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应以何种形式组织农民参与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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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7 12:11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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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要是解决了去何处寻找力量的问题，分析了农民这个群体的革命性是最强烈的。但是仍然有没解决的问题：农民以何种形式参与斗争呢？他们要怎样去斗争呢？这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来解决问题的。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是“痞子运动”。他们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运动，与农民运动对抗。在此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内的中间派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
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怀疑和责难。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这次会议错误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据此，会议规定当时党在农运上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会上作出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也错误地对湖南农运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否定和限制。此时已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和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一样，对限制工农运动的策略不满，并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会后，陈独秀连忙找李维汉谈话，命令湖南区委对农民“过火”行为加以纠正，并当面交待在场的毛泽东回湖南协助中共湖南区委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动。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斥责诬蔑和党内政策的右倾，毛泽东深感震惊和不安，但他没有与陈独秀争论。为了取得对农运的第一手资料，以事实击退党内外攻击农运的反革命逆流，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下手中的各种重要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领命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不良声音，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调查回来后，毛泽东就考察到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并着手撰写考察报告。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发表。![]()
在正式开讲之前，咱们先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先有的农民运动？还是先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愚蠢，当然是现有农民运动，所以才能搞调研、做考察、写报告，要不，岂不是连调研考察报告的主体都不存在了？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必然是先有农民运动，才会有这个报告。但是如果我换一个问法：是毛泽东创造了农民运动，还是农民自己创造了农民运动？这个答案依然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先有农民运动，那必然是农民自己创造了农民运动啊。那么，我再换一个问法：是毛泽东创造了历史？还是农民创造了历史？有时候，这两种观点争议起来没完没了，资产阶级是要坚持英雄史观的，而群众则是要坚持群众史观的。原因很简单，各自所在阶级，决定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嘛。有时候，我们在争论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概念的时候，是很难争出结果的，但是一旦我们代入到实际的历史中，抽象的理论就会变得异常的清晰起来。农民运动，作为一种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很显然是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的，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而后来将农民运动更好的组织管理起来，使得其成长发展成一个政权组织的，则是我们所说的伟大的领袖。这就是我们说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英雄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谁创造了历史，是含糊不得的。所谓的“英雄创造历史”，实际上就是把群众的作用抹杀了，把群众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地位严重削弱了，其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实现“英雄阶级”的利益，然而这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孙中山不重视农民问题，始终不能瓦解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辛亥革命是一系列政治活动共同酝酿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促进了汉族势力的崛起，八国联军侵华迫使慈禧太后仓皇“西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签订东南互保协议，表明清廷对于全国的掌控已丧失东南半壁了。武昌起义也是在东南半壁而响起的，武昌起义之后，东南半壁各省纷纷独立，造成了清廷的被动局面，孙中山在美国闻讯而归，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仅仅是名义上的“众望所归”而已。后南北谈判，袁世凯的北洋军成为南北争斗的一支核心力量，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谈判，孙中山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为条件，换得了袁世凯逼迫清廷逊位，革命始告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城市暴动，攻占冬宫夺取政权而取得的。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存在工业与城市，而且人口众多，封建统治水平高，老百姓愚昧未启蒙，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夹杂相互干扰革命进程。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崛起。后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大肆清洗共产党人，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就在陈独秀等人为国民党的反动潮流而吓倒，要放弃农民阶级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问题，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写下了这篇报告。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告诉同志们，要重视农民问题，并且说明了如何组织农民、领导农民，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革命力量。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讯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你看，这种农民自发起来的农民运动，就像暴风骤雨一般来临了，这不是某个人发明的，也不是某个英雄创造的，而是农民在常年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下，自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是这些农民创造了农民运动，这一点是任何人无法抹杀和歪曲的，也是区别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的一个很好的案例，事实上，以后我们还会大量读到这种案例。这种农民运动，仅仅就湖南这个省，我们看看规模有多大？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如果和红军数量做一个对比，实际上后来整个苏维埃历史时期，所有根据地红军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万，中央苏区的红军最高时期也才十几万。当然，农会会员不能和红军直接对比，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愿意组织起来同地主阶级作斗争的农民，仅湖南一地就占了半数以上。这个农民运动，就是中国庞大的农民组织真正参加革命的前奏，也是无产阶级在惨烈的压迫和剥削下，觉醒的前奏。我们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随后就有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后来又有了义和团的农民运动，但是这些农民运动都相继归于失败，为什么呢？是因为农民阶级自身的狭隘性和落后性。1.从经济上看，农民小生产的特点，决定了这个阶级目光是非常短浅的，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战略上的目标，一个长远的蓝图和愿景。2.从政治上看，他们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革命纲领，不管是《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还是扶清灭洋这样迂腐的口号，都很难切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际，他们也没有现代化的价值观，用来约束大家的行动。3.从思想理论上看，他们完全没有指导的科学理论，太平天国大搞封建迷信那套，义和团搞什么刀枪不入的活动，都是如此，这些东西会在实际斗争中，迅速被实践检验，走向彻底失败。4.从组织上看，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局限，无法形成强大的组织领导体系。所以我们说，单靠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这事也不行。辩证法里常常看到一些观点，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这个条件是必要的、那个条件也是必要的等等。这不是含糊其辞地搞清一色的团圆和谐，而是看待事物的全面性的必然要求。但是辩证法的好处就在于，每个阶级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都要尽可能给予公正客观评价。总体上，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它也确确实实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就是这篇文章中我们需要提前着重强调的问题，是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后面在新的《毛泽东选集》解读中，我们还会重复提到这个问题。当时，农会运动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不法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旧恶势力一类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要知道，民国时候统治中国，就是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就是地主阶级的贪官污吏等封建势力；北伐军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也是旧的封建地主势力，这两股势力自然是鄙视农民运动，污蔑农会运动是一场暴乱，评价就是“土匪行为”、“痞子运动”、“糟得很”！由于鄙视农民运动成为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无主见，也认为农民运动越轨出格了，引起社会暴乱，必需进行制止。如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国民党右派咄咄逼人的压力下，也认为农民运动“过火”、太幼稚，主张不应该加强土地运动，力求妥协路线，借此迁就国民党。党内其他领导也认为，农运大多数是疾风暴雨，迅猛又短暂，很难收到理想的革命效果。尤其是党内留苏派的领导，借鉴苏联模式，认为红色政权都是以工人阶级运动为主，还没有农民成功的例子。如果支持农民运动，成本低风险大，还会得罪国民党的右派，导致国共统一战线不保，自然也主张打压农民运动，抛弃农民这一共产党同盟军的群体。但是毛泽东同志出身农民家庭，自然理解农民运动的初衷。于是，毛泽东敢于坚持真理，在面临巨大压力和舆论责难下，没有气馁，却是选择实事求是开展调查活动。毛泽东通过广泛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干部获得一手调研资料，借助于数据的论证，以及举例子、摆事实、讲道理，以及观点对比、案例分析、层层递进和抽丝剥茧等逻辑归纳方法，形成了系统的观点，对世人展现了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载的农民运动，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深刻。比如里面的给地主戴高帽，比如开群众大会进行清算和批判，这些都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有着长远的影响力，成为一种群众斗争的主要形式。然而这些终归只是形式，抛开这些斗争形式，我们来看看这次农民运动斗争的高明之处，文中这样说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骤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这段一语道破了农民运动斗争的高明之处，农民们的击打目标非常明确。1.不会伤害无辜，或者客观上会伤及一些无辜，但是主观上不会伤害无辜，避免了随意伤害泛滥化。2.明确的击打目标，能把有着同样目标的人迅速的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敌人，那我们就是朋友嘛，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湖南的农民运动，会员激增速度非常快，一年的时间，迅速由几十万人，上升到百万会员。农民运动的第二个高明之处：所有参加进农会的成员们，都能从中获得利益，切切实实的利益。我们如果读原文，先看最后那十四件大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则到底高明在哪里。农会组织成立以后，干了十四件大事，这十四件大事，可以说，都是可以让农会成员获得实际利益的大事，都围绕农会成员的利益出发。第一件：将所有农民组织起来，加入农会，从而使得农民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使得零散的力量能统一起来，创造了斗争的条件。第二件：打击地主阶级，把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打下去，把农民的社会地位拉上来。这就是第二件事，我们看一下原文中农民是怎样做的，比如清算贪污、舞弊、徇私的行为作风；比如禁止赌牌、消灭大烟的活动斗争；比如，对以前欺压过农民的一些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批判；比如，恶行昭著的，驱逐甚至枪毙。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争取权益，比如不准谷米出境，高抬物价，囤积居奇，同时在减租减息，退佃退耕，废除高利贷等方面，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些事。第七件：推翻族权、神权、男权。这一点很有意思，着重说明一下，推翻族权、神权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农民为什么要推翻男权？推翻男权其实就意味着恢复女权，解放妇女。给妇女以更多的权力，比如以前裹小脚、妇女不能进祠堂等等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废除。这里面不是说他们的意识多么强烈，他们选择做一件事，往往是这件事对他们阶级最有利，推翻男权也是如此，因为只有给妇女以更多的解放，权力，才能避免农民的女儿遭受极大的凌辱。而且还有一点，文中提到：“夫权这种东西，历来在贫农中地位就比较弱，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他们取得对家事的发言权已致决定权是比较多些。”我们看到，妇女的权力，家庭地位，同样是由在家里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很有意思吧，跟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什么是田园女权？对家里大事小事既无任何贡献，又无任何参与，却一味强调自己权力的女权，就是田园女权。第八件：普及政治宣传，这一点，是搞宣传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的，早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宣传手段，既通俗宣传，口碑宣传。就是说，你的宣传语啊，一定要接地气，要能口口相传，而不是故作高深。这里面农民编的民谣、孩子打闹用到的口语，就是最好的宣传。你说如果，你给孩子解释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演变而来，是矛盾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形态，是庸俗进化论发展的畸形结果，请问孩子听得懂吗？这样的宣传是好的宣传吗？反倒是在农民那里，他们口中的宣传语，往往是最好的文案。这一点，是搞宣传的人需要注意的。第九件：农民诸禁，禁烟、禁牌，禁赌，禁杀牛，禁大摆酒席等等。第十件：清匪，这个可不能容易，应该说，匪患是军队、政府都十分头疼的事，可是农民组织起来，这事办得比什么军队、政府还好，“在农会势胜的地方，盗匪连影子都不见了”。第十二件：文化运动，他们开办符合自己农民孩子上学的夜校，聘请乡村教师等等。这十四件大事，使农民组织起来的自发行动，目标都是反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与共产党革命目标是一致的。毛泽东也在这里对我们讲述一种分析方法，就是对一件事情不用太多大道理去论述，用摆事实的方式让每个人自己去判断。通过事实列举，让人明白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一般是被打倒的土豪劣绅，革命者一定也会支持农民运动。我们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到什么？其中的高明到底体现在哪里？其实这十四件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加入这个农会的所有成员感受到切身的利益。你看，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还是社会秩序上清盗匪、清大烟、禁止赌博等等，都会使得进入到农会以后，大家有更多的安全感。相反，我们假设，如果他们的农会干的竟是打家劫舍、坑蒙拐骗的勾当，那这事可持续吗？甚至，假使他们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虽然打家劫舍，但是也劫富济贫，那这事可持续吗？原理并无不同：你要使得加入到这个群体里的人，都能获益，且不断有人加进来，那就绝不可能全是些打家劫舍之徒。因为地主永远都是少数，你哪来那么多地主供你“打家劫舍”呢？最后这种暴力还不是又变成了恃强凌弱吗？那随着组织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不就陷入瓶颈、无法发展了吗？所以我们从十四件事里看到什么？看到他们组织起来清盗匪、保护耕牛、保护农具、维持生产、减租减息等这些所有的工作，都在维护更好的治安环境、维护更好的生产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加入到这个群体里的农民，真正的获取可以持续的利益。这两点就是体现农民运动最高超的地方，同时又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任何一个组织，如果里面充满了混乱、不安定因素、霸道、不和谐的东西，使得加入到这个组织的群体不能获益，那么这个群体必然走向崩溃和解体。大家把这个观点，拿去分析很多社会现象、历史现象，就会发现，这个观点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未来很长时间，或许都不会过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看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时候用了哪些调查研究的方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采用几种考察方法，分别为：毛泽东深入到农村地区，与农民做面对面的交流，观察农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农民的诉求和生活困难，调查农运运动的起因。毛泽东与广大农民、士绅、地主等社会各个阶层做广泛交流，听取社会各阶层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和态度，从而得出对农民运动评价的立场问题，从而得出农民运动是否有利于革命发展的结论。毛泽东为了准确了解农民的诉求和生活状况，特意设计一些问卷调查表，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和信息，更有利于论证观点的正确性。收集大量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文献和历史资料，包括政府文件、报刊杂志、学术论文等。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研究，了解农民运动的背景、历史演变和现状，以及当时政策和措施对农民运动产生的影响，更能有力论证观点。俗话说“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就是用实践考察和调查研究方法，在意见纷杂的环境中，雄辩有力去证明自己观点正确性。之前把十四件事提前说了，这篇正好就针对这十四件事来聊立场问题。是因为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农民运动，在海陆丰地区带领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的彭湃已经把农民运动搞得有一定的影响力了。这种农民运动的影响力，自然也会在共产党内部反应出来。这时候，我们回过头看那十四件事，就立刻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说到底，农民运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不是温和的了，而是激烈的。你把地主戴上高帽子去游街，你自动废除以前的高利贷，你逼迫那些开烟管的老板们关门，你组织力量调查地主们的账目、搞清算罚款等等，这些事会严重触碰到地主的利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几个观点的解释：报告里这几个专题下，讲的就是当时各界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同样的事情，你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那就得出结论：好得很；反之，你站在地主的立场上看，那就得出结论：糟得很。同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还是革命先锋？是过分了，还是就得那么干？这些问题就深刻的从立场上反映出来了，如果所站的立场不同，那么结论是完全不同的。这时候，我们把之前解读《矛盾论》中的观点，对抗性在矛盾中的地位那一节拿出来。这个时候就用得上了，你对矛盾的估计，它到底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矛盾？即使你占农民立场，如果你的估计不对，认为还没有发展到对抗性矛盾，那么你自然得出方法应该是采用调和、温和、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实现民主、独立的需求。同理，如果你估计到的是对抗性矛盾，那么革命就是你最合适的方法。大家读到此处，可以回过头去重读一下《矛盾论》中最后一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你对那一节的理解，立刻深刻起来。我们今天回头去看那段历史，当然很清楚的知道，不革命是不可能迅速扫清旧中国的污泥浊水，使得它朝着新中国的独立民主的方向发展的。任何调和主义、改良主义，实际上是助长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继续的腐朽统治。然而，在那个时候，大家的看法却并不一致，应该说，不触及到自身生存的人，几乎很少有人会接受暴力革命的观点。于是，我们就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说道：“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弊之曰：糟得很。”而用毛泽东所持立场和观点来看则正好相反：“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凡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几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的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的理论，阻碍新秩序的理论。”我们看到，这就是立场问题不同，折射出来的完全不同的观点。以后，大家看待很多事物的时候，你就要想想背后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前者，那么争论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嘛，实在不行，就到实践中检验吧；但是如果是后者，立场问题，那么你的任何争论都是 结果的。从毛泽东抛弃农民运动鄙视的“痞子运动”舆论压力的影响，坚持自己观点正确性，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分析一件事或者一个人，不仅要察其言，更要观其行，也就是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更要观察他做了什么。要知道，很多人都是“巧言令色”，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说了，很可能只是表面功夫，行动，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因此，为了让领导相信你的判断、信服你的方案，不是摆大道理或者强迫接受的方式，应该摆事实，提供正确的引导，让旁人和领导根据这些事实获得正确的判断，才是真正的以理服人，令人信服！在搞清楚了立场问题以后，我们很快就能得出结论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判定“农民运动”中是否存在过火的地方，或者有偏差的地方，那才会有所谓的“理中客”的分析。所以我们接着读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了“所谓过分问题”。比如农运中出现“动不动拉人戴高帽子”、“不许地主说话发言”、“一群人涌进地主家吃大户”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看，无论你怎么看，哪怕是站在农民立场上看，都是过分的举动了。可是这些事，你一旦深入调查，把这些事的实际发生情况搞清楚，你的观点立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上面那些事单独看，是很过分的，因为革命本身不是说要去整地主这个人，而是要消灭一个阶级、消灭一种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一种等级思想。可是当你调查了实际这些事发生在哪些人身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农民其实有着十分精明的算计。首先，所有事都是被不法地主逼出来的，他们干这些事，往往也很有针对性，他们把地主的劣与不劣分得很清楚，简直比今天互联网数据分析还要清楚。看原文怎么写：“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以上，我们看到，这就是调查的意义，没有调查、坐而论道，那么同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这太过分了。反之，有了实际调查，那么你就能知道是不是真的过分。毕竟，你推翻一种制度，就要触及到实际的很多人，这一点谁也无法避免，这就是革命的残酷之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大家都听过，其实历史背景便是我们上述那些环境下说出来的了。这段话的另外一层含义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常常难以矫枉”。从这里开始，我们就注意到了调查的重要意义，一切如果不够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掌握一定的信息，你得出的结论很可能都是片面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重要传家宝，也是弘扬我们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现实需要。毛泽东既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开展调查研究的积极践行者,对在全党倡导调查研究作出了开创性、引领性贡献，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经典文献，成为当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可鉴典范。近百年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立场之正确、问题之精准、方法之有效、精神之永恒而广受关注、备受推崇，至少作出了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一是对农民在中国的地位作用进行了科学分析。毛泽东深入乡村解疑释惑，佐证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解决土地问题等重要论断，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组建农民武装等正确主张，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在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进行了有益探索。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必须重视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用的观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开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对党内外存在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勇敢斗争。毛泽东以过人胆识与求真精神，实地考察并写成了与“主流声音”相悖的《报告》。这种敢于质疑书本与权威，尊重事实、相信群众，坚持真理、驳斥谬论的斗争精神，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呈现，是对群众路线的正确运用，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有力彰显，也蕴含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这一重要结论的思想萌芽。《报告》所彰显的斗争精神，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推动意义，也为今天在复杂局势下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初步尝试。毛泽东通过实地调研，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探讨了领导力量、可靠同盟、斗争方式等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走出低谷、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作了良好铺垫。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这篇文章对于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特别是调研报告等工作，仍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是文字材料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调查研究就妄想写出好的文字材料是万万不能的。没有调查，要么就是拿来主义，东拼西凑，虽然资料丰富，但却货不对板。要么就是绞尽脑汁，闭门造车，虽然花团锦簇，但却空洞无物。要么就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虽然触及皮毛，但却不得要领。要么就是不懂装懂，不善学习，虽然格式严谨，但却隔行如山。调查研究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它不是旅游逛街，走到哪里算哪里。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目的，也就是毛主席深入湖南进行考察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大革命背景下的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为中国共产党今后如何指导农民革命提出具体路径。调查研究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是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去，而不是漫无目的，为调研而调研，更不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需要。毛主席撰写报告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是为了明确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权而写的，是为了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主席深入湖南5县调查，写成此报告。1927年毛主席亲自回湖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历时32天。平均每个县用时6天半。时间非常充裕，深入农户家中询问、感受，得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调查研究要有适当的范围。关于这篇报告，毛主席的考察一是做到了地域广泛，连续考察了5个县。在实地考察之外，分析研究对象则更加广泛，包括了湘中、湘南、湘西各地，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各地；二是做到了对象广泛，既有经验丰富的农民和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又有绅士阶级，还有协助知事审案的承审员。《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开宗明义。开篇指出党内对于农民运动的错误思想必须改变。“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接着点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对农民运动进行定性，“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接着点出中国共产党应该的抉择。“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豆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到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应该做的抉择就是领导广大农民这一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进行民主革命，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必由之路。第一篇明确了农民革命性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农民进行革命的阶级立场。后续正文对农民运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全篇结构严谨，环环紧扣，又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结论。《组织起来》分析农民运动的发展进程，这是用发展的观点研究问题。《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分析农会作为农民运动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运行方式。《“糟得很”和“好得很”》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讲清楚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对农民运动反对面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再一次讲清楚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所谓“过分”的问题，不过是革命应该有的现象。所谓“痞子运动”是革命反对面，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特别是作为革命先锋的贫农的污蔑。《革命先锋》指出农民革命的主力和先锋是贫农，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否认贫农，就是否认革命。《十四件大事》列举了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之下总共做了十四件大事。毛主席把农民所有的行动仔细检查了一遍，通过具体事例展现客观实际，为了证明农民的行为是革命行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并对这些大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如在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等方面，又作了细化的分析。我们进行调研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为了改进工作。没有实事求是，又怎么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呢？即使有所发现，那也是问题的片面和一部分，不是全面、系统、发现的看待问题，必然导致后面工作方向的错误。在对待具体问题时，不是刻板说教，而是根据考察实际情况，列举了大量实例，生动地描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情况。对农会的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阻止谷粮出境等作了解释，指出这是农民由于贫困而不得已采取的经济自卫手段。这些事例，让读者实实在在地了解了农会和农民的行为。调查报告文笔流畅，语言活泼。全篇大量使用群众语言，十分接地气，也更加具有说服力。比如，“不探（管）闲事”“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再比如，描述农会办事人对绅士们的惩罚，“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鲜活接地气的语言，才是受读者欢迎的语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篇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辩证分析。考察报告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发展的、联系的、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对于同一事物，研究其不同发展阶段，就农民运动实际情况，分为了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组织时期又分为秘密活动时期和公开活动时期。在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对农会会员的数量和直接领导的群众数量都作了不同的统计。对于同一事物，分析了不同阶层的不同看法。土豪劣绅是一种说法，小劣绅是一种说法，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又是一种说法，参加农会的农民又是一种说法。必须分析当前背景（大革命）下，不同群体（阶层）的意见和反应。人民群众是各项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是真正的英雄。湖南农民运动，是一个社会革命现象，没有具体的革命领导者，全体农民是农民运动的创造者、发动者和主体力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的又一力作。如果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理论文章，那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理论的运用，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也证明了理论的完全正确性。这篇文章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础在于领导农民和无产阶级，在于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发动农民，领导农民。这篇文章也为后续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探索了前进道路。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要想取得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就必然要与农民进行联合。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吸取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失败经验，1927年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领导工农革命军进行武装起义，并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篇文章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路线提供了实践基础。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城市无产阶级天然弱小，忽略或者放弃领导农民，忽略或者放弃在农村发动革命，只追求城市工人阶级暴动的，犯了教条主义，违背了中国的革命实际。全文树立了联系群众的观点。为政必先知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对农民革命的全方面分析。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联系广大革命群众。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只有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才能凝聚群众的力量，才能推动事业发展。“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革命年代如是，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更应如是。不能深入群众，就不能了解国情民意，就不能正确开展工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要多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在政策制定之前需要深入群众，而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是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更需要我们再次深入群众。群众最有发言权。通过调查研究，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调整策略，改进工作。调查研究是提高能力、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我们的工作也需要不断从群众汲取力量。1.农民运动的兴起，我们可以看到是群众在创造历史，我们不否认精英、领袖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但是归根结底，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不能变，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2.农民运动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兴起，本质上是已达极致的剥削和压迫这个根本矛盾推动的，但是他们在组织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这里面有两点：（1）他们有精准的打击目标，不会借着运动，搞暴乱，打砸抢这样的事。（2）他们的斗争内容，保证了加入这个群体的会员们的切身利益，那十四件大事，不管用什么立场看，这些事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文章，是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写的。那时候，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两种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矛盾，已经清晰可见。如果你因为双方还处于密切合作期，而看不到两者的矛盾将不断走向激化，而只是把这种矛盾当做了两党之间的差异，那么就要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熟读马列，因此没能用矛盾的观点把未来趋势的衍变分析出来。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因为双方还在合作期，所以，或许他已经预料到了将来合作的破裂，但是没有写进文章中去。但是无论如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农民运动、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和方法，这种方法，很多年以后还在沿用。然而，单单这两篇文章解决的问题还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之前说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落后性、局限性，导致这样的农民运动，如果没有一个党去组织、去领导、去发展，终将避免不了走向失败的命运。于是，该如何运用这股力量，该如何组织这股力量？如何建立起一个领导这股强大力量的机构？在建设过程中，又会遇到哪些极端险境和挫折？该如何面对这个建设中遇到的挫折？该如何从极端的黑暗中去寻找那一点点的希望？接下来《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