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用经济学思维去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 SAIF FMBA智享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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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变化、科技加速演变、黑天鹅事件频发……在如今的时代，“不确定性”显然已经成为一个网红词汇。

大多数人将“不确定性”与“风险”划上等号，但早在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大学教授Frank Knight便指出这两个概念截然不同。“风险”是指结果未知但概率分布已知确定唯一的情形（如一个公平的抛硬币游戏），而“不确定性”是指结果未知且概率分布也未知或不确定的情况（如明天是否是晴天），而这恰恰是我们在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中不得不面对的真实情形。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决策原则是有本质区别的。在面对概率确定的风险时，人们只需要做一层优化问题，即寻找最大预期收益；而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需要做两层优化问题——首先找到最差的可能性，然后基于最差的情形寻找最大预期收益。这样的决策原则可以让我们在最差的可能性下获得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稳健性”（robustness），可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其实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原则。

基于这种稳健决策原则的决策往往会比不考虑不确定性的决策更为保守，因而当不确定性越大，我们的决策就会越保守。另一方面，面对不确定性并不是考虑的可能性越多越好，因为“杞人忧天”的结果往往是过度保守或“躺平”，而躺平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那些由不考虑不确定性的“盲目自信”的决策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屡见不鲜；同样，那些由不善于利用信息缩小不确定性的“过度保守”的决策而错失良机所造成的损失亦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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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环境里，善于识别收集有效信息，建立信息优势并加以充分利用，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风险分散是金融领域众所周知的投资原则之一，即“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但在金融市场上我们观察到很多看似与这一原则相违背的投资决策。例如，我和合作者在对于美国家族企业投资决策的研究中发现，在标普500或罗素3000中的大中型上市企业中，有很多是家族企业，他们会将其家族财富的50%以上集中投资于一只股票，即他们的家族企业的股票，而不是进行风险分散，投资在股票市场指数。然而股票市场指数与单只股票的预期收益率相当，风险却只有单只股票的四分之一。

美国家族企业的这种过度集中的投资方式难道不会增加风险吗？恰恰相反。由于家族企业主基于其对本家族企业的了解和信息优势，能够极大地缩小其家族企业的不确定性，但是他们对股票市场组合中的其他企业并不了解，没有信息优势，因而面对较大不确定性。基于不确定性的决策原则，家族企业主把自己的财富集中投资于自己更了解，不确定性更小的单只股票是完全合理的。

总而言之，面对不确定性，我们既要拥抱不确定性，消除盲目自信，又要充分利用信息优势，有效减少不确定性，避免过度保守，从而做出稳健且精准的决策。

这也正是当下社会所需的领导力。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管理思维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应对模糊性、理解不确定性、洞察市场规律，从而带领团队和企业实现更优成果的领导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军界和业界就提出了乌卡（VUCA）理念：即我们需要重视并应对经济社会中的波动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而乌卡的核心其实就是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原则，就是乌卡环境下所必需的乌卡领导力，即前瞻性（Vision），理解力（Understanding），厘清力（Clarify）以及韧性（Agility），才有可能带领组织、企业穿越不确定性的周期。

同时，宏观政策制定者也需要意识到，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市场不确定性，而当市场参与者面对的不确定性越大，其决策就会越保守。因此，减少由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是增强市场参与者信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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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稳定市场价格和刺激经济增长。各国常见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三，一是公开市场操作，即通过买卖国债增加或收缩货币供给量；二是调整贴现率；三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要想制定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央行不仅需要充分理解复杂的宏观经济市场规律，不断基于市场反馈进行闭环动态控制决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更需要考虑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制定具有稳健性的货币政策。

我的导师Lars Peter Hansen（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在2015年接受CNBC采访时曾指出，政策过于多变，不确定性过大会让市场参与者难以解读，无所适从，必然会做出更为保守的决策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美联储不能盲目自信地认为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达到多重目标，甚至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保持政策的确定性与政策的透明性异常重要。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极端货币政策频出，这并不是不确定性下应有的决策行为。在2020年美联储采取了出乎市场预期的急速降息，并保持了过长时间的低利率；2022年，在通货膨胀急剧增加后，又开启史无前例的高速加息。如此极端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仅没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使美联储陷入多难困境。如若降息，美元价值和美元信心难以得到保证，反而可能带来新一轮通胀；但若持续保持高息水平，会加剧财政赤字，增加实体经济资金成本，可能带来下一轮衰退。

要想理解美联储的极端货币政策为什么无效，我们需要看到2000年以来，美国能保持平稳增长和通胀水平可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能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低价进口耐用消费品，而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导致供给不足，耐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因此，疫情后美国通胀并非由于过度需求导致，症结在于供给不足，这时候应该采取财政政策，不是降息放水，美联储维持零利率过长时间，不仅没能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通胀；而要解决美国的通胀问题，必须从改善全球供应链入手，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然而，美国目前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贸易制裁是“伤敌一千自损一千”的昏招，只会增加美国解决通胀问题的难度。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Hugo F.Sonnenschein曾提出，“谈判是不确定性下达成交易的艺术。”由于当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会做出相对保守的决策，如若盯着一块“饼”来分，往往达不成交易。但是，若能在谈判桌上拿出多块“饼”来分，即考虑多种利益，反而可以达成交易。这也是各国面对全球政治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应该采取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决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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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短期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疫情封控不仅对供应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全球供应链的恢复以及市场参与者对营商环境的信心恢复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经济复苏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看来，2023年应该是中国经济的最低谷，而2024年已经出现许多经济复苏较好的信号。

而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做好自己，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特别是改善营商环境，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在经济中重要而特殊的功能是有效配置资源。目前，中国股票市场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只占3%，尚未能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主要的原因在于股票市场存在诸多摩擦和乱象。

2024年4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国九条”），新“国九条”，与证监会发布的若干配套制度规则共同形成“1+N”政策体系，构成了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监管的完整逻辑。这些政策的推出说明中国在切实解决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即以法制化、市场化的手段，解决金融市场中的诸多乱象，如股票操纵、欺诈等。从源头上治理市场，改善营商环境，这是经济复苏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中国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一是经济增长的换档期，二是产业结构转型期，三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面对三期叠加带来的长期和短期不确定性，企业需要累积自己的信息优势，包括自己是否处于需要发展的产业、行业领域中，是否具有真正的技术优势，是否能够通过技术革新、智能化、数字化实现降本增效等。

总之，经济复苏需要时间，面对不确定性，不仅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要相信“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只要能迅速从繁杂的噪音中识别并抽取有效信息，建立并充分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一定会在市场复苏过程中抓到机会。

最后，一句话与大家共勉：Prepare for the worst，fight for the best. 做最坏的打算，但为最好的结果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