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国明：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思考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学技术创新不断发展，但对标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现依据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内涵，分析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劳动者制约因素

劳动者包括在黄河流域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短板，支撑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水土保持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机制还不完善，科技领军人才匮乏，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紧缺，尤其缺少具有较强行业影响力的专家级人才。水土保持一线工作单位大都分布在相对偏僻、条件艰苦的地方，人才引进困难［27］，高学历人才流失严重，科研项目申报渠道不畅，高层次人才培养困难，造成新理念、新技术、新手段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应用滞后，水土保持工作由传统向新质转型受到制约，形成“梗阻”现象等。

3.2  劳动资料制约因素

劳动资料是指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技术手段、方法和工具。在自然环境恶劣、水土流失严重且各区域禀赋存在差异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措施的关键技术和典型模式未能得到提升和整合，缺乏协同高效的生态修复体系。水土保持监测体系仍不健全，监测规范化、自动化程度不高［23］，人工观测高含沙水流费力、费时且漏测风险较高，观测精度不稳，造成数据准确性下降。此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种类和形态不够全面，在智慧水土保持数字孪生建设、水土保持碳汇、黄土高原重力侵蚀机理、绿色可持续发展、“小流域原真”研究等前沿和难点领域具有很大开拓空间。提高碳汇功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模式需要探索，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水土流失预防措施的实施是否达到理想的碳增汇效应需要关注［28］。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对“构建智慧水利体系，以流域为单元提升水情测报和智能调度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开展智慧水土保持数字孪生建设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水土保持事业发展的必然，以数字化的方式建立实体流域的虚拟模型，再通过实时数据和绿色算法模型完成物理实体和虚拟实体的映射和交互，从而实现对物理实体状态变化趋势的科学预测和优化提升等［29］。

3.3  劳动对象制约因素

劳动对象是水土保持工作者面临的对象及其问题。目前，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水土保持与黄河保护性开发、治理之间的关系有待更深入研究。水土保持要做到什么程度、土壤侵蚀要减轻到什么程度才能保障黄河的安澜，是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亟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水土保持相关的机理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已开展的机理研究深度不够、外延不足，无法满足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需求。在生产实践方面，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为水土流失监管任务依然艰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模式需要提质创新。

发展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宏观上，要始终把握“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微观上，要立足实情，坚持理论指导、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工作上，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将高效率、高效能、高效益贯穿到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水土流失防治监管机制体制建设中，不断开辟新领域、注入新动能、开创新局面。

4.1  劳动者方面

1）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30］。加速引进和培养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技领军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管理及经营人才，打造科研、管理、执法、经营、技术服务等方面高素质的专业队伍。还应完善人才激励、考核等制度，盘活人才资源，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2）强化专业基础教育。科研院校基础教育是培养水土保持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9］，202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已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列为一级学科［31］。要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为抓手，围绕水土保持管理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需要，培养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多学科融合的特色，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新质生产力提升提供人才保障。

4.2  劳动资料方面

1）强化智慧黄河水土保持建设。建立满足多层次、多尺度模型表达的孪生数据分级体系，整合优化黄河流域九省（区）野外站、数据中心、数据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及资源，加强跨行业观测、监测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充分运用视频监控、激光雷达系统、卫星遥感、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手段，建设一体化、智能化的水土保持业务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健全黄河水土保持“一张图”，提升水土保持“四预”“感知”和防治决策支撑能力［32］。

2）强化高精尖科学技术融合。不断探索水土保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形成成熟一批、推广一批、研发一批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在水土流失监测方面，重点以应用需求为主导，完善监测评价体系，优化评价方法［33］，扩展观测手段，引入科学、智能的先进设备、技术和理念，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在水土流失防治方面，重点探索区域水土流失发生、发展特点，整合长期以来的防治经验，引入生态、农业、林业、国土等跨行业先进技术，打造质高、价廉、实用的区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助推区域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

3）强化水土保持碳汇体系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采用原型观测、控制试验等方法，围绕森林、草地和农田等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碳循环过程，定量研究了不同植被类型和恢复措施对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影响，揭示了土壤有机碳的影响因素和动态变化过程，为水土保持碳汇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34－37］。我国学者初步探索了水土保持碳汇的途径、机理和核算评价方法［38－39］，但研究尚未形成体系。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类型多样，通过长期以来的水土流失治理，形成了涵盖生物、工程、耕作措施的相对完善、系统、科学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应在该地区系统性开展水土保持碳汇研究，创新水土保持碳汇理论，健全固碳减排增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碳减排增汇计量方法，探索碳增汇集成技术，推动形成水土保持碳汇项目方法学［40］，出台固碳、增汇行业标准，明确水土保持碳汇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强化黄土高原重力侵蚀机理研究。黄土高原地区地形破碎、高差大，土层厚度大、形态保持能力弱，重力侵蚀严重，是产生入黄泥沙的主要方式之一［41］。重力侵蚀发生具有随机性、突发性特点，且影响因素众多，成因复杂［42］，但研究起步较晚。国外学者主要围绕重力侵蚀观测方法，影响因素等开展了研究［43－45］。我国学者基本定义了重力侵蚀分类，探索了重力侵蚀观测方法，初步研究了重力侵蚀过程与时空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力学机制，但多数研究集中在单一因素与侵蚀的关系，在重力侵蚀发生、发展的过程及预报等方面尚需深入研究［41－46］。通过系统性开展黄土高原重力侵蚀研究，探索更实时、更精细、更准确的侵蚀过程观测方法，并对其定量表达，进一步明确重力侵蚀的影响因素、力学机制的变化特征及其耦合关系，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在重力侵蚀诱发—松散—滑动全过程作用机制，建立黄土高原重力侵蚀模型，健全水、风、重力复合侵蚀研究体系。

4.3  劳动对象方面

1）强化重点领域科技攻关。紧紧围绕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特点和防治重点，因地制宜地开展高标准淤地坝建设，突出淤地坝“四预”措施的落实，全面提高淤地坝安全运行水平。同时，加强水土保持与黄河水沙变化关系的研究，突出土壤侵蚀模型本地化、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黄河源区侵蚀沟修复治理等方面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47］，把原创性、开创性、实用性成果及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强化监测评价深度应用。加强遥感监测、地面观测、信息化监管数据的有机融合、系统分析，精准指导水土流失图斑“落地”、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区域划分与差别化管控，实现水土保持图斑化、区域化管理。探索由量变到质变的水土保持率考评指标与方法，达到监测结果不仅能反映宏观尺度的水土保持率变化规律，而且能反映水土流失从“面广量大”到“双降质优”的演变过程，用科学手段指导目标责任考核，有的放矢地提出地方差异化水土流失防治策略［9，33］，为不同区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做好技术服务。

3）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推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智慧管理［9］，健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审批、实施，以及水土保持监测、监理、验收等，全过程、全链条智慧化管理机制。全面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31］，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方案智慧受理、审查，地物识别和地表变化的自动监测，研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风险预报模型，提升水土保持行业服务水平和监督管理效能，严格控制人为水土流失。

4）强化水土流失治理提质增效。综合考虑不同地区水土流失特征、水土流失防治与生态保护、城镇开发的实际需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将水土流失防治与土地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将水土流失防治与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现代绿色农业、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生态文化旅游等建设有机结合，不断探索水土保持耕作措施、植物措施、工程措施的优化配置模式，总结提炼成套的技术路线和方法，实现“治理一方水土、发展一项产业、带动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改善一方生态环境”。

在今后的水土保持工作中，应不断提升科技人才队伍质量，加强水土保持科技创新，加快观测、监测技术研发，推进水土保持碳汇、黄土高原重力侵蚀机理、水土保持与黄河水沙关系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和小流域水土保持原真研究示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生产第一线，聚焦黄河流域监测评价成果深度应用、人为水土流失高效管控、水土流失治理提质增效等，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