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辽构之一的新城开善寺声名不显，大概也因为其常年关闭的缘故。因缘巧合之机，有幸入内一观。
是为记。
其一 辽构如旧
开善寺位于河北高碑店市东南的新城镇上，这里曾经是老县城，如今居民大多迁出，小镇便显得分外安静。![]()
迈入寺门，抬头便见一座宽阔的大殿静静伫立，颇显一种肃穆之美。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椽，单檐庑殿顶，出檐深远，一望便是传承了唐风的大斗拱。进殿前先看几种铺作：柱头双杪五铺作，耍头平出，成批竹昂式，与五台山南禅寺大殿甚是一致。补间铺作尺寸略小些，类于小斗。留心细看，前檐当心间取消了补间铺作，柱头枋上有残留的榫卯痕迹，想来曾是悬挂过匾额的。转角铺作最是精彩，拱出平面呈“米字形”，层层叠叠、精巧繁复，忍不住要多拍几张。
进入大殿，整体观感便是极开阔的，细细数来殿内金柱竟只有四根，难怪觉得殿内扩大不少。此法正是辽金时期十分典型的“减柱造”，按照传统建筑的固定形制，殿内金柱应是对称整齐排列的，更有利于建筑的稳定性。于是这种减少金柱的方式便显得尤为特殊，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建于金天会年间，亦是类似的建筑实例。![]()
（开善寺大殿内的“减柱造”)
目前海内留存的几处减柱造实证多是辽金元时所建，想来原因有二：一方面减少的金柱增大了殿内活动和祭祀的空间，也增大了室内采光；另一方面也符合游牧民族习惯了宽阔的大帐作为居所的空间需求。这种方式不仅同时期的南方宋地较为罕见，便连后来明清也渐渐不用了，恐怕也考虑到了这种建筑方式并不牢靠的缘故。殿内梁架结构为抬梁式彻上露明造，明次间的梁架间不用太平梁，只用两根大叉手，很是巧妙大胆。这种简洁的做法后世很少见了，宋辽之后常在大叉手中间增加蜀柱支撑，以确保其稳定性，如今看到大殿顶端大叉手下有两根红色钢筋的修复加固，想来也是为了矫正梁柱倾斜的。尤值得一提的是殿内金柱极为粗巨，绕至柱后打灯而照，只见东侧柱后赫然有“至顺元年七月廿九日三人至此……”的题刻印记，双勾描刻，笔力甚锋。
殿角放置了一截维修时替换下的木构，一并发现的还有压在柱底的铜钱，仔细一看木构上竟还有开元通宝的清晰压痕。无独有偶，义县奉国寺大殿维修时也有类似发现，在大殿柱下压铜钱恐怕也是当时通行的做法。
大殿后方还供奉着一尊石制观音像，细长眉目，头戴束发宝冠，身披璎珞，长裙跣足，可惜手臂已残，细数应有八臂。巧的是，在大殿的地上也放置着一尊断为两截的八臂观音像，除了碑的上部约四分之一处断裂开了，观音像保存尚为完好，立于莲台之上，八臂舒展，本身两臂做禅定印，其余六臂舒展开来，或持宝瓶、佛珠，或结金刚印，或托法器，其像庄严。细问起来，原来地上这尊竟是赫赫有名的“天佑寺观音像”，乃是一尊唐代武则天时期的佛像，原本出土于距此地不远的方中村，不知为何竟移到开善寺里。这两尊精美的石像观音大小相似，各有残破之处，但对比起来却又互能补足，十分精妙。其二 开善之门
开善寺所在的新城镇，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按照县志记载，从唐大历年间便用“新城”之名，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改作“高碑店市”。此地古来属于涿州，因为正处于辽宋交界处，战事颇频。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辽双方定下“澶渊之盟”，约定雄州白沟交割，正是以新城境内白沟河为界。
也正因这个缘故，此地成了宋辽遣使交聘的必经之地，后来两国还根据需要设置了正旦使、生辰使、告哀使、遗留使、祭奠使、吊慰使、告登位使、贺登位使、贺册立使、回谢使、泛使、答谢使等十二使，每逢重大事件，均需遣使往返，据学者统计，宋辽之间遣使多达三百八十次，全部聘使约一千六百余人。![]()
（《景德四图之契丹使朝聘图》-现存台北故宫）
遣使的路线也是相对固定的，按照宋真宗近臣路振的笔记《乘轺录》记载：“十二月四日，过白沟河，即巨马河也。五日，自白沟河北行至新城县四十里。新城属涿州，地平无邱陵。六日，自新城县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可见新城是入辽境的必经之路。
燕云之地本就是中原的屏障，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民族杂居，文化的发展也颇为复杂。在宋初，生活在此地的汉人们仍是坚信总有一天大宋会来收复的。
《乘轺录》里记载：“……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加以耶律、萧、韩三姓恣横，岁求良家子以为妻妾，幽蓟之女，有姿质者，父母不令施粉白，弊衣而藏之……太宗皇帝平晋阳，知燕民之徯后也，亲御六军，傅于城下……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
这段笔记固然有宋人美化太宗之意，但也可见当时燕云之地民心向宋。
如今的开善寺大殿前尚立有一块明代嘉靖年间的石碑，上书《开善寺重修碑记》，细读碑记：“……按旧碑，寺创于宋重庆二年，宋史无重庆纪元，盖相传之误也。”宋代确无重庆年号，但辽有“重熙”年号，为辽兴宗所用，正对应宋仁宗时期。按这个时间推算，开善寺应是建于澶渊之盟订立三十年后。此时两国罢战多年，榷场早已互开，氛围相对友好。![]()
开善之名按照通俗的解释，大抵有“首开善门”之意，如《无量寿经》所述：“……杜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拯济负荷，皆度彼岸。”千年辽构如旧，反观“开善”之名，似乎也有了更深的含义。其三 历史节点
从开善寺修建之时往前回溯三十年，正值澶渊之盟的历史节点。
事实上，从宋太宗赵光义的北伐开始算起，到澶州之战时，宋辽之间已经打了二十五年的持久战，辽人不知如何，但宋朝内部显然是有了一些疲战情绪的，无奈辽人骁勇，仍然屡屡犯宋。
到了景德元年秋冬之交，政治女强人萧太后又一次带着儿子辽圣宗南下亲征，一路如破竹般接连攻克定州、祁州，契丹人发挥了骑兵优势，竟然深入直抵澶州。澶州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背靠着黄河，离东京开封已不足三百里，对大宋来说也是最后一道防御屏障了。![]()
此时大宋内部出现了两派声音，畏战的恨不得弃都南逃，宰相寇准却力主要真宗御驾亲征、带兵北上。幸而真宗采信了寇准的建议，渡过黄河，亲临澶州，果然宋军士气大振，反观“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再加上辽军主帅中箭身亡，双方士气很快发生了逆转，也为双方和谈留下了空间。如果说宋真宗的御驾亲征打破了辽人的心理预期，那恐怕宋真宗的实际心理预期还要更低些，他早打定了见好就收的主意：“……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寇）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可见当时宋真宗对辽输银的心理承受力是一百万以内，只不过寇准坚决不许，这才严令曹利用谈到了三十万。历史上的萧太后是很成熟的政治家，也许是早就做好了可战可和两手准备的，双方当下一拍即合，便定下了澶渊之盟。
长久以来，对澶渊之盟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这是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大宋明明打了胜仗，软弱惧敌的宋真宗却输银赔款，简直是奇耻大辱。也有人认为大宋并没有实质性的土地割让，反倒是辽国承认了一直争议的瀛、莫二州归属于宋（辽称“关南之地”），双方约定兄弟之国也不算屈辱，至于每年输辽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与此前巨大的军费开支比起来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经济帐。平心而论，澶渊之盟约定的输银对于大宋而言，财政负担并不算重。按照曾巩的算法：“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曾巩《议经费扎子》）。”这种计法虽然是把钱米布帛都笼统的计算在一起，但大宋的财政收入无疑还是非常宽裕的。哪怕后来到宋仁宗时，又补充立定关南誓书，宋对辽岁币增加到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对阔绰惯了的大宋来说也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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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局事帖》-2016年嘉德春拍2.07亿成交）
而两国和谈后又在边界开设了榷场，打开了贸易交往，宋朝出产瓷器优质、丝绸精美，甚至一应生活用品都具有出口价值，反之辽国唯一擅长养的马匹也被禁止出口，在这过程中宋朝无疑成为了贸易顺差方。按照宋人《三朝北盟会编》，“盖祖宗时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所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予以虏。”可见当时情况。
随着大宋经济越来越繁荣，这种经济优势也愈发明显，曾赴辽任过遣使的苏辙亦有评论：“澶渊之盟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一千年后回望那个历史的节点，很难说是继续打下去更好，还是和议更优。但毫不夸张的说，寇准才是那时大宋真正的主心骨。范仲淹对寇准有一句很贴切的评价，叫作“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寇准为人刚强、性情秉直，不仅表现在澶渊之盟前坚决主战，也表现在后续一系列的和谈推动上。世事总是难以两全的，历史亦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可言，但寇准的选择最终对大宋是有利的，便如一千年后另一位伟人所说：“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也许是过刚易折，寇准的晚景很不好。《宋史》里记录了一则有趣的小事，寇准当宰相时，曾去拜访大贤张咏，请教再三，张咏送他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直到回来翻书，看到霍光传里写着“（霍光）不学无术”，才大笑明白了张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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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如今的用法不同，“学”指才学，“术”是谋术。霍光是汉武帝晚年近臣，又得以托孤辅政数朝，其权之大可以废立天子，虽然活着的时候威震海内，然而等他死后霍氏却灭了全族。
若是纵观寇准的一生，恐怕会对“霍光传不可不读”有更不一样的体会。寇准个性鲜明、好恶分明，政治上树敌无数，经历了澶渊之盟的高光后，他不仅被政敌嫉害，甚至连门生故旧也有极力倾构他的。
寇准被一贬再贬，五十八岁那年贬做道州司马。历史上的寇准能诗善文，尤以七绝为佳。在道州任上，寇准有《舂陵闻雁》二首，我极喜欢：
萧萧疏叶下长亭，云淡秋空一雁经。
惟有北人偏怅望，孤城独上倚楼听。
危栏秋尽偶来凭，霜落秋山爽气澄。
谁道衡阳无雁过，数声残日下舂陵。
舂陵就是今天的湖南道县，这是忙碌了一辈子的寇准难得的清净时刻，可以孤城独上，可以倚楼望雁，此时心境，亦尽在诗中。
到道州不久，寇准又贬到更为偏远的雷州（今广东湛江），一年后病死在了雷州。临终时，他收到了人生最后一封调令，徙至衡州司马，然而未到衡阳便病死了，倒真应了“衡阳无雁过”。二十年后，庆历二年的深秋，正在庆州领兵的范仲淹，于军帐中提笔写下了千古传唱的《渔家傲》，提笔便是：![]()
还是“衡阳雁”与“孤城”，相似的喻义，也许范仲淹正是想起了三十七年前在澶州指挥若素的寇准，才有了“不动如山”的崇敬效仿，才有了“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感怀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