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ek 1 & 2 出走的现实
文摘
文化
2023-03-23 16:06
广东
夏目漱石在小说《草枕》的第一章中解析过人选择出世的根本原因，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现只临摹出大意：人世嘈杂，尘欲横流；人不可解，志不可达；自视清高，活在尘世中便是煎熬；人世中必存人情，万物不可入诗入画。则久而久之，人世难居。因人世难居，便想搬到易于居住的地方，非人情的居所。夏目漱石化身为画家，在《草枕》中开启了他向非人情领域进发的旅程。可说是旅程，其本质不过是逃避捆绑着夏目的尘世的现实罢了。夏目终究还是没能下定出世的决心，这是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他的骨子里依旧是个东京人。
我的计划是从3月8日开始的，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日，则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周的时间。总的来说，这两周的进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在第一周，我对电子产品的使用率创下了历史新低。屏幕使用时长，在减去了那些我忘记锁屏的时间，也是低于三小时的，而其中超过一半的时间是用在社交上。就我能想起来的，在第一周我几乎没有无意识地进行过电子产品的娱乐。这个成果是可喜可贺的。事实上，我的精神也因此受益匪浅。首先，我发现我的专注力增强了许多。详细地说就是精神被不同欲望侵犯的频率和强度减少了许多，同时抵制这些欲望的侵犯所需的力量也减少了。在某个对象上，思维可以像一条直线延续下去。这是我以前一直渴望却求之不得的状态。我想它最好的体现就是我在公园中长达一小时多的冥想。那是计划开始的第二天，我在下午来到龙潭公园看书。不过届时的情绪以及精神上的纠纷使我觉得我需要通过冥想的方式来梳理一下精神的绳结，于是我放下书，盘坐在草地上开始冥想。我记得我当时思考的起点是如何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从这里出发，我一路思考了柏拉图的二元论，巴门尼德的“纯一”，佛教的核心思想，艾伦对自由的认知，精神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其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和其他思维触及到的概念。在这一小时里面，时间漂在河流上，奇迹般地消失了。不，或许说时间的概念不再相关，它成为远离我的客体存在着，分秒的概念被我的精神抛弃了。在这期间，除了思维像大河一般缓缓流动着，三片秋叶在春风的怀抱下飘落在我的头顶和大腿上。我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扭动身体。那三片秋叶好像是一个接一个地落在我的精神上，它们的落下是完全连续的，仿佛后一片落叶追随着前一片落叶的轨迹，作为它的果行动。它们完全被因果约束着，而它们的飞落之间没有时间，只有顺序。我想趁这个机会试图梳理一下我在冥想中思考到的逻辑。在冥想后几天的某一时刻，我试图回想，但届时的记忆却模糊不清。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记忆的本质并不是受逻辑约束，而是以重要性编译。不过我还是想试图把它梳理出来。即便是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也并未将佛教教义全数思成，只是悟出了其核心框架罢了（按季羡林语，述于《佛教十五题》）。我能回想起来的逻辑如下（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下翻到分割线）：
以如何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为目的，首先柏拉图的二元论进入思维。灵魂与肉体是对立的两者，则肉体的泯灭是灵魂自由的前提。这已经是一个十分不可能做到的前提，不过我们先暂且接受这个前提，在形而上的领域里继续讨论下去。那么，人的社交是精神的需求还是肉体的需求？社交不同于其他的肉体需求，例如食欲和排泄欲，它的结果并不是物质性的。那么是否可以说社交的需求是精神性的？如果社交是精神的需求，并且社交是阻碍精神达到绝对自由的障碍之一，那么只将精神从肉体中抽离出来并不能自动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的结果。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都说精神是孤独的。何为孤独？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涵盖不同程度的孤独？其初级的孤独是孤立于肉体的需求而是精神独自存在，而高级的孤独是孤立于其它精神而独自存在。也就是说，要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我们不仅要和肉体抗争，还有和精神里面存在的其他精神抗争。我们可以通过想象精神的绝对自由的模样来确定是否满足上述的两个条件就可以达成自由的目的。依照着巴门尼德和佛教的基本思想，精神自由的模样应是精神可以化身为一切存在。此处的存在并不仅是狭义上的存在，即精神化身为山花草木、飞鸟鱼虫等生命的存在，也不仅是天地火风、山泉石川等非生命的宏观存在，甚至不仅是原子、电子、夸克、反物质一类的非生命的围观存在。它应是唯一的原理的存在（principle）,巴门尼德将它称为“纯一”(the “One”), 佛教大乘中将它称为“空”，Anaxagoras将它称为“nous”，Heraclitus将它称为“logos”，Anaxaminader将它称为“apeiron”, 老子将它称为“道”，周文王将它称之为“易”，叔本华将它称为“意志”，黑格尔将它称为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尼采将它称为“超人意志”……但在这些精神获得自由的模样中，似乎都脱离不了因果的关系。如果说精神的绝对自由是与因果律的同化，那反过来说，精神的自由不就是被因果律而限制了吗？这样的精神自由，我们怎能称之为“绝对”？这里问题出现了两个分支：一个是“世界是否是以因果律作为根本原理的？”；另一个是“精神是否在与根本原理合二为一时就获得了绝对自由？”我将第一个问题搁置，先思考了第二个问题。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精神如果满足于归顺根本原理，那他即是根本原理的奴隶。精神不应该臣服于任何东西。在我所读到的古代哲学中，只有巴门尼德的哲学不将精神的自由置于任何之下。即便是佛教所谈的精神自由，也是受缚于“缘”的，则精神的自由在于理解缘起缘灭不受自己的控制，这本身就是一种臣服的哲学。而巴门尼德只谈了“纯一”的本质，并说理解纯一是神圣的、非常人能达到的圣果。他虽然没有任何提出超越“纯一”就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一类的思想，但他也没有承认理解“纯一”就是精神自由的终点。这样一种中立的态度反而让他的哲学脱颖而出。也正因如此，他的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针对这个议题更好的出发点。他认为“纯一”是一切存在（Being; Greek: onta）的集合（注：这已经是学者对巴门尼德的现代解释，将“纯一”理解为存在的元原理【meta-principle】，对此解释我持保留意见）。存在是可以被思考的，则可以被思考到的一切都是存在的，它们“同出而异名”。而不能被思考到的则是非存在(Unbeing/Not-Being), 我们既不可以说出不存在的东西，也不能对它进行思考，甚至不能告诉别人我在思考不存在（因为思考不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则按照巴门尼德的说法，我们的精神只能被囚禁在存在的对象上，而他又说存在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精神是被有限的存在束缚着的。从这一点来看，精神仍是不自由的。但巴门尼德对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看法非常有启发性，它非常像我们现代对于宇宙的看法：宇宙是无限扩张的。物质带着信息从宇宙扩张到非宇宙。而在那部分非宇宙变成宇宙之前，我们不能在它身上加上任何谓词（predicate），则在非宇宙中，时空、物质、信息等一切我们能够叫得出来的、有意义的概念，都不能用来形容并定义非宇宙的特质。则非宇宙十分像巴门尼德的非存在。但与之不同的是，非宇宙可以通过宇宙的扩张而被纳入到宇宙的范围之内，继承宇宙的特质。而巴门尼德否定了非存在变成存在的可能性，更确切的说，他否定了改变（change）的正当性。他给出的理由是：存在不可能从非存在诞生，也不可能在未来不存在。因为精神是存在的，所以精神可以思维的也是存在的。而如果存在过去不存在，或在未来不存在，那么精神便不可以思维它们。精神不可以思维的是不存在的，所以从非存在出生的或终止于非存在的存在并不真正存在，而是非存在。因此，时间是非存在，运动也是非存在。从现代人的价值与世界观的优越感看来，巴门尼德的这段逻辑漏洞很多。“精神可以思考的便存在，无法思考的便不存在”这一前提已经过于唯心主义，以至于他的唯物宇宙论也显得十分荒谬。同时，不可想象的存在并不代表它不可以被思维，例如上文的“非宇宙”的概念。不过，类似这些的批判已经犯了严重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况且，在此处我们也不必纠结于存在与非存在的差别的本质，只需要接受它们是在本体论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即可。如果说精神可以思考存在（注：之所以不说“只能”思考存在是想将巴门尼德对于存在和非存在完全对立的关系留出一些空隙，使未来别的可能性可以出现）、不可以思考非存在是对精神的绝对自由的最后一道限制，那么是否当精神跨越了这道限制，将存在与非存在都纳入思考的对象时，他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亦或是像巴门尼德说得那样，踏入了无尽的深渊？
这段冥想对于我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逻辑与形而上的成果，而更多在于它使我重复的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是自由的？” 。在第一周的时候，我几乎会对我的每个行为以及冲动进行这样批判式的质问。当我的精神开始不自觉地思考我认为没有意义的对象的时候，我便很清晰地认识到，在那个时刻，我的精神是不自由的。于是，我的精神又会朝着解放自我的目的前进。我的精神好像是处在革命之中一般，满腔热血，即便知道自己是不自由的，也在朝着自由努力。就这样，自由的气息馥郁萦绕。突然有一天，我不再问这个问题了。具体是哪一天我也记不太清楚，只是当自己回过神来的时候，精神不再像之前那样思考自由的问题了。我迅速意识到，我的计划开始往破产的方向行动。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精神上的表象，与其同时发生的还有行动上的表象，例如：手机使用率增高、不确定目标的信息摄入增多、作息紊乱、三餐不规律、希望养成的一些辅助习惯的目标感不再那么强烈等等。这些都在敲击计划遇到危机的警钟，但是它们却没有在我这里显著地标记。我于是放任这些坏信号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直到我认为是时候写下这篇文章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放任我的行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并不主要是出于对娱乐或无意识的渴望，而是认为即便接触娱乐也不会有负面后果。则这些行为主要是由不敏感推动的，而不是强烈的欲望。这就像是自认为成功的戒烟者认为抽一根烟也没关系，而又进入过去的恶性循环。能证明这一说法的清晰的证据就是我的精神在进行了这些一周前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娱乐之后仍然保持着较高程度的清醒。于是，我的精神对其放松了警惕。而这个时候恰恰是最危险的。我认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要回到我在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现实是什么？人的现实永远是主观的、带有偏见和错误的，因为精神永远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即便我们假定有着完全的客观存在的世界，我们作为人也只能带着人的主观与偏见去试图对这绝对的客观做出尽量客观的解释。而若是有人将对绝对客观的主观猜测当成完全的真理来信奉，那便是愚蠢。因此，失去了怀疑主义的根基的科学是伪科学，或许还不及宗教。确立了人的现实永远是带有主观偏见的，我们便可以窥探我的精神所创建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在开始这个计划之前，我的精神所创建的现实的主体信息之一是来自于网络，也可以说，我的现实很大一部分是网络给予我的现实。这一部分的现实里的主体信息是强制输出型的，不受我的控制。我们人类的愚蠢是倾向于灌输性的现实，因为我们不需要花许多精力去寻找我们所希望创建的现实的基础信息，只需要对灌输给我的现实全盘接受。同时，人对现实的需要和依赖的特性又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紧抓着已经建立的现实，无论它是否是我们希冀的。这其实和依恋理论中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象的解释在本质上是相同的。Huxley在《美丽新世界》中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特质的危险性，而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提出的“媒体的形式决定的它所能传播的信息的特质”与“当下的大众媒体最易转播的信息决定了其文化的特质”则是这一危险的具像化与延伸。理解了这一危险性的我于是开始了这个计划，并用意志力抵抗了计划前期发生的撤回效应（withdrawal effect）。我能成功抵抗的原因不仅在于意志力，而也在于我先前凭着我对成瘾的心理学理解认识到撤回效应是很正常的、在任何具有成瘾性质的行为中都会发生的情况。与成瘾的行为切断代表着否定并远离已经创建并依赖的现实，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法老的统治、踏入无人之域一般。因此，即便前几天过得比较痛苦，但还是忍了过来。但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切断与我的既定现实之间的联系后，我需要强化其他的既定现实或是创建一个新的现实来弥补或代替过去的现实。好似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法国人群龙无首，他们急需新的领导者和领导体系来实现他们对于自由的向往。而若是这一步没走好的话，则酿成了拿破仑称王复辟的后果。又好像《进击的巨人》中描述的调查兵团在推翻王政府统治后，墙内保守派考虑不公开墙外还有人类存在的事实时，韩吉说：“难道我们又要欺骗民众吗？那么我们是凭着什么大义推翻王政府的统治的呢？”。任何充满热血的改变并不能只是在形式上进行，而需要将腐朽连根拔起，填入新的理想与抱负，改变才可能有完成的希望。拒绝娱乐、拒绝手机、拒绝网络等只是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的形式，而并没有改变既定现实的本质性的价值。我们所认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改变，因此它们会在我们意志薄弱的时候趁虚而入。愚蠢的我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所以计划在向搁浅的方向行进。我想目前我还不能给出一个十分肯定的答案，但基本的路径我是十分确定的：我的现实必须是真实。巴门尼德借夜之女神之口道出这样的智慧：“我们必须谈论和思考存在，因为存在是可能的，而虚无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劝阻你去思考后者这条问询之路，而要求你去思考前者。继而，我劝阻你去思考无知的、双重精神的凡人神游着的问询之路，因为他们胸中萦绕着的复杂驱离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耳聋、目盲，变成宠辱若惊、不辨是非的群居动物。他们既将存在与非存在看作相同的，也看作不同的，在一切事物之中他们都能发现相斥之力的踪影。”（Frag. 6, Parmenides, Diels & Kranz）。巴门尼德告诉我们：若想脱离凡人的精神的腐朽与无知，我们必须询问真正存在的东西，因为那一条路通向的是真理。而若是询问非存在或是不加以批判地选择现有的认知框架和结论，则会在同真理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作为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的鼻祖，巴门尼德的教诲我会牢记在心。但以真理为基础的现实究竟能否将人涵盖在内？巴门尼德上来就否定了凡人的一切思想活动，则凡人的现实，虽不至于完全虚假，但一定是不完美的、自欺欺人的。这样看来，若是遵循巴门尼德的形而上学所建立的一套现实会使我的日常生活变成大部自欺欺人的活动。在阅读和学术中，我追求真理。可是在生活中，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现实。议题到了这个地步，再继续讨论下去也没什么现实意义了。在目前的境况，形而上学的沙砾千百，不如经验主义的晶钻一颗。接下来的实验重心要向后者略微倾斜。无论如何，我不时地都会想到路加福音中关于窄门的训诫：“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 我并不信基督教，但这段话好像有着神奇的魔力，作为我的信念中核心的一部分对我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对我的重要性远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类的国学训诫。任何格言都可以被歪曲，用作支持某个价值观的借口。而在某些，甚至于大部分的格言中，都有着真实的元素存在。只是愚蠢的我们视而不见，只把它当作抵挡异类价值的挡箭牌罢了。抛去了自然辩证法对宗教的偏见、科学对宗教的排斥、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冷淡、人们对它的种种无端的仇恨，我们便能看到这句话蕴含的无可争辩的真理，就像纪德在《窄门》中痛苦并虔诚的呼喊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