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聊现在的失业情况。
国家统计局8月15号甩出的数据，2024年7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比6月份涨了0.2个百分点，但跟2023年7月比，还是降了0.1个百分点。
这个月的失业率为啥往上蹿？主要是毕业生们毕业了，一大波新鲜血液涌入了职场。数据上虽然比上个月涨了，但统计局说了，跟去年同期比，咱们还是降了0.2个百分点。
不过，别忘了，这数据里头可是包含了今年新毕业的1179万大学生呢，失业率还能降，这成绩可真不是盖的。当然，也得给统计局的同志们点个赞，他们加班加点的辛苦工作，咱们得认。
但光看失业率数字，虽然比去年低，特别是青年失业率这块，1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飙到了17.1%，比上个月高了3.9个百分点，这可是今年的新纪录。
17.1%啥概念？去年这时候，统计局还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呢。最后一次公布的是2023年6月，那时候的数据是21.3%，历史最高。
官方说，统计工作要不断完善，所以先不公布了。
然后到了2024年，又开始发布新的失业率数据，这次不算在校生。如果咱们不看今年7月的数据，新版本的青年失业率看起来温和多了。
但就算统计口径变了，数字还是不咋地。比如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青年失业率是14.9%和14.6%。
老口径下，2021年11月和12月的青年失业率都是14.3%。就算把“在校找兼职”的群体剔除了，数字还是没回到三年前。
再说说日本90年代，那时候青年失业率最高也就12%。这么一比，7月的17.1%可真不算乐观。
那为啥一边是失业率数据稳中向好，另一边却是裁员、降薪的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更接近真相？
其实，失业率统计里头，有好多情况都没算失业。
比如农村人口，只要他们有地种，就不叫失业。哪怕一家子就靠那点地过活，也算有工作。
所以理论上，农民一辈子都不会失业。
再比如，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找到工作，也不算失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没工作，哪来的失业？这解释听起来也挺合理。
还有，不管你是降薪还是工作量增加，你要是自己不干了，那就算个人选择，不算失业。还有像外卖小哥这样的灵活就业人群，也不算失业。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待业”和“低质量就业”背后的真正失业现状。
说到待业，现在考公务员、编制、研究生的人数爆表，国考报名人数都破三百万了。
这些人没就业意愿，那就不算劳动力了。
再看低质量就业，这几年火得不行的“铁人三项”也人满为患。
今年，全国多地都发布了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提醒大家别轻易入行。从数据上看，近三年网约车订单总量稳定，需求增长有限，但驾驶员数量从2020年的289万增加到了2024年的680万。结果就是运力过剩，单车日均接单量不超过20单，大部分在15到18单之间，日均收入200元左右，这还得是司机们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的收入。
外卖骑手的情况也差不多，年初数量就突破了1300万，2019年才700万。有个有意思的数据是，全国本科生占总人口的4.4%，但外卖小哥里本科生的比例已经到了30%，这可是真正的高学历群体。
而且，在“一周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的标准下，很多收入微薄的零工也被算进了就业。但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却得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和几乎没有的技术积累。一旦身体垮了，这饭碗可就保不住了。
所以，不管失业率是不是真的只有5.2%，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波失业潮的凶猛程度，远比官方数据冷冰冰的数字要严重得多。
再来说说今年的毕业生大军，人数都快1200万了，经济增速可能还不如去年，这是个大难题。
智联招聘的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毕业生的就业观念越来越保守：今年，想进国企的毕业生占了47.7%，想进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分别占了14.7%和10.7%；想进体制内的毕业生比例都快四分之三了（73.1%），比2021年的三分之二（67.1%）还高；相比之下，2020年时还有25.1%的毕业生想进民企，今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2.5%。
要知道，民企可是占了八成城镇就业的，但现在这数字背后的错位却显示出民企就业供给的持续下滑。这也好理解：2019年一季度，住户存款余额还是77.6万亿，今年2月，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143万亿。大家都选择多存钱、少花钱，企业也只能压缩招聘、减少投资；工资和就业的下降又进一步逼得居民更谨慎消费，企业只能继续收缩。
民企是就业的主体，中小微企业更是普通人就业的主要渠道。如果民企不振作，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就很难改善。但更棘手的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即以往那些激励青年就业的传统方法现在不管用了。
看看今年4月的失业青年数据，66.2%的青年接受过大学教育；2021年的劳动统计年鉴显示，59%的失业青年虽有工作意愿，却从未踏入职场；在剩下的失业青年中，主动辞职成了主要原因，占了68.2%。
把这些拼起来，我们就能大致勾勒出新时代失业青年的形象：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却选择不进职场，或者入职后主动辞职。看起来好像他们有点娇气，但实际上不是。青年就业正在从制造业等传统行业转向服务业。
十年前，农林牧渔、矿业、制造业、电热燃水等行业吸纳了50.3%的青年就业；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锐减到了25.4%。原因很简单：传统工农行业的劳动保障普遍较差、薪资低、社保水平也低。
所以，青年们纷纷用脚投票，选择教育、互联网、商业服务等相对体面的行业。但在这轮复苏中，这些行业的发展却显得迟缓。
复苏快的是生活服务类行业，比如餐饮、出行等。而中高端的服务业则需要整体经济大势的复苏才能崛起。所以，青年们不得不选择等待，他们考公、考研，甚至宁愿待业。
但这样一来，上层的刺激就业政策就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上层最擅长的是大规模建设和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比如建工地和工厂。但这却吸引不了这一代的青年。
他们认为，如果一份工作不能给他们足够的金钱、时间或身心上的满足，他们宁愿晚上去街边摆摊。这已经不是一个只要提供工作机会，大家就会蜂拥而至的时代。大量的青年宁愿选择低水平的就业或待业，也不愿参与这些刺激就业的政策。
上层对此感到有些茫然：他们擅长的是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来创造业绩，但让他们专心做裁判，把比赛搞得更热闹，他们还真不擅长。
当年轻人就业出问题时，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比如结婚对数、新生儿人数、滞销的房地产等等。中国自古就有成家立业的说法，但现实是就业已经这么难了，更别提成家了，毕竟成家——买房、结婚、生子，每一项都是烧钱的。
老是靠“结婚不用户口本”、“扩大研究生招生名额”、“放宽应届生认定标准”等除了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修饰数据以掩盖真实存在的问题，除了给蒙着眼狂奔的列车再踩上一脚油门，没有其他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