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林·M.麦克马洪（Darrin M. McMahon）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本·韦德教授
这并不是说观念史失去的只是风格而非实质。斯金纳和波考克对洛夫乔伊的“观念单元”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对其将“观念单元”比作永恒之物，可以像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那样以某种方式组合和再组合进行了批评。这一批评完全合理，它还有力补充了对这一概念之前已有的批评。洛夫乔伊作了辩护，可以说，他在辩护中关于观念单元的理论陈述不如他实际的史学实践那么精妙——他在史学实践中，很少把思想复杂的相互作用看作简单的化学反应。不过斯金纳和波考克也明确提醒我们，观念并不会以某种方式神奇地存在于它们所嵌入的语言之外，如今，很少有从事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会选择忽视观念是如何被使用的这一视角。他们一再坚持需要对意图的特殊性、观念具体化的危险、接受的细微差别和修辞表现的差别保持警惕，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样，达恩顿呼吁放弃观念史的“山巅视角”，转而研究更贴近实际并广泛传播的思想，这也是基于对学术界现状的恰当调查。洛夫乔伊自己也提出过类似的呼吁，他指出，“我希望定义”的观念史尤其涉及“庞大群体的集体思想”，“而不仅仅是……少数深刻的思想家或杰出作家的学说或观点……简言之，它感兴趣的是那些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许多人思想的一部分的观念”。他坚持认为，一名“小作家”往往比“如今被视为大师的作者”“更重要”。尽管洛夫乔伊及其追随者的观点经常为人忽视，但他们仍然比上述引文所暗示的更接近山巅。作为一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哲学家，洛夫乔伊坦率地将哲学描述为“共同的苗圃，写作中最初展现大量更基本、更普遍的观念的中心场所”。观念的社会史迫使研究者考虑除一脉相承之外的其他传播方法，考虑哲学家头脑之外的其他起源点，就这一点而言，它对过去和专业的描画都会受到欢迎。历史的疆域辽阔而宽广。
然而，这一事实也表明，观念史仍然可能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当然，历史学家像殖民将军一样争夺自己领土和地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观念史“回归”的想象不再是为了寻求对其他研究范式的帝国式“胜利”，而是遗憾于其最初的“失败”，或者说是渴望复生一种崇高的观念论，这种观念论将仅仅依靠精神的力量去推动它面前的一切。它只是要求在地图上获得一个位置，并从偏见中被解放出来——偏见意味着所要说的东西本身已经过时，因此也就完全无关紧要。
寻求这种宽容的一种方法是去思考洛夫乔伊著作序言的第二部分中提及的那些为人所遗忘的“真相的特征”，去询问新观念史如何能重新唤起它们，同时纠正因当前史学实践的健忘而导致的某些“局限性”。在我看来，最近观念史的大量专著表明，有四个主要领域尤其适于这类回忆。
第一个与时间上的雄心和范围有关。洛夫乔伊研究路径的优点之一是，其目标是追踪特定观念的“生命史”或“全部生命史”。同生命相比拟，以及它对出生、成熟、衰落和死亡的暗示意味着一种元叙事，但观念和生命并不总是匹配甚至经常扭曲。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框架工具，从谱系学到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追踪“经验”的命运时常常作的比喻：他将其比作套曲的“主题和变奏”，以试图避免“总体化叙述”的危险。大卫·阿米蒂奇将自己追踪从古代到现代“内战”观念的努力描述为“系列语境化”，即一种共时横切法，历史学家可以借助横切法来深入剖析一种观念在历时发展线上的特定战略点，并标出它的独特性、语境用途和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所采用的特定叙事（或非叙事）策略，而在于努力尝试去撰写阿米蒂奇所说的“跨时间的历史”，即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考察历史。另一种方式则是“思想的长时段”，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刊登于1958年《年鉴》上的著名论文《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中首次引入了这一概念，虽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文章中煞费苦心地指出，社会结构中明显的“持久或幸存的同一要素”也适用于“文化事务的广泛领域”。为了说明这一点，布罗代尔引用了一部由文学学者撰写的精英思想史，即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一书，以强调“直到13和14世纪……智识精英们被灌输了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比较、同样的常识和流行语”。布罗代尔甚至强调了一些洛夫乔伊（以及柏拉图）所关注的东西：“直到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的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一直没有受到挑战，或者说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尽管约翰·特雷施在其收于本书的文章中指出，洛夫乔伊是位不错的科学史学家，但科学史学家可能依然希望对这种说法加以界定。部分出于这一原因，特雷施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等其他意图创新的研究者目前正在重新思考洛夫乔伊的贡献，尤其是他在“系列”和“系列性”方面所做的创新工作。而从更宽泛的观点看，观念也存在一种“长时段”，追踪它们，就有可能打开视线，揭示那些因为过多关注即时语境而可能被掩盖的联系。
提到语境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第二个领域，在该领域中，一种重新焕发活力的观念史也许能够纠正当前的局限性，并唤起人们对一个被遗忘的事实的关注。斯金纳最初呼吁更精确地聚焦于局部语境，去纠正他明确界定的那些滥用情况：“学说神话”、 对于“影响”无止境的研究、对永恒普遍性的假设以及具体化的倾向；这恰恰是在反对洛夫乔伊研究中的跨时间维度，即反对试图“通过某种特定学说‘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所有地方’，来跟踪它的形态学”。对斯金纳、达恩顿及其他人而言，从这种抽象的云雾中取出观念，意味着将它们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并注意它所有的局部变化和色彩。如果一个人在那里逗留的时间足够长，他就能学会那里的语言，听懂那里的笑话，养成对方言的鉴别力，了解这些观念隐含的意图和对它们的使用。然而，如果一个人逗留的时间太长，或者把注意力太集中在某个地方的细节上，他可能会忘记山外面的人是怎么说话的。简而言之，地方主义的危险与错位的普世主义相对应。事实上，正如彼得·戈登在其收于本论文集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各种语境主义是当前许多史学实践的默认哲学，它们的一个潜在前提是“单子前提”，即假设语境是自给自足、封闭的世界。如果将过去看作另一个国家，那么每一个语境单子都是一块边界封闭的孤立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特定的地方主义就可以得到保障。
然而，很明显没有哪一种单一语境能够完全控制意义的边界，阻止消息和信息从另一个村庄，或是穿过另一个时代的草丛溜进来。斯金纳和波考克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承认“作者认为自己回应的问题可能是在一个遥远的时代，甚至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提出的”，因此并“不意味着相关语境能成为即时语境”。事实上，他们都写过跨越时空的典范作品，其中包括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更不用说波考克的权威之作《马基雅维利时刻》和约翰·邓恩有着广泛影响的《民主的历史》了。但是，如果说斯金纳从未否认“西方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哲学存在着长期连续性，这些连续性反映在对一系列关键概念的稳定运用上”；那么可以说，他的工作（其追随者的工作更是如此）倾向于强调相反的结果。尽管斯金纳自己最近对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倡导的、影响广泛的“概念史”作出了谨慎的赞许评论，但他也承认，“这种概念命运的长期转变已不再是我的首要兴趣”。他的绝大多数追随者也是如此，他们同样反对“宽泛的编年”，支持“对概念的突然转变进行点描式研究”。鉴于点描派的优点和美早已得到充分展现，对一些人而言，现在也许又到了尝试用更粗的画笔来绘画的时候。这样做是因为认识到，如果过去是异邦，那么它就不必总是被视为一个特定的、被囚在时间中的小村庄。跟随观念跨越时间界限，适当关注一些关键时刻，在这些时刻，观念在不同的地方环境中改变形状和色彩，同时仍保持一种可识别的形式，这是为了使我们可以置身其中的景致更有前景。如果如戈登所言，语境主义是为了防范当下主义的历史罪行而竖立的避邪之物，那么，新观念史应该有助于保护我们不受当下的例外的影响。观察“经验”是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变得贫乏和丰富，政治话语中的“常识”如何很少仅是如此，“创造力”是如何作为人类的最高禀赋被创造出来，或“内战”在历史上的定义如何直接影响到当前决策者的重大决定，这些只是新观念史在与当前问题和当代关注的对话中提出的许多方法中的一些；新观念史可能有助于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观念都是语境的囚徒，被困在时间中，早已被击败甚至已经死亡。历史当下主义不一定是个贬义词，事实上，在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不断受到挑战，要去证明他们的“意义”之时，当下主义可能是一种有用的生存策略。更重要的一点是，新观念史，或阿米蒂奇为了避免混淆新旧而更喜欢使用的“观念中的历史”，与当代的关注息息相关，它完全可以自觉地做最优秀的历史著作经常会做的事情：用过去阐明现在。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必须始终设法避免把他们当下的问题强加于其他时代，对此，实在毋庸多言。但也许他们会尝试在不同时间中倾听观念，这些观念告诉我们现在如何生活（或相反）。观念不仅在时间中传播，也在空间中传播。正如洛夫乔伊所强调的那样：“观念是世界上最易迁移的东西。”
提起旅行和迁徙（immigration）就涉及到了第三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一种重新构建的观念史可能会受益于对过往的再次审视。在洛夫乔伊的构想中，迁徙不仅跨越国界和地理边界——在这方面，观念史从一开始就包括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而且还会穿越概念“空间”的各个区域，无论是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政治、民俗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王国还是其他领域。正如约翰·伦道夫在其收于本论文集的文章中所认为的那样，洛夫乔伊努力追寻观念的踪迹，这使他成为一位早期的“心态地理学家”；亦如沃伦·布雷克曼所观察到的那样，这还使得他作为一名直言不讳的学科交叉理念的早期倡导者而显得与众不同。诚然，洛夫乔伊对空间的征服是帝国主义的，他把观念史视为“元学科”，统一和调和所有其他学科，而将哲学理解为王冠上不可或缺的宝石。在这方面，复兴的观念史无需追随他，而是应该比洛夫乔伊本人更认真地着重研究“获得广泛传播”的思想，以调查“人数众多的群体的集体想法”。通过这种方式，一种得到更新的观念史可以深入到基本上被剑桥学派忽视的领域，该学派的关注压倒性地集中于精英的道德和政治思想史。它还有可能打破低、中、高各阶层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不必要地限制了观念的社会史的视野。一本年历或一篇报纸文章与一篇哲学论文、布道文或一部戏剧一样，都是追踪许多观念之命运的良好来源。虽然专业哲学家的作品可能始终是思想史学家的重要试金石，但对复兴的观念史来说，最大的收获可能是创造性地迁移到其他领域成为可能。观念史学家没有理由不具有社会性：无论观念在哪里，他们都要追踪观念走出它们所在之地的过程，探究观念在制度上是如何得以形塑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得以传播、扩散和生产的。甚至可以说，即使只是在精英文化的各区域内跟踪观念在多个领域间的迁移，都将为塞缪尔·莫恩的文章所讨论的、更为宽泛的“社会意象”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无论如何，洛夫乔伊坚持认为“这些领域的共同点比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多得多”。在今天，当人们往往将各学科和种种话语形构为各自截然不同之时，当历史学家接受训练，去寻找他异性、不连续性和差异，而不是去寻找共同点之时，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一种重新焕发活力的观念史至少应该是折衷的，陶醉于最初定义它的跨学科理想，认为自己是拥有无限空间的公民，尽管很难说他就是国王。
当然，任何一个人所能做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如洛夫乔伊所言，“历史学家的史料所允许”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然而，搜索引擎、数据库、N-gram（N元语言模型）和数字人文学科工具的发展，为现在的观念史学家提供了超越阿瑟·洛夫乔伊一切梦想的可能性。而这些还只是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如此，要跨越长时段、多重语境和不同“区域”书写历史，就必须放弃穷尽调查的崇高理想，转而希求在广阔的视角中获得在细枝末节里失去的东西。要做好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叙事上的测绘，而这种整体的结构化需要花费比一般的历史专著多得多的精力。
这就指向了第四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新观念史也许能够纠正当前的局限性，并让人重新捡起一些总是被忽视的东西：写作技巧。在过去几十年里，思想史学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思考他们所使用的媒介（语言）造成的限制，但我想说，这种反思性所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少。思想史学家理应为自己的方法论意识和自我意识感到自豪；他们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这种意识。他们也不可能再简单地回到一个更天真无邪的前批判时代，唐纳德·凯利坚持这一点，他用“观念的堕落”这一隐喻来形容这种长期的、历史的和方法论上的堕落：它们从一种崇高的、柏拉图式的改变世界（alter mundus）跌至大地和海洋，在那里，“语言是我们遨游其中的海洋”。在这个世界中，“观念不会长存”，他引用怀海特的话，强调：因为随语言转向而来的是“怀疑主义或批评主义的回归”，它“禁止恢复对观念的天真信念，除非是作为对更深层的问题未经检验的速记，例如强加给历史学家的语言、话语、解释和交流”。即便冒着天真无知的风险，也让我承认我有点怀旧，怀念那样一个时代，那时，思想史家不仅思考语言及其与思想的（反）结构性关系，还将语言与艺术相结合，创造出迷人而美丽的作品，将这些精心组合在一起的作品鼓舞人心，让人感到即使观念不能长出翅膀飞翔，也肯定提升了智识，读者至少可以翱翔。而如今，它们往往被拆散。
洛夫乔伊不会是我的榜样——当然，各花入各眼——但在我年轻时，第一次读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作品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一种让人飞翔的东西。我很赞同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的评论，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比以赛亚·伯林更能赋予观念以如此个性，赋予它们实体形态，赋予它们生命。”伯林之所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对他来说，观念不仅仅是抽象的，它们活在……人们的脑海中，激励着他们，塑造着他们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改变着历史的进程”。最近托尼·朱特（Tony Judt）以一种类似于生命力的优雅来感受、写作和思考。正如他的妻子珍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所言：“对托尼来说，观念是一种情感，是他感受和关心的东西，就像大多数人对待悲伤和爱这样的情感一样。”为观念注入激情和生命，赋予它们优雅和美感，这看起来可能有点过时。不过，好的作品是永恒的；有太多思想史学家声称对语言感兴趣，可他们却对自己的母语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当波考克这样的人谈到他自己作品“复杂而草率的风格”，导致“不易阅读”时，我提醒自己，并非所有阅读都应如此。尽管我对波考克的学问、渊博的学识和分析技巧极为钦佩，但我同时也渴望那种少一些散乱、多一些抒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会恢复一点激情和个性，而人们所说的那些观念和幻想就曾激发过这些激情和个性。也许，一种复兴的观念史可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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