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
文/李新梁
我的童年是在我们村度过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教育改革，我们村史无前例开了两年初中，我正好赶上，这样，我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都在村里上的，直到14岁那年上高中，我才离开我们村，那年是1979年。
我的家乡阳城县位于山西省东南端，地处太岳山脉东支，中条山东北，太行山以西，沁河中游的西岸。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南北部高而中间低，山地面积占55%，丘陵面积占40%，河谷面积占5%。我们村位于我们县偏西北一点，处在黄土丘陵地带，童年时叫庄头村，现在叫上庄头村。家乡带“头”字的村庄不少，比如寺头、道头、坪头、佛头等等，都是有些说法的。据说家乡自古冶炼技术发达兴盛，工匠云集，金朝实行头户州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许多带头的地名。元朝实行匠户制度管理工匠，便形成了许多带匠的地名，所以早年一直有“九头十八匠”的说法。
我没有查阅过村史，但我更愿意顾名思义来理解，用山头上的小村庄来诠释村名“庄头”倒很形象贴切。的确，在周围村庄中，我们村地势最高，整个村庄就建在山坡上，周边没有平地，但也不是崇山峻岭，都是一块黄土缓坡连着一块缓坡，祖祖辈辈在这山坡上开田耕地，远看随地势而建的梯田叠叠层层蜿蜒起伏，甚是好看。
我们村最高地势的建筑是个古庙，古庙坐西朝东，庙的下方二十米不到，有一个东西走向的小土丘，不知是哪一辈的事，土丘上挖了许多窑洞，每一孔窖洞的洞口两边，或再盖些砖瓦房或干脆两边砌上围墙，就形成一个窖洞加砖瓦房混搭的院落，这个土山前面有大大小小八九个院落，挨得庙最近的院落就是我家，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是人民公社化后期，大人集体上工劳动挣工分，年底根据收成按工分分钱，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那是后来的事，为了能挣些现钱，那时家家都养猪，普通人家养一头，个别的养的多些，靠卖猪获得的现钱，买些日常用品，一年花销很少，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现状。
那个时候很穷也很苦，但穷的很平均，倒少了一些攀比和不满，因此，农民的生活简单而又快乐。当然，也许是因为年少不知愁，体察不到大人的苦楚，印象中多是集体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收工回家到了饭点，人人都端着饭碗扎堆坐在一起吃饭，同样是谈天谈地有说有笑，赶上收获季节，大人们品尝刚分得的新鲜粮食时的欢天喜地。
那个年代，人们的心底儿格外纯，与外界联系的信息渠道少而又少，常听的有线大喇叭广播的是自上而下的官方声音，严肃而又单调，因此，大队和小队的要求通常就是大家的行为规则，更何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心底儿若生半个私有的小心思，都感到是一种罪过。当然，忍不住摘了集体地的一个瓜，私藏了队里分发的化肥等这些个事，也还会有，只不过，一旦逮着后果很严重，大队甚至公社就会开批斗大会，基干民兵肩背半自动步枪，五花大绑把人押往主席台，脖子上挂着盗窃犯、投机倒把犯、流氓犯等等牌子，那规模那阵仗，大人心里都发怵，我们小家伙更害怕了。
作为农村娃，生下来就姓农，因此，即使是年纪很小也逃脱不了干“农活”，上学的期间也不例外。那个年代，谁家没有三五个孩子，学习好坏随便，家长顾不上，学校也不咋太管，全凭自由成长。但放学后家长都会要求帮家长干这干那，做完这些才是你的自由时间。我家兄妹三人我是老大，放学后帮家里干的也最多，最早是喂猪拔猪草这些个轻省活，后来较大些就开始干力气活了，日常最多的就是帮家里挑水，为此家里早早就给我订制了小的铁皮水桶。
那个年代的农村娃还有农村娃特别的假期，我们管它叫“夏假”和“秋假”。夏假一般在六月份，小麦成熟要收了，大人收割过后，小孩提着篮子随后拾捡遗漏的麦穗，然后我通常会跟着爷爷犁地，把小麦地翻整好后，再种上秋玉米。夏假通常半个月二十天就结束了，秋季要收的农作物比较多，有玉米、大豆、红薯、棉花、谷子等等，所以秋假相比较就长一些，有三十五天左右，除了下雨，一天也休息不了，收完秋，还是要跟着爷爷犁地，接着还要种上小麦。秋假是小时候最难熬的日子。
然而，秋季毕竟是收获的季节，农民最盼望秋季的到来，一年的劳作和期待，就等秋天的收成。每当这个时节，我妈都会给我们煮一锅刚熟的玉米，或煮一锅刚刨的红薯，清香诱人，垂涎欲滴。当然，对于我们小家伙来说，秋季更诱人的地方是瓜果梨桃的成熟，爬树摘果子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核桃不用摘，直接用长棍子敲打就可以，但柿子得一个个摘，而且是先摘熟透的，但往往先熟的都在树梢，这既考验技巧又考验胆量，不过，费一番周折摘下一个柿子，吃起来那是格外香甜。说到柿子，还数奶奶给懒的柿子好吃，霜降前后采摘的硬柿子发涩，奶奶在陶罐里放十几个柿子，盛满清水，放在土炕炉边温着，头天懒上第二天就能吃了，脆生甜口，每天上学的时候顺上两个，美的很。
小时候的农村物质生活有限，精神方面的生活也不丰富，和现在相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心中要有个小愿望小目标现在看起来像个笑话，但那个年代很珍贵。大约6、7岁的时候，一直想有个戴五角星的帽子，那哪搞去呀，哭着喊着奶奶给想出个办法，用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封皮给剪了一个五角星，粘在帽子上，很像那么回事儿，我满心欢喜。再大些喜欢上了打篮球，为了能有件背上印号的篮球背心，十里八村的供销社都跑了个遍也没买着。平日里，如果听说周边哪个村晚上放电影，立马来了精神，早早吃完晚饭，跟着一众大人后面就走了。一年头就盼着过两个节，一个是过年，过年放假不用干活，可以开开心心玩，还有新衣服穿，有人给压岁钱，小朋友三俩成群放炮仗，耍的可得劲呢。另一个是过六一，每年这时，有一批学生会加入少先队员，那可是盼望了一年的大事，怎能不激动呢。学校还组织各种活动的比赛，男生滚铁环，女生踢毽子，我从小小就参加文艺活动，三句半、打快板、小合唱、小舞蹈都演过，还参加过公社组织的红缨枪操、步枪操和长拳操的汇演。节日当天，每个同学都从家里带些干萝卜片、白菜什么的，学校大锅炖一锅菜，蒸上馒头，村里百十号大小学生一起高高兴兴吃上一顿，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却吃得津津有味。顺便补充几句，小时候一直渴望有顶带五星的帽子，16岁我上了军校，正儿八经穿上了军装，戴上了军帽。小时候喜欢打篮球，后来影响了儿子，上大学他正儿八经学了篮球专业。可见，儿童时期的愿望对人的一生有巨大影响，小时候得敢想，没准真能实现！
在我童年的时光，有一件事一个人让我终身难忘。大约九岁那年夏天，我和两个玩伴一起到村口不远的水池子里钓鱼，水池子是人工修建的灌溉庄稼用的，当时已蓄满了水，有一人多深，钓着钓着自制的鱼竿不小心掉进了池子，于是我就一只手扒着池沿一只手去够，眼见水在一点点晃，鱼杆也跟着向远处一点点漂，我也一点一点往前够，够着够着扑通一下掉了进去，我那时还不会游泳，但脑子异常清醒，知道旁边有伙伴，相信有人会救我，一只手使劲扑腾，另一手一直高高举起，直到有一个人把我拉了上来，后来知道，另一个伙伴当时吓得慌了神哇哇大叫。拉我的玩伴比我大两岁高一个年级，和我同住一排的窑洞，论辈份我应该管人家叫叔叔，我们俩是我们村学习最好的，后来先后上了大学，他上的是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辗转几地现在定居珠海。他那一伸手，救了我一条命，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听说我落水的消息，我爸从县城专门赶了回来，二话不说，抄起棍子追着我可劲地打。那次把我揍的够呛。
农村的生活苦，农村的生话累，这给我学习上增添了动力，不记得是哪年只知道很小很小，我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长大离开这里，后来，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渴望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再后来，慢慢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越学越愿意学，尤其对数学物理抽象思维的东西感兴趣，喜欢逻辑推理，一环套一环分析论证，但不喜欢死记硬背，这也直接导致我的学业偏科严重，以致于后来在高中上了理科班，语文英语生物政治这些个高考课目都很渣。不过，可贵的是，从那时起，养成了一个让我受益终生的好习惯一一读书，没有人逼，也不见得有什么目的，读书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安安静静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我最惬意最享受的时光。
记得2020年10月间，我在成都参加培训，培训的主题是心理学，晚上就“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这一话题进行复盘讨论，这句话是奥地利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阿德勒广为人知的名言，讲的是童年的际遇对于人一生的影响，和我一组讨论的有北京的，有深圳的，有成都的，大家都讲了自己童年与父母的关系给自己造成的创伤以及对后来人生的影响，轮到我发言时，我想啊想，实在想不出我的童年给我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按说，与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相比，我在我们村的童年吃过苦受过累，挨过老师批爷爷骂生产队长的使唤，对了还有老爸的暴揍，也算是“伤痕累累”，但我没有一点点委屈和抱怨，相反，想起我的童年，倒觉得满满的幸福。后来我想了很久很久总结原因，最后还得归功于我的家乡，是那厚重的大地，勤劳的祖先，淳朴的乡风，甚至于那个火热的年代，再具体点还有老爸的棍子，塑造了我不屈不挠不矫情的生命底色。
我始终认为，带点痛感的童年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警惕所谓的快乐教育，它只会贻害后代危害社会。我得感谢我拥有这样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富足的童年，它滋养着我，让我能在纷繁的世界中从容不迫，有滋有味享受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