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院寺在涞源县城偏西，因而又称西大寺，门禁紧闭，已经许多年未对外开放了。因缘巧合之下，得以入院一观。寺院不大，正中的文殊殿便是此行要寻访的辽构了。
![]()
其一
寺院正中的文殊殿被合围成一处独立院落，院前有两棵松树甚为高大，乍看去不免暗暗称奇——此处容我卖个关子，暂且按下不表。只看文殊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顶。虽然是个三开间的殿阁，但它的尺寸并不小，实际内部面积大概240平米左右，看起来甚至比寻常的五开间殿阁还要宏伟些，这也与其用材较大有关。不同于寻常大殿的构造，这座文殊殿的长宽很接近，这也使整座殿阁平面上近似于一个正方形，十分罕见。
走到近处，抬头只见牌匾上题写着“大智文殊”四字，可见这座主殿是供奉文殊菩萨的，应是一处文殊菩萨的道场。大殿的柱头铺作为双杪五铺作，尺寸很大，跳头上不安横栱，这种方式也称“偷心造”。补间铺作两侧各一朵，从柱头枋开始出跳，尺寸要略小些。转角铺作虽然出跳不多，但用了“抹角棋”的做法，也是妥妥的辽构特征。![]()
从外观看，文殊殿的窗棂也是一绝，大殿外檐的隔扇门上保存着辽代的菱花窗，却是密宗八宝和梵文花式。其中横披三间各五扇，又以当心间的横披最为精美，只见当心间正中窗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是密宗八宝的金刚铃与金刚杵的纹样，下部是四柄十字金刚杵，也叫作羯磨杵，又饰有梵字，想来都是梵文真言。
而在西次间的阁子门上也有一扇保存完好的窗棂，采取三交六斜做法，中间穿插梵文小字。著名的北京奥运会的会标，据说便化用自这扇窗上正中的梵文字样，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人奔跑的形状，又与“京”字相似。其实这个梵字倒是常见的，应音译为“唵”（oṃ），佛教六字真言头一个就是它了。走入殿中，只见殿内依旧是为了阔大空间而使用了减柱造，只用两根硕大壮实的金柱支撑承平梁。梁架结构为四椽栿对乳栿，四椽就是五架梁，用以承托五根檩，在力学上结构上精妙极了，难得的是一千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未落架重修，梁栿平直如初，丝毫看不出变形，这也让后人在四椽栿下增加的两根撑柱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了。殿内东侧的梁架下有三处非常醒目的题记，分别有“大元泰定丁卯中旬十日重修”、“正德二年七月吉日补修”“嘉靖丙午岁拾月吉旦”字样，清楚地记录了元代、明代重修的时间。然而最好看的还是梁架上的五彩遍装——前面在奉国寺一文中已介绍过，五彩遍装是一种彩画的用色方式，各个时代的彩画用色和审美截然不同。其实在唐时，彩画多用赤白装，宋辽时的五彩装已是极大的发展，只可惜遗存真迹不多了。阁院寺文殊殿内的彩画和奉国寺大殿内部有些相似，抬头望去，只见花卉锦纹的旋子彩画绘满整个梁架，描金饰粉，绚丽异常。真要比较起来，似乎比奉国寺大殿内的更加繁丽似锦。殿外的后檐下还有一对团花行龙纹饰的彩画，亦很生动，但从颜色和手法来看，能否断定为辽代彩画，恐怕还要再斟酌论证。其二
因为没有设佛坛的缘故，文殊殿内看起来有些空旷，殿内四壁都是白墙，却在约半人高的腰线处隐约露出了部分的彩画。也许大殿两侧曾经是放置过诸多立像的，到了后来立像移走，下层的佛坛也去除了，便露出底下的壁画来。凑进了细看，便发现露出的壁画外还糊了一层黄泥，只有偶尔泥巴脱落处，才能一睹里面藏着的壁画真容。
譬如在后殿，就有一整块脱落显露出的壁画，隐约是个人物的半身形象，只见衣裾翩然，笔法遒劲、线条流畅，甚至连露出的沥粉贴金都那么鲜艳自然。只窥一角便可想象这是一幅巨大的宝藏，若是有一日技术成熟，到那时壁画完全揭开，定将惊艳世人。除了主体建筑以外，阁院寺中还有辽钟一口，唐代、辽代经幢各一通，另有明清碑刻三块。两通陀罗尼经幢便放置在大殿的次间门外，唐经幢略低矮些，辽经幢保存更为完好，上面有清晰可辨的应历十六年（公元966年）记录，这也是过去有学者推断阁院寺文殊殿建造时间的一处例证，只是近年来对这个建造时间是否牢靠也有了学术争议，古建的断代是个严谨又系统的工作，此处也不再赘述。
寺院东南角的这口大钟极为珍贵，是我国现存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辽代大钟，此钟呈六耳型，整体圆滚滚的，又像是战士的头盔一般，造型颇是有趣。然而此钟也称“飞狐大钟”，飞狐二字来自钟上铭文“维大辽蔚州飞狐县阁子院首座前监寺沙门……”，涞源古属燕云十六州中的蔚州，又守着太行八陉中飞狐陉之险要，故而得名飞狐县。东至宣府，西到大同，此地正是交集转输之地，是关内通向关外的要道。南有倒马关，东有紫荆关，表里襟带，可谓噤喉。按照大钟上部的铭文，此钟建造是为了“报国恩奉，为天祚皇帝万岁、亲王公主千秋、文武官班恒居禄位，雨顺风调，民安国泰。”下部铭文有铸造时间：“维天庆四年岁次甲午十月壬寅……”，可见此钟造于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这一年北边的完颜阿骨打已统一女真诸部，正式起兵返辽，攻克辽国的重镇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一年后金在上京会宁府建国，再过十年后，天祚帝在应州被俘，辽遂灭亡。其三
飞狐大钟外部密密麻麻皆是铭文，约有一千余字，除了记录了大钟铸造的过程，还夹杂着各种经文和供养人的姓名，细读起来很有意思。
钟上所记的供奉人姓名五花八门，既有“院主僧澄湛、习经沙门澄愿、讲论沙门澄宪”等等寺内诸多僧侣，也有如“西南面安抚使耶律善、押司官魏公谞、属国军使权指挥使赵辛、右班殿直韩为舟”等本地各级官员，更有“杨惟祥妻崔氏、长男可冲、妻石氏”之类本地阔绰施主阖家带口上榜，甚至连术士、工匠皆有姓名，可见在当时民间参与寺院佛事的积极性之高，能在大钟上留名被时人视作无上功德。读罢不免打趣，这一口大钟足可做多少篇辽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了。而钟上夹杂的经文部分就更有意思了，既有汉文《金刚经》中“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语；也有数十字的梵文夹杂其中，旁边注着“持密教五戒周全”之语，可见这些梵文应是密宗真言；更有趣的是，钟上有一面竟还记载了道教神祇，如“太上府君、太上太岁、太上九曜星……”等等，可见当时民间宗教信仰之杂融。闲话说，辽代佛教的主流是华严宗和密宗。辽代密宗上承唐密，传播密宗的僧人也很多，到了辽晚期，更是倡导显密双修。所谓显密，其实是从佛教的传播和修行方式上进行区别，显宗讲究“显明易懂”，顾名思义也更容易流传；密宗讲究“真实密意”，意为秘法不可轻易示人。显宗一般是指汉地流传的宗门诸派，譬如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等等，而密教又分东密和藏密，前者上承唐代密宗，后者则由古印度传入西藏地区。
譬如辽代著名的道殿大师，便是兼通华严宗和密宗的，著有《显密圆通心要集》，他认为显密没有高下之别，提倡五法界观，颇有些大融合的时代特色。而阁院寺窗棂上的密宗真言和钟上大量的陀罗尼字样也许正是这一时期“显密圆通”的一处例证吧。
从大殿出来，不免回望文殊殿前的两株高大的松树，竟是一枯一荣，荣者茂可蔽日，枯者仅剩虬枝，早已不知历经多少年风雨。不由想起释迦牟尼佛在拘尸那城入灭之际，东南西北各有双树，皆是一枯一荣。在佛典中，荣譬喻常，枯譬喻无常，枯荣之间暗喻了涅槃之道。如此反观文殊殿前枯荣二树，恰暗合佛理。
是真耶？是幻耶？竟叫人一时怔忪了。
二三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