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中的反抗，就是拒绝接受现实

米歇尔将自己构思这部小说的过程娓娓道来，并解答了参与者遇到的写作中的具体问题，以及我们如何用写作抵抗现实。“写作中的反抗就是拒绝接受现状，首先看清它，再描述它，以此展示、评论和批评它。”米歇尔如此说道。

今天单读分享工作坊的部分文字整理。

Q1

你如何在小说中处理暴力，尤其是针对女性的暴力，如何将这种暴力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在表达过程中不重复暴力本身？

 米歇尔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谈我为什么想写《宠儿》（Favorita）这本小说。五年前，我在意大利的乡村参加了一个写作驻地项目，当地人向我讲述了一个故事：“二战”后有个女孩被杀害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发生了什么。女孩之死成了当地备受关注的话题，她的照片无处不在。一开始我被吸引是因为关于这个女孩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谣传，比如，她的幽灵仍然徘徊在这里，她的幽灵会挠睡梦中的人的脚，甚至有人声称见过她的幽灵。

这种神秘感让我着迷。起初我以为自己会找出真相，化身为一名侦探，写一部关于这个案件的小说。我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数量庞大，因为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并且和当地人交谈，我发现每个人都喜欢谈论她，每个人都和她有某种个人的联系，大家似乎都知道“真相”，那就是她是这个村庄里最美的女孩。她太美、太开放、太善良了，因此才不得不死去。具体的故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她的未婚夫因为她对其他男人微笑而吃醋，所以杀了她；她在我驻地时住的那座别墅里工作，她可能和别墅的贵族有私情，或者后者强暴了她，她怀孕了，所以他不得不杀了她；她被来自南斯拉夫的移民杀害了……

很快，我就为这些说法困扰，特别是我阅读了当时的媒体报道后发现，我们今天对类似案件的描述和当时的报道模式几乎是一样的。想要解开案件谜底或写一部侦探小说已经不再能满足我。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社会的整体图景又是怎样的？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叙事方式依然没有改变？

我已经在脑海中构思了很久的角色、故事和这个案件交织在了一起。再加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以及它如何与厌女症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联系在一起，这些元素的汇聚最终促成了小说《宠儿》的诞生。

我本来并没有打算写一部带有任何反抗意味的小说。但在创作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针对女性的暴力、甚至杀害女性（Femicide）在世界各地持续发生，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模式发生，而我们的反应基本都是置之不理。以前我没有将其看作一个结构性问题，以为只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在写作过程中，看到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带给我新的视角和希望感，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小说中，也想把我关于针对女性暴力的研究、社会学知识融入其中。或许，写作中的反抗就是拒绝接受现状，首先看清它，再描述它，以此展示、评论和批评它。

那如何在表现暴力的同时避免生成新的暴力？我在一个致力制止杀害女性的平台上了解过媒体应该如何报道这类事件，比如，不要聚焦于施害者而应关注受害者，更重要的是，应避免为了艺术效果而展示暴力细节。但我创作的是小说，而非新闻报道。我试图展现暴力带来的丧失感。爱伦·坡曾写过，“没有什么比一个死去的女孩更加美丽”，这种迷恋和欲望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我也想要写出这一点。

我试图呈现媒体是如何描绘这些被谋杀的女性的。因此，我查阅了一些旧案件的新闻报道，并在小说中重新编写了它们，使得小说的一部分内容看起来像是报道，读者可以随着报道的展开逐步了解案件，并体验我当时的心情。读者起初可能是好奇和兴奋的，想要知道“是谁做的？她当时穿了什么？她死时的样子如何？”但随着阅读的深入，这种情绪会逐渐转变为厌恶，甚至反思——为什么我们会想知道她是否是处女？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些实际上与案件无关的细节？

书中还探讨了另一种暴力，即反抗暴力的暴力，这涉及复仇甚至革命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会思考，如果我杀了杀了母亲的凶手，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会变成一个凶手吗？在那之后我还能安然入睡吗？

Q2

为什么采用超现实主义来写小说？超现实主义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的技术”？

 米歇尔  对我来说，超现实主义可能意味着不要屈服。这两天我看了很多新闻，让我心中有块垒。我想接触到另一种现实的层次，或者说现实之上的某种层次，在那里我可以改变现实，而我在写作中可以做到这些。

当我很绝望，或者度过了一个糟糕的日子时，我会把所有感受写下来，自由地写，就像意识流写作一样。我写下脑海中浮现的一切，这帮我在现实中定位自身，带来一种“自我确认”的安全感。我意识到，意识流的写作方式或许会反向影响现实生活，让我注意到平凡生活的丰富层次。

我还会利用梦境来进行创作，我对梦非常着迷，每天早上我都会写下前一夜的梦境，我认为这些梦境中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这种力量连接着全人类：梦中出现的原始恐惧和意象是人类共有的。

或许还有一种方法非常有帮助，那就是幽默。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应对策略，能帮助我们在面对困境时更加有韧性。这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即使只是为自己而写。

过了一两年，回头看我写的东西时，我意识到，当我感到最糟的时候，最好的写作就会出现。

Q3

抵抗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写作关于抵抗的故事，还是以写作来抵抗？那么，理想的归宿是什么，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

 米歇尔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去发现抵抗的目标是什么。比如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抵抗就是不放弃，尽管处境艰难，仍然努力过上好生活。但它也不是一种目标，如果开始写作某些东西，大部分时候我不知道它最终会走向哪里，一开始并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也许过两年之后我会知道，或者十年后我会有不同的理解。对我来说，抵抗的时刻就是一种写作方式，在这种写作中，我们在世界中存在、行动，在这种写作中，我们在观察、感知和批判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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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如何诠释和转化“抵抗”这一概念？像“抵抗”这样的社会学、人类学概念对我来说是非常强硬、强烈的，很难在文学中去处理它。但你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这样的词转化为自己的写作方式。

 米歇尔  在写《宠儿》这本小说时，我很注重对现实的转化。我在小说中提到，在全球范围内，60 岁以下女性最常见的死亡原因是谋杀。我也担心将研究成果放入小说中会让小说显得过于说教，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使用一些重要但有特定色彩的词汇。例如，我在整本小说中删除了“资本主义”“女性主义”这些词汇，因为人们可能不理解或误解这些概念，从而产生排斥感。对我来说，这些词也影响了故事的流畅性。当你正沉浸在故事中，如果突然出现这些词汇，你会觉得，“这读起来像宣传手册”。我会通过大量的对话来处理这个问题，很多从研究中得到的信息是借助人物对话来传达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会担心读者无法意识到，书中的一些内容是真实的事实，我觉得人们还是倾向于把它当作小说来读。

另外让我有点难过和愤怒的一点是，人们在媒体上谈论我的书时，通常会把我的书归类为“女性主义小说”，我觉得他们想表达的是，“这本书适合那些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人”，而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当然是一本女性主义小说，但书中的一切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不得不承认，我无法改变那些已经形成固定看法的人，但我希望能为那些可能与我有相同看法的人带去一些安慰，或者对于那些开放的人，我尝试通过小说让他们更容易接触这个话题。我认为，如果你读小说多于非虚构作品，那么你必须开放心态，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找到小说与自己连接，因为在阅读时你需要进行很多联想。

Q5

你是否有意去触及那些未必与您有相同价值观的读者？如果有，你会做出哪些努力？

 米歇尔  当然有。我认为很多人可能从这本书中受益，或者我希望他们能够受益，但他们永远不会读这本书，仅仅因为它是我写的。

我在意大利调研的时候，那里只有男人在工作，没有女性。我也开始和那些男性建立友谊，我喜欢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了解他们的现实。那里有很多农民，而我来自城市，完全不懂他们身处的现实，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他们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甚至比我更年轻，我们一起摘葡萄。有一天，我和他们讨论那位女孩的死亡。他们说，“你知道的，这是正常的，因为这是荣誉问题，所以她被杀了”。有个男人说，“她和所有男孩都出去过，但当有个男孩想和她出去，她拒绝了，那个男孩当然得杀了她，因为这事关荣誉”。我问他，“如果我拒绝你对我的邀请，你会杀了我吗？”他真的很严肃地想了想说，“也许会”。

有一个男孩帮助了我很多，他跟我说：“我知道你对这个案件感兴趣，所以我从我妈妈那里偷了这本书给你看看。”书中有很多我无法在网上找到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文章。如果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是现在这样的。有一天，我想去看一个在稍远的城市举办的音乐会，我当时还没有车，我问他，你想和我一起去吗？能带我去吗？他说“我没有空闲时间”，但他最后还是抽出了时间来，他说那是他两年来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当时很感激，但当我坐在他的车里时，看到他车钥匙上的标志是法西斯党徽。我问他：“你是法西斯吗？”他说：“是的，而你是共产主义者，我现在就应该把你踢出去。”我当时非常震惊。

后来我发现，我在那段时间交的朋友，几乎所有人都是坚定的法西斯分子。和我一起去音乐会的年轻人，他明明看起来那么开放、友好，为了了解他，我整个晚上都试图和他交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我对法西斯主义研究的一部分。我不觉得我能改变那样的人，但如果有不同信仰的人读这本书，我会很高兴。我所做的努力，是在写作中，在与这些人的交流中，试图了解他们从这种意识形态中得到了什么。

Q6

你喜欢韩江吗？我几天前刚读完《素食者》和《少年来了》，我发现她的书里涉及了很多种暴力，又展现了如此强烈的抵抗，所以我很喜欢。韩江展现了日常生活中一些微妙的创伤和微妙的侵略感，这是一种很新鲜的东西，作为女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这种压迫。你怎么看待这种通过书写创伤、书写压抑来进行抵抗的方式？

 米歇尔  压迫感可能一开始来自外部，但随后你将它内化，你开始压迫自己或者你的家人。《素食者》中的抵抗方式是她停止吃肉，她停止做一些别人要求她做的事。这种抵抗方式并不是做某些事，而是停止做某些事，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它带来了巨大的后果，周围的一切开始崩塌。韩江的写作方式真的很微妙，但暴力又是如此强烈。读那本书让我感觉很糟糕，但它真的很好。

Q7

在你获得创作灵感后，你如何判断作品的长度？作为记者或者专栏作家，总会有个时刻，你会认为“已经收集了文章所有的元素”，那写长篇小说时，是不是有某种信号告诉你，“我已经准备写下第一句了”？

 米歇尔  在驻地时，我原本计划写一部一周内完成的小说，结果我用了五年多去写这本书。所以，即使我有计划，实际上也做不到。我自由职业两年了，在这之前，我做过很多短期的工作来赚钱。我尽量保持独立，这样我才不会有必须在一年或两年内完成一本书的压力。所以我没法预先计划作品的体量和完成的时间。

在创作《宠儿》这个项目时，我是同时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这也是一种让我持续写作的方式。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写什么的人，但对我来说，写作时必须时刻给自己带来惊喜。我不知道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所有会发生的事，我是否还能写一本书。研究和写作并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会在写作过程中进行很多思考。

Q8

你在认为小说已经足够好之前，通常会修改多少次？你修改时会设定什么标准？

 米歇尔  我会修改很多次。《宠儿》这本小说大概有一千多个不同的文档，真的很难找到觉得“够了”的那一刻。我需要截止日期。就这本书来说，在我把手稿交给经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之后，我需要外界的反馈，比如它的哪些地方有效，哪些地方无效。在知道最终印刷日期后，我就必须在那之前完成，但是在达到那一刻之前，我会反复修改很多次。我判断小说已经足够好的标准是，出现了这一个词是“现在”（nowadays）还是其他词似乎都不太重要的时候。我也读诗歌，对我来说，每个字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能花几个小时修改一句话 500 次。所以，当我觉得可以放手、停下来的时候，就是我感觉自己已经不再能让它变得更好，而是可能变得更糟，或者那根本不再重要的时候。

Q9

我总是会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些障碍，不知道如何推动故事的发展，不知道角色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米歇尔  有一个很实际的建议，这是我从我的导师那里学到的。我读了一篇被截断的故事，在本应开始的时候它停下了，它写道：现在这个故事已经太长了，我就在这里结束。我当时就想，我必须完成这个故事，这就是我开始写第一本小说的方式。

我受一位作家的影像很深，他是俄罗斯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丹尼尔·哈尔姆斯（Daniil Kharms）。每当我在故事中“卡”住的时候，我就去重读他的故事，挑选我很喜欢的对话，直接放进我的故事里。或者我总能在其他的文本中找到这样的片段，把它们放入我的故事中，我就可以继续写下去了。

阅读其他作者的作品总是能帮助我很多，这也是激励我写作的方式。写这本小说时，我受了很多意大利作家埃琳娜·费兰特写作方式的启发。她的作品“那不勒斯四部曲”很长，但我还是想一直读下去。我心想，天呐，她是怎么做到的，每一段落都以悬念结尾，这真的是天才般的写作。我也开始尝试这种方式，这对我很帮助。如果你卡住了，或者觉得这里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也许你可以选择不写这一部分，跳到其他地方，或者后退一步后发现自己并不需要这部分，那就直接跳过。

Q10

我是一个写作速度非常慢的作家，而世界上发生了这么多事，真实的人正在暴力、压迫和压制下受苦。这让我有一种紧迫感——我不该坐在书桌前写作，而应该去行动。当我必须转身背离真实的世界，进入虚构的世界时，我觉得像是一种背叛，尤其是当我不知道它会否被出版或被任何人阅读的时候。所以我好奇，世界上有那么多事情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有这么多其他反抗的方式可以选择，为什么要写作？

 米歇尔  你感受到了“紧迫感”，觉得必须采取行动。我也是一个速度很慢的作家，后退一步，花时间反思并写下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对这种紧迫感的反抗。实际上，这种紧迫感可能会让人陷入一种“瘫痪”的状态。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必须做这个，必须迅速完成”，那其实并没有帮助。是的，世界在“灭亡”，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但紧迫感并不是有效的。你说如果进入房间写作是背对着现实世界，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写作本身就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抵抗。

在“新声计划”的另一场对话中，我们四位诗人来自四个大洲，我们互相交谈并达成了一个共识：写作是表达“你在乎”的方式。（点击此处回顾👉在危机时代，小心地保护自己的历史感）你看到这些事情并将它们描述出来，这本身就是在展示一种关心。这也是非常政治性的，而且有强大的力量。谈到活动家，我们还得考虑到活动家们的倦怠感。我认为，偶尔退后一步，思考自己能做什么，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对我来说，不同形式的写作，确实是我对抗无力感的最佳工具，是我做得最好的事。

项目统筹：胡亚萍、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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