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家谱，是从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如同方志学一样，目前已出现一门独立的学科——谱系学。家谱内容宏富、记事具体，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里仅就其源流、体例及价值作一些探讨，供学术界参考。![]()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这种记载的形式，由来已久。谱书之源，一说始于《周官》。《隋书·经籍志》云：“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但多数学者认为，此说并无确凿之据，最早者乃是《世本》（参见仓修良《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等文）。《世本》系古史官所录，记黄帝至春秋（一说至秦）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系谥名号。有《帝王谱》《诸候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15篇。《后汉书·卷70·班彪传》云：“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世本》在唐代已残阙，南宋亡失。汉至隋唐史志所载《世本》注本，有刘向、宋衷、宋均等七种，亦皆亡于南宋之后。清代学者钩稽群籍，将其汇辑成书者，有王谟、茆泮林等十数家。其中引书之谨严，以茆氏为最。根据茆氏辑本，《帝王谱》记黄帝以下尧、舜、夏、殷、周等帝王传授统系；《诸侯谱》记鲁、齐、晋、秦、楚、宋、卫、陈等33国国君谱系；《卿大夫谱》记当时各国卿大夫45家世系；《氏姓篇》则记有149姓氏之世系（《世本八种》中《茆泮林辑本》，原收《十种古逸书》）。《世本》乃先秦重要史籍之一，是我国谱牒的开山之作。《尚书序正义》曰：“《大戴礼》帝系出于《世本》。”《周礼》瞽矇“讽诵诗，世尊系”语下，后汉郑玄注曰：“世之而定其系，谓书于《世本》也”。唐刘知几《史通》亦云：“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宗，百世无绝，能言吾祖， ……故固撰《世本》”（皆引自《茆泮林辑本》:《<世本>诸书论述》）。说得最为明确的要算宋人郑樵和清人王谟了。郑樵云：“凡言姓氏者，皆本《世本》《公子谱》二书”（《通志·卷25·氏族略序》）。王谟云：“但学者而欲稍知先古世系源流，舍《世本》更别无考据” （《世本八种》之《王谟辑本》序录）。清代不少学者认为后世的家谱祖于《世本》，“自宗法不行于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谱代《世本》”（湖南湘潭《钱氏五修族谱》卷首，李天龙序）。谱牒产生于先古之世，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传统。最早的谱书是《世本》，应是无疑的。到了秦代，制度多不师古。谱牒之事，除皇家外，不再设立专官，此后历代相沿。汉代谱学有发展，出现了《帝王年谱》《氏族谱》《万姓谱》《邓氏官谱》等。至六朝而唐，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很多学者从事谱书的撰述，谱学成了一门专门学问。五代以后，此学渐衰，专事谱学之家已不多见。而自宋始，私家撰谱又盛行起来。诚如清代学者邵晋涵所云：“自尊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南江文钞·卷6·余姚史氏家谱序》）。这一论断，基本符合谱学发展的实际。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谱学的黄金时期，此与门阀豪族势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当时士族高门和庶族寒门是两个不同的等级，不容逾越，代代相袭。世家大族不能与寒门通婚，甚至不能同席而坐。他们拥有做官、占田、荫客、免赋役等各种特权。唐柳芳云：“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青，卑寒士，权归右姓己。其州中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人物，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己。……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新唐书·卷199·柳冲传》）。郑樵亦云：“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通志·卷25·氏族略序》）。世家大族为保护本身利益，最重门第、血统和婚姻，谱学成为维护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得力工具。这一时期修谱之风极盛，从事谱牒著作和谱学研究的学者大量涌现，象晋朝的挚虞，综括各地公门大族之家谱编成《族姓昭穆记》等。最著名的谱系学家是贾、王二氏。晋贾弼的《姓氏簿状》，广集百家之谱，合18州116郡，712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其孙贾渊著《姓氏要状》15篇，曾为竞陵王子良撰《见客谱》，书称“三世传学，凡十八州世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渊之子贾执撰有《百家谱》20卷、《姓氏莫贤》100卷。执之孙贾冠撰有《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4卷等，形成一个典型的谱学世家（《南齐书·卷52·贾渊传》）。王氏如王弘、王俭、王僧孺等，也都是谱学名家。这个时期的谱学著作尚有傅昭的《百家谱》15卷、王僧孺的《百家谱》30卷、元晖业的《后魏辨宗录》2卷、王俭的《百家集谱》10卷、姚最的《述系传》1卷、顾烜的《钱谱》1卷等，共计有皇室、地区和名族谱书约50余种，1300余卷（参见《隋书·经籍志》和上述仓修良文）。到了唐代，重视谱书一如前朝，但出现了新特点：谱书多为官修，在评定族姓标准上，一改往日门第等级而为皇姓第一，外戚第二，其余仍旧。不久，又改为依据当朝官品高低重新评定等级，否定了传统的门阀制度。改变的原因是由于隋末战争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使其在政治、经济上大为衰落，“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俗，或乖德义之风，名虽著于州闻，身未免于贫贱”（《唐会要·卷83·嫁娶》）。唐朝官方组织人力编纂《氏族志》和《姓氏录》等书。《氏族志》100卷，唐太宗亲自主持制定，吏部尚书高士廉等编纂。全书分9等，收姓293，计1651家。初唐之新贵，魏晋以来的旧望世家，尽收其中。编写此书的原则是“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新唐书·卷95·王俭传》）。不难看出，它显示了当时士庶势力的消长。不过，旧的世家大族仍占很大优势。唐太宗后又谕令：“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不论前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贞观政要》卷7）。表明了他要进一步抑制旧士族势力、建立以皇帝为首的新门阀集团的决心。《氏族志》成书30年后，在武则天主持下，又编纂了《姓氏录》 一书。此事起于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的李义府，看透了出身寒门的武则天的心思，联合许敬宗上书皇帝，要求废除《氏族志》。显庆四年九月五日，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委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太常丞吕才等12人负责，约于唐总章元年书成。全书亦分9等，收姓235，计2287家，较《氏族志》为广。其中皇后四家，一品官吏为第一等，文武二品与知政事三品为第二等，其他按官品类推，止于五品。以军功士卒升五品者，也可入谱。至此，寒门士人步入官场者、经济上新崛起的庶族地主等.要求政治地位的欲望，在这部“崇树今朝冠冕”的《姓氏录》中方才得以实现。100卷的《氏族志》，被武后下令焚毁。《姓氏录》 一书，影响深远。到了唐代中、后期，出现了“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传》）的现象。至五代时，更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卷25·氏族略序》）了。刘禹锡的两句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最好的写照。那些显赫多时的世家大姓，逐渐不为人所知了。唐代的谱学著作，往往出自著名的史学家之手。刘知几先后撰有《刘氏家史》15卷和《谱考》3卷。他常以自己是帝王之后、彭城名族而自豪，提倡“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史通·书志篇》）。肃宗时的谱学家柳芳对当朝的谱学名家做过一番评论，他说：“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还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唐代的谱学著作尚有路敬淳撰《著姓略记》10卷、《衣冠谱》60卷，孔至撰《姓氏杂录》1卷，萧颖士撰《梁萧史谱》20卷，柳冲撰《大唐姓族系录》200卷，柳芳撰《永泰新谱》20卷，李衢、林宝撰《皇唐玉牒》110卷，林宝撰《元和姓纂》10卷等。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宋代修谱发生了重大改变，除皇家玉牒外，家谱均由私家编修。清人钱大昕云：“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矣”（《十驾斋养新录·郡望》）。欧阳修、苏洵当时各创谱式，并在理论上作了阐述，遂使私谱体例规范化，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苏洵在其《嘉祐集》中著有《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等篇，详述了谱学的起源、发展、衰落及其编修方法。清戎廷锡云：“考古世谱之作，唐以前统于官，唐以后家自为之，而其中之称善者，则以宋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为最”（《兴化戎氏重修宗谱》戎廷锡序）。自此以后，私修家谱逐渐发展起来。宋代由于进士入仕制度的继续扩大，以知识和官爵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更为重要，谱牒的社会政治作用进一步缩减。修谱主要注重在族内世系、婚姻、亲疏远近关系和敬宗睦族的伦理道德教化，以及统一宗族内部的思想和言行，而不复讨论族与族之间的高下等问题。明林鸑云：“先儒程子尝谓，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子法。又谓宗子法坏，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既废，则人不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来来，绝不相识。噫！谱牒之关于名教也”（林尧佐：莆田《九牧林氏家乘》第二册，林鹫《图跋》）。清楚地道出了修撰家谱的目的。宋代的谱学著作较有名的有：司马光的《宗室世表》3卷、《编古命氏》3卷、《五声类氏族》5卷，钱明逸的《熙宁姓纂》6卷，黄邦俊的《群史姓纂韵》6卷，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徐筠的《姓氏源流考》78卷，郑樵的《氏族略》等。降及明清，修谱之风更盛，遍及各家各族，往往是一修再修以至多次重修和续修，修谱成为各宗族活动中之重要大事。明清统治者深知家谱有利于维护封建制度，故虽属私家之事也予以鼓励和倡导。康熙和雍正帝就号召修撰家谱，云：“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清初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见当地不重视修谱，便加以劝说，“族谱之作始盛”。清代旗人袭爵、出仕需要有官方承认的家谱作证，故旗人修谱者也多。元明清各代谱学著作较重要的有：元陈栎编《新安大族志》2卷、《新安名族志》2卷，佚名《氏族大全》22卷。明凌迪知撰《历代帝王姓系统谱》6卷、《万姓统谱》146卷、《氏族博考》14卷，杨信民撰《姓源珠玑》6卷，陈士元撰《姓汇》4卷、《姓觿》2卷、《名疑》4卷，李日华撰《姓氏谱纂》7卷。清汪辉祖撰《史姓韵编》64卷、《九史同姓名略》2卷、《三史同姓名录》40卷，张澍撰《姓氏寻源》45卷、《姓氏辨误》30卷、《姓韵》100卷、《姓氏书目考证》（不分卷），李魁第辑《姓氏族谱合编》10卷，萧智汉纂辑《历代名贤列女氏姓谱》157卷等。历朝皇室家谱——玉牒的修纂，另有一套规矩，由专官掌握。秦代于丞相之下置宗正官，专司其事。汉置宗正为九卿之一，由皇族中选人充任，“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后汉书·百官志三》）。此后，历代职掌略同。唐、宋称其为宗正寺卿，辽称特里衮，金称判大宗正事，元称大宗正府扎尔呼齐。明初设大宗正院，不久改称宗人府，以亲王任宗人令。清沿明制，设宗人府，称宗令。宗人府下设有玉牒馆。修谱时，置总裁、纂修等官主其事。正副总裁由皇帝从宗人府宗令、宗正和满汉大学士一人颁催，宗人府丞任管校官，府属理事官、主事、侍读、翰林院官及礼部司官，任纂修官。谱书在汉代以前统入经类，如《世本》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注录于《春秋类》中。汉以后归为史志，《隋书·经籍志》单列氏姓书为一类，《旧唐书·经籍志》列《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亦列《谱牒类》，此后宋、明各代沿袭。惟《清史稿》的编纂者无视谱书，《艺文志》中不载。近人武作成有《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之作，在《史部·传记案》中，附置《家谱》，补进谱书70余种。![]()
家谱是有独特体例的著作。这里所指的家谱，是宋代以后的私修家谱。其存世者，明代已属少见，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私修家谐体例，是融合欧、苏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戎廷锡概括为：“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传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戎廷锡序）。综观现存诸家家谱，其修纂形式虽有所不同，收载亦有多寡，重点各有侧重，但多数家谱的基本格式是统一的，大体包括如下各项：（一）谱名。多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名前常冠有地名、修次及祖先官职、字号等附加语。谱名能反映居地、修谱历史和本谱状况。如《绩溪南关许氏惇叙堂宗谱》，绩溪，安徽县名；南关，本县具体地名；惇叙堂，指本谱为支谱。《六修严氏族谱》，表示本谱为第六次修。《九牧林氏家乘》，“九牧”，先祖林苇、林蕴等兄弟九人曾同为唐朝刺史，故冠“九牧”官名于谱前。《十万程氏会谱》，“十万”，程氏先祖唐朝程渝的别号，故以“十万”冠谱前。（二）谱序。概指新序、旧序、族外人的客序、凡例、刻印人名、跋语、目录以及其他关于本族的记述。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历次修家谱情况和本谱的编纂原则。有些家谱这部分的分量很大，是了解本家族的重要材料。比如莆田《九牧林氏家乘》，书前序文部分中就载有：《莆田地域考》《九牧铺记》《九龙十德记》《十德堂记》 《堂楣题记》《历次辑修家谱名氏》《凡例》《例义》《藏谱条例》《家乘臆说》 《宗法》《校勘家谱记》《家忌考》《家礼大宗、小宗图说》《忠孝图记》和新旧序文25篇，足有30000余字。（三）谱论。不少家谱中都载有谱论、谱说等篇章，对修谱的历史、意义、原则和方法多有阐发，是研究谱学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比如《余姚上塘王氏家谱》中就收有《先儒谱论》1篇，集欧阳修、苏洵、朱熹等名家论谱语录20条。后附语曰：“右谱论二十条，皆先儒敬宗收族惓惓之至意，其言剀切详明，读之能使人搜辑家乘之思勃然而兴起，故采录简端，以备后人观感焉” （《余姚上塘王氏家谱》卷首：《先儒论谱》）。（四）恩荣录。皇帝对其家族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赠谕文字等，以显示朝廷对该族及其成员的奖彰。（五）遗像、像赞。祖先及族中重要人物的遗容遗物，有画像、遗像志、赞词、跋文、遗墨、遗物等。（六）族规家法。族规家法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议、家法、族规、族约、宗禁等诸多名称。内容广泛，是约束和教化族众的家政法规。其中关于族长的特权地位、族众的为人行事原则、各种祀典仪式、族产的管理以及禁止养子乱宗、贬低妇女、惩罚族人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家谱中还附录了《乡约》，目的是要族人关心当地的公共事务和风尚，遵守其规定。（七）五服图。宗族的五服关系，在执行法律时必然涉及，故需族人明了并遵守。（八）世系。这是家谱中的主体部分。称世系、世系表、世系图等。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从第一世始祖起，按辈分次序，先后排列其中。一族人的代系、血缘关系、繁衍情况，可一目了然。在一些统谱、会谱或大族家谱中，还得依房派、居地分别立表，以求清晰。（九）谱系本纪。亦称世序、世系录、世系考等。记载族人的简况，即：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寿数、科第、官职、葬地。妻室，正妻及续娶的姓氏、父名、行次、生卒年月日、葬地，有子女妾姓氏，受封侧室姓氏。子，人数、名字、有无出嗣。女，人数、出嫁何人。（十）任宦记。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包括履历、科第、政绩、功勋、著作、学说等。有些世家望族的家谱中还列有“荐辟录”、“科第录”，登载族内及第入仕人员。（十一）传记。载录族中成员的传记资料和“言行可书”者的历史，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寿文、贺序、墓志、祭文、年谱以及抄自史志的资料等。有些家谱还分类列传，如忠义、孝友、贞节等。（十二）先世考。考述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徙流动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徙地区、各支派间远近关系等。（十三）名绩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堂舍、庵寺书院等。（十四）祠堂。记载祠堂的情况和历史，有祠堂图、建祠记文、建祠捐钱人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配享和崇祀情况。（十五）族产。记录族中集体田产，有祠田、坟田、义庄、义塾、山林、房屋及管理制度和租佃文契等。（十六）坟茔。墓地图及形胜，祖坟、各支派墓地分布及祭祀规定。（十七）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有奏疏、殿试文、万言策、诗词和各式文章。（十九）续后篇。或称余庆录。谱末留空白纸数页，意待后世子孙填续，以示绵延不绝。（二十）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的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参见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第七章《谱牒史料》）。综上所列，家谱中主要记述了：（一）本家族的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迁徙和婚姻状况；（二）本家族成员在科贡、官封名谥等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事迹；（三）本家族的经济情况及其兴衰变化；（四）本家族的丧葬、祀典；（五）本家族为管理、教化族众而制定的族规家法。家谱之体例，合书、图、史、表、志而为一体。清人张瓒云：“（家谱）盖其书为一家之书，而其体则兼夫书与图、与史、与表而合而伐之。明乎至德要道之本，通乎从文顺事之艺，始不谬矣。融会乎庐陵欧阳之画本，领乎薛综五宗之所定，始不紊矣”（湖南湘潭《钱氏五修族谱》卷首：张瓒序）。这可谓对家谱体例的正确论述。关于家谱的资料来源，根据一些谱书的记载，主要有下述途径：（一）平时分项记录族人情况。如宁陵吕氏规定：“清明墓祭日，颁胙享馂，问年月，序长少，报生育，问婚嫁，审贫乏，探老疾，助不给而记之”（《余姚上塘王氏家谱》卷首：《先儒论谱》）。（二）由各户按时报告人员变动情况。如山东曾参后裔于祠堂内设有《纪年簿》，规定族人生子三天命名后，即报告族长，登名于簿，记明出生时日；去世者，家属半年内将死者寿数、葬地报告登记；娶媳妇，要把女方生日，娘家情况记录在簿；迁居外地者，要一年汇报一次情况，注明居地等项，以便族长记录（《武城曾氏重修族谱·例言》）。（三）修谱时普查填表而后汇总纂局。如山东曲阜孔氏七十一世衍圣公孔昭焕，在乾隆九年修谱条规规定：“不论绅士白身，年之长幼，每人各给一张，照格填完汇交，如有错遗，户长甘罪。……大修、小修之格册，系各户族人自造，其三代名字、年甲、爵里、历履分明，投入纂局之后，关防严密，不许族人擅自取出添减、更改名字。事毕，用木函封贮，送入家庙，永远收藏”（《衍圣公府档案》0789号卷，引自邓绍兴《简谈家谱档案及其收集》）。（四）各支族提供。有些家族规定，修谱前两年，要求支族先行编好送来汇总。各房“预行遍订，早发传启，汇齐修梓”（《新安徐化宗谱》卷首之三《凡例》）。（五）利用御赐诗文及各种契约文书等文献材料。如莆田《九牧林氏家乘》载有宋、明两朝五位皇帝赐给族人的八首诗词及唐朝时发给林家的免税役户帖。（六）从正史、方志、文集及其他书籍中抄录的资料。如武进《谢氏宗谱》载有从正史中抄录自晋至明二十八位族人的传记。（七）辑录族人所撰诗文及其他存稿。《九牧林氏家乘》中在每位重要人物传记后，都附录有本人诗词多首。（八）辑录与族人有关的其他材料。《九牧林氏家乘》中便收有族人在地方上作官离职后，当地人所刻《去思碑》《遗爱录铭》《怀德碑》等颂德碑文。（九）利用原修家谱材料。家谱需要不断重修、增修和续修，才能保持其家族历史的完整和清晰。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各族规定不一，短者五年、十年，长者达几十年。![]()
家谱是一种能够比较真实反映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的载籍，研究各时代、各地方的历史，都离不开这部分著作。历代学者都把谱系之学看成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是史学的组成部分。清人邵晋涵说：“郑夹漈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又云：“家修谱牒，能使体例精核，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谱，更有裨于掌故”（《南江文钞》卷六，《余姚史氏宗谱序》；《涞水方氏家谱序》）。梁启超对家谱的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收集和利用家谱之事业，作了最富有远见的论述。他说：“族姓之谱，……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收藏宏富的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遗传学诸学科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寻取依据。它为研究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展示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可靠的数据，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兹分述如下：（一）宗法思想研究资料。宗法思想是古老的遗留，它由原始社会的父系家长制始。历奴隶制、封建制而强固地存在到近、现代。灌输这种宗法思想，是封建家族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家谱及其附载的族规家法，便是最为有力的工具。家谐、族规，包括乡约的种种条规，为“天然尊长”的族长、家长，树立了权威和确立了权力，“族长卤分最尊，统领子姓”，对族人有训饬和评议曲直而处罚的种种特权（《余姚吕氏宗谱·卷八·宗范》）。祖先则是死去的家长，故族权又得到神权的支持。国君的权力，实际上是家长权力的放大。族权成为封建政权的有力补充。我们在研究宗法思想和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时，家谱就成为不可缺少的资料。古人对谱书在这方面的作用，亦有论述。宋人苏洵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谱牒亦立言之一端也。”吕大防亦云：“国无国之道，而后国乱。家无家之道，而后家乱。故礼乐纪纲者，国之道也。宗法谱牒者，家之道也”（《余姚上塘王氏家谱》卷首：先儒论谱）。朱熹著《家礼》，通过通礼和冠婚丧祭四礼，申述“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以补封建国家“崇化导民之意”。这就是用所谓礼范，维系宗法家族的秩序，以达到巩固封建制度之目的。这里就便提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着待众多的族规家法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有益的规条，如孝父母、和夫妇、勤读书、尚节俭、戒赌博、戒奢侈、戒懒惰、戒淫荡、戒酗酒、戒吸烟等等。还有些以祖训和格言形式写入的警语，其含意也颇深刻，如《东沙王氏支谱》中就有“立志以端品行，正己以教子孙，节俭以图长久”，“语人之短不曰直，济人之恶不曰义”，“以语伤人者利于刀斧，以术害人者毒于虎狼”，“宁乞丐莫入衙门作吏书”（《绮山东沙王氏支谱》中之“宗训”、“家训”、“格言”）等。笔者认为，对于这些规定和训语，需做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应该说它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国民优良品质与作风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家族制度研究资料。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众的社会制度，族长、宗子主持全族事务，握有裁断族人争执之权，居于支配地位。在封建的法律、礼教、习惯之下，掌握着全族人的命运。在许多家谱中，都记载了族中的组织系统，有以宗子、族长为中心的名目繁多的管事人员，对族众实行着严密的统治。如《宁陵吕氏族谱》《余姚吕氏宗谱》《宜兴筱里任氏家谱》等，都记载得很详细。在这些家族内，设有大宗子、小宗子、宗长、宗孙、族长、房长、宗正、宗相、宗史、宗课、宗干、董事、祠堂总理、知事等各类掌事职员。明祁门程氏《窦山公家议》中还记有族中设立“管理人”和“管理手册”制度。管理人任期一年，负责管理全族的“内患外侮、兴废大节”，其中包括里役粮差、迎送往来、管理田地山林、评断族人是非等等。管理人的推举和交接，都有一套严格的手续和仪式。《手册》记族中一年发生的大小事情，年满事毕，需经验查，其交接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浦江郑氏家族组织更是十分繁密：有“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有“家长”，“总治一家大小之务”；有“典事”二人，协助家长；有“监视诸事”一人；有“主记”一人，“以会货帛谷粟出纳之数”；有“通掌门户”的人，专管输纳赋租，防范山林陂池，增拓田业，会计财息。每年又有“掌管新事”二人，“掌管旧事”二人，分管“收放钱粟之类”与“合族冠婚丧祭及饮食之类”。又有“着服长”一人，专管男女衣资之事；“掌膳”二人，“以供家众膳食之事”。又设“知宾”二人，专掌接待亲友，“接奉谈论、提督茶汤、点视床帐被褥”。所有这些“宗子”、“族长”以至大小各执事，都是这个“食指千数”的大家族的权贵，掌握着行政、经济和各种实权，对族众进行宗法统治。研究中国的家族制度，家谱具有特殊的价值。（三）经济史资料。家谱中记有家族拥有的集体田户，如祠田、坟田、房基田、庄田、山林等。《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七记载义庄田有一千多亩。太仓《平原宗谱》卷二十内记载该族祠产数量、形成、经营、收支情况甚详。祁门程氏《窦山公家议》第四、五、六部分中，记载本家族公有田地、山林、庄田的数量、租额、所在地方以及经营管理情况颇为具体。该族拥有的集体田地共约四百五十余亩，每年收租近十万斤。有庄田二十四处，佃户众多，除耕种土地外，还供役使，剥削压迫极为残酷，致使佃户多有逃离者。这个家族占有的山林数量甚大，“充斥本都十保并外都”。书中所载数据和文契，是研究者很好的素材。在《率东程氏家谱》中，还记有明初地主兼商人的大暴发户程维宗的发家事迹，很有典型意义。程氏自从商以来，获利“若有神助，十倍者常有之”，由此家业大兴。置田产、造房舍、建店铺、开买卖，规模冠全县。是研究地主兼商人发家史的一篇好材料。（四）人口问题资料。在家谱的《记事》《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世居考》《先世考》以及一些《序》等部分中，记有人口的迁徙等情况。这对研究人口流迁的原因、时间、规模、流向以及官府的人口政策，都是可贵的资料。从这些记载看，战乱是历史上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如汉末三国鼎立、两晋永嘉之乱、宋金对峙、明清之际的战争等，都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流迁。莆田《九牧林氏家乘》载，汉末三国时，战乱连年，族众“枝分叶散，谱牒多所散落，昭穆失序”。至晋永嘉时，族人林禄，随元帝南巡，职任温陵太守，卒后子孙定居，遂成闽中诸林之祖。《桂林张氏族谱》载，先世张任冕，原籍江宁县，因“明末被兵”，逃居粤西，遂为“入粤始祖”。四川《简阳游氏谱》载，因“遭献贼（张献忠）之乱”，避兵贵州等地，乱后定居邻水县。《凤市赵氏宗谱》载，族人“遭红羊（太平军）虏亡殆尽，大小男妇什不存一”，中有死者，也有避乱他乡者。朝侨康圭锡撰《通州康氏世谱》载，先祖康世爵，原系熊廷弼帐下军官，在铁岭、辽阳与后金之战中失利，只身逃渡鸭绿江，定居朝鲜，成为朝鲜名族。广东花县《洪氏宗谱》载，族人中有流迁外洋（东南亚地区）者。另有因灾害逃荒流居他乡的，或如清政府“招垦”政策，鼓励密居地向人口稀少地区，如四川等迁移。家谱中的《世系表》《世派图》《世系录》等部分，登录了族属成员（男性为中心）的姓名、生卒年月日、简历、婚配、子嗣等情况，对研究人口的增长、寿命、性别比例、文化、职业和婚姻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可靠性是别种文献史籍所不及的。近年有学者据此撰写了颇有说服力的人口研究文章，就是例证。（五）人物传记资料。这在家谱中最为丰富，最富史料价值。既有名声显赫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有一般仕宦、各科才士以及不见经传的各色人物。明程敏政纂修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20卷，合44支，录53代，入谱人数逾万。一些重要的程姓人物，从得姓始祖周大司马休父起，如战国时晋国的程婴，三国时魏国的程普，晋朝的程元谭，南北朝时陈朝的程灵洗、程文季父子，唐朝的程骧、程崟、程季随，宋朝的程九万、程琳、程大昌、程元凤，元朝的程巨夫，明朝的程国胜和程信、程敏政父子等，在《世谱》及各支谱中均有收录并详记其事迹，远胜官修史志所载。明末林尧佐纂修的莆田《九牧林氏家乘》共30册，收有林氏历代仕宦人物八百之众，其载国史者，仅唐、宋、明三朝就多达20人。唐有林披、林蕴、林攒。林蕴因抗刘阉反而名重京师，后为邵州刺史。宋有林光朝、林霆、林震、林冲之、林郁。林光朝为宋之大儒，著有《艾轩先生集》等书。林霆为敕令所删定官，力诋秦桧和议之非，挂冠而去，时论高之。林冲之曾以主客司郎中使金，在金被幽禁十余年，不屈而死。明有林大辂、林俊、林应骢、林有孚、林不息、林嵋等。林俊官至刑部尚书，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政声赫赫，名扬中外。家乘中收有他们的传记、行状、志略、寿文、贺序、墓志、 祭文、神道碑文、遗像志、图记、御制谥文、御赐诗以及本人撰写的奏疏、诗文等文字多者在万字以上。至于一般低职官员和乡贤、处士等地方名流，方志中或有记载，也不过是一篇简略传文，而那些里长、粮长、族长、落第老生、地主、商贾之辈，就不一定都能载于方志。家谱却本着“有一行之长者必录”的宗旨，皆予详记。此类人等，因事关某些地方和社会问题，亦多具有研究价值，这类资料舍此别无他途可得。如《平江叶氏族谱》 载，秀才何明烈“因试而客死”；《熊氏续修族谱》载，熊章源“潦倒名场三十余载”，不复应试而乐志田间。上述林氏谱中，还专有关于长寿老人和长寿地方的记载，云莆东族居地乌石山为长寿之地，八、九十岁高寿老人有十数位之多。宋代族人林钧，年九十，“齿发落而复生”。此亦不无研究价值。近年还发现了记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谱，如江苏发现的记载恽代英本人和家庭惰况的家谱；记载彭德怀家世和他本人情况的《湘氏九溪彭氏续修族谱》等，更是可贵了。（六）科举与教育史资料。在众多的家谱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文化层次很高的家族，延续数十代、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衰，有时还会出现父子、兄弟多人同榜及第、同朝入仕的情形，这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如浙江嘉兴钱氏家族，其先代且不说，仅有清一代，科名仕宦，人才辈出，绵连七世不衰。清初的钱瑞征，康熙时举人，西安教谕，工书善画，著有《忘忧草》等书。子钱纶光，太学生，工书，有诗名。钱纶光长子钱陈群，康熙末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次子钱界，诸生，施南府同知，工画，著有《知非草》等书。钱陈群长孙钱福胙，乾隆进士，福建学政，著有《竹房遗诗》等书。次孙钱开仕，乾隆进士，翰林院侍讲，善诗，有《漆林集》等书。钱福胙子钱仪吉，嘉庆进士，户科给事中，编有《碑传集》、著有《杨山楼集》等书数十种。钱仪吉从弟钱泰吉，海宁训导，著有《甘泉乡人稿》等多种，钱泰吉子钱应浦，道光拔贡，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钱仪吉《庐江钱氏年谱》《庐江钱氏诗汇》）。了解高文化家族的形成及其发展，对探讨我国古代教育成就与特点，是很有意义的。比如除开族塾教育之外，有文化、有良好教养的妇女所起的作用，就很值得重视。男人在取得功名后， 往往外出做官多年，教子理家之事大都留给了妇女。象钱仪吉之妻陈尔士，就是一例。陈尔士“通经史，工吟咏，擅笔札”，著有《闺门集札》《妇职集编》《听松楼女训》和《听松楼遗稿》等书。《听松楼遗稿》中收有《授经偶笔》1卷，就是在钱仪吉官京师时，陈氏督课子女的记录（钱仪吉《庐江钱氏诗汇》《听雨楼遗稿》）。又如明初进士、儋州同知林洪之妻郑氏，谱载她"幼端厚，谨敏，读书涉大义”，洪“以仕而出”三十余年，“治家教子之事咸赖焉” （林尧佐：莆田《九牧林氏家乘》第八册，《儋州公配郑安人墓志铭》）。（七）地方史志资料。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在方志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村镇、坊第、祠宇、碑记、艺文等类，也是谱书的基本内容，故修志时当必须参照，或直接取材于家谱。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明确指出了家谱为修志资料来源之一，说“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亦须出示征收”（《文史通义》外编）。家谱还以其记载的具体、准确、可靠性强，成为地方史志考疑之依据。（八）少数民族史资料。有些家谱记载了先祖来源于某个少数民族及其家族的发展历史，包括他们后裔的迁徙及在各朝代中的活动情况等，对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宝贵的资料。如据多种畲族宗谱记载，这个民族是于明初才迁至浙江的，据南京《郑氏家谱首序》和云南魏山《赛典赤家谱》考知，郑和是元朝威阳王赛典赤·赡恩丁的六世孙。据安徽《余氏宗谱》《洪涛山余氏宗谱》等资料考知，生活在安徽一带的余姓，乃是元代党项人余厥的后裔。《赤岸李氏宗谱》中记载了江阴赤岸李姓家族是元代色目人之后裔。在《金陵温氏家谱》中，记述了其祖先温尔里乃是撒马尔罕人。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温尔里奉其国主之命，到达南京，朝谒朱元璋。朱元璋因他熟诸天文，命其留下佐理诚意伯刘基，任钦天监监副，子孙世守其业。温尔里有二子，明成祖迁都北京时，次子温小斋随銮北上，仍在钦天监供职。长子温小小则留南京钦天监。终明之世，世业天文。清入关后，将南京钦天监并入北京，温氏子孙或事商贾，或修举业，遂流散江西、武昌、重庆等地。此谱是为重庆一支所保存。这部谱书对研究明代与中亚地区之交往、中原与中亚地区文化之交流、中亚学者对我国天文事业的贡献，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九）重大历史事件资料。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不同程度的记录在家谱中，虽不完整系统，但却很具体，不失为研究者取得资料的一种途径。如在湖广、江浙一带的家谱中，记载了许多太平天国的征战活动。在东南诸省的家谱中，有不少关于“倭乱”的记述。安徽《歙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内，有一篇写于明嘉靖三十四年的《备倭乡约》，中有“固严押栅，推举勇骁”，“合志同心，大倡万夫之敢，潜消腹中奸宄”，“以待暴客”等语（程弘宾《歉西岩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卷11：“题岩镇备倭乡约”），体现了乡民抗倭的决心。在安徽歙县《十万程氏会谱》 内记载了如下史事：江南始祖程元谭在晋永嘉之乱时，佐琅玡王起兵建业，用为新安太守；程沄率诸兄弟战黄巢，有功升迁；程邦杰、程仲和父子战方腊，程仲和败死；金兵南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族人程宗盛、程咏等组织地方武装，协助官兵镇压农民起义等等。一部家谱中涉及了这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足见谱书之价值了。这里尚需明确指出的是，作为维护世家大族特权和巩固封建宗法家族统治工具的家谱，也如同其他史籍一样，有其局限性。比如假托始祖，牵强附会，对先人粉饰美化，言过其实，而于劣迹恶行，明加掩避等等。这在一些谱书中屡有发现，古人曾予以尖锐的揭露。唐代学者颜师古指出：“私谱之文，出于闻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又云：“近代谱牒，妄想托附，乃云望之（萧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汉书·卷75·睦弘传注》，卷78《萧望之传注》。清江西巡抚辅德在其疏文中曰：“查所见府县祠堂，大率皆推远年君王将相一人共为始祖，如周姓则祖后稷，吴姓则祖太伯，姜姓则祖太公望，袁姓则祖袁绍。有祠必有谱，其纂辑宗谱，荒唐悖谬，亦复如之”（《皇清经世文编》卷58，辅徳《请禁祠宇流弊疏》）。有的家谱为了隐恶扬善，定有明文：“以恶终者，讳其事，隐其名”（《余姚上塘王氏家谱》卷首：《先儒论谱》）。也有为提高本族地位而与望族联宗的，清人朱轼就揭露过“寒门以趋势而冒宗，世家以纳贿而卖族”（朱轼《朱文端公集》卷二：“族谱辨异”）的行径。因此在利用家谱资料时，当须留意鉴别，多与别种文献互为考证。钱大昕曾云：“《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外，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此当引为戒鉴。但是，有些学者对家谱资料怀疑过多，甚至全盘否定，也未免有失偏颇。家谱存在的主要向题往往是冒认始祖和隐匿族人恶迹，这在家谱的全部内容中，只占很小部分。家谱的主体部分，如世系、多数人物资料、族规家法、族产，艺文以及碑刻遗墨、御赐诗文、坟场等，是可信的。就是关于一族之始祖，也需分析，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家谱是有价值的资料，顾颉刚说它“材料至丰富，且甚翔实”（《中国地方志综录》序），当属确论。![]()
中国家谱在国内外的收藏情况及其存世的总种数，向无完整的调查统计，这里仅就所知，略述如下。目前国内正在编辑一部大型的家谱目录——《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由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作编辑。据此书编委会掌握的情况：北京地区存有家谱4789种，上海562种，天津409种，河北892种，山西117种，辽宁605种，吉林918种，黑龙江139种，陕西33种，甘肃32种，宁夏8种，山东270种，江苏1682种，浙江2903种，安徽1005种，江西100种，福建482种，河南225种，湖北611种，湖南1354种，广东433种，广西170种，四川743种，云南74种，贵州6种，总计18562种。这个数字虽不够全面，但能使我们了解目前国内家谱收藏的大概情况。我们说它不全面，是因为有不少单位的收藏，尚未报知；另一些单位的收藏数字欠准确，如上海图书馆，目前统计材料为381种，而负责该馆家谱工作的同志介绍，实际约有万种之多，只是尚未清理而已。如果再考虑到仍散存于民间的大量家谱，这一统计数字，与实有种数，差距显然很大。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了几家收藏家谱的大户，除上海图书馆外，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有2720种，湖南省图书馆藏有1176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藏有980种，吉林大学图书馆861种，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835种，等等。台港地区收藏家谱的情况比较清楚。自1974年起，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与台湾的谱学研究机构合作，在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收集家谱的活动，截止到1985年，共得各种家谱（包括世系图表册页）10613种，并已编制成目录，1987年由台湾省名姓历史渊源发展研究会发行，题曰《台湾区族谱目录》。香港地区收藏家谱的情况是：香港大学冯平山和孔安道图书馆藏有家谱500种，多为广东、香港、新界地区姓氏的家谱，已出版有《冯平山图书馆所藏中国族谱提要》一书。其他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家谱尚有200余种。香港地区共计有家谱700余种。流传国外的中国家谱以日本和美国为最多。日本收藏中国家谱的单位有：东洋文库818种，国会图书馆440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36种，京都大学50种，再加上其他单位所藏，共计1750余种。多贺秋五郎撰有《宗谱之研究》（资料篇）一书，将日本藏有的1510种和他所知道的收藏于世界各地的2935种中国家谱，都作了目录索引。美国收藏中国家谱的情况是；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藏有200种，国会图书馆藏有120种，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100种，加州大学（柏克莱）藏有60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950种，共计1430种。1983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册《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共收来自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家谱3109种。上述统计数字表明，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中国家谱的收藏情况是：内地约有28500余种，台湾10613种，香港700种，日本1750种，美国1430种，共计42993种。假如我们估计其中有五分之一的重复部分，那么尚有三万四千多种。当然，更准确的数字，有待今后继续调查了。（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作者武新立，1935年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谱牒学研究》主编）![]()
任何一族之族人，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族人，对其本族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族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族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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