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在这个时代是“不讨喜”的存在——大型电商平台的折扣力度比实体店要大得多，更何况如今也有了电子书这个选项，便捷便宜，不占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空间。而过去三年更让书店经营雪上加霜，许多独立书店悄无声息地消失，死亡原因不外乎“连年亏损”“寻址未果”“租金压力”......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邻国日本的书业，他们的书店也面临着与我们类似的困境吗？还是在挑战之下，孕育出了新的生态？借由书店呈现出的日本出版的样貌又是怎样的呢？
刘柠时隔三年半再次回到神保町的街头。虽然“疫后已是不同的世界”，从入住酒店开始，就能察觉到日本服务业的变化，这条日本最有名的书街也有店面关张，但与此同时，刘柠发现了神保町的新生机：比如，作为书店新业态标志的 PASSAGE 书店。
从今天开始，单读将分三次刊发刘柠的日本疫后书业观察长文。我们将跟随他的脚步，从东京到京都，走进那些有名或无名的书肆，过眼他购读的各种籍册——实为一场爱书人的神游盛宴。
从神保町到一乘寺
——疫后日本书业一瞥 （上）
撰文：刘柠
2023 年 10 月 25 日清晨，我和内子从首都机场 T3 乘 JL020 航班飞抵羽田机场。下午两点，顺利入住我的秘密据点。
所谓“据点”，其实是一家商务酒店。酒店本身并无甚新奇之处，唯地利是求：虽扼守书城的核心区，却从主街靖国通后退一条街，坐落于南侧的铃兰通上，无大型机动车通行，节假日为步行者天国，闹中取静。酒店近路东口，大门正对着神保町艺术系重镇之一的波西米亚公会（Bohemian’s Guild），斜对过是重建中的综合书店三省堂本店大厦，工地四周围着白色护板；酒店两旁分别是综合书店东京堂本店（猫头鹰店）和百年老店文房堂；旁边的巷子里，藏着吉本兴业漫才剧场，有无演出只消确认文艺青年入场的队列即可......无论去街上哪家店打卡，都极便捷，徒步穿过治愈的巷陌和甬道，五分钟之内可链接几乎所有的书店、书咖和酒吧。
2020 年 2 月 5 日，告别了同一间酒店，我乘坐日航航班飞回大雪中的北京，旋即卷入全民抗疫的洪流，被迫过上了全天候的“作（坐）家”生活。时隔三年有半，当我重新置身于神保町的街头时，多少有种时空错乱感：曾坐落于靖国通与千代田通岔口的西侧、被看作是神保町地标的三省堂本店大厦解体重建，书街的天际线因而变得开阔。除此之外，视觉上很难察觉有什么变化。不过理智提醒我：疫后已是不同的世界。这点随后便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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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家小酒店无比熟悉，熟悉到从一脚踏进玄关到办理入住手续的当儿，便发觉好几处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前台，外国人雇员远多于日本人。单看别在制服上的胸牌，一时还难以判明国别，看样子有中国人、南亚人，也有黑人。疫情前，感觉只有便利店是“跨国公司”，从收银员工装胸牌的片假名拼写，可大致推断他们的国籍，但基本只限于巴基斯坦、孟加拉或越南。毋庸讳言，疫后日本“国际化”提速的第一推手，不是别的，而是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不足。这种矛盾也进一步“优化”了服务内容，如 check in、check out 手续，已由机器来完成，无需人工；如出租车的预约服务，从无偿变成有偿，事实上等于削减了服务项目。
疫情前，每当我在前台办完入住手续，那位偏分头用发胶定型、英气逼人的日人大堂经理，总会从里间拿出两三个纸袋，对我说：“这里有您的快递，是现在就给您呢，还是待会您再过来取一趟？”我知道，那是我从日本古书网上订购的古本——通常我会按自己的 check in 预定，下单后直接让店主寄到酒店前台，我一向把那些各地古书店主寄来的宅急送当成是书街给我的见面礼，尽管书未必淘自神保町。可这回，当我在机器上完成 check in 手续后，却迟迟不见值班的中国雇员给我快递。我只好开口确认：“请问可有我的快递？”雇员这才想起什么似的，“哦”了一声，走进里间，然后把两个用牛皮纸袋装的快递交给我，并让我签字。这种服务意识上的“温差”，应该也是疫情带来的结果，对此只有慢慢适应。
此番的“见面礼”，是两本旧书，均为签名本。一是《汉字的形与文化》（『漢字の形と文化』），十六开本，仅六十一页，版权页上标明“非卖品”，故无定价。战后初期，为推动以汉学为中心的东方学术文化研究，哈佛燕京学社出资，在京都同志社大学设立“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定期举办“东方文化讲座”，既有校园内的学术讲座，也有面向社会的市民公开讲座，并以每年三辑的频度刊行出版物。这本书即系列讲座论文集之一（第十四辑），是老一辈汉学家平冈武夫的一篇长论文，自成体系，且深入浅出，不失为关于汉字书体演变的通识读本。
1969 年，林文月作为外籍研究员在京都大学“人文研”访学一年，指导教授就是平冈武夫。1995 年岁暮，林文月重访京都，平冈教授已于一年前作古。从平冈宅前经过，但见桃花依旧，却已物是人非，林文月百感交集：
从细格子门的缝隙间望入，曲折的石板小径通往玄关木扉，松树与细碎的枫叶依旧苍劲红雅，而门旁的石灯笼也看不出变化，格子门上方白灯上，犹见墨痕斑驳的“平冈”两个字；但二楼的玻璃窗有白帷深垂。那个阳光照射的书房，曾经是我造访请益讨论学问的地方。屋主人不在了，满室的书籍也不知如何安顿？热泪不禁沿着冰凉的双颊流下。我深深一鞠躬。平冈先生，无论您在何方，请接受这虔诚一拜。
（见《深秋再访京都——〈京都一年〉新版代序》）
《汉字的形与文化》于昭和三十四（1959）年 6 月刊行，扉页有平冈武夫的钢笔签名，上款为“大滨皓様 雅正”。大滨皓（1904—1987），冲绳县石垣市出身，毕业于九州大学和东京大学大学院，专攻中国哲学，战前曾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战后任名古屋大学教授，有《中国·历史·命运——史记与史通》等著作传世。殁后，根据本人遗愿，大滨生前藏书约 2600 种被捐赠给琉球大学，绝大多数为明清版善本（唐本）和江户时代的和刻本，且状态极佳，弥足珍贵。1988 年，琉球大学图书馆专辟“大滨皓文库”，经过平成期三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重镇。这本书是我从名古屋的饭岛书店淘得，书金 2700 日元，加上 370 日元运费，共计 3070 日元。
第二本书，是竹内好的《不服从的遗产》（『不服従の遺産』，筑摩书房 1961 年 7 月初版刊行）。所谓“不服从”，其实就是非暴力不合作。1959 年秋，为阻止岸信介政权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第一次安保斗争勃发并迅速升级。1960 年 5 月 19 日，因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愤怒的抗议者试图闯进国会，与警察发生冲突，史称“5.19 斗争”。6 月 15 日，运动达到高潮，“全学联”东大女生桦美智子死亡，为安保斗争洒下“第一滴血”。在斗争中，有两位知识分子“跳出来”，宣布辞去大学教职，以在野之身投身反美反重新武装的左翼社运。一位是鹤见俊辅，另一位就是竹内好。鹤见是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竹内时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但二人并不相识。
自安保斗争发轫之初，竹内好便是全情投入的运动分子之一，同时也是一名观察者、记录者。从 1959 年 12 月到 1961 年 4 月，先后在《中央公论》《世界》《思想的科学》《周刊读书人》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三十六篇文章，忠实记录了那场“国民运动”的前前后后，且作为思想家，对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做出了无愧于大时代的分析与评价。关于成书的缘起，作者写道：
不过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为历史作证，同时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日文化比较论。竹内好到底是鲁研家出身的天花板级中国问题学者，即便是时评文字，也不乏思想家的洞见，有相当的文化浓度。而且，六十年代初正值冷战加剧、日本国内“保（守）革（新）”尖锐对立的时期，空前的意识形态张力进一步凸显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是知识界最关切的重要课题之一，竹内好当然不会自外于“时代空气”。但以他的段位，绝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说“片汤话”，而是负责从专业视角切入，把握问题的实质，做出切中肯綮的分析，很多“诊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冠以“遗产”的书名，正可谓实至名归。
竹内好的书，我基本不缺，有的代表性著作，我甚至藏有不同的版本，但葆有作者手泽的签名本，却唯有这本“遗产”。竹内的钢笔字非常娴熟，很有学者范儿。签本的受赠者松冈洋子（1916—1979），是著名的女记者、社会活动家，也是铁杆中国粉，曾任日本笔会秘书长和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作为翻译家，她还译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这本书淘自东京板桥区的古书店 Mizutama，书金 5400 日元，加上都内运费，共计 5700 日元。
既然收了书街的见面礼，接下来便轮到我回馈书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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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in 据点半小时后，我人已在东京堂书店。我发现，除了原先设在玄关东侧自动扶梯处“书的杂志”社书角，换成了漫画角，营业时间从疫情前的早十点到晚十点，变成现在的中午十一点到晚七点，以及因超过两年未使用，我书店卡里的积分归零之外，猫头鹰店依旧，从空间分布到书架上的标签都与疫情前一模一样。我从杂志区、新书选书区到文库区，一路浏览过去，最后驻足在“军舰”前。“军舰”是神保町书客对猫头鹰店新书台的昵称，那个长方形台子虽然不是很大，但高低错落有致，码垛别具匠心，从远处看，像极了一艘军舰，那些封面一律朝上或朝外的新书，像是舰上被彩喷过的甲板和舷窗。“军舰”一向是神保町，乃至东京综合书店新书排行榜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对如我这样的出版业槛外人来说，两三个月来“军舰”打一次卡，虽不至一网打尽，但基本不会错过什么重要的目标。
从我到达神保町的第一天，到四十天后告别书街回国的前一天，拢共去了多少趟东京堂，连自个都记不清了，我想十五六趟总是有的。如按每次买两本书（刊）计算，应购入了不下三十种。但因我从来不记书账，多数情况下，也不留票据，故难以追踪每本书的来历，只能择其要者，约略记之。窃以为，这也是书话文字的应然之法。不妨按出版物的形态，各撷两枝，以飨读者诸君，同时也为自己索引备考。
单行本两种。《人类新史》（『万物の黎明 人類史を根本からくつがえす』，中文版由九州出版社于 2024 年 8 月出版），是由两位叫大卫的英国学者合著的一本大书，一位是英年早逝的人类学家、安那其主义思想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另一位是考古学者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所谓“大书”，并非修辞：一是逾 700 页的鸿篇巨制，确实堪比板砖；二是内容。作者摒弃任何固化的思维定势，颠覆既成结论没商量，不惜从人类历史的根上捯起，试图回答我们“何以至此”和我们“何时失去了曾经作为社会公俗的那种灵活性和自由”的问题。那种反思整部文明史、重估一切价值的总体性论述风格，纵横开阖，大气磅礴，顺应时代潮流，却不迎合时代的趣味（包括阅读趣味），是久违的野心之作。2021 年 9 月，由英国艾伦·莱恩（Allen Lane）社出版，旋即成世界性畅销书。翌年 1 月，由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社再版，我入手的即是企鹅版。日文版由光文社刊行，从 9 月 30 日初刷到“重版出来”，仅用了一个月。当我在猫头鹰店的军舰前流连时，只有二刷本了。我只好克制自己的“初版控”情结，入了二刷本。
经年累月地打卡名建筑，在由伟大和有趣的建物、精致的园林及治愈的街道构成的城市当“街溜子”，人自然会追问建筑和城市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单靠打卡和 citywalk 那种物理做功，肯定是无从找到答案的，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是难以逾越的桥梁，特别是建筑思想史，在外行人看来，似乎就是专门负责阐释空间含义的学问。《建筑思想图鉴》（『建築思想図鑑』，学艺出版社 2023 年 9 月刊行）正是一部“可视化”的建筑思想史：对史上诸多的流派、概念、艺术运动和艺术现象，按时间轴做了一番梳理，然后拎出六十三个条目，分别用漫画和小作文加以阐释，直观、有趣，却并不初级。如关于“考现学”，作者给出的定义，是“人们对生于斯并时时感知其变化的城市，尝试进行科学把握的一种前瞻性的方法论”；“田园都市”被解释为，“给现代城市规划以决定性影响的、都市与田园的‘结婚’”，等等。正文之外，书的附录——如“建筑思想地图”“建筑思想关联年表”和“建筑书的影响力”，以及对建筑思想有开拓之功的世界和日本建筑家各三十二位，包括推荐打卡的日本各都道府县名建筑私选等内容，也都相当硬核，有助于深化对建筑和城市的理解。
新书两种（此“新书”，是日本出版体系中一种定型化小开本出版物的称谓。下同），均为岩波新书（新赤版）。2010 年，大江健三郎在岩波书店的《图书》杂志上开专栏，忆故旧，谈书籍和对自己影响至深的“亲密书信”。特别是那些如旧友般的书信，具有一种可把人从窘境中举拔出来的神秘之力。更神秘的是，那些书信并非写在信笺上的函件，而只能在书中寻找、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确实就是在与老友对话。连载三年，待大江去世后，专栏文字由岩波结集出版，遂有了这本《亲密书信》（『親密な手紙』，岩波书店 2023 年 10 月刊行）。这册小书像一本“老友记”，除了对恩师渡边一夫和大舅哥、电影导演伊丹十三的记述，还有对井上厦、大冈升平、爱德华·W. 萨义德、武满彻、W.H. 奥登，包括成城老街坊小泽征尔等人的回忆。只消将那些名字串一起，一种无形而深刻的连结便油然凸显。我觉得，那正是大江生前看重的文学品质，即所谓“同时代性”。
《孙文——现代化的歧路》（『孫文——近代化の岐路』，岩波书店 2016 年 7 月刊行），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孙文评传。汉学家深町英夫以新书篇幅聚焦传主的生平与思想的演变，几乎未涉及私生活，遑论八卦，严格说来，是一本思想传记。这本小书试图回答一个在中文世界很少被关注的大问题：为什么当初力主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的革命先行者，会转而“师法俄人”，提倡“以党治国”，从“宪治”到“党治”的变轨，是如何发生的？在作者看来，这位屡战屡败的革命家有如雅努斯双面神，人生的不同时期，受制于不同的矛盾，表现为或“民主”或“独裁”的不同面向。但在孙自己来说，所谓“大道至简，殊途同归”，即便是“独裁”，也是“为民主的独裁”，且深信这两条看上去泾渭分明、相互矛盾的路径迟早会交汇——如此执念从未改变，终生不渝。
文库两种：《出久根达郎的古本屋小说集》（『出久根達郎の古本屋小説集』，筑摩书房 2023 年 11 月刊行）和网野善彦的《日本中世发生了什么——城市、宗教和“资本主义”》（『日本中世に何が起きたか 都市と宗教と「資本主義」』，角川书店 2023 年 5 月第十四版）。出久根达郎和网野善彦，同属于我的“出必收”系作者，基本无遗漏，无论日文本还是中文版。疫情前夕，我入手了后浪推出的出久根的《给作家标个价：旧书店的文学论》；此次出国前，又受赠了由新锐品牌“乐”（lebooks）策划出版的网野代表作《无缘·公界·乐：中世日本的自由与和平》。这两种书，我均藏有日文版。
出久根是草根出身的畅销书作家，在中央线沿线的高圆寺开过一间旧书店芳雅堂，不定期发行一种叫《书宴》的出品图录，做掌柜之余码字，写的书也多与书业有关。时而会有意想不到、甚至连其存在都不为世间所知的古本、珍本现形的古书屋，是各色人等出没、神秘气场涌动的诡异空间，也催生了古本屋侦探和古本屋漫画等“日特”主义的出版生态。如果说《给作家标个价》是古书屋版作家论的话，那么这本《出久根达郎的古本屋小说集》则重构了古书屋的日常和传奇，故事本身是虚构，但故事发生的舞台、场景和细节，都无比真实，是进入古本屋文化的绳梯。
《日本中世发生了什么——城市、宗教和“资本主义”》，是网野在前著《无缘·公界·乐：中世日本的自由与和平》基础上的拓展性研究，将学术畛域从“中世”论推进到“资本主义”论，从而构筑和完善了“网野史学”的两个最重要面向。今天的学术圈在论及日式资本主义的萌芽时，学术视界会越过近世，直抵中世，很大程度上是因了这本书。
杂志、MOOK 两种。综合文化月刊《创》（『創——The Tsukuru』），三十二开，一百五十页左右，作为杂志，倒有点像《文艺春秋》那样的论坛志，是我每次来日本必入的刊物。这本杂志的特点，是关注出版、媒介和艺术，且毫不掩饰其对弱势群体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族群的同情立场，左派的味道很浓，我关于日本出版和书业的有限知识，多源自这本刊物。如 2023 年 12 月号上，便推出了题为“街头的书店正在消失”（「街の書店が消えてゆく」）的特集，由五篇文章构成，加上目录后面、正文前面的彩色插页，以近四十页的篇幅，聚焦了处于时代拐点上的出版流通业、即将闭店的三家东京的书店和一家名古屋的书店，以及作为“正能量”典型来报道的、位于东京文京区千驮木的古书店“往来堂”的情况。而往来堂正是我常打卡的文艺系书店。
摄影季刊 CoYote（『コヨーテ』），是我关注的新锐摄影刊物之一，严格说来是 MOOK，一年出四本，由艺术出版机构 Switch 社发行。2023 年冬季号（No. 81）是荒木经惟特辑，封面报道题为“新浪潮·荒木”（「ヌーベルバーグ・アラーキー」），显然借了法国“新浪潮主义”运动的标签，是对这位另类摄影大师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温情回望，特别是对其融“私摄影”和书道、平面设计于一体的独特的海报艺术的一次梳理。在我个人的日本摄影事典中，荒木是与森山并重的摄影家，这本冬季号刚好与五年前入手的森山大道特辑（No. 64）凑成“一对”，于我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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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东京堂往左（西），过了内山书店，在通向小学馆 Gallery 的狭长走廊的入口处，有书街案内所（本と街の案内所），其实是神保町古书业行会常设的信息服务窗口。我在那儿敛了几种关于即将拉开帷幕的神田古书祭的 Free Paper，便去了“PASSAGE”。令我有些意外的是，PASSAGE 离我的住处竟如此之近，近得毫无悬念，就在虔十书林的隔壁。虔十书林是我专门淘老电影海报，外带索取免费书签的小书店。
PASSAGE 无疑是最能代表疫后书街潮流的店铺，说是神保町的新地标亦不为过。说到新地标，不能不提旧地标。历经疫情三年的试炼，神保町的书店地图被改写，最大的变化是综合书店三省堂本社大厦的解体。2022 年 5 月，大厦的外立面垂下一面覆盖四层楼的巨幅广告，呈长方形书签状，“书签”的余白上竖写着三列大红字：“暂且夹上一枚书签。”（いったん、しおりを挟みます。）“书签”底部的红地儿上，印着两行小字：“神保町本店即将翻篇，进入第二章——暂时闭店为重建。”（神保町本店は、第二章へ。建て替えのため、一時閉店いたします。）
至此，这座在三省堂创设一百周年时开业迎宾的楼龄四十一岁的大厦，暂时退出公众视野。新大厦地上十三层，预计将于 2026 年 1 月竣工。在那之前，为满足书客的需要，三省堂在距本店大厦东侧一箭之遥的神田小川町三丁目开设了临时店铺。于是，那儿也成了我隔三差五的打卡之地，前后总共入了不下十种书。书的斩获是其一，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福利，那就是三省堂版 Book Cover。疫后，因人手紧张，原先付款后由店员代为包装，现改为自助服务：店铺中央有一张小桌，桌下敞开式的抽屉中收纳着各种开本的纸型，书客可根据自己所购书的开本，随意抽取，然后在台面上 DIY 包装，这在我不啻双重的满足。
除此之外，位于神保町核心区的音乐专门店古贺书店和被称为“独立小影院先驱”的岩波会馆的关张，以及坐镇南北两极的学士会馆和山上酒店这两间关涉书业甚深的百年老店的歇业，似乎也肇示了书街生态的退行。不过，作为书肆、版元（即出版社）林立，大学、书咖之稠密冠世界之首的“飞地”，书街的基本盘犹在，不仅远未衰落，且新生业态始露头角，应该说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转折期。而转折期的标志，非新地标莫属。
笔者之所以视 PASSAGE 为神保町的“新地标”，概出于对书街历史和日本书业的了解。我当然知道，此地标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神保町的物理地标过去是、未来（2026 年 1 月以后）仍将是三省堂，目前只是旧馆拆除、新馆竣工前的“空窗期”而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连地下一层、地上六层的猫头鹰店都无法与之争锋。可饶是如此，2022 年 3 月，当 PASSAGE 官宣开业时，纵是隔着日本海，都使我平生一种“时间开始了”的亢奋感。而彼时，笔者的肉身仍被绑在“动态清零”的战车上，何时能去东京，尚在未定之天，但我直觉日本书业已然走出疫情，正在重启。那些日子，我迫切地想与人分享内心的感觉。犹记得那年夏天，我在晚间散步时，用微信语音给书评家朋友萧轶讲 PASSAGE 的来历，及其之于神保町的意义。平时从来不发语音的我，居然先后发了三四十分钟的语音，当然也得到了萧轶兄的热烈反馈。
简言之，那间书店的诞生与神保町研究第一人、法文学者鹿岛茂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书评的产物。鹿岛在《神田神保町书肆街考》文库版（筑摩书房，2022 年 10 月初版一刷）的后记中，详细记述了书店落地的来龙去脉。作为在神保町活过大半辈子的文化人，过去二十年，鹿岛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造成日本出版业不景气的结构性成因究竟何在？结论之一，“原本是耐用消费财的书籍，却变成了一般消费品”。那么，何以缓解这种矛盾呢？他的解决方案是，让书评召唤出版物：
鹿岛著有一本专门谈洋书蒐集秘辛的书话集，叫《古书比孩子重要》（『子供より古書が大事と思いたい』，青土社 2008 年 4 月初版刊行），书名显然源自太宰治的小说《樱桃》中的头一句话：大人比孩子重要（「子供より親が大事、と思いたい」），恰恰是那本里提到的孩子（次子由井绿郎），因先天携带其父的恋书基因，同时又有广告代理商和数字新媒体的实战经验，结果成了老爹的商业合作伙伴。2017 年 7 月，父子俩和书评家丰崎由美共同主持的书评网“ALL REVIEWS”上线，笔者有幸成为最早的注册用户之一。书评网兼具网店功能，且运营方式独特：源源不断地发掘有价值的旧书评，予以重新刊布，并以之为线索来钩沉那些老出版物。读者若是经由网站推介的某篇书评而从网店下单的话，网站会从交易书金中，以一定的比例向书评作者返还佣金。因了这种媒介化经营方式，书评的时效性被延长，书评文字像随笔和严肃政论一样，成为一种“赏味期限”足够长的文体。而书评所钩沉的对象物——那些被书店退货后，长年躺平在出版社仓库中的书籍，则重回流通渠道，重拾“耐用消费财”的尊严。书评网破天荒式的经营，打破了传统书业的玩法，搅动了死气沉沉的出版界，一时间人气爆棚，用户激增。鹿岛从中悟出了两点心得：
大疫三年，是书街的炼狱。在东京都先后颁布的四次“紧急事态宣言”和两次“蔓延防止重点措施”期间，古书店被视为所谓“三密”（密闭、密集、密接）空间，首当其冲，基本处于歇业状态。不过凡事皆有两面，大萧条之下，却也不无机遇。因地产重新洗牌，鹿岛父子得以在神保町核心区确保了商铺门面，且不止一处。所以，在最后一次“蔓防”措施结束的当天，PASSAGE 开张大吉，也堪称“因祸得福”。
我作为书评网的活跃用户，也是鹿岛茂的粉丝，随时从社交媒体上关注神保町和日本书业的动静，按说一间古书店的开张并无甚惊喜可言。况且，PASSAGE 对我来说，原本就属于“预先张扬”的书店。可书店开业后，我一边在推特等社媒上围观，一边搜集日媒的相关报道，加以研究，突然就有了一种“不明觉厉”感。从那一刻开始，PASSAGE 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道“硬菜”，时时诱惑我，尽管我还不知道何时才能过去品尝。但在执箸享用之前，我有必要先弄清它的前世今生、烹制过程，包括色、香、味。
“PASSAGE”全称，是“PASSAGE by ALL REVIEWS”，凸显了与书评网的关联。起初我以为 PASSAGE 是英文，可作为英语，这个词的语义略显单薄，难以承载丰富的联想，加之鹿岛茂是法国文化学者，其为自己在非常时期，孜孜矻矻艰难推进始落地的处女店取名，理应用法文。多少读一点鹿岛茂便会发现，他对圣日耳曼德普雷之痴迷，完全不让神保町。理由说来也简单：“我在巴黎总是落脚于左岸的圣日耳曼德普雷，因为那儿靠近旧书店、版画店。”对深度沉湎于法兰西文化的左岸圣徒来说，圣日耳曼德普雷情结最难将息。法国作家、诗人雷奥·拉吉埃说：“如果你去那个区逛过一次，你就会想在那里度过一生。”作为一个妥协方案，波西米亚分子也许只能在自己的城市尝试去发现（或开发）疑似的巴黎左岸，否则便意味着孤独。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界，像神保町那样可与圣日耳曼德普雷完美对标。拉吉埃文字的后半段写道：
只需把文中的巴尔扎克换成夏目漱石，把巴黎、法国置换为东京、日本，你会发现，这简直就是对神保町的白描。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鹿岛茂何以会用“PASSAGE”这个在英语中略带歧义的法文词来为自己的书店命名。鹿岛作为神保町的“原住民”，是日本书业一等一的通人，可他的专业是法国文学，收藏也以洋书为主。他有本著作《巴黎梦幻拱廊街》（台湾麦田出版，2009 年 10 月初版），可以说是其本雅明趣味的大暴露。因此，他为自己的店取名“拱廊街”，便不足为奇了。拱廊街是巴黎的文化象征，用鹿岛自己的话说，它“将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福楼拜身处的那个年代，原原本本地真空包装，封存起来”，既有知识考古的价值，又是历久弥新的都会商业空间。在法文中，“拱廊街”写作“passage couvert”，原意是“玻璃屋顶覆盖下的通道”，因日耳曼人瓦尔特·本雅明的名著《拱廊街计划》（Le livre des passages）过于出圈，弄得普天下的小资无人不晓，后来“passage”就变成了“拱廊街”的简称（但在英文中并无此意）。鹿岛父子的 PASSAGE（日文片假名拼写是法语风的“パサージュ”，而不是英语风），不仅是与圣日耳曼德普雷对标，也是对本雅明的致敬。那个店的 logo，乍看像一个躺平的“P”，其实象征拱廊的断面，又像是一把钥匙，不失为多义的设计，大美至简。
经过疫情的试炼，书业在萧条中调试，业态在悄然进化。实话说，PASSAGE 若只是一间单纯的旧书店，未必值得我们如此费心关注。但在我看来，它恰恰不是一间普通书肆，而是集中了种种日本书业特有的文化、品质的新型书店，也是一种创意文化空间。就结果而言，当初鹿岛偶然受到桥本治话语的触发，携子创业，不但让父子俩梦想成真，而且成就了一批书评家、作家和翻译家的书店梦，堪称是一桩功德。
准确地说，PASSAGE 是一间共享书店，或曰众筹型书店。以 ALL REVIEWS 书友会为核心，导入会员制（入会费 13200 日元），并面向所有的作家、同人读书会或公众出租书架，每只书架（其实是架上的一格，标准尺寸为 59cm × 23cm × 29cm）月租金 5500 日元。销售的书籍可新可旧，亦可是签名钤印本，一概由书架承租人（日语是“棚主”）提供并上架，店家只负责按棚主的定价进行销售和管理。每本书走货后，店家扣除 15% 的管理费，将书金的 85% 汇入棚主账户。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在传统古书店只能放在均一台上以 100 日元贱卖的旧书，在 PASSAGE 却能以 1000 日元以上、甚至接近新书出版定价的价格来销售。而所有的物流、销售环节，均通过 PASSAGE 自行开发的 POS 系统，实现自动分账。也因此，PASSAGE 是整个书街上唯一只支持电子支付、拒收现金的书店。结账时，如客人需发票，可提供电子邮箱或社交媒体账号，发票会以电子版传上。而有的书客收到发票后，会发到社交媒体上，让更多人看到或分享，从而带来更大流量。从电子支付到流量营销，也是 PASSAGE 的特点之一：与通常神保町书店不同的是，这是唯一一间不但不禁止摄影，反而欢迎拍摄的书店。
PASSAGE 分两层，营业面积约七十平米，共设置书架 362 格。据说仅出租书架一项，月入就超过 200 万日元。店中书架的编号全部用法文标识，自成系统，诸如巴尔扎克通、蒙田通、莫里哀通，等等，不一而足。走在密林般的书架间，有如穿行于一幅十九世纪巴黎的人文地图。如笔者购入最多的鹿岛茂书架，编号为“Rue Balzac 7（15）”，表示在“地图”上的定位是“巴尔扎克通”第 7 只书架的第 15 格。PASSAGE 开业一年整，2023 年 3 月，二号店“bis！BOOKS & CAFE”开张；两年后的 2024 年 3 月，三号店“SOLIDA”开张。三店均位于神保町的黄金地段，拥有书架超过 1000 格，三号店开业后，书架的月租也从 5500 日元下调到 4000 日元。一年一店——ALL REVIEWS 呈弹射状的发展节奏，委实令人瞠目，对疫后方兴未艾的共享书店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在与 PASSAGE 所在的铃兰通相隔一条马路的樱花通上，2024 年 4 月，直木奖作家今村翔吾创业了本丸书店，是一间主营历史推理等类型小说的共享书店。目前除东京外，共享书店已蔓延至横滨、福冈、山口等城市，生态规模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还是回到 2023 年 10 月 25 日。在那个时点上，我实际发生物理链接的共享书店其实仅限于新地标店“PASSAGE”及二号店“bis！BOOKS & CAFE”，三号店“SOLIDA”的开业是后话了。我还是尽量本着 2023 秋的那次旅行来展开叙事。
从 10 月 25 日当天下午，直到 12 月 2 日回国，除了去地方城市，我“盘踞”于神保町的据点，凡十四天，前后去 PASSAGE 及二号店（位于同一栋楼的三层）打卡总有七八次，以平均每次两本计，我从两店（主要是一号店）购书应不下十五种，且大多为签名本。兹按不同的著者，随手各录一二，权当夹在书页中的便签：
必须从鹿岛茂开始。虽然鹿岛的书，我保有绝大部分，却没有签名本。此番在 PASSAGE 的“巴尔扎克通”，我站在鹿岛的专架前，悉心翻检，最后入了两册单行本，都与性有关（鉴于本土媒体的尺度，姑隐去书名）。鹿岛作为法文学者，庋藏宏富，其中颇不乏维多利亚时代秘本、巴黎风俗本等珍本。用法语创作的春宫文学，连官能小说大国日本也难比肩，且代有人才，长盛不衰，包括近年来颇流行的由女性创作、以取悦女性为诉求的新感官小说，法国也是先驱。鹿岛精通法语，深谙西文春宫本之曼妙，在“米兔”（#Metoo）等全球性女性主义浪潮尚未波及日本的二十一世纪之初，曾在《文艺春秋》《周刊文春》等主流文化刊物上连载，当仁不让且旗帜鲜明地扮演了“情色图书馆”导读的角色。这两本书便是角色扮演的脚本，只不过经过重新编纂，增订了学者对谈等资料，显得更体系化，也更有文化。两本书的环衬上有鹿岛茂粗油性笔的签名和日期，封底贴着鹿岛私家版藏书票，主题是穿红裙的猫女，有点藤田嗣治的风格。书票的上方，是 PASSAGE 的 logo——拱廊街断面；下方分两行，印着“鹿島茂の本棚 バルザック通 ７”（鹿岛茂书架，巴尔扎克通 7）。
摄影大国日本也是摄影媒体的大国，各种摄影纸、志、展应有尽有，且无不形态考究、富于质感，摄影批评亦由来已久，至今不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摄影家一样，璨若星辰的摄影评论家，绝大多数是男性。若问女性摄影评论第一人是谁，答案只有一个：大竹昭子。大竹的日本摄影史著作，我藏有日文版和台湾版，这次在 PASSAGE 入了四种，均为近年出版的新著。其一《欢迎来到迷走写真馆：如何看摄影》（『迷走写真館へようこそ 写真を見るとはどんなこと』，赤赤舍刊行），是一本以摄影展的形式编纂的摄影本：全书按主题分成三个展示室，每个展示室遴选十二帧作品，每一帧都附有几百字的解读，严格说来，是一部摄影随笔集。小三十二开平装本，装帧制本质朴而精湛。这本居然是 2023 年 10 月刚付梓的新书，估计中盘商还来不及铺货，便已躺平在 PASSAGE 的大竹昭子专架上。因为 PASSAGE 是书架承租人自己负责进货，绕过了中盘商配本的环节，铺货效率之高，几乎与出版商对作者提供样书同步，这应该也是共享书店的一大优势。另外三种是大竹对几位摄影大师的追忆或对谈，配以相关的摄影作品。这套小书是文库本，清一色的极简装设风，连书衣都省了。可毕竟是摄影书，用纸和印装的品质都堪称一流。大概是受制于印量，感觉书价也相当硬核，七八十页的小书，每本定价都在 1000 日元上下。丛书共出了十三种，我只挑自己感兴趣的摄影家，入了三册，分别是中平卓马、荒木经惟和畠山直哉。贴附于封底的标签表明，大竹书架的方位为“Rue Molière 7（1）”（莫里哀通7，第一格），记得是靠近门口的显赫地段。
不妨再列三种：张爱玲的两种名作《倾城之恋·封锁》，由著名汉学家藤井省三教授译成日文，疫情前由光文社推出，列入“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岂有不入之理？《世界远未到终结的时候》（『世界は終わりそうにない』，中公文库 2018 年 1 月刊行），是女作家角田光代的随笔集，另附她与其他作家的五篇对谈，系签名钤印本。角田是我的同时代人，作为小说家，有向田邦子范儿，作为书评家和随笔家，也有相当的辨识度。她在《朝日新闻》和《文艺春秋》上的书评，一向是我追读的文字。《第一艺人文艺部》（创刊准备号），是喜剧艺人出身的芥川奖作家又吉直树挂帅的文艺志，刻意做成新书的开本，容量也与主流的新书相仿佛，一百三十页左右，由吉本兴业图书（Yoshimoto Books）出版。作为一本刊物，“它是艺人们刚刚写就的文字，是凝聚着游心和情热的文艺志”（腰封语），内容不拘一格，有故事、诗歌、随笔、书评，包括段子集锦。而何谓“第一”呢？“其实并没有第二，吾辈遂妄称第一。”透着文化自信。所谓“创刊准备号”，其实就是试刊号。我虽不是创刊号控，但觉得该入一本。书金是 1000 日元（含税）。
最后附带提一句。在 ALL REVIEWS 旗下三间门店中的任何一间购书，每本书会附赠一枚书签。书签正面是巴尔扎克的名言——“读书会为你带来未曾相识的朋友”，背面是机构的社交媒体账号二维码（脸书、Instagram 和推特）。购书超过 2000 日元的书客，会得到一张软饮优惠券，可在二号店书咖使用，抵 100 日元。不过，尽管我的钱夹中已积攒了七八张优惠券，却始终未启用。因为我知道，“bis！BOOKS & CAFE”岂是普通的书咖？那儿同样是由美本的密林和诱人的小物构筑的魅惑空间，外加咖啡的氤氲，空气中都弥漫着巴黎拉丁区的味道，区区 100 日元抵金券，何用之有？我决定待下次来东京时再使用，好在抵金券并无有效期。
4
出了 PASSAGE，看时间还早，我便左转继续往西走。过了专卖成人亚文化读物的荒魂书店，没几步就是三幸苑饺子店，铃兰通到此为止了。顺着白山通往北经过两家店铺，便是白山通和靖国通交叉的十字路口（被认为是书街的地理中心）。朝西穿过白山通，左手边就是神保町图书中心（神保町ブックセンター）。书街上的图书中心，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其实，那是岩波书店的店铺，确切地说，是一间书咖，除了咖啡，也提供轻食。若是搜罗岩波版图书，或者讲谈社学术文库、中公文库、平凡社新书这类调性相近的严肃出版物，图书中心是首选。从 10 月 25 日下午，到回国之前，我去那里打卡总有四五次，购书应不下十种。此时，只消扫一眼为作此文而临时摊在地板上的书堆，我便能轻易抽出五六册岩波版书，因为那些书均包着图书中心设计的 book cover，一目了然：
第一本《纳粹也做过“好事”吗？》（『ナチスは「良いこと」もしたのか？』，小野寺拓也、田野大辅著，岩波书店2023年7月刊行），是岩波小册子（Booklet）中最新的一种。所谓岩波小册子，是岩波系列出版物中的“快餐”，创设于 1982 年，大三十二开平装本，每本百十来页，装帧印刷都是极简风，很像是出版机构做的专门收录长论文的抽印本，是对某个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即时归纳和反应。如这本便是对日本国内外隔三差五便会沉渣泛起的“历史修正主义”论调的正面回应。虽说是“快餐”，却都是出自学术大咖的去学术化写作，文字浅显易读而切中肯綮，故受众颇多。如这本“好事”，2023 年 7 月 5 日出版，两个月后，便增印至第六刷。
较之于小册子，岩波新书的题材更硬核，受众面也更广。这次入手的两种岩波新书，均为新赤版系列，均关涉语言学，这与疫情前后我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有关。《语言哲学的开端》（『言語哲学がはじまる』，矢野茂樹著，岩波书店 2023 年 10 月刊行），是一本语言哲学的入门书。作者梳理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戈特洛布·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这三位天才哲学家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与挑战，回溯了语言哲学的源流。二十世纪哲学最显著的特征，是语言学转向，语言至今仍是哲学的主战场。作者对人人都在有意无意中漫不经心地使用的日常用语，从根本上逼问其意义，也再次证明是语言使思考成为可能，而不是相反。《日本语和汉字——无正书法语言的历史》（『日本語と漢字――正書法がないことばの歴史』，今野真二著，岩波书店 2023 年 4 月刊行），可以说是一部日语和汉字的交融史。汉字深深嵌入日文中，且居于核心位置，它深刻影响了日语，但也被日语重新定义。相当于英语的“heart”、中文“心”的日本语，可写作“こころ”或“ココロ”，当然也可以写成“心”。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中有如是描写：“円卓に肱を持して、この静かさの夜に勝る境に、憚りなき精神を溺れしめた。”（吴树文译本：“他把胳膊肘支在圆桌上，无所忌惮地使精神沉溺在这胜似静夜的境地。”）在漱石原文中，“精神”一词旁边标注的振假名，是“こゝろ”。这说明至少在明治期，假名“こころ”，也可以变换为“精神”。就是说，一个用假名标注的日语词，其“文字化”时可以有不同的选项，而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即正书法。这是我个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文库本两种，新潮文库和岩波文库各一册。我入《题未定：安部公房初期短篇集》（安部公房著，新潮社 2023 年 4 月刊行），纯因为不久前刚买过这本书的台湾版，有的篇章想对读之，台版书名是《灵媒传说》（联经出版社，2016 年 8 月刊行）。《渡边一夫评论选：疯狂论》（『渡辺一夫評論選 狂気について』，渡边一夫著，大江健三郎、清水彻编，岩波书店 1993 年 10 月刊行），是一本我屡屡失之交臂的小书——这本付梓于 1993 年的文库本，今已增印至十一刷。渡边一夫何许人也？法文学者，文艺复兴研究者，拉伯雷的日译者。他的东大法文科后辈大江健三郎说，渡辺一夫是人道主义者，其“对暴力的厌恶，对机械化人类的厌恶，以及对人本身的爱，从来不曾改变”。而对我来说，评论集所附的渡边谈读书、早年蒐集法文版毛边书的文字，有种秘藏的趣味，亲切感油生。
从神保町图书中心往西走百十来米，过了易学书店原书房和动漫系的泽口书店，就到了山本书店。因这家店紧挨着神保町地铁 A1 口，故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书街地图的起点（从西向东），我个人倾向于将其看作神保町汉学系“御三家”之首，以汉学古籍和大陆版旧出版物为主。尽管我每次去山本书店多少都会有所斩获，但一进门便捡到一个漏，还是始料未及的。那书就插在进门右手边的均一箱中，书口朝下，书脊朝上，像是罐头里的沙丁鱼。也不知怎的，我第一眼就瞄到了那条“鱼”：《晚清的魅力》（夏晓红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书几乎是全新，拿在手里一翻，居然是签名本：
大木康先生雅正
夏晓红 奉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显然是作者签赠给日本汉学家、明清文学专家大木康教授的。因是从均一箱挑出的货色，书金只有区区 100 日元（税前），简直形同白捡。作者是晚清思想和梁启超研究的名家，她谈所谓“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中国知识人的“和文汉读法”，谈梁任公“盗用”苏富德峰文章的作文，读来饶有趣味。而作为一册学人随笔，最后一辑无关晚清主题的“记忆拾零”，其实是最吸引我的文字。
老北京文化研究著作两种：《天咫偶闻》（[清]震钧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9 月刊行）和《北京市街巷名称录》（严肃编，群众出版社 1986 年 5 月刊行）。前者是一本晚清笔记，记述北京地区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风土人情，极具史料价值。有“野翰林”之称的历史小说家高阳说：“民国以来，谈掌故的巨擘，当推徐氏凌霄、一士昆仲；但专记燕京的遗闻轶事，风土人情者则必以震钧的《天咫偶闻》为之冠。”此书成稿于 1903 年，初刊刻于 1907 年。著者曼殊震钧系满人（“曼殊”即满语的“满洲”），自号涉江道人，汉名为唐晏，生于清咸丰七（1857）年，卒于民国九（1920）年。震钧于光绪八（1882）年中举人，曾任江苏江都知县。宣统二（1910）年，执教于京师大学堂，后到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一直居住在南方。书分十卷，其内容分别为皇城、南城、东城、北城、西城、外城东、外城西（第一至第七卷），郊垌（第八、九卷），琐记、自叙（第十卷）。点校本出版，经历了不短的过程，全书的点校作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顾平旦担当。
后者是一本城市地理研究的工具书，书编得很地道，也很体贴，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内心的一种刻板印象（或曰偏见），所谓“国人不会编辞书”（尽管“名录”并不是典型的辞书）。如书中所录街巷名称，是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但为便于不懂汉语拼音的读者查找，还编有笔画索引。单看书的编纂年代，便知道有多么重要——彼时，改开已启动八年，社会财富有所增加，但大规模城市化尚未来临，“拆那”的推土机还未开到京城的胡同口。书的正文部分已足够重要，但对我个人来说，各种附录和附图也极有价值：如中央国家机关地址、电话号码一览表，北京市公安局及各区公安分局地址、电话号码一览表；北京市城区街巷分区图，北京市城区公安派出所辖区示意图等。电话号码清一色六位数（应是程控电话普及之前），前两位局号和后四位数之间，用英数格式的圆点分隔。看这些附录（图）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城市化进程的今昔对比：“摊大饼”并不单指城市的物理规模本身，“大政府”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推进的。
《西方之中的东洋》（『西洋のなかの東洋』，吉川幸次郎著，文艺春秋新社 1955 年 12 月刊行），是吉川幸次郎的美国纪行，也是这位东洋儒者卷帙浩繁的学术书写之外不多的闲适文字。不过，学者就是学者，即便是在“闲文”中，其朝斯夕斯、念兹在兹者仍然是学术文化。所谓“西方之中的东洋”，其实主要是对美国东亚区域研究，特别是对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的关注。吉川访美是应美国务院的邀请，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遍访全美名校、智库，受到美国学界的礼遇，自不待言，也受到在美大学任教的中国学人的敬重：“在有中国教授的地方，我被当成中国人，受到款待。”文人雅集，诗酒唱和，不亦乐乎。以至于那段时间，吉川使用最多的两句话是“您好”和“你贵姓”。就这样，在一般国民尚不能去国外自由旅行、日本对外部世界情报相当饥渴的年代，吉川便有了对冷战前期美国东亚研究总体状况的把握，而且是日中对标，具体而有针对性：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图版。吉川行次郎著作等身，但照片很少流出，这本书中有高清黑白照，颇珍贵；二是扉页上钤有一方朱文篆刻印章“穆堂”，显然是此书前主人的名章或斋号。但究竟为何方人士，尚待考。
《杂书杂谈》（增田涉著，伊藤漱平编，汲古书院 1983 年 3 月刊行），是鲁迅弟子增田涉的书话集，由三部构成：第一部，“杂书”杂谈；第二部，古书杂谈；第三部，杂书杂谈。从写作时间上，是第三部最早，主要写于战时；第二部次之；第三部最晚，基本是战后的作品。作者深受鲁迅影响，平生爱玩石，工书法篆刻，迷恋“小摆设”，为杂书掷银不眨眼，“拿在手上的书若有一行是需要的，哪怕贵些也要买下来”（片山智行语），可谓深得“玩物丧志”之三昧（松枝茂夫语）。增田作为汉学家，虽然也不乏诸如《中国文学史研究》等硬核专著，包括参与日文版《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注释那种顶级学术工程，但他始终是一位书话家。其书话写作数量庞大，内容驳杂，很难归类。他的名著《西学东渐与中国事情》也有一个副标题“‘杂书’札记”，严格说来，也是一部书话。《杂书杂谈》是在增田殁后七回忌时，由其弟子伊藤漱平（汉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与松枝茂夫合译《红楼梦》）编纂成书，由松枝茂夫作序，编者伊藤漱平作跋。前环衬页夹着一帧毛笔签赠条幅，小楷清雅，十足文人范儿：“留念风外鲁船居士七回忌 编者伊藤漱平代赠”，底下钤印是一方汉白文章“两红轩”。风外鲁船居士可能是增田涉的法号，两红轩疑为伊藤漱平的斋号（这两点均为笔者的推测，有待详考）。这本书精装仿真皮面，带函套，装帧制本极精湛。不仅装设，内容的编纂也相当用心。对全书“杂谈”三部中介绍和提及的汉籍和本，有“杂书古书书名索引”附于书后，可按日文假名顺序检索，经笔者统计，网罗竟有五百零七种之多！
我在东京勾留期间，去山本书店仅此一次（因山本经营以古籍为主，短期内反复打卡无甚意义），购书不下八种。兹点检上述中、日版计五种，权当购书笔记，强化记忆以备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