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从华严寺出来，往南走一公里，便到了另一处辽构——善化寺。兴许是华严寺过于闻名遐迩，与它邻街之隔的善化寺反倒声名不显，不仅门票全免，便连游客也寥寥无几。
寺院山门未开，仅在东侧开了一处小门，留作游客出入，如此的低调哪能看出这是一处十分宝藏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譬如我去寻访的那个午后，山门前正聚集着不少下棋的老人，说笑谈天，很是热闹。谁曾想他们的身后便是一处沉寂了千年的皇家寺院。
（三圣殿外观）
三圣殿的补间铺作很有特色，斜向上密密层层宛如莲花次第绽放，这便是金代典型的斜栱了。
走进殿内，举头而望，不同于其他辽金建筑一贯简洁的“彻上露明造”，善化寺大殿却是有部分藻井的，当心间中是斗八藻井，藻井前有三列正方形的平棊，而后面又有两个相衔接的菱形平棊，亦是精美异常。平棊就是后世所称“井口天花”，这种小型天花在明清建筑中常用。
（大雄宝殿内五方佛）
其实按照佛教的经典，五方佛中东南西北四尊也可以视作大日如来的化身，代表了佛性的五种智慧。五方佛来自密宗体系，汉传寺院中倒是不算多见。而有趣的是，不光大雄宝殿里有五方佛，善化寺的山门中四大天王的头顶上也戴着五佛冠，也许这正是来自唐代密宗的传承吧。
譬如诸天中的这尊鬼子母像，鬼子母出自佛经故事，大致类似于金庸小说里的叶二娘的经历，底下的小鬼凶神恶煞，这是佛经故事里鬼子母作恶时的原型，而一旁的高大妇女形象却甚是慈和温柔，这就是鬼子母皈依后的样貌了。这尊彩塑人物极其生动，真真宛如生人一般，衣饰装束无不华贵，甚至衣裙上的纹饰都凸出精致，实在妙绝。
其二
也许是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背景影响，北方地区的遗存古建往往更好的保存了唐代以来的建筑风格，而善化寺上衔唐风，下接金元，充分反映了不同时期建筑的演变和发展。
即便如此，这座普贤阁也依然是斗拱简洁，特别是采用的平暗层做法，仍是唐风浓厚，飞檐翘出，似覆莲一般，悬鱼大而古朴，恰如花瓶一样，煞是好看。
可见此寺应是建于唐明皇时期，最早叫做开元寺，但何时改做普恩寺之名已不可考了，当时人也只能推断也许是“石晋之初或唐亡以后”的事了。但在金大定年间，这座寺庙也已经遭历过辽末的浩劫，“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坋，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是一位名叫圆满的大师主持重修，“经始于天会之戊申，落成于皇统之癸亥”，整整历时十五年方才修好。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朱弁作为副使陪同正使王伦出使，他们一行也与张邵的遭遇相同，都被金人无理的刁难扣押了下来。在被扣押五年后，金人提出可以放一个使臣回去，朱弁主动提出让正使王伦回去，自己抱印留下，他慷慨道“印即信也，愿抱印以守节，死不离矣。”金人知道强迫不了他，便将他关押在寺庙中——大概便是此地的大普恩寺了。
朱弁与张邵的经历简直如出一辙，一样也是在被金人羁押的日子里，朱弁也在寺内设馆教书。他本就是作为江东名儒，金人贵族慕名纷纷把子弟送来求学，他也如张邵一样得到了金人的敬佩，甚至不约而同的都受邀为所在的寺院题写了重修的碑记。这块石碑题写的落款时间是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与张邵题写的奉国寺碑记仅差三年。
谁能想到两位相继派出的宋使，一东一西，相隔千里，明明音讯中断，可遭遇却又相同。而他俩所待过的这两间佛寺，竟更为巧合的历经千年保存了下来，成了当世仅存的八大辽构之二，他们题写的石碑也仍然静静的放置在大殿内，仿若遥远的回声。
其三
朱弁的诗作传世不少，有一首《春阴》便是在金地拘留时所作，读来极富深情：
绝域东风竟何事，只应催我鬓边华。
在寺中日子里，朱弁大概也无数次徘徊在大殿之中，一一观摩过每尊塑像。他在碑记中写到：“……侍卫供献，各有仪物，皆塑于善工。脺容庄穆，梵相奇古，慈悯利生之意，若发于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来瞻仰，莫不钦肃，五体投地，一心同声，视此幻身，如在龙华会上百宝光明中……”
《楞严经》中说，佛在说法之时，从头顶肉髻中，放出百宝光明，光中涌出千叶宝莲，莲中便出现了化身如来，如来头顶又放出十道百宝光明，光中示现了数不清的金刚力士，擎山持杵，遍虚空界。
这是何等的光明灿烂之相，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朱弁终于见到了他所期盼的百宝光明。在此地扣留了十六年后，朱弁等到了绍兴和议的达成，终于得以被放归。他与张邵一西一东，各自踏上了返回江南的归程。
不知道他们踏上故国的归途时是何样的心情，十六年过去了，华发早生，人已暮年，再不复当年出使时的意气满怀。可毕竟等到了天亮，总好过许多埋骨黄沙的同僚们，至少能在山青水绿的家乡安享晚年。
朱弁在北地时，记过一件有趣的小事，他写道“北人以松皮为菜，予初不知味，虞侍郎分饷一小把，因饭素授厨人与园蔬杂进、珍美可喜，因作一诗。”
为了一把没有吃过的松皮菜，朱弁专门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很长，摘录几句：
“……侍郎文懿后，落落众推俊。香厨留净供，频食不言顿。得法于此公，骨髓传心印。应怜持节人，饷此为问讯……”
这里提到“侍郎文懿后”，可见这位分他一小把松皮菜的虞侍郎是虞世南的后人，史书中却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也许正是一位与朱弁同行的使臣吧。诗人哀叹“应怜持节人，饷此为问讯”，这是惺惺相惜的一点牵盼罢了。
写到这里，大概可以为朱弁与张邵的故事做个收尾了。按照《宋史》的记载，宋高宗派出使金“同时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还”。可见最终从金国生还回去的只有洪皓、张邵、朱弁三人。张邵和朱弁的故事都已讲过，洪皓更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忠义之臣，宋史里记录他返宋之后因怒斥秦桧而被贬斥，“而忠义之声闻于天下”。
在金国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几位大宋派出的使臣，虽然国家战败，虽然受尽屈辱，却始终保持着气节和操守，在艰难困苦中亦赢得了敌人的尊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任何境遇中，都能保持内心的坚定，不自矜、不屈节，无论处境如何，坦坦荡荡，不改其色。
这也许正是他们人生中最鲜亮的百宝光明。
二三年春四月访善化寺，五月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