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中长期,立足短期,把握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针对服务型消费潜力释放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着力深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消费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以有效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客观把握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1.客观把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有多少投资就有多少增长,投资的产出效率高;进入到消费新时代,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潜力。从改革开放45年的历程看,我国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其中投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近几年,投资产出效率开始下降,甚至有的形成无效投资。以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衡量,这些年,我国ICOR呈现不断走高的趋势,2012年每新增一个单位GDP,需要5.21个单位的投资;到2023年则需要9.13个单位的投资(见图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国家数据库整理测算
2.对“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的判断需要商榷。消费和投资本身相互统一、相互促进。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会呈现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消费不足,消费潜能没有得到有效释放。3.消费主导不是不要投资,恰恰是为新投资提供空间。消费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投资的最终归宿。消费主导恰恰为有效投资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新的市场。我国传统投资增速趋缓甚至下降的同时(例如房地产),服务型消费的投资空间仍然相当大。目前,消费潜力没有释放出来,相当大的原因在于适应服务需求的服务投资不到位。如果仍沿续过去的投资主导思路,不仅难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而且还有可能积累更多风险。以结构性改革释放服务型消费潜能
1.破解“内需不足”的突出矛盾。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把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破解内需不足的突出矛盾,需要抓住服务型消费的趋势,启动并深化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为此,要全面清理现有不利于消费尤其是服务型消费的相关政策,包括各类限购、限贷等,整合支持消费的相关举措,制定出台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方案,消除现有政策中某些冲突和矛盾的地方,着力提升政策一致性。2.形成以服务型消费为主的消费新结构。从国际经验看,高收入经济体的居民消费结构均以服务型消费为主。如果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超过50%,到2035年达到55%-60%,将带来巨大的服务新增市场与巨大的投资机会,由此也将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以民富优先为导向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1.以稳定居民消费预期为重点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服务型消费的收入弹性较高,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从初步分配角度看,当前我国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偏低。2000-2019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平均为50.6%。根据投入产出表看,2020年,我国居民取得的劳动报酬总额为52.96亿元,在同年国民总收入中所占份额为52.67%。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长期处于45%以下(见图2)。相比之下,2022年美国这一比值超过53%。调整初步分配格局,提升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一是显著提升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就业优先等政策,到2030年使劳动报酬占比提升到55%以上;二是提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争取提升到50%左右;三是推动实现城乡人均收入的倍增,从2020年的32189元增长到2035年的60000元;四是改善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推动居民消费倾向从2023年的68.33%提升到75%以上(见表11)。2.以提升相对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为重点,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任务目标。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更多的是能力贫困。对此,需要从人力资本着手,提高人力资本在提升相对贫困群体收入的内在潜力。比如,引导相对贫困群体嵌入产业发展;鼓励相对贫困群体间开展多样化合作,提高市场风险应对能力;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数字化素质,使其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形成新的技能。3.以农民工融入城市为重点,释放农民工的服务型消费潜力。要释放新生代尤其是“90后”农民工的服务型消费需求,根本在于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要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逐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4.释放中高收入家庭服务型消费需求。尽快出台一揽子政策包,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避免房地产市场各项指标急剧下降,以稳定居民财富预期。推动房地产市场的服务化转型,加大对现有房地产存量的家居和环境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大存量房地产项目的服务配套,使之逐步从“建-卖”模式转向“建-服”模式。深化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变“牛短熊长、暴涨暴跌”的态势,使资本市场成为家庭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以稳企业为重点稳就业
1.释放服务型消费需求重在稳就业。就业是消费的函数。当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主体。一方面,需要持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就业弹性较大的服务业发展。没有服务业发展,难以有效吸纳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要鼓励各类新业态发展,鼓励青年在服务领域创新创业,形成主动就业的新态势。2.稳民营企业是稳就业的重大举措。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当前,受宏观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预期不稳、投资意愿下降的态势较为明显,社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持续下降,2023年首次跌破50%。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客观上减少了对就业的需求(见表12)。针对民营企业的所思、所虑、所忧,要尽快出台精准性的举措。短期内,要解决好民营企业欠款等现实问题,为民营企业注入“真金白银”,给市场主体注入发展资源和信心;同时,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民营资本理论,明确把民营资本、民营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基础。3.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人社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到2亿人,占总人口数量近七分之一。灵活就业的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潜力的释放。需要完善灵活就业者的相关社会政策制度,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提升劳动者可持续就业能力;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方法;探索建立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账户,大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数字消费牵引服务型消费新业态发展
1.以数字化供给满足数字化消费需求。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和鼓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柔性化制造和智能化生产,提升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和产能灵活转换能力。鼓励和支持大型平台企业加强对中小商户数字化运营的技术支持和技能培训,加快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加大对消费品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2.以数字化推动传统服务型消费升级,优化服务型消费供给。麦肯锡调查表明,通过使用数字技术,可以将客户满意度提高15%-20%,将服务成本降低20%-40%,并将转化率提高20%。为此,要支持个性化、柔性化、多样化生产方式转型,以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以高水平开放推进贸易服务转型升级
1.推动服务业市场的更大开放,吸引更多资本进入服务领域。加大服务领域对社会资本的开放力度,明显缩短服务业投资负面清单,法无禁止领域均可投资。2.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最近,商务部发布了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对标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标准,需要进一步优化。比如,尽快精简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将非金融领域跨境服务贸易限制措施数量缩减至30项左右;完善负面清单管理;优化服务贸易管理。3.全力推进服务进口海关监管便利化进程。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对服务进口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环节,在跨境服务及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仍然滞后。比如,简化服务进口项下的货物通关手续,如对会展、拍卖、快递等服务业企业所需通关的国际照片、艺术品等特殊品简化通关监管或免除监管。强化政府在释放服务型消费潜能中的重要作用
1.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我国消费投资良性循环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投资过度偏向于基础设施、过度倚重外部市场等做法,通过加大对服务、养老、教育等领域投资,加大公共消费力度。为此,需要以释放消费为重要导向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更加注重营造服务型消费的大环境。需要进一步落实社会保障的兜底功能和保障功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城镇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在不增加居民负担前提下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偿标准,提高居民养老保险补贴等。2.强化服务型消费的市场建设与市场监管。一是优化监管政策,全面解除不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限制性政策;二是优化服务标准体系,在对标国际服务标准的进程中,让消费者安全消费、放心消费、满意消费;三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高监管效率,既避免重复性执法,也避免出现监管真空。3.强化全国统一服务型消费大市场的建设。一是加快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满足消费升级需求,适度超前布局建设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比如,我国消费基础设施REITs市场发展还有巨大空间,需要着力用好这一工具;二是用好“以旧换新”的相关政策,释放新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在加快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同时,更要注重释放在这个进程中的服务型消费。比如,加快文旅设备更新提升,推动推进医疗卫生机构装备和信息化设施迭代升级等;三是推动地方政府更加注重营造服务型消费环境。从2023年爆款的网红城市看,包括哈尔滨在内,无一不把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便利性,作为地方政府的重点职能。要适应消费释放的趋势,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主动探索,各出实招,切实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潜力的释放。(本文节选自《2024 中国消费研究报告》,原题为:《释放服务型消费的巨大潜能
——2024 中国消费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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