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在这个时代是“不讨喜”的存在——大型电商平台的折扣力度比实体店要大得多，更何况如今也有了电子书这个选项，便捷便宜，不占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空间。而过去三年更让书店经营雪上加霜，许多独立书店悄无声息地消失，死亡原因不外乎“连年亏损”“寻址未果”“租金压力”......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邻国日本的书业，他们的书店也面临着与我们类似的困境吗？还是在挑战之下，孕育出了新的生态？借由书店呈现出的日本出版的样貌又是怎样的呢？
刘柠时隔三年半再次回到神保町的街头。虽然“疫后已是不同的世界”，从入住酒店开始，就能察觉到日本服务业的变化，这条日本最有名的书街也有店面关张，但与此同时，刘柠发现了神保町的新生机：比如，作为书店新业态标志的 PASSAGE 书店。
今天单读继续刊发刘柠的日本疫后书业观察长文（上篇👉从神保町到一乘寺——疫后日本书业一瞥 （上））。我们将跟随他的脚步，从东京到京都，走进那些有名或无名的书肆，过眼他购读的各种籍册——实为一场爱书人的神游盛宴。
从神保町到一乘寺
——疫后日本书业一瞥 （中）
撰文：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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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山本书店，天已擦黑。我知道，疫情后因人手不足等原因，书肆打烊的时间大幅提前，遂决定趁夜幕尚未降临，去一趟我的老根据地——御茶之水。于是，我沿着靖国通往回（东）走，再次经过岩波书咖，在神保町十字路口过马路，然后顺着靖国通的北侧往东走。从书街的规划上说，因书怕晒，故书肆多集中于靖国通路南，坐南朝北，而靖国通北侧则净是餐饮、咖啡、文具店和画廊等商业设施。
过了浮世绘画廊三田（Mita Art Gallery），是明治四十二（1909）年创业、提供精酿啤酒的老派西餐厅蓝琼（Beer Hall Luncheon）；接着，又过了古典版画店东洲斋和二手唱片连锁 Disk Union。遗憾的是，原先就位于 Disk Union 旁边、三省堂旗下的书咖连锁“自游空间”，已于疫情前撤店。再往前走不远，是三井住友银行。银行的边上，是另一间令我备感留恋的百年老文具店金笔堂（金ペン堂）：因店主去世，店铺于疫情后期关张，改为纯网店，我先后在那里买过两支价格不菲的德国百利金（PELIKAN）钢笔并专用的墨水，打卡很多次。在金笔堂的社交媒体账号上，有粉丝留言“人生太短，万年笔长”，表达对店主古矢健二的怀念。“万年”云云，是语词游戏——钢笔在日文中，写作“万年笔”。继续往前，过了明大通路口，没几步就到了体育用品连锁 VICTORIA 本店，那是我曾经多次购买网球拍和网球用具的店家。神保町御茶之水一带，既是书店街、美食街，也是乐器街和体育用品街。书店和美食的结合，倒不难理解——文人爱饕餮，而与乐器、体育用品的关系，似乎就没那么直接。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研究过，不过作为一个推测，我觉得跟这一带是东京数一数二的大学区有关，颇有些像巴黎的拉丁区。
从 VICTORIA 旁边的巷子左拐，沿着一条缓坡路北上，眼前的景观与脑海中的记忆内存迅速对焦，由虚而实，终于在某一瞬间，“啪嗒”合体：那是二十多年前我的东京岁月中，平均每周用脚“测量”两到三次的故道，我记得沿途每一家店铺看板的模样，甚至记得曾在哪家咖啡店靠窗座位的椅背上挂过西装。从我公司所在的御茶之水圣桥口走到靖国通路北的 VICTORIA，是下坡，以我彼时习惯性的快走，顶多用一刻钟；回程虽然是上坡，二十分钟也到了，这条柏油小道磨坏了我何止两双 REGAL 皮鞋。经过了只面向东京古书业者的八木书店和日本古书通信社，到下一个西侧有东京古书会馆和小川町邮便局的路口，无需旁顾，再直行约百米，就到了蜻蛉文库（かげろう文庫）：一间艺术系古书店，绿色看板，小号楷体字，木门前的雨檐底下，吊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
我进门，右前方深处的柜台前刚好坐着佐藤龙老板。他也发现了我，站起来，我们几乎同时发出那句问候：太久不见，你还好吗？这在日语中，虽说是日常的套话，可在彼时的语境中，却有种想说的很多，最终化作那一句的意味。接着，我们相互表达了对对方终于熬过了漫长疫情的唏嘘与欣慰，我告知此行的目的和另一件事的结果：疫情初期，我曾写信给佐藤老板，拜托他帮我寻找一本蕗谷虹儿生前刊行的春画图册。那本书印量极少，流通更少，属于“稀覯本”（日语，稀书、珍本）。一年半前，我已从名古屋一位古书店主处购入，“请您无视便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我注意到佐藤柜台的旁边，靠墙堆着一摞资料书，淡紫色封面，我知道那是即将于后天开幕的古书祭特选古书即卖展的图录。在我开口之前，佐藤先拿起一本递给我：“这是送您的。后天，周五上午，还是往年那个时间。咱们会场见。”佐藤每年都出任古书祭的干事，实际上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这本第六十三回神田古本祭《特选古书即卖会出品目录》，彩印，二百三十六页，放在书街每家书肆的店头，不过是售卖品，定价 300 日元。因我想着会提前来佐藤老板处报到，便没买。我收好图录，跟佐藤握手告别：“好，会场见。”这次我例外没在蜻蛉文库购书，想着反正过两天会在即卖展上邂逅蜻蛉的出品。不承想，岂止古本祭，随后我作为“驻店作家”，在刚开业的单向街书店银座店做活动时，竟然也遭遇了蜻蛉的古本。后来才知道，佐藤也是银座店女老板松本绫小姐的朋友，世界有时真的很小。
出了蜻蛉文库，右手拐个小弯，从太田姬稻荷神社的小鸟居前，沿御茶之水仲通继续北上。眼见坡道变陡，我知道，我已经走出神田一带的下町，到了骏河台。再往前，过了外堀，就是本乡台地了。经过日大理工学部、经济学部和齿科学部，又过了日大骏河台病院，右前方是尼古拉堂绿色的“洋葱头”。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人在东京、日复一日通勤的时代，我对那种熟稔的风景视若无睹，内心甚至有种厌烦感。可一旦时空拉开一定的距离，那曾几何时令我备感烦躁的风景，竟变得如此迷人。说话就到了御茶之水仲通的尽头（其实是起点），眼前是与 JR 御茶之水站前小路的丁字交叉口。
尽管我的主要目标——丸善书店御茶之水店就在左手边，但在打卡之前，我突然动念先去斜对过的画材文具店和文具店东侧的三进堂书店转一下。文具店依旧，我买了一只德国制塑料小规尺，可放在笔袋中随身携带。我在进文具店时，全无违和感，可当我出了店门，顿觉眼前的视觉有些异样：在文具店与三田制面所之间、相当于三进堂的位置，并无那间旧屋，四周却围着建筑护栏，从护栏的上方，可看到高耸的钢骨和建筑机械。我蓦地醒过闷儿来，原来三进堂书店已被解体，在旧屋的原址上，正在建一栋多层商业综合......这个发现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后来，我确认新版的“JIMBOCHO 古书店 MAP”（2024 年版），三进堂书店果然已从书街地图上消失。
在广域的神保町书街，三进堂位于东北角，紧挨着 JR 中央线。过了中央线，便是文京区了，而神保町书街归千代田区管辖。作为一爿古书店，三进堂并不重要，但对我个人来说，却相当重要，因为它关涉我的一段青春记忆。我早年工作的地方，与书店仅隔一条马路，三进堂书店及斜对过的新刊书店丸善御茶之水店，几乎是我每天必打卡之地，频度甚至高于公司的食堂。不过，我在那家店买的书其实很有限，至今犹记得三种：一是《写真的思想》（『写真の思想』，重森弘淹著，潮出版社 1972 年刊行）。这书作为摄影哲学，太过古典，今天看来价值已有限，但当年却是畅销书，其问题意识本身，特别是对摄影本质的追问仍未过时；二是《开明英文文法》（林语堂著，山田和男译，文建书房 1985 年刊行）。彼时，我比较关注作家、文人的语学著作。林语堂的《开明英文文法》，原本就是民国时代国人学英语的必携本，又被日人迻译，我觉得这过程本身就构成了难得的“书话”；《三省堂 GEM 英和·和英辞典》，是我所过眼的第一袖珍本——只有通常文库本的一半大，相当于小一百二十八开，或者和文书的豆本。小羊皮封面，质感可人；上半部分有压纹，是那种西洋卷草纹；封面上的书名凹印烫金，书口也施以刷金工艺；书配有透明塑料函套，用后即插回，起保护作用。所以这书虽然跟随了我二十五年以上，仍完好如初。三省堂书店也是出版机构，特别是辞书出版，颇有传统，在业界不让人后。三进堂虽然是旧书店，可这本小书却是按新书定价来卖的，我记得是 3500 日元。此书初版于日本最西化的时代——大正十四（1925）年，我手头的是第六版（1983），至今仍在销售，是三省堂的长销书之一。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上三省堂主页查了一下，目前仍在售卖的是第七版，4400 日元，装帧品质一如既往。
其实，关于这家旧书店，我曾在旧文中提及：
JR 圣桥口的旁边，有家叫三进堂的旧书店，门脸极小，由一对老夫妇经营。照实说，与神保町深处众多书肆相比，我并不觉得这家书店很有特点，但因其位置特殊，占尽地利之便，竟成了一家老铺。每当我重回书城，但见三进堂的看板犹在，老夫妇笑容依旧，内心便有种踏实。（《东京文艺散策》<增订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 2018 年 1 月初版，第 158 页）
文人爱把书店比作天堂，这听上去总有些矫情。不过，若是一间书肆消失了，而那些曾见证其存在的书客，偶尔想起或谈起那家书肆的时候，便会生出一种“失去的天堂”的错觉，那倒是显得更真实。忘了是谁说的来着，所谓“人世间，唯一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
我从三进堂的建筑工地折返，过马路，然后径直进了丸善文具店。日本的综合书店，大多附设文具店，有的是店中店，有的则设在附近，单独开门。丸善御茶之水店的文具店就在书店隔壁，但独立经营。天气晴好时，书店和文具店门前会有露天集市，既有书，也有文具和杂货。印象中，我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用的钱夹、钥匙包等，都是从那个露天集市淘来的。与三省堂、东京堂一样，丸善书店也是出版机构，西文书出版颇有传统。大约是 1998 年，我从露天市场淘来一册《英语学习辞典》（Penguin English Student’s Dictionary，PESD），企鹅原版书，由丸善加装一只函套并辞书使用说明的附册，曾是我长年的桌边工具书，触手可及，时刻备查。和过去一样，在文具店，我并不恋战，买了两支高仕（CROSS）圆珠笔芯和两枚塑料书皮（新书版和大四六版各一），便去了隔壁。
丸善书店是日本最古老的综合书店之一，差不多与日本最古老的报纸（《每日新闻》）的历史等长，过去以经营洋书为主。“二周”（鲁迅、周作人）人在东京时，常去丸善购书，留下过不少那方面的记录。不过，他们当时是从寄宿屋所在地的本乡，穿过御茶之水，走到日本桥的丸善本店（1871 年创业），御茶之水店是战后才有的（1973 年开业）。这间书店营业面积不小，有上下两层楼。我印象最深者有二，一是杂志区，网罗之全，令人感佩；二是艺术书籍卖场，在二楼靠墙处，也是我过去常检阅之所。多亏了这家书店，国内朋友托我购买的日威文化刊物那类有些偏门的男性趣味志，也得以轻松入手，全无周章。那天晚上，我在丸善一直泡到打烊（八点半），购入书刊七八种，仅择其要者纪略之。
杂志两种：《世界》（2024 年 1 月号，总第 997 号）和《写真批评》（复刊第 1 号，2023 年 2 月），前者是改版第一期，后者是复刊第一期，两种都具有准“创刊号”的意义，岂能不入？《世界》是岩波书店的看板论坛志，一向是我心目中日本自由主义的舆论重镇，我曾长年订阅。按说这个重镇还应该包括《朝日新闻》，可过去十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但也惟其如此，《世界》的经营状况堪忧，此番改版，大半也是出于改变现状的考量。毋庸讳言，改版的主要方向是多样化，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成软性化，即弱化既有的政治理论性硬派刊物的印象，强化由作家执笔的接力思想文化专栏（即题材相对固定，而由不同的作家轮流主持），进一步充实书评版块和学术随笔，同时关注性别、社交媒体、AI 等定义时代的新锐话题。新任总编是资深编辑堀由贵子，装帧设计由须由杏菜担纲，像这样从内容到视觉均由女性责任者来掌控，在岩波书店一百一十年社史上也是破天荒之举。在改版创刊号上，除了双特辑“两场战争，一个世界”和“异托邦日本”，还新辟两个常设接力专栏：“速写”（スケッチ）是文化人类学观察，“夜店”是思想随笔。本期专栏分别由旅居柏林的女作家多和田叶子和历史学者、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泽裕作执笔，后面的期号将换成其他写手。1945 年 12 月，《世界》创刊，在战后日本社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无可替代。改版是一次重启，我个人对重启后的“新世界”充满期待。
《写真批评》创刊于 1973 年，正值日本摄影业的黄金期。印刷技术的成熟、大众媒体和出版业的勃兴，极大强化了摄影的存在感，使其作为一种梦幻的“都市论”，装饰着百货店和商业街的橱窗，点缀并加持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繁荣。但一些习惯于把影像文本当成文学、艺术文本来品读的知识分子，却从繁荣中感到了某种危机。其中一位，便是上文提到的摄影评论家、《写真的思想》一书的作者重森弘淹。重森是摄影批评家，也是摄影教育家，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的创设者和初任校长。七十年代也是日本前卫艺术的井喷期，重森从艺术的视角看摄影，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表现是作者的一种批评行为，抹煞了这一点，便不存在艺术表现。”从这种判断出发，支持摄影批评，就等于支持摄影创作，于是，重森创办《写真评论》杂志，编辑部就设在“写专”校内。在创刊号上，重森谈到办刊初衷时说，“批评专业志并不仅仅对批评家来说才重要，为了能在摄影创作的空间确立一种批评的风土，可以说它是不可缺失的条件。”《写真评论》出了七期，后因财务方面的原因而休刊。
此番复刊，在形式上一切照旧：编辑部仍设于写专校园，不但版式装帧、印刷制本一如从前，连刊物的容量都与旧刊保持一致，每期一百二十四页。唯一的调整，是刊行频度，从双月刊变成了年刊——出版人对市场的预估可见一斑。当然，复刊绝非出于单纯的“怀古趣味”，而是痛感目前的状况，与刊行《写真批评》的七十年代相比，可以说一家独立的摄影批评志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已经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写真”（摄影），还是“批评”，都需新定义——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改写了人类的图像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复刊的《写真批评》，试图重新厘定“写真”和“批评”的射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构摄影的“场”。这是在完全不同的言说空间，完全不同的商业环境，面向构成不尽相同的“一小撮”受众的一次重新出发，有种悲壮的色彩。也因此，这份创刊号格外值得珍惜。
小说两种：其中一本是《黄色的家》（『黄色い家』，川上未映子著，中央公论新社 2023 年 2 月初版，2023 年 7 月六刷）。所谓“黄色的家”，其实是位于东京西郊三轩茶屋站的一间酒吧“Lemon”（柠檬）。起初是二人经营，妈妈桑吉川黄美子，前来投奔她的、前夜店姐妹的女儿伊藤花是唯一的陪酒女，后又加入了逃离中产家庭的兰和桃子。几个姑娘都相当底层，底层到甚至不能在银行合法开设账户。黄美子笃信风水，说“黄色的东西放在西头，能招财进宝”。于是，姑娘们把房间靠西的橱柜腾出一格，里面塞满了从百元店买来的杂货，布偶、钥匙坠、招财猫......清一色是黄色。黄色的家令人想到梵·高最后的居所黄房子，那栋位于阿尔勒的“光之屋”既是画家的乌托邦，迎来了挚友高更，也成了他的伤心地和悲剧的舞台。四位女性在同一个屋檐下，靠微博的酒吧营收，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乍看上去，不啻一“美美与共”的迷你共同体。可在一派静谧之下，却有种诡异的气场，眼瞅着暴力的因子在悄然滋长。在一场大火中，酒吧灰飞烟灭，共同体赖以存续的基础坍塌了。为维持四人的生活，黄美子一门心思想重建 Lemon，开始与夜店时代的人脉频密互动。在保卫共同体的“大义名分”之下，善良而单纯的伊藤花染指信用卡诈骗的“新业务”，几乎没有任何踌躇，旋即将兰和桃子也拉下水。至此，共同体成了妥妥的犯罪团伙，最后竟以血腥暴力收场。
这是发生在九十年代末（平成初期）的东京故事。“人为什么会为金钱而发狂，甚至铤而走险，甘愿犯罪？”这句单行本腰封上的宣传语，像魔咒似的，在东京的各个场所，对令和日本发出连续的质问。女小说家川上未映子是大阪府出生的平成一代，家境贫寒，经历颇传奇。高中毕业后，为了把弟弟送进大学，未映子白天在书店打工，晚上在北新地的高级俱乐部当陪酒女。2002 年，以歌手出道，“未映子”其实是作为歌手的名字。仅五年后，便以小说《乳与卵》（『乳と卵』，2008 年 9 月文艺春秋社初版刊行）斩获芥川奖。从此一路高歌，几乎隔一两年，便有新作问世，遍得各种文学奖项。2022 年，以霸凌和歧视为题材的长篇处女作《天堂》（『ヘヴン』，川上未映子著，讲谈社 2009 年 9 月初版；其中文版《天堂》，由磨铁·九州出版社于 2023 年 11 月推出）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随即入围布克奖。某种意义上，《黄色的家》可看作是川上的自我挑战之作——以纯文学作家的身份挑战社会派，且跨界到犯罪推理的类型小说。小说甫一出版，即大获成功。2023 年春节，单行本出版；仅五个月后，便加印至第六刷，继而斩获读卖文学奖和本屋大赏金奖，其热销几乎是村上级的。据说英文版的版权在日文单行本出版之前，便已敲定。
《活脆北京》（『パッキパキ北京』，绵矢莉莎著，集英社 2023 年 10 月刊行），是另一位芥川奖女作家绵矢莉莎的小长篇（或曰长中篇）。三年前单身赴任，在北京的日企任管理职的丈夫，终于扛不住动态清零的压力，给太太发了一通求救邮件，希望她能来北京共同生活。菖蒲经过短暂的犹疑，于 2022 年冬天，携爱犬珮珮，踏上了“救夫”之路。历经疫情期各种繁琐至极的程序，在青岛的酒店隔离之后，像闯关似的，终于抵达北京，开始了大半年的驻妻（驻在员之妻）生活。菖蒲比丈夫小二十岁不止，且有过银座夜店的从业经历，是天生的享乐派。面对超高层建筑鳞次栉比，建物之间准有快递小哥穿梭骑行，虽说同样是大都市，但从视觉到气质都迥异于东京的“异次元”风景，菖蒲感到陌生而兴奋，旋即全身心投入其中，拥抱北京这个全新的消费社会：无尽的美食，在疫情期销售额跃升至全球第一的 SKP 商厦购物，圣诞节平安夜和丈夫住进 CBD 核心区的超五星级酒店......菖蒲用健康宝加翻译 APP，很快就融入了北京的城市生活，如鱼得水，该吃吃，该玩玩。在 2022 年冬天，放开管控时，跟所有人一样，该阳就阳，且阳了不止一次。甚至在学中文时，还插空出了一次轨，差点拆散一对中国研究生情侣。连丈夫都觉得，“比起日本来，这国家的气场倒挺适合你的个性”。不过，年少驻妻在面对丈夫端出的备孕养娃的人生设计时，却退缩了，“我觉着自己最爱的不是孩子，而是我自个”。但丈夫也有预案：准备把东京的公寓出手，在北京从长计议。这在少妻听来，不啻散伙令。菖蒲何惧之有？大不了再杀回夜店就是，好在跟银座时代的闺蜜一直没断联。随后，在整理行装，准备回东京的日子，想到即将失去好歹也经营了几年的家和来北京后狂购的各种名牌货，在感到一阵酸楚的同时，突然间就理解了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甚至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当然，鲁迅和阿 Q，也是在北京散步时，夫君给她灌输的知识。
在《活脆北京》刊行之际，著名汉学家藤井省三和绵矢莉莎做过一次对谈。藤井说，菖蒲可以看作是作家绵矢为日本文学塑造的又一个文学典型，即所谓“（北）京漂日本小资女”，上接林芙美子和茅野裕城子。《放浪记》出版后，林芙美子用书的版税在中国旅行，受到鲁迅、郁达夫等中国文豪的款待，其在读卖新闻连载的游记中，记录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的大陆风景；茅野裕城子则在短篇集《韩素音的月亮》（『韓素音の月』，茅野裕城子著，集英社 1995 年 12 月刊行）中，描绘了一个尚不为外部世界所知、神秘的改开初期的北京；而绵矢莉莎的作品，则折射了因新冠疫情爆发，导致全球化后退，与此同时，历经两代人的改开运动也即将走向终结的北京。
对我个人而言，读这本小说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爽点，那就是菖蒲和丈夫住在位于 798 西北的高层涉外公寓楼，与我家所在的街区仅隔一个大山子路口。那对日本怨偶每天饭后散步和周末购物时，视野所及的天际线和物理地标，都是我无比熟稔的视觉，读之亲切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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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一天逛书店太累了，10 月 26 日，我便定制了一个极简版打卡计划，目标明确到点对点，毫无冗余，所以下午两点，才不慌不忙地从酒店出发。从铃兰通东口过明大通，沿着靖国通朝神田方向（东）走，过了洋书专门店崇文庄，在下一个路口边上，就是源喜堂书店。百年老店源喜堂是神保町艺术系的重镇，除了选书有品，还有为业界所称颂的人才养成传统，出过不少书业大咖。如上文中提到的蜻蛉文库的佐藤龙老板，便是源喜堂伙计出身，后独立创业的成功案例之一，我曾在拙著《东京文艺散策》中写过他的故事。源喜堂坐落在一楼半的高度，楼下半层和地下一层，原本还有一间古书店，现已倒闭。登上源喜堂的高台阶，人还没进店，透过玻璃门，已先看到东侧整面墙的画册、摄影集。那面墙是源喜堂的标识：每本图册都有一条白色宽带纸，从上书口中伸出来，再折下来盖住书脊侧三分之一的封面，纸上从上到下用毛笔写着书名和艺术家名的片假名拼写，可按假名顺序，轻松检索感兴趣的艺术家。不过，那面墙倒不是我的菜，我的兴趣点集中在墙对面一排书架南侧的摄影书专角，以及店中书架和墙上的挂画（或摄影作品）上。虽然阔别三年，还是被柜台前、系着围裙的年长女店员认出，打过招呼，寒暄几句后，她说：“您要是有时间，可从这里乘电梯上楼去看一下。楼上有个展卖会，跟这里的货不一样。”说着左手一指电梯门。我在源喜堂打卡多矣，但从来没注意过店里居然藏着电梯，也从来不知道楼上还有店面。她见我有些困惑，笑了笑：“哦，您大概有所不知，疫情后期，我们开了一个分店，在九层。但不是随时营业，原则上是预约制，这会儿刚好有人。”我点头谢过，走到电梯口。
出了电梯，右手就是店面——与其说是店面，不如说是书库：成排的金属书架，直顶天花板，书架间是极窄的通道，人需侧身方可通行。我大致扫了两眼，见书架上的书完全没分类，基本是按入库的时间线上架。在靠近门口处，有一张桌子，桌后面坐着一位伙计，也系着围裙。桌面上摆着一些已经标好价格的古籍和艺术品。在一排书架前，站着两位金发碧眼的女性，都戴着眼镜，一看就是学者。她们从书架上挑书，选中一本便走到伙计面前，再打开手机，用翻译软件，跟伙计语音沟通。我进门时，见桌上已经堆了一摞，应该都是她俩的目标。
我在楼下未发现合适的目标，在九层卖场，却入了两种：一是杂志《江户与东京》（『江戸と東京』，第三卷第三号，江戸と東京社昭和 12 年 3 月刊行）。这是战前有名的小众文化刊物，由石角春之助主编，统共出过四卷，不到五十期。九十年代，曾由明石书店复刻再版。我入的这本，是下手物特辑。日文中的“下手物”（getemono），通常用假名表记，写作“げてもの”，指一般人弃之不惜，好事者却视之可贵的东西，其实代表一种洗练的文人趣味，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流行语。不过，促使我收这本的直接原因，倒不是这个特辑本身，而是内文中有一篇斋藤昌三的文章《下手物书斋》。斋藤昌三何许人也？日本战前一等一的藏书家、名编辑，也是作家，被称为“藏书票圣经”的《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斋藤昌三著，文艺市场社 1929 年 8 月初版刊行），便是他的著书。他的书多与书业有关，装帧奢华，动辄是限定特装本，故价格不菲，但本本畅销。在中国也有不少拥趸，著名者有二周。鲁迅在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虽说昌三的书，我也藏过几种，可刊载其文的杂志，我还是头一次过眼，焉有不入之理？
我在九层卖场所收的第二种，非书籍，而是一幅着色木版画：中原淳一的和服少女，跪姿侧影。高盘的发髻和头簪，和服布地的红、黄、黑，纤纤素手一只抵唇，一只撑在榻榻米上，色彩的饱和度相当高。画幅的右下角有一窄条余白，上面竖写三字：淳一绘。乍看似一方名章，细瞄可知是印上去的。查中原淳一画册，知画家的签名方式基本有两种：“淳一画”和“淳一绘”。虽未标明版号，但无疑是出自画家之手的限量版。我之收这幅作品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多年前，我曾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日本画家传记，名曰“东瀛之美”丛书，勒口上标明了四种的书名，但我只写了《竹久梦二的世界》和《藤田嗣治：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两种便没了下文，这成了我的心病。余年将勉力写完其余两种，也好给出版社和读者一个交代。这一幅版画，刚好可充当《中原淳一评传》的材料。结账时，我让伙计开了一张手写发票，权当书账：书籍和版画，共计 7800 日元。
出源喜堂沿右手方向继续东行，过一个路口，就到了三省堂临时店，附近有好几个地铁口，有小川町站，也有淡路町站。从地图上看，小川町和淡路町几乎重叠在一起，其实只是不同线路（都营新宿线和丸之内线）的站名罢了，地方只有那一个。三省堂到底是三省堂，为了应对本社大厦解体重建期间读客的需求，竟然租下了 IT 大厂、著名电子出版商 impress 的办公大楼，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作为临时店铺投入运营。说是“临时”，但除了建物看上去比旧本社大厦略嫌小和旧，一切都很正规，地上六层，杂志和漫画卖场在地下一层，加起来共七层，无论如何都是一间差强人意的中等规模综合书店。
我在临时店入了七八种出版物，权晒其中之四种（单行本、文库各二），以飨同好。过去五六年来，“梦二热”在日本继续升温。其主要背景，是海外的竹久梦二研究升温，再回流、反哺日本国内。尤其是在欧美社会，“梦二粉”激增，源自海外的梦二研究资料和成果也不断出现。今年（2024）6 月，我在东京都庭园美术馆看了“大正浪漫与新世界：竹久梦二诞辰 140 周年”展，深受震撼：展览首次公开了梦二访美期间创作的油画《西海岸的裸妇》，且包括那幅漂落海外数十载，前几年才辗转回到日本的国宝级真迹的资料在内，由策展方精心编纂的展览图录内容充实，装帧制本惊艳至极。梦二的生命未及“知天命”，却有长达两年半的外游经历，这对他的思想和艺术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众艺术”观和对犹太人的同情上，就连其备受诟病的女性观，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异国的梦二》（『異国の夢二』，广田昌希著，讲谈社 2023 年 6 月刊行），即是从梦二的外游着眼，力求复盘一个既深受异文化的诱惑，又与其缠斗，并在缠斗中试图重新调节自身定位的晚年梦二像。惟其并非艺术评论，而是思想史学者基于艺术家的外游日记等文本和西方的一手资料所做的道地的历史研究，对我来说，才有格外的意义和价值。
疫情加剧了全球的后现代化。对原本就是“后现代王国”的日本来说，后现代性的进一步延伸，又带来了哲学和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这部《可订正性的哲学》（『訂正可能性の哲学』，东浩纪著，言论丛书 2023 年 8 月刊行）从写作到出版，刚好与疫情期重合，完全是疫情的产物。新生代哲学家东浩纪，是当下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批评家。早在二十五年前，学者浅田彰尝言，东浩纪的未来将会证明，他的“御宅族哲学”完全不是“御宅族的哲学”，这个预言早已被证明。某种意义上，东浩纪属于那种“理论御宅族”，他消费理论，对理论无所不知，但又不为理论所囿，有很入世的一面，多年前他创业并任主编的论坛志 genron（言论），如今已成长为代表“不党不私”的独立知识人立场的重要言论平台，每一本出版物都会引发学界的关注和热议。《可订正性的哲学》，代表他对哲学的最新思考，可以说就是为了回答“何谓哲学”的问题：
正因为人是幻想的动物，会为某种抽象的价值理念所驱动，那么在东浩纪看来，哲学的使命才不在于对正义和爱等概念“做阐释”，而在于“改变”人们对那些既成观念的感觉，即所谓“订正”。他认为今天的日本所需要的，正是这种订正的能力：“订正力是在‘重启’和‘不摇摆’之间，是一种平衡力。”
文库本两种，皆为书店本，其一是《古本道入门：买的乐趣，卖的愉悦》（『古本道入門 買うたのしみ、売るよろこび』，岡崎武志著，中公文库 2017 年 2 月刊行）。跟上文中提到的鹿岛茂一样，岡崎也是日本古书业屈指可数的大佬之一、神保町通人，在我来说也属于“其文必读，其著必收”系作家。所谓“古本道入门”绝非标题党，而是颇有针对性的古书实学，我若是古书店主，一定会把此书当成“工作手册”，随时备查、翻阅，并要求店员精读。全书共分八章，每章最后附一篇专栏文，专栏名曰“向达人学”，包括鹿岛茂在内，八位书业大咖，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坦陈过往的经验与秘辛。如《神保町书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 1 月初版）的作者池谷伊佐夫写道：“不限于古书蒐集，若想让兴趣变成可持续的勾当，除了投入金钱、时间和热情，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伴侣的理解——此绝对不可无，从来有‘古书之大敌，水、火和太太’的说法。”反正池谷自己，到了把夫人也变成了藏书控的地步。2011 年 12 月，《古本道入门》由中央公论新社，作为中公新知钥匙系“La Clef”出版；2017 年 2 月，作为中公文库再版，不到二十天，便紧急加印，其大畅其销，由此可见一斑。当初，在“La Clef”版的腰封上，曾印了一句宣传语“门槛虽低，堂奥深深”，说的当然是古本道。在文库本刊行之际，岡崎说：“这简直就是我的想法。从今往后，我还是得沿着古本道这条‘奥之细道’走下去，要走得不慌不燥。”
其二是《历久弥新的工作》（『古くてあたらしい仕事』，岛田润一郎著，新潮文库 2022 年 5 月刊行）。我一向关注日本的小众出版，对各种非主流出版的生态，应不算陌生。但直到疫情前夕入手夏叶社的出版物，特别是读了岛田润一郎的文章后，我才知道在出版先进国日本，终于有了一人出版社（one man publisher），也是值得载入出版史的一页。岛田其人在厕身出版之前，也有过短暂的上班族履历，曾作为派遣社员四处打工，是一名不成功的业余小说家。不过，好在他同时也是不错的随笔家，很会讲故事，写自己的经历和出版事情，娓娓道来，真挚而生动，且流露出对书业和出版的真知灼见，很能让读者共情。他的随笔作品，在单行本刊行之后数年内，基本都能做到文库化，背后有稳定的读者群。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之后，岛田痛定思痛，在东京西郊的吉祥寺租下一个不大的空间，注册了自己的出版机构。多年后，当他对采访他的女作家津村记久子说“只要一年出三种，卖出 2500 册的话，我和家人就能生活下去”，津村非常感动：“作为我来说，那是很难启齿的话题，岛田却若无其事地从容道来......”
后来，我在社交媒体上认识了岛田，追踪并入手他所做的每一种出版物，包括主流大社刊行的他自己的书。有的书，可以说非常小众，如诗集、摄影随笔。有的书我甚至会入两本，一本自存，另一本则作为样书，向中国的出版人朋友推荐时免费提供。令我如此“上赶”的理由有二，一是对小众文艺出版，我觉得应该支持；但更主要的理由，是夏叶社的出版物真的是好文艺，与我自己的出版美学深度契合，由不得我不支持。“文艺”云云，并非吹捧，这既是出版物的格调，也是出版社的定位。岛田在《历久弥新的工作》中写道：
《历久弥新的工作》是岛田其人的创业记。新潮社单行本于 2019 年 11 月初版，我在疫情初期购入时，已是第八刷。2022 年 5 月，新潮社甫一推出文库本，我便收入囊中。谁也不会想到，岛田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聊那些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出版物，居然入了新潮社的法眼，且成为最热门的新潮文库的选题。经过新潮社的包装，文库本竟又登上综合书店销售 Top 10 的排行榜......对我来说，这本小书真的比主流社出版大佬们的回忆录来得更“有趣、有料、有种”（张立宪语）。
出了三省堂临时店，我忽然动念去一趟熊泽书店。熊泽在东京都内连锁店并不少，我却独钟都政厅店，遂乘地铁径直去了东京都政厅。东京都政厅是已故建筑大师丹下健三最后的作品，是我百看不厌的教科书级现代建筑精品，艺术与技术高度融合的超大型公共建筑。每当我举首仰望那座巍峨壮美的双塔，内心总会浮现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何谓建筑？答案其实是开放的，正如眼前这幢开放的公建。但开放的空间结构和价值系统，却并不妨碍建筑的精品化，包括内外装饰的华美。精准的设计，功能与美学的完美统一，使这座纪念碑式巨无霸共建真正达成了教科书级的完美标准——没有一个部分是冗余的、无意义的，也无一处装潢是刻奇的、细节不到位的，这种神话般的标准甚至贯彻到每一个电梯间和卫生间，当然也包括进驻公共大厅的店铺，包括我打卡的熊泽书店。
熊泽书店位于第一本厅舍二层大厅南侧，简约的工业风设计，“嵌”在巨型共建的内部毫无违和感，我甚至觉得店面比我疫情前打卡时，视觉上更洗练了。毕竟是都政厅内的书店，面向上班族中最繁忙的一群公务员，熊泽的出版物基本以杂志和新书、文库为主，厚重的单行本不多。我转了四十分钟，入了六种，新书、文库各三册，全部请女店员给包上了印有“KUMAZAWA”（熊泽）logo 的书皮（熊泽书店的书皮辨识度很高，是我个人最爱的日系书店 book cover 之一）。结账的小票尚未处理，书金一目了然：六册共计 6997 日元（税后），积分卡点数为 69（有效期六个月）。在此仍提示四种，权充书帐。
新书之一《美的日本人》（『美しい日本人』，文艺春秋编，文春新书 2023 年 5 月刊行），一看就是文春菜，内文多是在杂志连载时就曾过眼的文章。按说我对美不美之类的价值判断早已免疫，也不喜欢先入为主的立场预设，尽管我理解这里的“美”，更多是日语“潔し”（isagiyoshi）的语境，并不完全等同于中文的“美”。文章的作者各色人等，并不全是作家，所写的七十三位日人中，有不少我感兴趣者，如小津安二郎、汤川秀树、白洲正子、高峰秀子、白川静、梅棹忠夫、藤泽周平，等等。专栏体文字不可能面面俱到，基本是聚焦人物的某个侧面，甚至寻找爆点，以求所谓“一点透视”般的戏剧性效果（这倒也不该用八卦趣味一言以蔽之，窃以为），譬如演员千叶真一写高仓健。千叶年轻时是高仓健的铁粉，为接近偶像，不惜为他当祥子，跟班跑码头。仅有一次，在送高仓回酒店的路上，千叶鼓足勇气问偶像：“你为啥不跟女人玩？”高仓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慢悠悠却清晰地说：“女人么？千叶，我告诉你，女人很可怕的。”
新书之二是《新的“战前”——读解这个国家的当下》（『新しい戦前 この国の“いま”を読み解く』，内田树、白井聪著，朝日新书 2023 年 8 月刊行）。2022 年下半年，漫长的新冠疫情终于呈现出一抹收束的迹象，惊魂甫定的人们难掩疲惫。朝日电视台有一档常青藤访谈“彻子的房间”（徹子の部屋），在年末特别节目中，主持人黑柳彻子问艺人塔摩利（Tamori，本名森田一义）：“2023 年将会怎样？”塔摩利稍加思索，随口说道：“怕是要成新的战前吧”——“新战前”遂成了疫后日本最大的热词，塔摩利也被媒体戏称为“乌鸦嘴”。塔摩利并非知识分子，他仅凭艺人近乎反射性的“皮肤感觉”，便嗅到了空气中的异样，而对于长年暴露在舆论磁场的辐射下，奔走于政治、社会和教育现场的知识人来说，那种实感有多强烈，便可想而知。用新生代政治学者白井聪的话说，“2023 年已然不是‘战前’了，那几乎就是‘战中’的氛围，也未可知”。白井聪与前辈学者内田树——两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思想家以“新战前”为由头，耙梳战后以来，特别是“后冷战”以降东洋社会在政、经、文等方面的蜕变轨迹，剖析“无主体”国家、“2012 年体制”、国会权威失坠、精英媒体劣化和“学力”低下等政治和社会崩坏的实态。两人关注的视角不同，看法也会有温差，但“我们之间意见完全一致者，是对‘不大可能简单重建’这件事的看法。就是说，日本的国家与社会已经劣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在过去十年中，内田树和白井聪曾有过三度合作，刊行过三册对话集，差不多是三年一本，我均有入藏。以对现实的痛切感而论，以这本《新的“战前”》为最，已近乎绝望。内田树说他活到古稀之年，“今天的日本毫无疑问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状态”。
文库本两种，均为平凡社文库（Heibonsha Library）。平凡社文库（160mm × 110mm）比通常的文库本略大，开本介乎于文库本（150mm × 105mm）与新书本（173mm × 105mm）之间，是一种从选题到编校、印装都有相当水准的文库。我个人对平凡社的两种出版物持续关注有年，逢新刊本问世，只要选题是我的菜，一概照收，纵有复本，绝无遗漏：一是“别册太阳”系 MOOK，二就是平凡社文库。日本画中有一类美人绘，按源流分成两派，一派源自江户的浮世绘，另一派源于円山应举开创的円山派、四条派，统称上方（江户时代，对京都大阪一带的称谓）派。美人绘一代宗师上村松园出生于京都四条通上的茶屋，从小受到王朝“京”文化的熏染，十二岁即入学京都府画学校（现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学画，先后师事铃木松年、幸野楳岭、竹内栖凤，终成一代大家，是上方派的看板画家，其笔下的京美人娴静端庄，自带贵气，恬雅中有种凛然。《上村松园随笔集》（上村松园著，平凡社文库第 934 种，2022 年 9 月刊行）既是画家的创作谈，又是隽永的文化随笔，加上附录中镝木清方、与谢野晶子、井上靖等名家谈上村及其画艺的文字，不失为一册完整的上村松园研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书籍告诉我》（『本が語ってくれること』，吉田健一著，平凡社文库第 936 种，2022 年 11 月刊行），是一本关于书和阅读的随笔集。作者吉田健一是吉田茂的哲嗣，曾负笈剑桥的卓然有成的英文学者、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丰产的书评家。多年前，我读过他的《书架记》，是一本很有品的英国文学评论集。从 1971 年到 1973 年，吉田应邀在《文艺》杂志和《朝日新闻》等大报上开设专栏，度过了晚年一段“浓密而奢侈的时间”（作家吉屋美登里语），产出了一批书话和文艺时评，遂有了这本书：1975 年 1 月，由新潮社推出单行本，平凡社版是初版五十年后首次文库化。吉田的读书观，除了那些以某位作家或某些作品为对象的作家论、作品论外，其神髓不外乎两点：一是“‘读书’这个说法本身，原本就包含只读值得读之书的意思”。在此之上，自然引申出第二点——所谓“读书道乐”论，即“从根上说，读书无非是为了求得某种形式的舒适感才做的事罢了”。这是我听到的最直白、不装的读书论，其爽感堪比钱锺书的学问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令人过目难忘。
告别了熊泽书店和都政厅，我乘车去白山站，打卡根津神社。根津神社是都内赏杜鹃花的名所，但花期已过，我只是从那里穿过，再从神社后门溜达到上文提过的往来堂书店。那家书店位于根津站与千驮木站之间，开业三十年，已成都内有名的独立书店，说是谷根千（指文京区谷中、根津和千驮木一带）的名片也并无夸张。店长笈入建志也是书业名人，常在各种与书店和出版物有关的 MOOK 或 Free Paper 上看到他的名字。往来堂只此一家，别无连锁，且作为新刊书店，除了文库和新书，不接受中盘商的配本，店内所有的单行本、MOOK 和杂志，均由笈入店长亲自遴选、上架。他只遵循自己的上架逻辑，无视一般的新书店那种标明出版社和著者的通常玩法，而是让内容和主题说话，让架上同一排书的左右之间建立关联，被业界称为“文脉架”。往来堂的专业性显然已逸出新书店的常轨，书客能在那里发现一些综合书店根本不会进货的少量印刷本，甚至自费出版本。书店还发行 Free Paper，叫《往来子新闻》，进一步强化了与粉丝和书客之间的链接。我在往来堂入了六种，包括单行本、文库和 MOOK，循上例仍提示四册：两种单行本，MOOK 和文库本各一种。其中，书店本占了三册。
一是《我在本屋守候》（『本屋で待つ』，佐藤友则、岛田润一郎著，夏叶社 2022 年 12 月刊行）。佐藤在只有 7000 人的广岛庄原市开了一间本屋“We 东城店”。这间本屋与其说是书店，不如说是多种经营的杂货铺：店内设有美容室，院里装有投币式洗衣机，文具、快递、咖啡，连面包房都有。不过，核心业务还是本屋。店主受理书客的各种咨询，负责解决一切难题，内容涉及贺年片的写法、家电维修，包括家庭烦恼、孩子教育，等等。事实上，本屋成了镇上唯一的公共场所。有从南美归国的日系人，虽然能用日语勉强表达，但只会写葡萄牙语，佐藤店长便成了秘书；有“不登校”的高中生来店里打工，起初待人接物极其内向，但在佐藤的感召下，心扉逐渐打开，人眼瞅着变得活泛起来，以至于成了骨干店员，性格也为之一变。对佐藤来说，本屋是这样的场域：各色人等过来打卡，或渴望交流，或寻求帮助。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满足和欢喜。佐藤只是一个守候者。这个治愈的故事，是佐藤的亲身经历，出版人岛田也参与了写作，然后由自己的出版机构夏叶社付梓。封面装帧、插画也都是治愈系风格，与故事很搭。此书初版仅三个月后，便告增印。
第二本《孤独先生》（上林晓著，山本善行编，夏叶社 2023 年 4 月刊行）同样是岛田的出版物，是由关西的“古书善行堂”店主、同时也是作家的山本善行重编的上林晓小说随笔集四种之最后一种。前三种中的两种由夏叶社出版，另一种由中公文库付梓。我还差一本夏叶社旧版小说集《洒满星辉的街》（『星を撒いた街』，山本善行编，夏叶社 2011 年 7 月刊行）待收。在我多少读了一些上林晓之后，我重新认识到，夏叶社作为独立的一人出版机构，之所以能在今天这个竞争趋于白热化的传统出版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端赖其专业的选题判断力和出挑的出版美学品位。上林晓作为昭和期颇具代表性的私小说家，其文字冲淡而节制，且不囿于个体人生遭际，哀而不怨，庄正端丽，既有色温，又不失禁欲气质，确实有种超越时代的魅力，是作家中的文体家。这本《孤独先生》和《我在本屋守候》，都是我关注的目标，但我刻意未从其他书店购买，更没从网店入，打的就是往来堂书店的谱。进门一看，两本果然都摆在新书台的显眼处。那书装设之考究，混在一堆新刊本中，我即使不看书名，也确保能把夏叶社的出版物给“揪”出来。
《神保町》（书的杂志社，2023 年 11 月刊行）。这是日本最大的书评刊物《书的杂志》（『本の雑誌』）的别册（第 22 种），收录了过去十年在月刊上做过的关于神保町文化的五个特辑，涵盖了书街历史的方方面面。《书的杂志》是我常年追踪的刊物，在正刊之外，书的杂志社刊行的一些有价值的 MOOK 和出版物，我也多有受赠，如《古本的杂志》（『古本の雑誌』，别册第 16 种）、《本屋的杂志》（『本屋の雑誌』，别册第 17 种）等，都不失为有用的工具书。就手头这本 MOOK（《神保町》）而言，因融合了疫情期的情况，对我尤其富于参考价值。正文前的彩色图版中，有一帧解体前夕的三省堂书店的摄影，颇有纪念意义。
《在橙书店》（『橙書店にて』，田尻久子著，筑摩书房 2023 年 11 月刊行）于疫情前的 2019 年由晶文社推出单行本，疫后即进入筑摩文库，作为书店本，其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作者田尻久子是“橙书店”的店主，同时也是作家，先后出版过《书店风云录》《书店繁盛记》等书店本，广为人知。店主和店铺相互加持，以至于这间偏安于熊本的独立本屋兼吃茶店颇有人气，成了九州地方的打卡名店，不但发行自己的 Free Paper，当地的作家出书，也会在那里做发布、宣推活动。已故女作家石牟礼道子和历史学者渡边京二，女摄影家川内伦子等都曾在那儿“坐台”或打卡。书店是人和书邂逅的场域，有了人，便少不了人与书的连结，故事便油然而生——由作家负责打理的本屋有福了。
天擦黑，我从千驮木往回赶，好在离神保町不远。我打算趁晚饭之前，再打卡两间“家门口”的汉学系书店。于是，从地铁神保町站 7 号口钻出来，我便径直去了神保町汉学系“御三家”之三的东方书店。之所以先打卡之三的东方，而不是之二的内山，是因为我在东方不大会恋战（东方语学书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人文学术书相对较少），我想把最耗时的内山留到最后。
我在东方流连了二十分钟左右，只买了两种单行本，书金 4400 日元。在收银台结账，然后请店员为我包上书皮时，我突然意识到那曾经无比熟悉、以黑底白字的毛体书法（《清平乐·六盘山》）为设计的东方书店专用纸书皮，在我已是久违了。细加端详，我发现书皮纸比以前有所改良，表面似有镀膜，纸的韧度应该是增强了。单行本之一《亚洲创生的世界图景——竹内好所留下的》（『アジアが生み出す世界像——竹内好の残したもの』，鹤见俊辅编，编辑 Group SURE，2009 年 5 月刊行），是一册无论从内容还是出版品牌，都属于必收级的出版物。
先说内容：已故当代思想家鹤见俊辅是反战主义者，太平洋战争中，虽被征召入伍，但他坚信日本必败，所以“我一个人也不杀，就这样等到战争终结的那一天。......运气不赖，我好歹算达成了目的。可临近终战时，我又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心，从今以后，该轮到我个人和美国的缠斗了”。活在这种矛盾中的鹤见，不知不觉间，思想竟倒向了竹内好，但见到本尊却是在战后。与此同时，竹内好也注意到鹤见俊辅和他主持的理论刊物《思想的科学》（『思想の科学』），两人很快“合流”。如此缘分，一直保持到 1977 年竹内好离世。2008 年 12 月 6 日，在京都大学会馆举办了一场主题学术论坛“竹内好所留下的”，主办者是“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和“编辑 Group SURE”。论坛由鹤见俊辅致辞，共有六位学者从不同的维度阐发了竹内好思想及其在当下和东亚社会的意义。接着，鹤见将与会者提交的发表内容及现场互动内容加以编纂之后，交付出版人。半年后，由独立出版机构“编辑 Group SURE”付梓。这应该是鹤见俊辅暮年亲力亲为的最后的学术项目之一，也是他继竹内评传之后，持续了大半生的竹内好研究的收官之作。虽然是一本不足二百页的小书，却有纪念碑一般的意义。
再谈出版。学术论坛的主办方之一，即这本书的出版方编辑 Group SURE——这个看上去名称有些奇怪的机构，其实是近年来颇活跃的日本学术文化小众出版的代表。其规模，仅比上文中提到的一人出版机构“夏叶社”稍大一些，满打满算只有两位员工。1995 年，评论家北泽恒彦将位于京都郊外一乘寺北大丸町、原先是米店的家屋改造成创意空间，命名为“SURE 工房”，其实就是一人出版。“SURE”是“Scanning Urban Rhyme Editors”（体会城市的律动）的缩略语，透着对偏安于古城一隅的乡下人自嘲的意味。1999 年，北泽恒彦去世，女儿北泽街子继承了空间，开始向精品出版（Quality Publishing）转型。街子原本就是画家兼作家，又拉一位写作者闺蜜泷口夕美入伙，算是专职编辑，二人正式组成了“编辑 Group”。泷口是作家、《鹤见俊辅传》作者黑川创的夫人，于是黑川创成了当然的外围出版策划人。编辑 Group SURE 的出版理念，是绕开流通渠道，直接面对读者。所以，SURE 的出版物和出版周边不上主流渠道，而是直接面向全国城乡的独立书店和书咖、Live House 等公共空间。像家门口的小资打卡圣地、文艺综合书店一乘寺惠文堂，便是 SURE 版书和文创的订货大户。疫情初期，我因《鹤见俊辅传》中文版和其他出版物的版权事宜，联系作家黑川创，才第一次了解他和 SURE 的关系。以之为由头，我后来翻检书斋，找出很多过去从惠文堂淘来的 SURE 版书，总算建立了对“编辑 Group SURE”这个小众出版品牌的认识。
第二本《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形成：汉学革新与文化交涉》（『日本における近代中国学の始まり——漢学の革新と同時代文化交渉』，陶德民著，关西大学出版部 2017 年 3 月刊行），窃以为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中最重要的日本汉学研究著作之一。这本书我正在精读，准备读后写一篇书评，在此暂不赘言。在东方的店头，一眼发现日文版，岂有不入之理？
出东方，过铃兰通，直奔斜对过的内山。进门前看了一下手机，确认离打烊还有一小时零十分钟的时间，于我已足够。作为汉学系“御三家”中居第二的书店，我因翻译内山完造《花甲录》的缘故，且在内山书店创设一百周年时，曾应邀写过一篇长文（文《那家鲁迅最喜欢的书店，一百岁了》，收入《东京文艺散策[增订版]》，刘柠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初版，第 191 页），自揣对其历史还比较了解。但我更了解的，是内山的码垛和书籍上架的逻辑，包括我自己在大陆出版的书，及我曾长年担纲书评专栏写作的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的新刊摆在什么地方。我甚至在谈日本出版文化的拙著中，曾作为插图使用过内山书店的专用纸书皮和他们为一百周年庆而限量发售的金属书签的照片。
我在内山的斩获，大多并不很贵，重在版本和书品。兹誊录几种以备忘：
1、人文社素白小平装本《野草》和《朝花夕拾》，均为 1973 年 4 月一版一刷。这个版本的鲁迅文集，只要书品符合要求，我几乎是见了就入，家中有不少复本。
2、人文社《阿 Q 正传》艾中信插图版，1955 年 3 月一版一刷。封底有钢笔字“1956.12.5.于内山书店”，凭经验，我能看出是日人笔迹。在同一间书店，从初购到复购，两次交易之间，是这本仅六十二页的小书的越境“流转”。而在流转的背后，则是六十七载光阴。光阴一缕缕透过书页，像染料似的，给每一页着色，以至于原先的素白本，变成了浅褐本。
3、《〈阿 Q 正传〉在国外》，戈宝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第一版。一本关于《阿 Q 正传》的书话，分别梳理了英、法、俄、日文和世界语版的脉络，澄清了鲁迅生前有无德文版的问题，再次确认了这部不朽的小说的世界意义。
4、《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香港朝阳出版社 1973 年 11 月初版。收录鲁迅书信五十八通，起于 1932 年 1 月，迄于 1936 年 10 月，鲁迅逝世前五日。
5、《论“野草”》，冯雪峰著，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3 月第一版。一本只有三十八页的小册子。
6、《鲁迅与河南》，刘增杰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第一版。这书当时只印了 3000 册，难怪我没有印象。
7、《鲁迅书简追忆》，黄源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第一版。系黄源（河清）对鲁迅给他的、保存下来的三十八通书信（起于 1934 年 8 月 14 日，迄于 1936 年 10 月 10 日，鲁迅逝世前十九日）的说明和注释。
8、《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王冶秋著，新文艺出版社 1956 年 10 月第一版，系作者于 1942 年在重庆出版的同名著作的翻印本。
9、《鲁迅印谱》，钱君匋刻，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 月第一版。共选了鲁迅一百三十四个笔名的同数量印章，分三卷：自 1898 年至 1933 年，印八十二方为卷上；自 1934 年至 1936 年，印五十二方为卷下；鲁迅名号印等三十二方，列为别卷。翻阅一过，便知道何谓“方寸之内，气象万千”。
10、《天一阁丛谈》，洛兆平著，中华书局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题签和作序者，为时年八十有五的顾廷龙先生。
11、《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这书让我重新认识何为“新华体”。如全书最后一页，最后一段话：“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12、《凌叔华小说集》（I、II，凌叔华著，洪范书店 1984 年 11 月初版）。1998 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凌叔华文存》（上·下），也包括小说，理论上应该是网罗更全的文集。不过，对凌叔华那种等级的女作家，在文集之外，单入一套小说集并不为过。凌作为知堂的女弟子、京派作家的一员，其小说描绘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点评），备一套繁体竖排版，且名列权威的“洪范文学丛书”（第 117 种）的文本，岂止是必要，简直必须！
上述十二种，均为二手书。只有第十三种，是刚付梓未久的新刊本：《内山完造研究的新进展》（『内山完造研究の新展開』，孙安石、柳泽和也编，东方书店 2017 年 3 月刊行）。其实我早知道这本书在运作，编者之一是朋友，且就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我也不是没有动过厚脸索一本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文人洁癖战胜了“皮袍下面藏着的‘小’”，结账之前，从靠近门口的新书台上取了一本。这本书因系神奈川大学编纂的纯学术书，印量有限，确实比较贵，一本的价格，比十二本旧书加起来还略贵一些。但匆匆翻阅之下，我便感到了这本书的“浓度”，第 I 部“论考篇”和第 III 部“资料篇”，都颇有可观。特别是书中丰富的图版和注释，很大程度上可弥补《花甲录》的不足（《花甲录》的日文原版无注释），亦可对某些历史空间中的细节、时间和人物关系，做出更合理的诠释。当然，这是今后的功课。
离打烊还差十分钟时，我告别了内山书店，左右肩各挂一只帆布袋，胸前还抱着两只撑得满满的塑料袋。直到此时，我才真真感到了疲惫，肩酸背痛一起袭来。好在离据点没几步路，我打算把书先送回酒店，再出来打牙祭。走在铃兰通上，见华灯齐放，马路两侧已摆满了临时书台和带轮子的书架，原本就不宽的路显得更窄了，四周到处是“第六十三回神田古本祭”的看板、灯笼和彩旗。看来为明天开幕的古书祭，古书业者们是准备挑灯夜战了。到酒店门口，我回头看一眼刚走过来的、被齐整的书摊和书架填满的小路，在心里说了句：晚安，神保町；书街，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