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今年是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成立30周年。带我走进经济学领域的引路人之一，我的硕士导师，IAS的创始人邹恒甫老师让我写写我在中心的求学经历，正好我也一直在打腹稿，于是在从杭州回上海的火车上写下此文。以后有时间可能会再写写在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执教和科研的经历，但是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写，也不确定会写到二、三、四还是五。
我进入经济学领域既可以说是命中注定，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高中毕业保送进入武汉大学时，我听从了父母的建议进入了（中法）数学试验班，因为当时的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只确定自己不喜欢的是什么，其中就有经济学。虽然当时完全不知道经济学是什么，但是总觉得比起理工科的硬科技而言，经济学太虚，特别是与我最不喜欢的政治联系太紧密。
在本科毕业获得保送数学系硕士资格时，我并不确定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但是非常确定自己不是搞纯理论数学的料，正在犹豫是否需要放弃保送资格，去考计算机或自动控制专业的硕士时，邹老师横空出现，给我们带来了经济学，他给我们讲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让我发现原来除了理工科，数学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应用场景，原来经济学真的是一门讲究逻辑的科学，而并不是 “剪刀加浆糊”式的文字游戏。
图一：邹恒甫老师(左三)带领校领导参观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雅陋斋）
1994年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雅陋斋“开张，并举行了数学和英语竞赛，从数学试验班和经济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中选拔四名学生进入中心攻读硕士。我清晰地记得英语竞赛的最后一题是英译中，要翻译一段英文，第一句就是“History makes sense”，我翻译为“历史是有意义的”。但是竞赛结束后很久，我还在琢磨这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今我仍不知道这段话是哪位哲人说的，但是就这一句，总是萦绕在我的脑中。直到去年我给MBA开设统计分析的时候，讲到C. R. Rao的一句话“All knowledge is, in final analysis, history”时，我似乎想通了，的确“History makes sense！”
在高研中心的学习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邹老师请来了谢丹阳、阮志华、朱晓冬等几位老师给我们讲宏观，后来才知道这几位老师都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或者商学院毕业的宏观方向的专家。至今仍记得谢老师讲的宏观经济第一课----“吃蛋糕”问题。这些老师都是趁暑假的时候，来到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挥汗如雨，为我们开启了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入门之旅。
在常规的学期里，我们的课程要么由数学系的老师或者博士生讲授，要么由我们自己讲自己学，比如，微观经济学是数学系的张敦穆老师教的，宏观经济学是计算数学博士龚六堂教的，计量经济学是数理统计博士张定胜教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是经济数学博士龚关教的，金融学则是经济数学博士龚强和我各讲一门。我还“现学现卖”给1997年入学的数理经济/金融班的本科生讲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虽然不知道学弟学妹们是否学到了什么，但是自己讲过的课程的确会学得比别的课程学得更好。我们当时用的都是邹老师引进的各门课程经典的全英文教材，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电子字典，但是却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
图三：1995年秋参加武汉大学第二届红枫杯英语听力演讲决赛
虽然大学四年没学英语，只学了法语，但是好在我中学六年受到的英语训练，是华工附中的一位老教师主导的试点教学----像学中文一样学英语，一篇课文先阅读理解，然后再学习句型，最后再学生词。于是隔了四年，英语还是很快就捡回来了，甚至还在研究生开学时的英语听力演讲决赛中演讲得分第一。
数学老师讲经济往往会抽离各个经济模型发展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经济背景，着重讲解每个模型推导逻辑。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对这种教学方法还是很开心的，因为觉得大学四年学的基础数学都有了用武之地，而且模型的推导对我们而言并不是难事。于是虽然毕业拿的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硕士，但是现在想来，不仅一点儿经济思想史都没有学，甚至连一点儿历史都没学，唯一靠点边儿的是赵林老师讲的西方哲学史，所以邹老师一直说我们对于经济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我们也无话可说。
但是，这种学习方式不仅很好地锻炼我们归纳总结抽取主要逻辑的能力，而且促使我们养成了思辨的习惯，对任何模型都要自己从假设推导一遍确认无误的习惯。而我之所以后来在芝大有机会成为导师Lars Peter Hansen 的助研，就是因为我指出了他上课时推导中的一个错误。这种学习方法也极大地锻炼了我们归纳总结和记笔记的能力，在芝大的第一学期Gary Becker教授讲Price Theory，老教授在最后一课结束时特意走到我面前说“You take good notes！”
1995年中国电脑和互联网还不普遍，但是高研中心有一台电脑，邹老师通过邮件给我们布置作业并检查我们的作业。那时还不太会用电脑，更不要说用MS word写公式推导了。于是能简写就简写，能省略就省略。记得邹老师有一次大发雷霆，说你们写的都是些什么“垃圾”。于是，我在高研中心熬了几个通宵，耐着性子把推导规规矩矩地用word“写”了出来，发给邹老师。邹老师说很好，以后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做作业。在邹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养成了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习惯，也掌握了使用电脑编程和写文章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和习惯让我能顺利地从淘汰率高达2/3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项目毕业。
图四：1998年5月参加硕士毕业论文答辩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资产定价领域里的“风险溢价之谜”(Equity premium puzzle)的文献综述，写完以后，自我感觉不错，觉得自己把相关研究的来龙去脉都梳理得很清楚，至少在当时的中国应该还没有人写过。邹老师让我去参加在中山大学邹至庄教授举办的经济学研讨会。当我讲完了以后，邹至庄教授点评说，“你对别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得不错，讲得也很清楚，但是你自己的观点呢？”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还觉得有点委屈。但现在想来，或许正是两位邹老师的鞭策，激励我坚定地走上了研究资产定价之路。
图五：1998年5月参加高研中心首届硕士毕业论文答辩的老师和同学
（后排右二为邹恒甫老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我很幸运也很感激，能碰到邹老师和所有曾在高研中心执教的老师，是他们带领我走上了这条充满不确定性和乐趣的经济研究之路。
“路漫漫其修远, 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