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1日于深圳
寻觅阑珊处，珞珈遇传奇
九十年代初，武汉大学经济系开设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专业课程。除几位老师讲课生动有趣外，大多数老师都是照本宣科；且教材陈旧、逻辑混乱，学生学起来极其困惑、索然无味。因此在本科的前三年里，我寻寻觅觅，选修了法学、哲学和历史的课程，期待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1994年6月的一个黄昏，正值大三的我，得知武大经济系的传奇神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邹恒甫老师回校演讲。于是和几个同学早早地爬上樱园园顶，冲到数学系的大教室抢占一席之地。那是第一次见到邹老师，第一次目睹和感受邹老师演讲时的盛况，教室各个角落站着的学生、窗户上趴着的学生、讲台边席地而坐的学生，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意气风发的年轻邹老师，头顶天然卷发，说着一口浓郁湖南味的普通话，激情澎湃地在狭小的讲台上从左蹦到右、从右蹦到左，时不时在黑板上写着我们从没听说过的公式和模型，夹杂点评一下国际知名的当红经济学家。一场演讲下来，我们被他的渊博学识所惊叹，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被他对学术的痴迷所感染，被他对教育深厚的情怀所感动。
学乐雅陋斋，四海遍同窗
第一次听邹老师的演讲就激发了我对经济学极大的兴趣，立志本科毕业后随邹老师攻读硕士。1994年，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唯一一个经济系推荐的学生，我和数学系的高材生刘慧珺、李楠、曹勇志一起保送进高级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心的第一批硕士生。
随后几年里，邹老师如小鸟筑巢般，自费从美国买回一系列最前沿的数学和经济学教材；他利用一切休假、放假和到中国出差的机会从美国飞回武大给我们上课；他薅羊毛式地请香港科大的谢丹阳老师、华盛顿大学的周忠全老师、耶鲁大学的陈志武老师、香港大学的阮志华老师、多伦多大学的朱晓冬老师、堪萨斯大学的张建波老师和美国交通统计局的方炳松老师利用回国探亲的宝贵时间，义务给我们授课；他亲自邀请张敦穆老师、费浦生老师等数学系老师每个学期给我们补数学课；大多数时间里，在龚六堂、龚关、龚强、张定胜、刘千秋、熊和平诸位师兄的带领和教授下，涂俊、曹勇志、李楠、刘劲、李向阳、罗雨雷、刘炜、李伟、桂宏伟、李慧和我一起系统地学习数学和经济学英文版教材。
从1994年9月到1998年6月，这四年的求学生涯于我而言喜忧参半：开心在于，邹老师引领我们进入了学术的殿堂，这里有世界上最前沿的数学和经济学课程，有逻辑严谨、通畅的知识体系，有各种有趣的经济学问题；痛苦的是，在邹老师看来，我们本科所学的数学和经济学基础几乎为零，他希望我们迅速补齐美国本科生的所有专业课，重点上美国硕士和博士生的课程，于是，宏观、微观、金融、计量；初级、中级、高级；数分、代数、概率、随机过程、动力系统、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实分析、复分析……每天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而邹老师每次回武大都会考察我们的学业进展，每次我都胆战心惊，还好邹老师始终鼓励有加，希望我坚持下去，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
四年时光如白驹过隙，虽然毕业多年，每当回想起那段求学的日子，心中依然充满了感激。作为我们人生的导师，在邹老师的影响和教诲下，我们这批学生纷纷走上治学之路，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各个高校的中流砥柱。正如阮志华老师经常怀念“those good old days”，在90年代那段美好的旧时光里，邹老师不仅为莘莘学子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而且他竭尽全力、无怨无悔地帮助每一个学子：课堂对所有学生开放，为每一个出国读博的学生写推荐信，亲自给美国经济系的老师打电话大力推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我们这批学生在他的帮助下，陆陆续续奔赴美英名校留学，我去了伦敦大学（在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工作一年后），李楠去了芝加哥大学，刘千秋、龚强和桂宏伟去了西北大学，涂俊去了华盛顿大学，罗雨雷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刘劲和李向阳去了耶鲁大学，刘炜去了波士顿大学，李伟去了佛罗里达大学，李慧去了斯坦福大学。
图2：曹勇志、李楠和我硕士答辩后和邹老师以及答辩委员会老师合影
荔园高研续，承继育新苗
高研中心在武大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招收硕士和博士到招收本科生。之后，邹老师把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系陆续引入北大、复旦、中大等其它高校。2008年，在时任校长章必功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邹老师在深圳大学创办高级研究中心。深大高研中心，不仅复制了武大高研中心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也再现了邹老师当年在武大被学生包围的盛况。2008年和2009年，他先后请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ric Maskin教授、Robert Barro教授和Robert Mundell教授到深大讲学，在深圳引起轰动和广泛反响，当年那些照片如今都载入了校史馆。协助邹老师管理深大高研中心后，我才有机会详细地了解他过往在国内办学的艰难，不仅被攻击、被整治、被误解、被掣肘，而且有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他克服起来也极不容易。至今在我脑海里萦绕着两件事，我们的高研中心在深大科技楼12楼，从电梯厅进入办公室，要穿过一条长长、悬空透明、栏杆并不高的空中廊桥。在Maskin教授到访之时，有严重恐高症的邹老师，不得不克服心中极大的恐惧陪着Maskin穿过那条走道，短短几米就满脸煞白、满头大汗。2009年，邹老师有次坐飞机从北京飞深圳上课，飞机晚点，乘客被幽闭在机舱内长达数小时，引发邹老师吐血，他直接被送进了医院。后来，为了给学生上课，他只能坐10小时的火车长途跋涉往返北京和深圳之间。不过，邹老师常说，只要能发现几个读书的种子，一切辛苦都值得。刘烁，就是我们深大高研中心的骄傲，他选修了我们中心所有的课程，并由邹老师和丁学良老师联合推荐到瑞士读博。学成归国后，执教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如今已任光华副教授。
图3：邹老师和Maskin 在深大高研中心办公室
图4：邹老师和Barro在深大科技楼会议室
笃学至今日，明辨以深思
时光飞逝，三十年弹指一挥间。邹老师年少成名，这三十年，读书和思考，他从未有一天懈怠。他是学识最渊博的导师，我接待Maskin和Barro时候，他们都盛赞邹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是最赤诚的教育家，邹老师从90年代初就坚持不懈地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用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是最淡泊名利的人，邹老师从来都无暇它顾，只对学术有着最真挚的热爱和最执着的追求。这三十年来，邹老师犹如一道光，激励着我们这些学生成为一个纯粹的大学教师，成为一个真正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学者，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后记：
邹老师至今仍然在学生群里教训和教育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似乎不需要什么不同寻常的高层次的特殊天赋。知识界不是认为，较之于哲学和纯科学的高深分支学科，经济学要来得容易些吗？然而，优秀甚或称职的经济学家却是凤毛麟角。一门容易的学科，而精通者却寥寥无几！这种吊诡之状，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因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极为难得的综合天赋吧。他必须在多个不同的方面都有着很高的造诣，而且还必须集多种难以兼得的才华于一身。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某种程度上还须是一位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根据一般而思考特殊，在思想的灵光一闪之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者其社会机理，他无不洞察于心。他必须意志果决，胸怀无私，两种品质加于一身；他要像艺术家一样远离尘嚣，志行高洁，有时又要像政治家那样深入民间，洞悉民情。如此种种理想的多重面向，马歇尔虽不是全然具备，但得之也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受过的多方面的训练以及自身多重的天性，是这些赋予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必须具有的天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素养——他是超群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是在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同时遨游而无窒碍之人。”凯恩斯是如此描写马歇尔的。其实凯恩斯本人才真对得起经济学家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