乎不以对外交流和交往作为前提，由这样的政权直接掌握民间社会早已不合时宜。那么，作为反对该体制而诞生的势力，即无意中继承明朝的清朝，面对“危机”这一世界史规模的课题，面对黄宗羲、顾炎武所慨叹的日渐乖离的政治与社会，又将做出怎样的应对呢？不只是清朝，以后历史的主旋律都在于此，直到现代世界仍在产生影响。本文选编自《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题目为编者所拟，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授权发布，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研究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转载行为都需留言咨询，其中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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