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保町到一乘寺
——疫后日本书业一瞥 （下）
撰文：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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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10 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五，是神田古本祭拉开帷幕的日子。接下来的三天，是神田神保町的节日，也是东京的节日。对过去二十年来，断断续续泡过不下十场古本祭的我来说，这种惯例已成身体记忆，以至于每年 10 月底，我都会以古本祭为第一要务来制定计划。古本祭主要分两块，一是于周五上午 10 点准时开始的特选古书即卖展，卖场在东京古书会馆（地下一层和一层）；二是一般于同一天上午 11 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周日晚 10 点左右，在靖国通、铃兰通和樱花通这三条书街主要街道的两侧，一字排开的露天古书集市。前者是有偿参与，提前发行出品古本和艺术品的彩色图录，虽然理论上也是持续三天，但尖货基本会在周五当天就售罄，后面就是剩货了。后者则是古书店和出版机构，把平时积压的库存打折甩卖。日本法律保护新书定价（图书再贩售价格维持制度，简称“再贩制”），原则上新书打折售卖一年中只有这三天。因此，古本祭上常能见到那种穿风衣、携拉杆箱的白发长者，大多是从地方城市赶过来的知识分子，下了新干线就直奔露天集市。从平成期开始，日本经济陷入持续萧条，民生疲敝，受制于生活成本，一年不买书，只在这几天才破例的消费者也所在多有。就我个人来说，因会定期入手日版新旧出版物，露天集市对我的吸引力有限，唯一有意义者，就是特选即卖展。而且，原则上仅限于第一天的上午半天。因为我的打卡目标相当明确，基本只关注三类出版物，即文豪签名本、日本现代文学初版本和视觉本（摄影集等）。而这三类书，是很难保留到下午的。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每年去特选即卖展打卡之前，都会仔细研究当年的出品目录，看一下有多少家机构参加，大致有哪些出品。25 日晚，从蜻蛉文库的佐藤老板处入手的《特选古书即卖会出品目录》，我也抽时间浏览了一下，知道共有十四家机构参与展卖，似略少于往年。
上午 9 点，我和太太从酒店出发。在骏河台下路口过了靖国通，然后钻进巷子，三拐两拐，不一会儿就到了东京古书会馆的正门前，旁边是小川町邮电局。离入场还有半个多小时，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在排队，跟往年一样，清一色是戴眼镜的白发或谢顶老者。偶见一两个女性身影，也都是灰白头发，戴着遮阳帽，站在队里捧读文库本。十点整，大门开。百十来号书客排队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会馆，再沿楼梯下到地下一层，在门口处先存包，存过包的人依次进场。我差不多是第十个进入卖场的人，凭过往的经验，直奔右前方最靠里的角落，我知道那儿是签名本大户榉（けやき）书房的摊位。因此，我每次都会从榉书房开始，往里走，再折回；然后移动到下一排摊架，再重复执行这个规则。如此，一间不算很大的房间，差不多走两轮“Z”字形，便可将所有摊架检阅一过。门口前左手是服务台，有工作人员收银，并提供包装和开具发票等服务。购书金额在 5000 日元以上者，可享受免费宅急送（仅限于东京都内地址）。但与免费宅急送相比，我更看重古本的完品，即使是再厚重的书也务必自己携回酒店。故多年来，对此等“特权”，我一直放置至今，从未享用。
两点感想。一是作为疫情后第二次古本祭（2022 年的“第六十二回神田古本祭”，因中日航线尚未恢复，我未能往至），总体规模已不及从前；二是经过疫情三年的试炼，日本书业的逻辑起了变化，也在悄然“升级”，古书商通过古书网和社媒，线上交易频密化，以至于很多尖货未及在实体店铺上架，或在即卖展上出品便已走货。关于这一点，其实我是有直觉的。这种泛泛的直觉，在翻阅出品目录时基本被坐实，到了即卖展现场，亲眼所见就更是实锤了。譬如，以我扫货第一目标的文豪签名本为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超一流作家的签名本在地下一层的卖场几乎绝迹，我只在一楼瞥见一本川端的毛笔签（《千羽鹤》，筑摩书房昭和 27 年 2 月初版本），被锁在玻璃柜中，标价为 250000 日元，比我十年入的同样签本，坐地飙升近五倍。而疫情前，比这更金贵的限量特装本，就放在地下一层卖场，是可以动手翻阅、用放大镜确认文豪手泽的。
我在特选古书即卖展统共入了多少册，连自个也记不清了，应不下十六种，且多为十六开本。结账时，我按老习惯，让伙计开了张贴有印纸税的手写正式发票，总金额为 62700 日元。以书金论，这应该是我历年从即卖展淘书的金额下限：随便翻出两张旧发票，如 2014 年为 80100 日元，2015 年为 71500 日元......难道这预示着我正与神田古本祭渐行渐远吗？
平心而论，过往十数年来，我在东京古书会馆的即卖展上观善本、珍本、美本无数，寓目无限。但“纵欲”之余，有时也会平生一种“芳华阅尽”的空虚感，纵有好花千万树，岁月许我几回眸？连愚钝如我者也知道，这其实是美的属性使然，因为美本身是有张力的。更何况，那些书统统是构筑于纸上的美，而纸张的重量，及其对人的生活空间的侵蚀和压迫，根本无需解释。不过，这类抽象的“哲思”更多只是一闪念，并不会长久占据我的大脑。而长期霸占脑容量之内存者，除了美本还是美本。这次打卡即卖展，斩获也不小，整理箧藏需时日，暂且提示其半（八种），权当誊抄淘宝清单：
1、《沉默》签名本，新潮社 1966 年 3 月初版，精装函套，系远藤用粗签字笔签赠给他的主治医山下武右的。扉页夹着新潮社附赠的册页，共十六页，为当时的名作家和批评家对《沉默》和远藤文学的评介。其实，我还藏有一本《沉默》的特装限量签名本。但远藤的这部代表作，我觉得收一本初版本，似更有“出版”的意义。书标价 16500 日元，可以说是物超所值。因为我曾在实体古书店见过同样的版本，并无签名，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
2、《侍》签名本，新潮社 1980 年 4 月初版，精装函套，同样是远藤用粗签字笔签赠给山下武右。扉页夹着附赠的册页，系远藤周作与三浦朱门的对谈，共八页。若要对远藤的几部重要长篇做一排序的话，从可读性上说，窃以为首推《深河》，其次是《沉默》，第三本就是《侍》。这本标价仅 5500 日元。
3、《作家的日记 1950.6—1952.8》（『作家の日記』，作品社 1980 年 9 月初版），精装函套，是远藤用毛笔签赠给山下武右的。作家的日记重要，远藤周作的日记尤其重要，特别是这本留法日记，记录了作家青春时代的浪漫生活，有不少隐私，一直是远藤研究中的谜团。这本标价 6600 日元。
4、《续死与生》（『続死ぬことと生きること』，筑地书馆 1974 年 8 月刊行），精装函套。扉页印有“爱藏限定版叁佰五十部之内 第贰佰拾六号”的字样，空白处是毛笔楷书的“拳”字，字很大，墨透纸背。字的下方是“土门拳”的钤印，朱文篆刻。这是摄影大师土门拳回忆录的续编，装帧设计是平面设计大师杉浦康平，难怪细节如此到位，扉后和正文插页黑白摄影图版的还原度之高，丝毫不逊于摄影集。我原本就入过这本回忆录的前编《生与死》，且分别保有日、中文版——美篶书房新装版（2019 年 7 月刊行）和浦睿文化·中信版（2021 年 7 月版），刚好与续编凑齐，甚慰吾心。这本“爱藏限定版”标价 11000 日元，虽谈不上漏，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价格。
5、《从纯摄影到粹文学》（『純写真から粋文学へ』，松柏社 2000 年 8 月刊行），是一本摄影对话录，对谈者是川本三郎、竹中直人、村上龙、柳美里、筱山纪信、石内都等，无一不是大咖级。唯其构成复杂，各种跨界，多元视角才更值得期待。二十多年前，荒木经惟还没成为今天的话痨，谈其摄影观也是言简意赅、精准到位。我虽保有若干种荒木摄影集和摄影文化论，对话录却只有这一册。世人都知道荒木是摄影家，但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书家和文笔家。他用毛笔沾墨直接写在胶片上的书法，显然不是单纯的涂鸦，而是以摄影为媒介的再创作，自带“法度”。这本书也是荒木毛笔签名本，标价 6600 日元，算是个漏了。
6、《凶区/Erotica》，大十六开，朝日新闻社 2007 年 6 月刊行。这是一个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如果把“伟大”的桂冠审慎地奉送给一位在世摄影家的话，那么非森山大道莫属。摄影艺术蕴含了多少种可能性，森山的作品便呈现出多少种面向，且无一不到极致。这本摄影集再次强化了我内心的判断，决定不再修正。二十一世纪之初，浦东开发时，森山曾应邀前往上海拍摄开发中的浦东，作品多以摄影插页的形式，发表在朝日新闻系著名论坛志《论座》上。那个杂志已消失有年，当年我多半就为了看森山的浦东摄影，而自费订阅了好几年，直到“休刊”。长年来，我一直在追踪那批作品的出版情况，却迟迟不见结集，而这本摄影集中，收了多帧摄于上海的作品，弥足珍贵。这本保存得像新书似的超大摄影集，仅卖 6000 日元，虽说无签名，在我看来也是漏了。
7、《摄影家和他们的名相机》（『写真家と名機たち』，十六开，那和秀竣著，山上正一画，松柏社 2013 年 8 月初版刊行）。这书简直妙不可言，视角、体例、插图和摄影，均很难复制。作者为三十六位外国摄影家和二十四位日本摄影家作传，考据了摄影家平生爱用的相机机型及创作代表作时所用的“名相机”。随便翻开一页，都会有惊喜。如时装模特出身的法国传奇女摄影家莎拉·莫恩（Sarah Moon），1986 至 1989 年连续三年荣获戛纳国际广告节金狮奖，她的爱用机居然是在我看来偏男性向的尼康 F2，而且是与我的爱藏一模一样的银色镀铬机身！这种发现，于我有种幸福感。全部机型的插图是黑白摄影，旁边或下方，注明那款名机的档案及特性；摄影家的头像则是素描。这本十几年前的出版物，标价仅 1000 日元，不是漏是什么？
8、《版画东京百景》，小泉癸巳男著，讲谈社昭和五十三（1978）年 3 月刊行，大十六开异形本，精装函套。大约二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摄影评论中说，东京作为一个出片到“过曝”的城市，整个一巨大的摄影实验场，其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都立过不止一支三脚架（大意）。跟罗马城一样，这个如此出片的大都会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更不单是摄影的“被摄体”，从北斋、广重的浮世绘，到川濑巴水的新版画，都在不懈地表现这座城市。战前的名版画家小泉癸巳，年轻时受到前辈画家石田一麿的《东京风景》（石版）石井柏亭《东京十二景》（木版）的感化，发愿用系列组画来描绘大东京。从 1930 年秋起，切入创作准备，1937 年完成，整整一百幅，画家时年四十五岁。1945 年，小泉辞世，得年五十三岁。小泉创作的“东京百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艺术本身的价值，还有历史的艺术文本价值。如第二十六景的《麻布三联队》，描绘了帝国陆军步兵三联队驻地，三个士官在轮岗时的情景。大门内巍峨的昭和前期现代建筑，后变成政府防卫厅用地，现在则成了都心部六本木地区美轮美奂的商业综合体东京中城（Tokyo Midtown）。类似这样的艺术文本，不失为可视性的历史材料，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版画东京百景》付梓时的定价是 5800 日元，近半个世纪后才溢价至 8000 日元，已经是物超所值了。
从东京古书会馆出来时，正值中午，还不到一点，我决定先把即卖展上的战利品送回酒店，然后再赶一趟露天古书集。说是“赶集”，其实就在我的“据点”边上。当我走到铃兰通西口时，但见窄窄的路面上，左右两溜书摊一字排开，一直绵延到路东口，每个书摊前都站着很多书客，挑拣、购书，有的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龙，以至于原本就不宽的马路，几乎完全被书和人占领，从南北两侧数不清的甬道，还有书客不断地涌进来。我在岩波书店、中央公论新社、文艺春秋社、平凡社、讲谈社、河出书房新社、书的杂志（本の雑誌）社、筑摩书房、角川书店、东京堂、光文堂、创元社、幻冬舍、晶文社、美篶书房（みすゞ書房）、东大出版会、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法政大学出版会、东京书籍社、冬青社、白水社、幻戏社、Enishi 书房等摊位，分别勾留了三分钟到三十分钟不等，购入单行本、MOOK、新书、文库总有不下二十种。最令我惊艳者，往往不是主流大社的出版物，而是一些小众出版品牌，甚至是自由价格本。
所谓“自由价格本”，是一个出版豆知识：出于某种原因（如出版社破产清算、编辑错误或品相瑕疵等），书籍甫一出版，便脱离再贩制、委托制的轨道，不参加中盘商为新书店的配本，而是打折销售。但自由定价本不同于旧书，它必须是未使用的新书，一般按定价的五到七折（洋书为七折）销售。因这类书已经与再贩制脱钩，不再参与主流渠道的配本，那么其不维持新书定价，便不会被视为问题。因此，自由价格本也称非再贩本、outlet 本，或干脆叫“bargain book”。在神田古本祭等场合销售时，会在出版物封底贴上红色的“B”字标签。贴标签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这又牵涉到日本出版的另一条豆知识。
现代日本出版物，在封底或书衣背面的左上角可见上下两排条形码，这是东洋出版的“日特主义”做法。两排条形码虽然都是十三位数，但细看可发现，数字是不同的。其实，这两排条形码并非重复，而是有明确的功能区分。上排条形码，是国际通行 ISBN 书号，一般以“978”或“979”开头；第四位数代表国家，英语圈（美国、英国）是 0 或 1，法语圈（法国、加拿大部分地区等）为 2，德语圈（德国、奥地利等）为 3，日语出版物为4，俄语圈为5，华语圈为7......下排的条形码是日本特有的，对应日本出版 POS 系统：前三位数“191”或“192”代表消费税率改订的不同时期；后面两位数，分别对应不同的出版社，如 00 为岩波书店，01 为旺文社，02 为朝日新闻社，角川是 04，讲谈社是 06，小学馆是 10......出版社别的后面，分别对应着贩售形态、图书类别和书的本体定价。对书业老炮来说，一本书仅看封底条形码，便能大致判断出是哪家社出的哪一类出版物。而自由定价本在交付古本祭销售时，按规矩，是要在两排中的下一排条形码上贴付“B”标。
权且提示两种自由定价本（均为单行本）：一是《美貌帖》，金子国义著，河出书房，2015 年 2 月刊行。金子国义是鬼才画家、装帧设计大家，与另一位文学界的鬼才、博物趣味的作家涩泽龙彦交情甚笃，二人长年合作，推出过很多色彩夺目、风格诡异的出版物。广为人知者，有涩泽译的金子插画版《O 的故事》（『O嬢の物語』，[法]Pauline Réage 著，涩泽龙彦译，河出书房新社 1975 年刊行），已成珍本，那些插绘也成了金子的代表作。我是金子的铁粉，由他操觚的单行本和关于他的 MOOK，我基本见一种收一本，带作者手泽的签名本，我藏有四册。《美貌帖》是金子的自传，书名便透着浓烈的自恋，而那正是传主的风格之一。这本图版相当丰富，除了金子的绘画作品，还有行为艺术的视觉记录，包括一些摄影集内页，有的相当出位。如他坐在刚送过森茉莉的“2000GT”跑车上的照片；前后环衬页上的毛笔速写，我是头一次见识，画风之老辣、大胆，颇有金子光晴范儿。
二是《杂志媒体文化史——战后范式的变容[增补版]》（『雑誌メディアの文化史——変貌する戦後パラダイム[增补版]』，吉田则昭编，森话社 2017 年 4 月初版刊行）。日本现当代社会文化受出版文化，特别是杂志媒介的影响甚大，从精英到大众，或多或少，无不受到杂志文化的规训。以至于战后，东瀛书业呈现“志高书低”的奇特景观逾四十年，直到 2016 年，情况才发生逆转。杂志与时尚工业、杂志与漫画、杂志与出版，都是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近十年前，我入过此书旧版。增补版追加了两篇论文，增容八十页，视界也变得更广角。杂志媒介的消长，清晰地勾勒出世相与战后文化共振的曲线，凸显了流行文化范式转换的轨迹。
在单行本之外，再提示从古书集入手的新书、文库各两种。先说新书：一是《平成、令和期的学生运动：SEALDs、民青、过激派、独立团体》（『平成·令和 学生たちの社会運動——SEALDs、民青、過激派、独自グループ』，小林哲夫著，光文社 2021 年 1 月刊行）。一个习以为常的通说是，日本当代青年普遍倾向自民党政权。也正是基于此，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2007年），修改“国民投票法”，把选举与被选举权的年龄下限从满二十周岁下调到满十八周岁，旨在把年轻一代纳入自民党的票仓。但这种如意算盘却在 2010 年以降接连受挫：以“3·11”巨震为分水岭，围绕核事故、“特定秘密保护法”、安保关联法案、（针对中韩的）仇恨发言、森友·加计学园、财务省隐匿公文、赏樱会、气候变化、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米兔”、大学医学部对女生入学的非法限制、新冠疫情期学费问题等社会、政治和个人权利议题，被认为“亲自民党”的年轻一代开始发声。其动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日本的未来，无疑值得持续关注。
二是《麦田里的守望者》（『キャッチャー·イン·ザ·ライ』，[美]J. D. Salinger 著，村上春树译，白水社 2023 年 4 月第二十五刷）。塞林格的这部不朽的成长小说，哺育了战后西方几代青年，已成经典，在日本也是常销书。村上作为东洋小说家，其出道之初的文学修炼，恰恰是包括塞林格在内的西方“新经典”。村上的新译果然不负众望：于 2006 年 3 月初版刊行，到我入手时，已是第二十五刷，成为日本翻译界译者自带流量的典型案例。唯一的遗珠之憾，是按原计划，由村上撰写的译者解说文，作为附录，随译文一道刊行，因塞林格本人的意志，亦由于合同条款的限制，结果未能实现。
文库之一，是另一种村上译本、格蕾斯·佩雷的《人的小小烦恼》（『人生のちょっとした煩い』，[美]Grace Paley 著，村上春树译，文艺春秋社 2021 年 1 月第三刷）。村上译了多少本书，我没研究过，不过我知道他爱读的英语文学类型，除了塞林格那类青春文学，还有雷蒙德·卡佛、菲斯杰拉德和海明威。关于格蕾斯·佩雷，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只要知道村上有多爱卡佛，便不难理解他何以会注意佩雷。“她的作品令我难以自拔。”村上坦言自己初读佩雷时的震动，“与我第一次读雷蒙德·卡佛的作品时所感受到的，大致是同一种情感”。至于说为什么要翻译，村上给出的理由简直任性：“我只能说，甭管怎样，她的那些作品一定得由我来翻译。”于是，日文世界便多了这部由十个故事构成的短篇集。附于正文后的佩雷的创作缘起和译者对原作的解读，都是颇有可观的文字。最是那本文春文库的封面，先于小说内容，与“人生的小小烦恼”这个平实的书名，瞬间便定格于我的视觉中枢，挥之难去：那是我瞥一眼便知的美国现代画家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1882—1967）的作品。那对常常出现在同一块天花板下、时远时近的中产男女，即使他们处于至近距离，彼此之间也有种疏离感。规整的几何空间，凸显了某种禁锢感，哪怕是那一道透过落地窗、打在墙上的异常强烈的阳光，都不足以稀释那种受限的既视感——一种美式的孤独，虽短暂，却四溢开来，显得漫无涯际。我翻开书衣的后勒口确认封面绘作者，果不其然，是霍珀的《自助餐厅里的阳光》（Sunlight in a Cafeteria，1958）。
文库之二，是《文明生态史观》（『文明の生態史観[增补新版]』，梅棹忠夫著，中央公论新社 2023 年 10 月刊行）。1955 年，动物、博物学家梅棹忠夫参加京都大学学术探险队，系统考察西亚诸国的生态、文化。从学术考察活动中，萌生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史观，即不是从相互对立，而是从“平行进化”的视界来把握东西方的近代化进程，提倡所谓“中洋”论。自此，一代文化保守主义大家梅棹忠夫崛起，其学术成就中之荦荦大者，就是文明生态史观。作家、《日本沉没》的作者小松左京说：
多年前，我曾购买过《文明生态史观》中公文库旧版，1974 年 9 月初版刊行，我入手的是 1996 年 3 月第二十刷。文库新版增补两篇文字：《追记》记述了关于本书各种日文版本和日本语以外的外国语版的必要信息；《大海和日本文明》（『海と日本文明』）是一篇论文，成文于二十一世纪之初，对支撑梅棹版文明生态史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我个人来说，则属于必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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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过周五、周六两天，我已经完成了对本届神田古本祭特选古书即卖会和露天古书集市的扫货，而且是“超额”（超预算）完成。10 月 29 日（星期天）早上，来东京出差北京建筑师朋友唐克扬发来微信，我指示他如何赶集，然后我说：“今儿是最后一天，包括露天书摊后面的实体书店，多数也在打折甩卖。抓紧时间！”后来他告诉我：“最后买了两本无名氏的行书书法。”当天下午，他便乘机回国了。上午十点，我在一桥的 Royal Host 吃过早午餐，把装满出版物的行李箱寄存在酒店，便出发去箱根了。泡进箱根的露天温泉浴场，我才意识到连续两天的战斗，给我的肩背和手臂又增添了多少劳损。
从箱根回到东京，我住到了银座，为的是完成在单向街书店银座店的三场驻店作家活动，那是许知远派给我的工作。其间，尽管我也去过位于 GINZA SIX 大厦的蔦屋书店和几间书咖，却基本没买什么重要的书。11 月 13 日，我从东海道南下名古屋。11 月 16 日，又从名古屋继续南下，去了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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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是我趸书之行第二站。我最后一次去京都，是在 2019 年 2 月。阔别近五年，最大的变化，是日本中央政府的文化厅迁至京都，从行政上强化了这座千年古都的文化性。不过在我看来，京都的文化性本无需强调，就像鸭川静静淌过中城，倒影着岸边的垂柳、公寓和高床餐厅；沙洲上，孩子在嬉戏，水鸟在漫步，情侣们等距离坐在岸边，抱着木吉他，却在窃窃私语......文化已成京都的调性。
我曾在一篇旧文中说，“一个街区，顶好有两家书店”（见同名文章，收录于《东京文艺散策[增订版]》，刘柠著，台湾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初版，第 227 页），说的就是京都。说具体点，是位于京都东北部左京区的一乘寺。我并非不知道，京都有京大附近的百万遍古书店街和朋友书店等有传统、有故事的汉学系书店，事实上，我也曾多次打卡，至今仍保留着京都古书店地图。不过，我既刚从神保町“扫街”而来，似乎也无甚必要再去百万遍打卡。于是，11 月 18 日上午，吃过早午餐，我便从清水五条的酒店乘五路巴士，径直去了一乘寺。在一乘寺下松站下车，京都中央信用金库的街角右转，沿曼殊院道一直往西，过了与叡电的交叉口，再往前百十来米，右手边就是萩书房。
萩书房位于一栋多层公寓的一层，公寓的外立面是仿红砖的装饰，显得挺有格调。门口立着一块人形看板，看板上戴眼镜的大叔做着夸张的表情。推门进屋，从书店的格局、书架的排列方式，到分类的顺序，包括古书店特有的古纸气味，都跟疫情前毫无二致。唯一的不同，是收银的老爷子，换成了一位三十岁上下、戴眼镜的女性。这间古书店以类型小说为主，包括奇幻、推理、SF和春宫，兼营美术、摄影、流行音乐、性学和文库，进货有品，书品上佳，在近畿地方的古书业界颇有口碑。我先后打卡七八次，入过的旧书总有不下二十种，其中一半与性风俗有关。此次也收了两种，其一是《回忆满洲》（『想い出の満洲』，佐久间晃、富山卫著，惠雅堂出版 1971 年 7 月刊行），这是一本绘文集，粗布面精装，异形本，带函套。画风治愈，文字简洁，体例舒适，便于翻阅和检索。内容涉及我国东北地区一年四季的风俗节日和生活习惯，包括城市风光、建筑、吃食和在“满”日人的文化，如“渡满”的文化人、艺能者，“满洲”的文学界等。佐久间晃的前言《“满洲”时代的漫画家伙伴》，是关于战前日本文化“越境”的珍贵资料。
其二为《日本近代漫画的诞生》（『日本近代マンガの誕生』，清水勳著，山川出版社 2021 年 12 月初版第七刷）。国人往往想当然地以为，日本漫画作为一种战后流行文化，历史并不长。但其实，罗马非一天造就，漫画大国也是其来有自，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面向大众发行的同版复制浮世绘初登场，是在江户中期（十八世纪初叶）。后大坂（阪）的版元推出木版戏画本（鸟羽绘），人气爆棚，遂行销全国。对彼时的江户人来说，“鸟羽绘”就是今天的“漫画”。到幕末，随着幕藩体制的松动、瓦解，以批判武士、贵族和幕政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绘应运而生，除了还没有解说词之外，形式上已相当摩登。明治期，江户风绘画受欧美漫画的影响日甚，加上报纸的推波助澜，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风格，受众广泛。明治十（1877）年，山寨英国漫画杂志《笨拙》（PUNCH）的凸版印刷周刊志《团团珍闻》创刊，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经过明治期的和洋融合，及至大正、昭和初期，一种视觉上脱离浮世绘的、审美上与欧美到达同等水准的现代漫画，开始确立。漫画本身是一种媒介，其发展不是孤立的，而这正是一本从政治史、美术史的维度，透视日本近代漫画表现风格嬗变的读本，写得饶有趣味。还有一点，涉及我个人的出版趣味：这套插图版日本史 Librétto，体例、篇幅大致相同，图文和资料的编排舒适且不无高级感，是我钟情的一种丛书，也藏有若干种。
出了萩书房，再往下继续走大约二百米，便是惠文社一乘寺店。这家地理上偏安的独立书店名声在外，一向有所谓“世界最美书店”等光环，终年在各种时尚、读书类杂志、MOOK 上曝光，是日本国内外小资的打卡圣地。但对我来说，它只是一家兼营旧书、文创和咖啡的人文独立书店，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我来此打卡的次数，理论上跟去萩书房一样，因为这里就是我所说“一个街区，顶好有两家书店”的第二家。不用说，我所说的“街区”，指的就是一乘寺。
暌违五载，惠文社基本没变样。不过细看之下，我发现空间更逼仄了，就是说书更多了。沿墙的书架统统顶到天花板，中间的矮书架一排排，数不清有多少牌，书架前面预留出过道。店中的不同位置，放置了几张圆桌、方桌或写字台，台面上码着各种新刊本和杂志、MOOK，“余白”处放着老式台灯、收音机、机械相机、闹钟、留声机、打字机等装饰物，无数的出版物和小摆件，与低回、萦绕的 BGM 一道，营造了一种极端 Otaku 气质的书店文化空间。在我打过卡的众多日本新刊书店之中，惟有惠文社是找不到新书台的店家。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所有的台面，都可以看成是新书台，按不同的主题和类别，各自呈现。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日本当下所有门类的书，从东贩、日贩等主流中盘商的配本新刊，到读书排行榜上排名前列的文库、新书，从小众出版、一人出版的新品，到自费出版物，几乎无所不包。特别是上文中提到的、京都当地出版机构“编辑 Group SURE”的出版物和一人出版品牌“夏叶社”的书，惠文社是最全的，这也是我格外重视这间独立书店的理由之一。
像过去一样，我先从离门口最近的古本书架上入了一本，是《无边界——我的摄影史》（『なんでもやってみよう：私の写真史』，细江英公著，窗社 2005 年 10 月刊行）。这本是摄影大师细江英公摄影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一卷，而我原本就持有第二和第三卷。“三缺一”之憾瞬间消弭，我的心情大可糟改秋瑾的一句诗来形容：“金瓯已缺总须补”，得来竟不费功夫。这套书我之所以没一次性收齐，而是采取见一本入一本的“邂逅主义”放任方针，是因为几年前我购入了台版三部曲，而且是作者授权的“限定 1500 部 完全生产限定”版，套装书函，每一本的扉前页和后环衬前页，均有细江英公的英文签名和钤印，脸谱出版 2020 年 5 月初版一刷。作为三部曲的首卷，最大特点是从后往前写，如第一篇是《二〇〇五年：现在开始想做的事》，末篇是《一九五〇年：使用父亲的相机》。这种回忆录的写法，我还是头一次见识，读之有种蓦然回首、再沿着人生逝水从后往前捯的画面感，令人感慨万端。而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刚写完这篇文字，就接到细江先生在东京过世的讣报，真仿佛有种冥冥中的第六感。
细江英公摄影自传三部曲，中文繁体字版系“限定 1500 部，完全生产限定”版，套装书函，每一本的扉前页和后环衬前页，均有细江英公的英文签名和钤印，脸谱出版 2020 年 5 月初版一刷
新书入了两种。一本是摄影集《纽约 1980》（『ニューヨーク 1980』，大竹昭子著，赤赤舍 2012 年 10 月刊行）。上文写过，我前脚在神保町的 PASSAGE 入了四种大竹昭子的摄影随笔，后脚便在惠文社淘到了这本摄影集。虽然是十几年前的版本，却是未使用过的新书，而且是签名本——应该是我的第一种大竹签本。我熟悉大竹的摄影评论，却很少有机会欣赏其摄影创作。《纽约 1980》体例独特，全书一百零九页，前四十四页为摄影，纸张是铜版纸；后六十五页为随笔，纸张换成纯质纸，是理解大竹艺术人生的重要文本，书的装帧风格也是一流。1979 年的初夏，大竹来到纽约，二十九岁的人生仿佛被清零，整个回到了一无所有、百无一用的白纸状态，“没有应该做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它过于自由，于我却相当沉重”。一年后，她突然想要一台相机，立马去商场，当即买了一台尼康 FE 单反。装进第一卷黑白胶片，前两张拍飞了，第三张拍到一只小黑狗，站在小路的中央，好奇地看着她。那一帧小狗的照片遂成了大竹切入摄影创作和摄影评论的“路标”，也是这本摄影集的第一张作品，令我联想到森山大道那张著名的扫街抓拍的流浪狗。
《爱的小史》（『愛の小さな歴史』，港千寻著，INSCRIPT Inc. 2009 年 12 月刊行）。作为一个读过不少、也写过一些摄影评论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所有的艺术评论中，摄影评论最有哲学味？我自己并没有最终答案，除了一些不得要领的线索，如机械相机的“魔法”，如胶片从感光到冲印过程中的化学反应，如瓦尔特·本雅明的“光晕”说，等等。而我读过的最具哲学气质的摄影论之一，是港千寻的文字，所以他的书，我基本会照单全收。“小史”由三篇文字构成，两篇很短，但其中一篇很长，占二百一十一页。出于某种的机缘，作者邂逅了一帧老照片，拍的是广岛城区的街景，据说是法国女明星埃曼纽尔·丽娃的作品，应摄于日法合作电影《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在广岛拍外景的那段时间。以此为由头，作者被某种神秘之力层层诱导，实地踏访拍摄现场，不但见到了女明星本尊，而且人肉介入影片生成的过程......围绕时间与记忆、摄影与死亡，以及性，一番熔知识、想象和生命体验于一炉的考察与阐发，大开大合，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堪称一次影像论的冒险之旅。
不知为什么，我只找出了两本新书的机打小票，不妨抄录，以立存照：《纽约 1980》2300日元，《爱的小史》2500 日元，塑料袋 5 日元，共计 4805 日元（含税）。当我站在门口右侧的收银台前，看着脸熟的店员熟练地为我包上褐色三维拓扑手绘线描图案的惠文社纸书皮的时候，我顺手取了两张惠文社标配的红男绿女读书款书签，内心有被充盈的幸福感。以至于出得门来，外面下起了京都特有的小冰凌状的小雪，我竟丝毫未觉出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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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京都打卡的第三间书店，是诚光社。而我与诚光社的结缘，也是由于惠文社。将惠文社一乘寺店从偏安于京都东北角、籍籍无名的独立书店，一路做成炙手可热的后现代文化辐射基地，公认是前店长堀部笃史的功劳。堀部是有理想的书店人、七零后在野作家，也是关西地方文化社群的组织者，他的书多关注城市原生态独立小书店，其接受大学教育的九十年代和出版文化。2015 年，他离开惠文社，在京都市中心的丸太町创业，开了一爿人文书店——诚光社。日本是由报纸杂志、Free Paper 和互联网、社交媒体共同构成的现代与后现代混搭型信息社会，传播效率相当高，独立书店和文化人一旦建立了口碑，想要绵裹秤锤、锦衣夜行其实并不易。凭前惠文社店长的名头，堀部甫一创业，就不愁打卡者。在书斋稍加翻检，我应该藏有堀部的三种签名本，均是购于店头，在结账时请他直接签的。第一种还是在惠文社，后两种便是在诚光社了。我是在新店开张的头一个月，就打过卡。
我去诚光社，其实是在打卡惠文社的前一天，11 月 17 日。清晨，刚下过小雨。上午，我和太太先去了京都国际漫画博物馆（京都国際マンガミュージアム），参观完出来，溜达到市役所附近的创意咖啡校巴（SCHOOL BUS）吃了点东西，喝杯咖啡，然后沿着今出川通，走到京都御苑。去御苑本身倒不是目的，我是为打卡诚光社。于是，我们从今出川御门进苑，从北往南穿过偌大的内庭，从西南角的下立壳御门出得御苑，往南到下一个路口就是丸太町。过马路，继续南行百十来米，在第一或第二条巷子口，左拐进去，就看到立在路边的诚光社看板。青瓦房檐下，吊着一盏电灯。我一看到那个民居式的门脸，心里就感到踏实。
阔别三年的诚光社，基本无甚变化。唯一的不同，是坐镇店堂深处的掌柜，不是身材微胖、略微有些谢顶的堀部店长，而是一位瘦小的眼镜青年。好在结账的小票犹在，复盘不难：我在诚光社购书四种，两种单行本，一种文库，一种杂志；报纸三份，《周刊读书人》一份，《读书新闻》两份，书金共计 6405 日元（含税）。
诚光社虽小，在日本的书店版图中却占据颇重要的位置，代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独立书店的新模式。作为新刊书店，诚光社绕过中盘商，不接受配本，而是与国内三十多家人文出版机构合作，直接进货。日本国内，同等规模的独立书店，拥有此权限者，应该不到两位数。如上面提到的两种读书报，在综合书店和大型书店连锁之外，很少有独立书店经营，但诚光社从开业之初，便保持每期进货的节奏，且卖得相当不错。因书客的构成与惠文社多有重合，而店铺面积却比惠文社小很多，房租压力也有限，堀部基本不担心销售，而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社群活动上，以期通过文娱活动，进一步扩大书店的影响力。
拉回到斩获的出版物：单行本之一，《对日本人来说，何谓美》（『日本人にとって、美しさとは何か』，高阶秀尔著，筑摩书房赤赤舍 2023 年 2 月初版第十二刷）。阐论日人美意识的书，已淤到充栋盈车的地步，我们还需要新书吗？答案是“Yes”。因为真正丰饶的美，一定是立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透视角度。况且，美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融合，远未“定型”。高阶是会通和洋、学贯东西的艺术史学者，深谙从平安时代一路演化到现代的日本的想象力，并将其与欧美加以比照，通过这种阐发，凸显艺术创造之奥义。高阶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关于日本画的多视点问题：
单行本之二，是书店本《古本食堂》（原田比香著，角川春树事务所 2022 年 3 月初版刊行）。日本是书店大国，定期产出书店本虽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多是关于某个地方独立书店或以某个架空的书店为舞台的故事。随着疫情的平复，感觉神保町正在“复权”，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门类，都有类似的观察。就非虚构来说，如上文中写过的书的杂志社出版的 MOOK《神保町》，占据东京堂等综合书店排行榜 Top3，长达半年之久。就虚构类而言，则不能不提这本《古本食堂》：
美希喜是东京某私大的国文科大学院生，喜欢书，对未来却感到迷茫，有功夫净往神保町跑。一天，偶然发现以前经常打卡的一间古书店，店主滋郎大叔不在了，换成了女店主珊瑚。珊瑚一介素人，对古书店经营还未上道。美希喜打听书店易主的原委，方知不久前，终身独身的店主大叔猝逝，遗产留给了多年前随夫迁居北海道带广的妹妹鹰岛珊瑚。珊瑚匆匆回到东京，继承了位于神保町核心区的鹰岛古书店及店铺所在整栋楼宇的产权，但面对满坑满谷的古书，一筹莫展。美希喜见状，伸出援手，凭长年泡神保町的经验，终于找到了存在感，连青春期抑郁也被治愈。营业之余，两个跨世代女性双双出入书城的咖喱店、中餐馆、咖啡和酒吧，发现了神保町的另一种表情。而那种古书店打烊后的“夜书城”的魔力，又反过来强化了书店的气场......一个在经济萧条、出版不景气时代暖人心窝的故事，情节本身不复杂，但作家的描写细腻，故事很抓人。市场的反馈也证实了这点：我是先在诚光社入了单行本，翻看版权页知道，2022 年 3 月刊行，仅二十天后，便印到第四刷；后我又在大垣书店京都本店入了一本文库本，文库本是 2023 年 9 月刊行，两个月后（11 月）便印到第六刷。书业和书店人之“求安慰”到了何种程度，由此亦可见一斑。
文库是《犬的记忆[新装版]》（『犬の記憶[新装版]』，森山大道著，河出书房新社 2022 年 6 月初版刊行）。这本摄影随笔，是当初摄影家在已经消失了的老牌摄影刊物《朝日摄影》（『アサヒカメラ』）上连续十五个月（1982 年 4 月至 1983 年 6 月）的连载结集，一本老书，也是森山众多同类作品中最经典的一本，日文版单行本出版于 1984 年，重庆大学社多年前就推出过中文版。除了简体版，我还藏有台湾商周版。最初的文库版于 2001 年付梓，我入的这本是新装版。一本有年代感的摄影随笔，也是摄影家第一本摄影随笔集，对摄影随笔这种出版形态的确立，有重要意义。内文中颇有一些森山名作，如那帧著名的新宿野狗，最初就出自这本书。尽管我知道内页全部作品都是摄影家在东京的街拍，但逐页翻阅，还是会被一种强烈的“在路上”感所震慑。新装版的解说文由作家古川日出男撰写，古川的头一句话这样写道：
而我有时竟然觉得，那种感觉，我懂。
Eureka（『ユリイカ』，2023 年 7 月号，青土社刊行）是硬派文化理论杂志，有种高浓度的左派气质。封面刊头的旁边，用很小镑值的字，印着日英文“诗与批评”（Poetry and Criticism），既可以看作刊物的 logo，也是其定位。刊物很厚重，每期都在三四百页。我去书店时，一般都会翻阅新刊，并根据封面特集的内容来决定买与不买。这次我来日本，先后在不同的书店入过三本。在诚光社的店头，入了第四本，封面特集是“奇书的世界”，正是我的菜。
结账时，我问柜台的眼镜小哥：“怎么没见堀部店长？”他说店长去台北开会去了。大概他以为我是堀部的朋友，又客气地问我：“可有什么话么？我可以负责转达，他应该过两天就回来。”于是，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单向街书店银座店的事和我自己的活动，最后我说：“反正，东京银座有了一家中国系新刊书店，也可以做活动。请转告堀部店长，请他关注一下吧，说不定将来会发生什么连接呢。”然后，跟小哥握手，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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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下午，我去了趟西本愿寺。那里是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本山寺庙，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佛教学府龙谷大学就位于寺院域内。参观完历史悠久的寺庙，又去位于庭园东南角的图书中心，那里基本都是与佛教，特别是净土真宗有关的书，大部分是本愿寺出版社的出版物。我购入两种，新书和文库各一册：《佛教改变人生——现代与救赎》（『仏教で人生を変える——現代とすくい』，西原祐治著，本愿寺出版社 2022 年 8 月初版第二刷）和《叹异抄》（唯圆房著，本愿寺出版社 2023 年 11 月第二版）。我是慧根全无的人，但日本的千年古刹和那些视觉恢宏的壮美寺庙倒是没少参拜，我有时会思考佛学之槛外人如我者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可全无要领。出于纯求知的需要，我买了“改变人生”这本净土真宗的入门书。
《叹异抄》是净土真宗的一部经典，极有影响。传说是公元十三世纪末净土真宗传人唯圆房对其业师亲鸾圣人言论的追记。具体说，系唯圆房在亲鸾圣人圆寂三十年后，发表的听讲笔记及其个人的阐发，“旨在辟除邪异，宣传净土”（释果一语）。在书的最后，作者披露了成书的缘起：“流泪而书，只愿所有念佛的人不要信心各异，起名叫《叹异抄》。切勿外传。”（毛丹青译）可见，此书负有匡正纠偏，以恢复教义之真髓的使命。早在 1994 年，文津出版社便推出此书的中文版，系旅日学者毛丹青的译注本，但当时仅印了 1500 册，如今在旧书网上价格不菲，且一册难求。几年前，北大教授严绍璗先生去世，其藏书散佚，我收过一册，是译者签赠给严先生的签本，我由此始了解这本奇书。我原本就想什么时候买本《叹异抄》的岩波文库版，不意竟在西本愿寺与之邂逅。这本西本愿寺社文库，附有梯实圆的解说文（「『歎異抄』のこころ」）和现代日语译文，字大行疏，便于阅读，编校质量应不输于岩波文库版。
其实，在京都，我还打卡过一家综合书店——大垣书店京都本店，就在四条通 SUINA 室町大厦的一层，离我住的酒店咫尺之遥。大垣书店也是相当有品位的新刊书店，特别是杂志区，网罗甚丰。这家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附设一个小酒吧，就在入口左侧，开放式，吧台前有五六个高脚凳。书店附设咖啡已不稀奇，但内设酒吧我还是头一次见识，到底是文化古都。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在大垣里转，但除了上面提到的《古本食堂》文库本，我却没买其他书。有一巨册建筑 MOOK，刚好是我的目标之一，可看到那大十六开的开本，我怕在路上戳折，便想着回东京再说。
11 月 27 日傍晚，我回到神保町，第一时间便去东京堂找那本刊物，却被告知店内无货，需订购。于是，我打开手机记事本，将几种书刊名出示给店员，请他帮我一并订购。那位老店员皱着眉头，在电脑终端前忙乎了足足有一刻钟，边看屏幕，边在纸上笔记。然后，他拿着笔记，跟我说各本书刊订购所需时日，从三天到两周不等。那本建筑 MOOK，差不多需要一周才能到货。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也超乎我的经验。疫情前，我也经常订购，往往是临回国前两三天去书店，填个单子，基本上翌日、顶多隔一天便可拿到书，打包装行李全无悬念。我知道这次遭遇的，是疫情后的新情况：日本缺人手，从中盘商到物流，各个层级都缺人，原来一两天即可搞掂的事，现在动辄需四五天，甚至一周。且我订购的不是一种两种，而是连书带刊五六种，如照店员的路线图，我在回国前已无可能取到货，且打乱了行程，为等几本出版物，将不得不调整后面的旅行计划。我不能如期订到所需书刊事小，但这种疫后的新变化及其给书业带来的新问题事大。如此“失败谈”，也算是非在现场，便难以感受和理解的书业新动，此可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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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晚，我和内子从羽田国际机场 T3 乘日航 JL025 航班回京。经过我缜密的安排、调整，所携带书籍在层层包裹下，躺在三只大旅行箱和我们各自的手提旅行包里均摊重量，勉强低于公务舱托运行李指标的上限，幸未超重。但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海关，却经历了过筛子般的严查......
我自以为携回了百余种书籍，但翌日，经内子悉心清点，连同我们从日本各地美术馆、博物馆观展后购买的图册，共计一百五十七种。一册遗失：于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举办的“栋方志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回顾展”之图册，竟遍寻不得。我随后向东京的酒店，及跟友人一起喝过酒的丸之内大厦里的餐厅确认，均无任何线索。如此悬心大半年，今年 5 月 10 日，再赴东京，第一件事便直奔竹桥的国立近代美术馆，在馆内店重购一册，终算了却一桩糟心事——此尤可记也。
2024 年 9 月 11 日
完稿于望京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