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她从葵花地里刚刚抱起来时，心里锁着满盈盈的黏稠的黑血，因此我的心很重很沉，像冰凉的石头一样下坠着，因此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灰白的，如同寒风扫荡过的街道。后来是她的青蛙呜叫般的响亮哭声把我从迷惘中唤醒。我不知道是该感谢她还是该恨她，更不知道我是干了一件好事还是干了一件坏事。我那时惊惧地看着她香瓜般扁长的、布满皱纹的、浅黄色的脸，看着她眼窝里汪着的两滴浅绿色的泪水和她那无牙的洞穴般的嘴——从这里冒出来的哭声又潮湿又阴冷，心里的血又全部压缩到四肢和头颅。我的双臂似乎托不动这个用一块大红绸子包裹着的婴孩。
我抱着她踉踉跄跄、戚戚怆怆地从葵花地里钻出来。团扇般的葵花叶片嚓嚓地响着，粗硬的葵花叶茎上的白色细毛摩擦着我的胳膊和脸颊。出了葵花地我就出了一身汗，被葵花茎叶锯割过的地方鲜红地凸起鞭打过似的印痕。好像，好像被毒虫蜇过般痛楚。更深刻的痛楚是在心里。明亮的阳光下，包裹婴孩的红绸子像一团熊熊的火，烫着我的眼，烫着我的心，烫得我的心里结了白色的薄冰。正是正午，田野空旷，道路灰白，路边繁茂的野草，蛇与蚯蚓般地缠贴着。西风凉爽，阳光强烈，不知道该喊冷还是该喊热，反正是个标准的秋日的正午，反正村民们都躲在村庄里没出来。路两边杂种着大豆、玉米、高粱、葵花、红薯、棉花、芝麻，葵花正盛开，黄花连缀成一片黄云，浮在遍野青翠之中。淡淡的花香里，只有几只赭红的野蜂子在飞，蝈蝈躲在叶下，忧郁地尖声鸣叫，蚂蚱在飞，燕子在捕食。悬挂在田野上空、低矮弯曲的电话线上，蹲着一排排休憩的家燕。它们缩着颈，一定在注视着平滑地流淌在绿色原野上的灰色河流。我闻到了一股浓郁得像生蜂蜜般黏稠的生命的气味。万物蓬勃向上，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大好的生动表现是猖獗的野草和茁壮的稼禾间升腾着燠热的水气。天蓝得令人吃惊，天上孤独地停泊着白云像纯情的少女。她还是哭，好像受了巨大的委屈。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个被抛弃的女婴。我的廉价的怜悯施加到她身上，对她来说未必就是多大的恩泽，对我来说却是极度的痛苦了。现在我还在想，好心不得好报可能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你以为是在水深火热中救人，别人还以为你是在图财害命呢！我想我从此以后是再也不干好事了。当然我也不干坏事。这个小女婴折磨得我好苦，这从我把她在葵花地里抱出来时就感觉到了。破烂不堪的公共汽车把我一个孤零零的乘客送到那三棵柳树下，是我从葵花地里捡出女婴前半个小时的事。坐在车上时，我确实是充分体验到了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车上那个面如雀蛋的女售票员也是这么说。她可能是头天夜里跟男朋友玩耍时误了觉，从坐上车时她就哈欠连天，而且打过一个哈欠就掉转那颗令人敬爱的头颅，怒气冲冲地瞪我一眼，好像我刚往她的胸膛上吐过一口痰似的，好像我刚往她的雪花膏瓶子里掺了石灰似的。我恍然觉得她的眼球上也生满了褐色雀斑，而她的一次次对我怒目而视，已经把那些雀斑像铁砂子般扫射到我的脸上。我惶恐，觉得好像挺对不起她的，因此她每次看我时我都用最真诚的笑脸迎着她。后来她原谅我。我听到她说：“成了你的专车啦！”我的车长达十米，二十块玻璃破了十七块，座位上的黑革面像泡涨的大饼一样翻卷着。所有的铁器官上都遍被着红锈的专车浑身哆嗦着向前飞驰，沿着狭窄的土路，把路两边绿色的庄稼抹在车后。我的专车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我的司机不回头，问我：“在哪儿当兵？”“在××。”我受宠若惊地回答。“是要塞的吗？”“是啊是啊！”我不是“要塞”的，但我知道撒谎有好处——有一个撒谎成性的人传染了我。司机情绪立刻高了，虽然他没回头，我也就看到了他亲切的脸。我无疑勾起了他许多回忆，他的兵涯回忆。我附和着他，陪着他大骂“要塞”那个流氓成性的、面如猿猴的副参谋长。他说他有一次为副参谋长开车，副参谋长与三十八团团长的老婆坐在后排。从镜子里，他看到副参谋长把手伸到团长老婆的奶子上，他龇牙咧嘴地把方向盘一打，吉普车一头撞到一棵树上……他哈哈地笑着。我也哈哈地笑着。我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副参谋长也是人嘛！”“回来后就让我写检查。我就写：‘我看到首长在摸女人奶子，走了神，撞了车，犯了错误。’检查送上去，我们指导员在脑勺子上给了我一巴掌，骂我：‘操你妈！哪有你这样写检查的，回去重写吧！’”“你重写了吗？”“写个席！是指导员替我写的，我抄了一遍。”我说：“你们指导员对你蛮好。”“好个屙！我白送了他十斤棉花！”“人无完人嘛！再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了嘛，是‘四人帮’的罪过。”“这些年部队怎么样？”“挺好，挺好。”车到“三棵树”，我的售票员小姐拉开车门，恨不得一脚把我踹到车下去，但我和司机攀上了“战友”，所以不怕她。我把一盒“9·9”牌香烟扔到驾驶台上。这盒烟劲儿挺大，司机把车开出老远还为我鸣笛致谢呢。下车。前行。肩背一包糖，手提一箱酒。我必须顶着太阳走完这十五里不通汽车的乡间土路，去见我的爹娘与妻女。我远远地就看到那片葵花地了。我是直奔葵花地而去的。我是在柳树上看到那张纸条后跑向葵花地的。我是看到了纸条上写的字就飞跑到葵花地里去的。纸条上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速到葵花地里救人！！！那片葵花地顿时就变得非常遥远，像一块漂游在大地上的云朵，黄色的、温柔的、馨香扑鼻的诱惑强烈地召唤着我。我扔掉手提肩背的物件，飞跑。在焦灼的奔波中，我难忘的一件往事涌上心头。那是前年的暑假，我回家的路上，由一条白狗为引，邂逅了久别的朋友暖姑，生出了一串故事。这些故事被我改头换面之后，写成了一篇名为《自狗秋千架》的小说。这篇小说我至今认为是我的好小说。每次探家总有对故乡的崭新的发现，总有对过去认识的否定。纷繁多彩的农村生活像一部浩瀚的巨著，要读完它、读懂它并非易事，由此我也想到了文人的无聊和浅薄。这一次，又有什么稀奇事儿等待着我去发现呢？根据柳树上纸条的启示，用某学院文人们的口头禅说，这一次的节目将“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葵花，黄色的葵花地，是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亚幽会的地方，是一片引人发痴的风流温暖的乐园。我跑到它跟前时，已经出气不迭。粗糙的葵花叶片在温存的西风吹拂下拉拉响着，油铃子、蟋蟀、蝈蝈欢快又凄凉地叫着，后来给我带来无数麻烦的女婴响亮地哭着。她的哭声是葵花地音响中的主调，节奏急促、紧张，如同火烧眉毛。我从没有看到过成片的葵花。我看惯了的是篱笆边、院墙边上稀疏种着的葵花，它们高大、孤独，给人以欺凌者的感觉。成片的葵花温柔、亲密、互相扶持着，像一个爱情荡漾的温暖的海洋。故乡的葵花由零散种植发展到成片种植，是农村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生动体现。几天之后，我更加尖刻地意识到，被抛弃在美丽葵花地里的女婴，竟是一个集中着诸多矛盾的扔了不对，不扔也不对的怪物。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张白纸那么薄；人性，其实也像一张白纸那样单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葵花茎秆粗牡，灰绿色，下半截的叶子脱落了，依稀可辨脱叶留下的疤痕，愈往上，叶片茂盛得愈不透光。叶色黑绿，不光滑。碗大的无数花盘挑在柔软的弯颈上，像无数颗谦恭的头颅。我循声钻进葵花地，金子般的花粉雨点般落下，落在我的头发上和手臂上，落进我的眼睛里，落在被雨水拍打得平坦如砥的土地上，落在包裹婴孩的红绸子上，落在婴孩身旁三个宝塔状的蚁巢旁边。熙熙攘攘的黑色蚂蚁正在加紧构筑着它们的堡垒。我猛然感到一阵蚀骨的绝望，蚂蚁们的辛苦劳动除了为人类提供一点气象的信息外，其实毫无价值。在如注的雨水下，高大的蚁巢连半分钟也难以支撑。人类在宇宙上的位置，比蚂蚁能优越多少呢？到处都是恐怖，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欺骗、谎言、尔虞我诈，连葵花地里都藏匿着红色的婴孩。我是有过扔掉她走我的路的想法的，但我无法做到。婴孩像焊接在了我的胳膊上。我心里好几次做出了扔的决定，但胳膊不听我的指挥。我回到三棵树下，再一次研究那纸条上的字。字们狰狞地看着我。田野照旧空旷，苟延残喘的秋蝉在柳树上凄凉地哀鸣，通县城的弯曲的土地上泛着扎眼的黄光。一条癞皮的、被逐出家门的野猫从玉米林里钻出来，望了我一眼，叫了一声，懒洋洋地钻到芝麻地里去了。我看了看婴孩肿胀透明的嘴唇，背起包，提起箱，托着婴孩，往我的家中走。家里的人对我的突然出现感到惊喜，但对我怀抱的婴孩则感到惊讶了。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站立不稳的身体表示他们的惊讶，妻子用她陡然下垂的双臂表示她的惊讶，惟有我的五岁的小女儿对这个婴孩表示出极度的兴奋。她高叫着：“小弟弟，小弟弟，爸爸捡回来一个小弟弟！”我自然知道女儿对“小弟弟”的强烈兴趣是父母和妻子长期训练的结果。我每次回家，女儿就缠着我要小弟弟，而且是要两个。每逢这时，我就感觉到父亲、母亲、妻子，用他们严肃的、温柔的、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好像对我进行严厉的审判。有一次，我惶恐地把一个粉红色的塑料男孩从旅行包里摸出来。递给吵嚷着要小弟弟的女儿。女儿接过男孩，在孩子头上拍了一巴掌，男孩头嘭一声响。女儿把男孩扔在地上，哇一声哭了。她哭着说：“我不要，这是个死的……我要个会说话的小弟弟……”我捡起塑料男孩，看着他过分凸出的大眼睛里泛动着的超人的讥讽表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父亲和母亲各叹了一口气，我抬起头来，看着妻子黑漆般的脸上，两道浑黄的泪水流成了河。家里人除女儿外，都用麻木的目光盯着我，我也麻木地盯着他们。我自我解脱般的苦笑一声，他们也跟着我苦笑，无声，只能看见他们泥偶般的脸上僵硬的、流质般的表情。父亲冷笑一声，蹲在地上，掏出烟袋，巴嗒巴嗒抽起烟来。妻子匆匆走上前去，解开拦腰捆住红绸的布条，抖开红绸，只看了一眼，就懊丧地退到一边去。“看小弟弟！看小弟弟！”女儿挤上前来，手把着炕沿要上炕。妻子弯下腰，对准女儿的屁股，凶狠地抓了一把。女儿尖叫一声，飞快地逃到院子里，撕着嗓子哭。是个女婴。她蹬着沾满血污的、皱皮的小腿嚎哭。她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哭声洪亮，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孩子。她的屁股下有一大摊黑色的屎，我知道这是“胎粪”。在红绸子上像软体动物一样蠕动着的是个初生的婴孩。“不是丫头子谁家割舍得扔！”父亲把烟袋锅子用力往地上磕着，阴森森地说着。我说：“抱回去不是明明送她死嘛！这是条人命，你别逼着我去犯罪。”母亲说：“先养着吧，先养着，打听打听看有没有缺孩子的。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你们行了这个善，下一胎一定能生个男孩。”母亲，不，全家人，念念不忘的就是要我和妻子交配生子，完成我作为儿子和丈夫的责任。这种要求的强烈程度随着我和妻子年龄的增大而增大，已临近爆发的边缘。这种毒汁般的欲念，毒害着家里人的情绪；每个人都用秤钩般的眼睛撕扯着我的灵魂。我多次想到缴械投降，但终究没有投降。现在，每逢我在大街上行走时，我就感觉到一种深深的恐怖。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抑或外星球上降落下来的人形怪物。我酸苦地瞅一眼无限虔诚地为我祝祷着的母亲，连叹息的力量也没有了。我找出半卷手纸，为女婴擦拭胎屎。成群结队的苍蝇嗅味而来，它们从厕所里飞出来，从猪圈里飞出来，从牛棚里飞出来。汇成一股黑色的浊流，在房间里飞动。炕下的暗影里，成群的跳蚤像子弹般射来射去。胎粪又黏又滞，像化开的沥青，像熬熟的膏药，腥和臭都出类拔萃。我吃力地擦着胎粪，微微有点恶心。妻子在外屋里说：“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问，好像不是你的种，人家孩子你擦屎擦尿，好像是你亲生的。没准就是你亲生的，没准就是你在外边搭伙了一个大嫚，生了这么个小嫚……”妻子的语言搀和在嗡嗡呜叫的苍蝇的漩涡里，把我的脑浆子都给搅澥了。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够了！先生！”她不说话了。我盯着她因为愤怒惊惧变成了多边形的脸，听到我的女儿在胡同里与邻居家的女孩嬉闹着。女孩，女孩，到处都是不受欢迎的女孩。尽管小心翼翼，胎粪还是沾到了我的手上。我感到这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能为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女婴擦拭她一生中第一泡屎，我认为是我的光荣。我索性用手去擦、用弯曲的手指去刮黏在女婴屁股上的黑便。我斜目看到妻子惊愕得半张开的嘴，突然爆发了一种对全人类的刻骨的仇恨。当然我更仇恨我自己。妻子前来帮忙。我不对她表示欢迎也不对她表示反对。她走上前来，熟练地整理襁褓；我机械地退到后面，舀一点水，洗着手上的粪便。我提着手站起来，看到妻子左手捏着一方剥开的红纸，右手捏着一把破烂的钱票。妻子扔下红纸，吐着唾沫，数着手里的钱。她数了两遍，肯定地说：“二十一块！”我发现她的脸上生出一些慈祥的表情。我说：“你把莎莎小时用过的奶瓶拿出来涮涮，冲些奶粉喂她。”“你到供销社买去！”我从衣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她。“不能用咱们的钱，”她晃晃手中那沓肮脏的钱票，说，“用她自己的钱买。”一只蟋蟀从潮湿的墙角上蹦起来，跳上炕沿，在红绸子上弯弯曲曲地爬动。蟋蟀咖啡色的肉体伏在深红的绸子上，显得极端严肃。我看到它的触须神经质地颤抖着。女婴从襁褓中挣扎出一只大手，举到嘴边吮着，那只手巴骨上裂着一些白色的皮。女婴一头乌发，两扇耳朵很大，半透明。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和母亲也站在了我的身后，看着饥饿的女婴啃食拳头。我回头看着两位老人，心里涌起一股滚热的浪潮。他们像参拜圣灵一样，与我一起，瞻仰着这个也许能成为盖世英杰的女婴布满血污的面孔。妻子买回来两袋奶粉，一袋洗衣粉。我亲自动手，冲了一瓶奶，把那个被我女儿咬烂了的乳胶奶头塞到女婴嘴里。女婴晃了几下头，便敏捷地咬住了奶头，紧接着她的喉咙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响。吃完一瓶奶，她睁开了眼睛。两只黑蝌蚪般的眼睛。她努力看着我，目光冷漠。父亲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怎么知道她什么也看不到？她打电话跟你说啦？”母亲退着走，说：“我不跟你抬扛，她能看到，看不到，都随她的便去。”女儿从胡同里跑回来，高声喊叫着：“娘，打雷了，上来雨啦。”果然，站在房子里，就听到了西北方向持续滚过推磨般的雷声。通过捅破纸的后窗棂，我看到了那半边天上毛茸茸的乌云。午后，大雨滂沱，瓦檐上的雨水像灰白的幕布垂直挂地，雨声中夹杂着青蛙的叫声。随雨降下的十几条犁铧般的大鲫鱼在院里的积水中泼剌剌跳跃。妻子搂着女儿在炕上酣睡着，父母亲在他们的炕上呼呼吹着气。我把女婴放在一面竹筛子里，端到堂屋正中的一个方凳上。我一直坐在筛子旁，看一会儿发疯般的雨水，又看一会儿躺在筛子里鼾鼾地安睡的女婴。瓦檐上的流水注到一只翻扣的水桶上，发出时而响亮时而沉闷的急促声响。天色晦暗，堂屋里弥漫着青蓝色的光辉，女婴的脸酷似橘皮的颜色。我生怕她饿着，手持着奶瓶，像持着一个救火器。每当她把嘴巴咧开要啼哭时，我就把奶头塞到她嘴里，把她的啼哭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一直到奶汤从她嘴里溢出来时，我才猛然醒悟：婴儿不怕能饿死，同样也能撑死。我停止喂奶，用毛巾擦净她眼窝里和耳轮里的奶汁，焦灼地看着干劲不减的雨水。我深深地感到女婴已经成为我的累赘。如果没有她，此时我应躺在炕上睡觉，恢复连续乘车的疲劳。因为有了她，我只能坐在僵硬的凳子上，观赏枯燥的暴雨了。如果没有我，她也许已被暴雨灌死了，灌不死也冻死了。她也许早被汹涌的水流冲到沟里去，饥饿鱼群已经开始吮吸她的眼珠了。院子里有一条雪白的鲫鱼搁浅在青砖甬路上。它平躺着，尾巴啪啪地抽打着甬路，闪烁出一圈黯淡的银光。后来它终于跃进甬路下的积水里。它直起身子，青色的背脊像犁铧般地划开水面。我很想冒雨出去把它抓获，使它成为父亲佐酒的佳肴。我忍住了，并不仅仅因为雨水会打湿我的衣服。在那个急雨如乱箭的下午，我忍受着蚊虫的骚扰，考查了故乡弃婴的历史。我不必借助任何资料就把故乡的弃婴史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我用回忆的利喙把尘封的历史啄出了一条幽暗的隧道。我在这条隧道里穿行，手和脚都触摸着弃婴们冰凉的白骨。我把这些被抛弃的婴孩大致划分为四类，仅仅是大致划分，因为这四类婴孩有时处于一种交叉境况。第一类系因家庭生活困难、无力抚养，被溺杀在尿罐里、抛弃到路边者。这种情况多发生在解放前，没有计划生育措施的情况下。这一类弃婴现象好像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我记得日本有两篇小说，一篇名为《雪孩儿》，是水上勉写的；另一篇名为《陆奥偶人》，记不清作者名字了，好像就是著名小说《槽山节考》的作者。《雪孩儿》和《陆奥偶人》写的都是弃婴的事。《雪孩儿》里的弃婴就是把婴孩活活地扔到雪地里冻死——有生命力极顽强者，在雪坑里呆一夜尚能呱呱啼哭，这种孩子往往被抱回去继续抚养。陆奥的弃婴方式则是在婴儿降生后，第一声啼哭没及发出之前，把婴孩倒竖在热水中溺死。他们认为婴孩未啼哭前是没有感觉的，这时把他溺死，是不违反人道的。一旦婴孩啼哭之后，就只能养着他了。这两种弃婴方式在我的故乡都曾存在过，这两种方式产生的原因一如上述——我是按弃婴的原因来为弃婴分类的。我相信在漫长的岁月里，故乡有许多婴儿是死在尿罐里的，这种杀婴方式似乎比日本陆奥的杀婴方式还要肮脏残忍。当然，我即便是问遍乡里苟活的老人，也难问出一个确凿的杀婴者。但我回忆起他们坐在篱笆边或断墙边闭目养神时的情景，我认为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杀婴者的表情，他们中肯定有人在尿罐里溺杀过亲生儿女，或者把亲生儿女扔到路边冻饿而死——这类婴孩是无人要捡的。所以，把活着的婴孩扔到路边或是十字路口，似乎比把他溺杀在尿罐里要人道一些，其实这不过是那些贫穷善良的父母们的自我安慰罢了。这些活着送出去的孩子，生机委实渺茫得很，他们恐怕绝大多数都饱了饥肠辘辘的野狗肚腹。第二类被抛弃的婴孩是有先天性的生理缺陷或怪胎。这类婴孩连进尿罐的资格都没有。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婴孩的父亲在太阳出山前寻一僻静地方活埋掉。填土时，还要在婴孩的肚腹上压上一块新砖，防他来年又来投胎。但情况也有例外，解放初期我们故乡有一个大名赫赫的区长李满子，就是一个先天性的兔唇。第三类弃婴是“私孩子”。“私孩子”是一句很厉害的骂人话，故乡有姑娘们被激怒时，往往用这句话詈骂仇敌。“私孩子”就是未婚的大闺女生的孩子。这类孩子一般来说大都聪明漂亮，因为凡懂得偷情的少男少女，都不是蠢货。这一类弃婴成活的可能性较大，缺少子女的夫妻愿意抱养这类孩子，往往事先就联系好了，到时由孩子的父亲趁夜送到抱养者家门口。也有弃置行人易见处的。私孩子的襁褓里多多少少总有一点财物。私孩子里有男婴，而前两类弃婴里，除有生理缺陷十分严重者外，一般无男婴。解放后，由于经济生活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提高，弃婴现象已大大减少，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弃婴现象又开始出现，而且情况倍加复杂。这类弃婴绝对无男孩。从表面上看，是计划生育政策把一些父母逼成了野兽，但深入考察，我明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是杀害这些婴儿的罪魁祸首。我知道也不能对新时代的弃婴者施行严厉的批判，我知道我如果是个农民，很可能也是一个抛弃亲生女儿的父亲。这种现象不管多么有损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声誉，但它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短时间内难以根绝。生在臭气熏天的肮脏村落里，连金刚石的宝刀也要生锈，我现在才似乎有些“悟道”了。暴雨经夜未停，平明时分，乌云破散，射出一道血红的湿热阳光。我把女婴端到妻子炕上，求妻子照应着，然后踩着浑浊的雨水，涉河去乡政府请求帮助。走在胡同里时，我看到那道由高梁秆夹成的篱笆已被风雨打倒在地上，篱笆上蓊郁的牵牛花泡在雨水里，紫色的和粉红色的牵牛花从水中擎起来，对着初睛的天空，好像忧悒地诉说着什么。篱笆倾倒，障碍撤消，一群羽毛未丰的半大鸡冲进去，疯狂地啄食着碗口大的白菜。河里正在涨水，石条搭成的小迈桥微露水面。水声哗哗地从桥石边缘的浪花上发出。我跳桥时崴了脚，走上河堤还瘸了几十步，心想此兆非吉兆，去乡政府也未必能出手这个婴儿，但还是奔着乡政府那一片红瓦房，一瘸一颠地走得生动。大雨抽打得乡政府院子里房屋的建筑材料格外新鲜，红砖绿瓦，青皮竹竿，都油汪汪地闪亮。大院里人声不闻。一条尖耳削尾的杂种小狼狗卧在一条水泥台阶上，对着我睁睁眼睛，又慢慢地眯缝起来。我寻找着门口上钉着的木牌，找到办公室，然后敲门。门响三声时，忽听到身后一阵风响，腿肚子上起了一阵锐利的痛楚。急回头看时，那条咬了我一口的小狼狗又舒适地趴在水泥台阶上。它依然不吱声，伸出红舌舔舔唇，然后报我一个友好的笑容。它咬了我一口我还对它充满好感，一点也不恨它。我想这条狗是条伟大的狗。我开始考虑，它为什么要咬我呢？它不是无缘无故地咬我，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它咬我一定是要我在痛苦中顿悟。真正的危险来自后方不是来自前方，真正的危险不是龇牙咧嘴的狂吠而是蒙娜丽莎式的甜蜜微笑。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狗，谢谢你，你这条尖嘴巴的满脸艺术色彩的狗！我的裤管上黏腻腻的，热乎乎的，可能流的是血。我为别人流血时，喝了我的血的人转眼就骂我：你的血太腥！滚吧！这个被抛弃的女婴，会不会也骂我的血太腥呢？绿漆剥落的房门豁啦一声打开了，迎着我的面站着一个黑铁塔般的大汉子。他打量我几眼，问：“找谁？”他说：“我就是。屋里坐吧。你，你的腿淌血啦，怎么搞的？”黑汉子脸上变色，怒冲冲地说：“哎哟，你看这事！对不起。这都是苏疤眼子干的好事！人民政府，又不是地主宅院，为什么要养看家狗？难道人民政府怕人民吗？难道我们要用恶狗切断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吗？”我说：“不是切断，而是建立起血肉联系。”我指指伤腿说。伤口里的血顺着腿肚子流到脚后跟，由脚后跟流到鞋后跟，由鞋后跟流到红砖地面上。我的血泡胀了一根挺长的烟蒂，“前门”牌香烟，我看清了商标。烟丝子菊花黄。黑大汉高声喊叫：“小王！小王！”，小王应声跑来，垂手听候吩咐。大汉说：“你把这位解放军同志护送到卫生院上药。开个报销单回来报销。回来时去粮管所夏所长那里借支土枪，把这条狗打死！”我站起来，说：“领导，我不是为这事来的，我有紧要事向领导汇报。腿上的伤我自己去治，狗让它好好活着，它挺好的，我挺感谢它的。”“不管你谢不谢它，我们迟早是要把它打死的！太不像话了，你不知道，它已经咬伤了二十个人！你是第二十一个！不打死它还会有人被它咬伤。”黑大汉说，“乱子够多了，还来添乱！”我说：“领导，千万别打死它，它咬人自有它的道理。”“行啦行啦！”黑大汉挥一下手，对我说：“你有什么事？”我慌忙抽出一支烟敬给他，他果断地摆摆手，说：“不抽！”我有些尴尬，点火抽着烟，战战兢兢地说：“领导，我捡了一个小女孩……”“昨天中午，在三棵树东边的葵花地里，女婴，用红绸子包着，里边有二十一块钱。”“我说让你见死不救了吗？我是说又是这种事！又是这种事！你不知道乡里压力有多大。土地一到户，农民们自由了，养孩子也自由了，养，养，一个劲儿地养，养不着男孩死不罢休！”他苦笑一声：“独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都有了！十一亿人口？太谦虚啦，只怕十二亿也有了！哪个乡里也有三百二百的没有户口的黑孩子！反正肉烂在锅里，跑不出中国去！”“有啊！生二胎罚款两千，生三胎罚四千，生四胎罚八千！可这不管用啊！有钱的不怕罚，没有钱更不怕罚。你是东村的吧？认识吴二牙？他生了四胎了，没有地，有三间破屋，屋里有一口锅，一个瓮，一条三条腿的桌子，你罚吧！他说：‘我没钱，用孩子抵债吧，要一个给一个，要俩给俩，反正是女孩。’你说怎么办？”“强行结扎……不是有过这种事吗？”我小心翼翼地问。“有啊，这几天正搞得热火呢！可他们比狗鼻子还灵，一有风声就跑，跑到东北去躲一年，开舂回来，又抱回一个孩子！我手里要有一个加强连才行，他妈的！这等鸡巴事，不是人干的！我晚上都不敢走夜路，走夜路要挨黑石头！”通过敞着的门，我看到了那条安详地趴在水泥台阶上的小狼狗。我知道它的生命安全极了，粮管所夏所长家也决不会有什么土枪。“没法办！”黑汉子说，“你捡着就是你的，养着吧。”“领导，你就这种态度？又不是我的孩子，凭什么要我养着？”“那你说怎么办？你自己捡来的孩子，又不是乡政府逼你捡的。”“随你的便。不过，她要是在葵花地里饿死、被狗咬死，你可就犯了杀婴罪了！”黑大汉同情地望着我，为我倒了一杯茶过来，茶杯上的泥垢足有半钱厚。我喝了口茶，望着黑大汉。他说：“你去打听打听，看有没有孤寡要抱养孩子的，没有，你就只好养着她。你的家属在农村？有了一个孩子？你养着她，想落户口就算你生了二胎，罚款两千元！”“王八蛋！”我把茶杯高举起来，然后轻轻地放下。我眼里噙着泪说，“领导，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正理公道？”我的腿奇痒难挨，一见到地上汪着的雨水就颤抖。我想，八成是得了狂犬病了。我的牙根也发痒，特别想咬人。黑汉子在我身后喊：“你别着急，总会有人要的，乡里也帮你想办法。”三天过去了，女婴吃光了一袋奶粉，拉了六泡大便，撒了十几泡小便。我向妻子乞讨到四块尿布，轮流换洗。妻子非常不情愿把尿布借给我用。她的尿布是为她未来的儿子准备的，都叠得板板正正，洗得干干净净，像手帕一样，一摞摞摆在箱子里。我从她手里把尿布接过来时，看到她脸上悬挂着对我的沉甸甸的谴责。女婴胃口极好，哭声洪大有力，简直不像个初生的婴儿。我蹲在筛子旁为她喂奶时，看着她吞没了整个奶头的小嘴，看着她因疯狂进食脸上出现的凶残表情，心里泛起灰白的寒冷。这个女婴令我害怕，她无疑已经成为我的灾星。有时我想，我为什么要捡她呢？正像妻子训导的一样：她的亲生父母都不管她了，你充什么善人？你“扫帚捂鳖算哪一枝子？”我蹲在盛女婴的竹筛子旁边时，经常想到那片黄光灿烂的葵花地，那些碗口大的头颅沉重地低垂着，机械地、笨拙地围着自己的茎秆转动，黄色的花粉泪珠般落在地上，连蚂蚁的巢穴都淹没了……我嗅到腿上被狗咬出的伤口已经开始散发腐败的气息，苍蝇围绕着它盘旋。苍蝇装着满肚子的蛆虫，像挂满了炸弹的轰炸机。我想这条腿可能要烂掉，烂得像个冻僵了的冬瓜。当我施行了截肢手术，架着木拐，像挂钟般悠来荡去的时候，这个女婴会怎么想呢？我还能指望她对我感恩戴德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每次为别人付出重大牺牲后，得到的总是别人对我刻骨的仇恨和恶毒的詈骂，最恶毒的詈骂。我的心已经被伤透了，被戳穿了。当我把被酱油腌透的心献给别人时，人家却往我的心上撒尿。我恨透了丑恶的人类，当然包括这个食量颇大的女婴。我为什么要救她？我听到她在愤怒地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没有你我早就离开了这个肮脏的人世，你这个执迷不悟的糊涂虫！应该让那条狗再咬你一口。我胡思乱想着，突然发现饱食后的婴儿脸上绽开一个成熟的微笑。她笑得那么甜，像暗红色的甜菜糖浆。她的腮上有一个豆粒那么大的酒窝，她的印堂正中正在蜕皮，她的扁长的头颅正在收缩，变圆。一切都说明，这是个漂亮的、健康的女孩。面对着这样热诚的、像葵花一样辉煌的生命——我又一次想到金黄的葵花地——我否定自己的不经之想。恨人也许是不对的，那么，让我好好地爱人吧！哲学教师提醒我：纯粹的恨和纯粹的爱都是短命的，应该既恨又爱。好吧，我命令自己痛恨人类又挚爱人类。女婴襁褓里的二十一元钱只够买一袋奶粉了，为女婴寻找新家园的工作毫无进展。妻子的闲言碎语一天到晚在我耳畔响。父亲和母亲更像木偶人了，他们常常一整天不说半句话。他们与我的语言功能发达的妻子形成了鲜明对照。我的女儿对我捡来的女婴有着强烈的兴趣，她常常陪着我坐在竹筛旁边，全神贯注地观赏着筛中的婴儿。我们好像在观赏奇异的热带鱼。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个女婴处理掉，如果女婴吃完她亲生父母陪送给她的二十一元钱，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拖着伤腿出发了。我走遍了全乡十几个村庄，拜访了所有的缺少儿女的家庭，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要女孩，我们要男孩。我以前总认为我的故乡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几天的奔波完全改变了我的印象。我见到了那么多丑陋的男孩，他们都大睁着死鱼样的眼睛盯着我看，他们额头上都布满深刻的皱纹，满脸的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表情。他们全都行动迟缓，腰背佝偻，像老头一样咳嗽着。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种的退化。这些严酷地说明全该淘汰的人种都像无价珍宝一样储存在村子里。我为故乡的未来深深担忧，我不敢设想这批未老先衰的人种会繁殖出一些什么样的后代。有一天，我在推销女婴的归途上，碰到了一个小学时的同学。他好像是三十二三岁年龄吧，但看上去却有五十岁的样子。谈到家庭，他凄然地说：“还光棍着呢，这辈子就这么着了！”我说：“现在不是富了吗？”他说：“富是富了一些，可女人太少啦。要是有个姐姐妹妹的，我还可以换个媳妇，我也没有姐姐妹妹。”我说：“‘乡规乡约’上不是严禁换亲吗？”他狐疑地看着我，说：“什么是‘乡规乡约’？”我点点头，与他说起我捡到的女婴和碰到的麻烦，他麻木地听着，没有丝毫同情我的表示，只是把我送给他的烟卷儿狠命地抽着。烟卷滋滋地燃烧着，他的鼻孔和嘴巴里全不见一丝青烟冒出；他好像把苦辣的烟雾全咽到胃里去了。五天后他找到我，忸怩了半天后才说：“要不……要不就把那女孩送给我吧……我把她养到十八岁……”我用自己的钱为女婴买了两袋奶粉，妻子摔碎了一个有缺口的破碗。她非常真诚地哭着说：“不过了！不过了！反正你也不打算过了。俺口里不吃腚里不拉地积攒着，积攒着干什么？积攒着让你给人家的孩子买奶粉？”我说：“孩子他娘，你别折磨我了！你看不到我整天东奔西窜地为她找主吗？”“是的是的，我知道，可已经捡来了，总不能饿死她。”“好心不得好报，是不是？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你就别絮叨啦，有什么主意就告诉我，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孩子送出去。”“送走这个孩子咱自己再生一个！”妻子努着嘴，用类似撒娇的口气说。“你到医院找咱小姑去，让她帮着想想办法。城里的孤寡老人常有找咱小姑要孩子的。”这是最后的斗争了。如果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姑姑也不能帮我把这个女婴推销出去，十有八九我就成了这个女婴的养父了。这样的结果对我对女婴都将是一场无休止的灾难。夜里，我躺在炕上，忍受着跳蚤的攻击，听着妻子在睡梦中的咬牙声、巴咂嘴唇声和粗重的呼噜声，心里冰凉冰凉。我悄悄爬下炕，走到院子里，仰望着满天愁苦的星斗，好像终于觅到了知音。露水打湿了我的背膊，鼻子酸麻，我忽然悟到我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从此之后，我应该匀出一点爱来留给我自己。回到屋里，我听到女婴在筛子里均匀地喘息着，摸到手电筒，揿亮，往筛子里照照。女婴又尿了，尿水顺着筛子网眼漏到地上。我为她换了尿布。老天保佑，但愿这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换尿布。小姑姑刚为一个妇女接完生，穿着白大褂，带着满头汗水和遍身血污，瘫坐在椅子上喘气。一年不见小姑姑，她老了许多。见到我进来，小姑姑欠欠身表示欢迎。那个安护士在里屋收拾器械，一个新生儿在产床上呱呱地哭。我坐在我去年坐过的安护士的座位上，与姑姑对着面。那本贴满胶布的妇产科教程还摆在安护士的桌子上。姑姑懒洋洋地问：“你又来干什么？去年你来了一趟，回去写了一本书，把你姑糟蹋得不像样子！”姑姑说：“你还想听狐狸的故事吗？早知道连狐狸的事也能往书里写，我给你讲一火车。”姑姑不管我愿不愿意听，不顾接生后的疲劳，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说去年冬天，胶县南乡一个老头清晨捡粪时碰到了一个断腿的狐狸，便背回家将养着。看看狐狸腿上的伤要好时，老头的儿子来了家。老头的儿子在部队上是个营长，愣头小伙子，一见他爹养着只狐狸，二话没说，掏出匣子枪，嘭咚一枪，把个狐狸给崩了。崩了还不算，把狐狸皮也剥了，钉在墙上风干着。老头吓坏了，儿子却像没事人似的，恣悠悠地唱小曲儿。第二天晌午头，割了牛肉包饺子，儿子亲自动手，剁馅，切上芫荽梗、韭菜心、大葱白，倒上香油、酱油、胡椒粉、味精，别提有多全味了。饺子皮是用头箩白面擀的，又白又亮，像瓷碗片一样。包好了饺子，烧开了水，唿隆唿隆下了锅。锅里热气冲天，一滚、两滚、三滚，熟了。儿子抄起笊篱，往锅里一捞，捞上来一笊篱驴屎蛋子，又捞一笊篱还是驴屎蛋子，再捞一笊篱还是驴屎蛋子。儿子吓草鸡了。夜里，家里所有的门窗一齐响，儿子掏出枪来，怎么勾也勾不动机。实在没法子了，只好给狐狸出了大殡。小姑姑肚子里鬼狐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而且全都讲得有时间、地点，证据确凿，你必须相信。我真为小姑姑遗憾，她应该去编撰《续聊斋志异》。讲了半天鬼狐，姑也恢复了精神。产房里婴儿呱呱地哭。安护士摔门出来，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娘，生出孩子来，拍拍腚就跑了。”姑姑说：“是黑水口子的老婆，生了三胎了，三个女孩，这一胎憋足了劲要生个儿子，生出来一看，还是个闺女。他男人一听说又生了个闺女，赶着马车就跑了。世界上难找这样的爹。女人一看丈夫跑了，从产床上跑下来，提上裤子，哭着跑了。连孩子都不要了。”我跟着姑姑到产房里看那个被抛弃的女婴，这个女婴瘦小得像只风干猫，身体不如我捡到的女婴胖大，面孔不如我捡到的女婴漂亮，哭声不如我捡到的女婴洪大。我感到了些许的欣慰。姑姑用手指戳着女婴的小腹说：“你这个懒孩子，怎么不多长出一点来！多长一点你是宝贝疙瘩香香蛋，少长一点你是万人嫌恶臭狗屎。”姑姑看着我，说：“三子，你把她抱回家去养着吧，我看过孩子的爹娘，五官端正，身材高大。这个孩子也差不了，养大准是个好闺女。”我坐在葵花地里发愣，潮湿的泥土麻木着我的屁股和下肢，我也不愿站起来。葵花圆盘上睫毛般的花瓣已经发黑，卷曲，圆盘上无数黑色的籽眼像无数黑色的眼睛盯着我。没有阳光，因为空中密布着破絮般的灰云。葵花六神无主，悲哀地、杂乱地垂着头。板平的泥地上，黑蚂蚁又筑起了几座城堡，比我那天见到的更伟大更壮观，它们不知道将来的急雨会再次轻而易举地把它们的城堡夷平，哪怕它们的巢穴是蚂蚁王国建筑史上最辉煌的建筑。没有一点点风，葵花地里沉闷得像个蒸笼，我酷似蒸笼里的一只肉味鲜美的鸭子。我想起在一个城市里，发生过的一个美丽的故事：一个美丽温柔的少妇，杀食年轻男子。股肉红烧，臀肉清蒸，肝和心用白醋生蒜拌之。这个女子吃了许多条男子，吃得红颜永驻。我想起在故乡的遥远的历史里，有一个叫易牙的厨师，把自己亲生的儿子蒸熟了献给齐桓公，据说易牙的儿子肉味鲜美，胜过肥羊羔。我更加明白了，人性脆弱得连薄纸都不如。风来了，粗糙的葵花叶片在我头上粗糙地摩擦着，发出粗糙的声响。粗糙的葵花叶片像砂纸一样打磨着我的凸凹不平的心，我感到空前的舒适。风停了，能够发声的昆虫都发出它们最美妙的声音给我听。一个大蚂蚱的背上驮着一个小蚂蚱，附在葵花秆上，它们在交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和人类一样。它们一点也不比人类卑贱，人类一点也不比它们高尚。然而，葵花地里毕竟充满希望。无数低垂的花盘，像无数婴孩的脸盘一样，亲切地注视着我。它们给我安慰，给我感知和认识世界的力量，虽然感知和认识是如此痛苦不堪。我突然想到小说《陆奥偶人》的结尾了：作者了解了陆奥地方的溺婴习俗后，在回东京前，偶尔进一家杂货店，见货架上摆满了闭目合十的木偶，木偶上落满灰尘。由此作者联想到，这些木偶，就是那些没及睁眼、没及啼哭就被溺杀在滚水中的婴儿……我无法找一个这样的象征来寄托我的哀愁，来结束我的文章。葵花？蚂蚱？蚂蚁？蟋蟀？蚯蚓？……都非常荒唐。什么都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在我啄出的隧道里，触摸着弃婴的白骨，想着这些并不是不善良，并不是不淳朴，并不是不可爱的人们，发出了无法辨明是哭还是笑的声音。陆奥的弃婴已成为历史了吧？避孕套、避孕环、避孕药、结扎输精输卵管道、人工流产，可以成为消除陆奥溺婴残忍事的有效手段。可是，在这里，在这片盛开着黄花的土地上，问题多复杂。医生和乡政府配合，可以把育龄男女抓到手术床上强行结扎，但谁有妙方，能结扎掉深深植根于故乡人大脑中的十头老牛也拉不转的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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