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宋朝（960 - 1279 年）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其经济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态势。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以及市民文化的全面兴盛，共同为享乐主义风气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
尽管 “娱乐至死” 这一概念源于现代媒体理论，但宋代的某些社会现象，却与这一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整个社会对感官享受、物质消费以及休闲娱乐的热烈追求。
北宋时期的汴梁城，堪称当时的娱乐之都，勾栏瓦舍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相互竞争，竞相推出一个个声名远扬的当红艺人。
汴河两岸的瓦舍勾栏热闹非凡，昼夜不停。身披锦缎的市井百姓在其间穿梭往来，他们甘愿花费半个月的工钱，只为在相国寺夜市购买梨膏糖，只为在杂剧散场时，能够潇洒地向当红俳优掷去几枚缠着彩线的铜钱。
可以说，宋朝的追星热潮，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呈现出一种近乎 “娱乐至死” 的时代风貌。
在北宋红极一时的明星，非词人柳永莫属。
他创作的词曲，如同璀璨的星辰，屡屡登上当时的 “金曲排行榜” 榜首。娱乐公司不惜一掷千金，只为求得他创作的词曲。优伶戏子和青楼艺人，都以能够演唱柳永的词曲为无上荣耀。柳永的名气如春风化雨，深入到寻常百姓家，真正做到了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柳永去世后，他的葬礼更是成为了全民追星的一场荒诞大戏。汴京数百家勾栏纷纷停业举哀，出殡当日，城中半数女子身着素衣相送。有的粉丝悲痛欲绝，甚至为他自杀殉情，整个汴梁城哭声震天，仿佛举国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即便柳永已然离世，各大娱乐公司和他的粉丝们对他依旧念念不忘。青楼妓女们率先出资刻印他的词曲集《乐章集》。
当时的各大报刊纷纷撰文，详细报道他的生平往事，一些小报更是热衷于挖掘他的风流韵事和花边新闻。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是第一个出现民间办报的朝代，这些报纸类似于现代的娱乐性报纸，所 “爆出” 的新闻往往充满刺激性、娱乐性和八卦性，有时甚至还涉及朝廷新闻和高官的谣言。尽管宋朝当局多次严厉查禁，但这些小报却如野草般，越查越多，根本无法禁绝。
英宗治平三年 (公元 1066 年) 闰十一月，监察御史张戬奏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迄下开封府严行根据，造意雕卖之人行遣。” 然而，禁令收效甚微。
与柳永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声名赫赫的当红女艺人，她的名气贯穿了整个北宋时期，即便在她死后，粉丝们也始终不愿承认她已离去，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名妓李师师。
李师师出生于北宋初期，她色艺双全，一出道便迅速走红，在娱乐圈中风头无两。她的才情与美貌，深受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的喜爱，成为上层圈子里竞相追捧的对象。李师师性格豪爽，来者不拒。最先与她传出桃色绯闻的便是柳永。柳永身为词曲作家，却也风流成性，他不仅与李师师交往密切，还与李师师的妹妹香香（即小师师）有染。事后，他还对外炫耀道：“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由此可见，当时的娱乐圈是何等的复杂混乱，或许李师师姐妹正是借助柳永的名气才得以在娱乐圈崭露头角。
李师师声名鹊起后，自然吸引了达官贵人的目光。大臣张先与李师师风流之后，毫不吝啬对她的赞美：“学妆皆道称时宜，粉色有、天然春意…… 唇一点、小于朱蕊。” 为了表达对李师师的喜爱，张先还专门为她创作了一首歌，名为《师师令》。
随后，李师师又投入了官二代的怀抱。宰相晏殊之子晏几道为了与美人共度良宵，豪掷千金。他曾炫耀道：“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 从这些词句中，不难看出他对这段风流韵事的得意之情。
然而，红颜薄命，李师师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若是在其他朝代，一个戏子的离世或许并不会引起太多波澜，文人骚客或许会作诗怀念一番。但在北宋，广大粉丝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坚信：我们的师师并没有死，她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北宋中期诗人秦观（苏东坡的徒弟）曾说自己见到了大小师师，在他的描述中，她们 “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 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
宋朝追求的是 “丰亨豫大” 思想，意即王道昌盛，王业大兴，举国安享丰沛富足的太平光景。上层社会盛行 “斗茶”“焚香”“插花”“赏画” 以及与娱乐明星交往等雅趣，这些行为实则逐渐演变为一种炫耀性消费。普通市民也纷纷追求锦衣玉食的生活，正如《东京梦华录》所记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百物贵贱皆趋无常。”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才出现了 “娱乐至死” 的现象。这种享乐主义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使得戏曲、小说、工艺美术等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后世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师师在北宋末期，又与周邦彦和宋徽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樊楼顶层的珠帘后，李师师抚琴的指甲染着南海珍珠粉，她梳妆用的铜镜是泉州蕃商进贡的 “海西国宝”。每当她的轿辇经过御街，狂热的市民们便会撕下她车帘的流苏，视若珍宝般珍藏。某个雪夜，乔装而来的徽宗皇帝在香囊里发现了燕山府守将的拜帖，这位戍边大将竟然用二十匹青海骢，只为换取在美人帐前磨墨的机会。
1126 年冬，金兵铁骑无情地踏破汴京的积雪，然而樊楼里却依旧笙歌不断。周邦彦为李师师创作的《兰陵王》新曲正在进行首演，宰相王黼的包厢里摆放着从江南快马运来的荔枝。朱雀门外，等待签售新词集的士子们排起了长龙，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李师师新作的平仄韵律，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城头悄然变换的旗帜。这座被《东京梦华录》记载为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的梦幻之城，正在上演着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华丽的坠落。
被俘北上的皇室车队经过陈桥驿时，驿站墙壁上留着政和年间某位词人的墨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黄河冰面上，押送官听着车中帝姬哼唱的《望海潮》，突然想起这曲子原是柳七郎为钱塘军演所作。对岸传来牧羊人的胡笳声，混着冰层断裂的脆响，这场持续了 167 年的狂欢，最终以 “靖康” 二字画上了句号。但临安城很快又响起了新的瓦舍鼓点。西湖画舫里，南渡而来的艺人正在复排当年的盛况，只是戏文里的金戈铁马，都化作了才子佳人的背景板。历史总是在不断证明，当娱乐成为全民的宗教时，连亡国之痛都可以被谱写成小曲，供人在茶余饭后咂摸那点凄美的余韵。
宋朝的 “娱乐至死” 现象并非全然消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下个人意识的觉醒和生活的多元化。然而，其过度追求感官享受的行为，也确实削弱了部分社会责任感，尤其在面临外患时，这种矛盾愈发凸显。
宋朝的经济强盛与享乐主义风潮，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历史现象。它既展现了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的蓬勃活力，也暴露了传统社会在物质繁荣背后所潜藏的精神危机。
这种 “娱乐至死” 的倾向，不仅是宋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也为今天我们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伦理的关系，提供了一面珍贵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