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舶司，从创置之时到迁移福州，历时386年。它的存在，见证了泉州从默默无闻，到跃居世界第一大港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见证了宋元明三个朝代的更替和人性的背叛。
01 唯一现存的古海关遗址
穿梭在泉州市区水门巷竹街的市井烟火中，一条幽深绵长的石板路引领着游客走向历史的深处。在鹊鸟桥畔，一方古朴的石碑静静伫立，上面镌刻着“泉州市舶司遗址”几个大字，这里是中国唯一现存的古海关遗址，也是泉州22处世遗瑰宝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图源/网络 空中俯瞰泉州市舶司遗址
泉州市舶司遗址位置，位于泉州城南部郊区，范围大致是马坂巷、水沟巷、竹街、水门巷围合的区域，其格局基本保存完整。在考古过程中，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座建筑遗址与地盘正针乾亥缝线方向精准对应，揭示了它曾是经过精心测绘规划的高级建筑。地面铺砖、台基包边砌石等遗迹，无不透露出它与大型官式建筑的深厚渊源。更令人振奋的是，‘（监）造市舶亭蒲（寿）（庚）’文字砖的发现，为市舶亭、清芬亭的历史存在提供了铁证如山。此外，背靠八卦沟，与舶司库巷、马坂巷、水门巷等地名紧密相连，这一切考古发现共同锁定了这片建筑群——泉州市舶司遗址的真实身份。如今，广州、杭州的市舶司遗址俱已湮灭，泉州市舶司遗址，或为唯一可以较为完整揭开尘封历史的古代‘海关’遗址。
02 市舶使与市舶司
市舶，本身是个词语，是指古代中国对中外互市商船的通称，亦指海外贸易。
唐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年），沿海贸易已开始兴起，唐朝的管理者们为了方便宫廷采购进口商品，同时管理外国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便于广州设立市舶使，起初，它并不是朝廷的某个部门，而是由皇宫中的宦官担任，总管海路邦交外贸，它便是市舶司的前身。
图源/网络 唐朝海上贸易图
到了北宋，陆地丝绸之路因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阻隔而中断，迫使朝廷另辟蹊径，毅然决然地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北宋开宝四年（971），朝廷首设市舶司于广州，这一里程碑式的举措，标志着海上贸易管理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市舶司的足迹也迅速扩展至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密州（今青岛胶州）。
03 泉州市舶司：一波三折的设立历程
在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一个与“乌台诗案”同年发生的故事悄然展开。按照当时的朝廷规定，商人若要进行海外贸易，必须先前往广州或两浙办理出入口手续和完税，
广州的官吏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泉州的海商设置重重障碍，使得泉州商人倍感困扰。次年，宋廷修订了“广州市舶条法”，规定所有海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并领取公凭才能出海，归国时还需再次到广州市舶司抽解。这样的规定引发了泉州商人的强烈反对。福建转运使王子京严格执行“广州市舶条”，对未按规定呈报的船舶进行拘留、拦截，甚至罚没货物。
时任泉州知州的陈偁（cheng）深知泉州海商的不易，他提出折中的办法，允许泉州商人在泉州预登记姓名及货物数量，待方便后再到广州市舶司办理手续。然而，这一做法却与福建转运使王子京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个事情使陈偁深刻意识到，唯有变法革新，修订“广州市舶条法”，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才能真正解决泉州海外贸易的困境。于是，陈偁向朝廷提出了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的请求。终于，在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哲宗即位后，泉州籍名宦苏颂再次向户部尚书李常提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事宜。李常重新审议了陈偁的奏折，并与朝廷进行了讨论。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终于接受了陈偁的建议，正式颁发设立泉州市舶司的圣旨。至此，泉州与两浙、广南东路的市舶司并称为“三路市舶司”，泉州港也宣布对外开放，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彻底的兴起。
04 宋元时期的东方明珠
北宋朝廷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了市舶司，管理着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市舶司的建立，让涉洋经商的船只与货物得以便捷地通过小船，溯晋江而上，穿破腹沟，过水关，最终直达市舶司进行报关手续。如今，漫步在遗址内，舶司库巷、马坂巷、水沟巷、鹊鸟桥等地名依旧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
市舶司的职责繁多，它不仅负责向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发放商贸许可证，还负责查验商船、征收关税，同时代表官方采购舶货，储存或出售征得的货品，甚至转运货品或货币至都城，接待外国使节等。这些功能，与今天的海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市舶司的设立，对泉州本地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造船业”、“纺织业”和“制瓷业”三大产业，在市舶司的推动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便是泉州造船业发达的有力见证。随着海外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泉州的纺织业也迅速崛起，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泉州的纺织品已远销至东南亚诸国及坦桑尼亚。同时，宋元时期的磁灶窑、德化窑、安溪窑、东门窑、南安窑等著名窑口的陶瓷产品，也远销世界各地，成为泉州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至南宋末年，泉州港已称为东方第一大港，而泉州，也成为了一颗镶嵌在南国的东方明珠。
图源/网络 古代繁忙泉州港
时光流转，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朝廷在攻取浙、闽等地后，迅速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属浙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了市舶司，后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然而，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仅庆元、泉州、广州三处港口保留了市舶司的设置。
如今，泉州辖下的晋江石狮的纺织业、安溪茶叶、德化陶瓷、惠安石雕、永春的制香等产业，依旧熠熠生辉，成为泉州的支柱产业与响亮的名片。这一切，都离不开市舶司昔日的光辉与贡献。
05 印钞机与舶来物
自泉州市舶司设立之日起，极大地便利了当地海商的进出口贸易。据《泉州海关志》详尽记载，宋元明三代，朝廷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尤为严格，国内外商人若要从泉州港出海或靠岸，必须先前往市舶司进行登记。凡是从海外运货抵港的船只，必须先经过市舶司的抽分博买程序，即征收关税，否则将面临船货被没收并治罪的严厉处罚。
早在宋初，泉州便以“蕃舶之饶，杂货山积”而著称。到了元代，泉州海外贸易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对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时的58个激增至98个。
泉州港的繁盛，最直接地体现在其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上。南宋时期，尽管市舶司仅为从五品级别的派驻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但它每年却能为国库贡献高达五分之一的岁币收入，泉州市舶收入一度占据全国市舶收入的半壁江山。可以说，市舶司就是一台昼夜不息的印钞机，为朝廷的财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海外的贸易往来，也为泉州带来了众多新奇物件。如今我们常说的“舶来品”，便是指市舶司从外国进口而来的货物，而非泛指所有通过船舶运来的商品。特别是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宗室349人迁往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也随之迁至泉州。皇亲国戚的定居，不仅提升了泉州的消费等级和消费能力，更使得南宋朝廷在政治和经济上越来越重视泉州，这也让泉州成为了南宋统治者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何说是南宋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关注本公众号，后续会有专门文章解读分享），越来越多的舶来物也出现在泉州，并从泉州流向全国。
06 闭关锁国：从辉煌到没落
在元朝末年，泉州遭遇了一场长达近十年的战乱——亦思巴奚战乱（链接阅读：泉州清净寺I元末明初泉州阿拉伯人为何突然销声匿迹改名换姓）。这场以阿拉伯人军队“亦思巴奚军”为主的军阀混战，给泉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期间，许多在泉州经商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纷纷选择回国，泉州的经济和社会元气因此大伤。
明朝建立后，朝廷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严厉的管制措施。一方面，严禁国人出海贸易，并下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同时，还禁用了舶来品，规定“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蔫，其见有者，限于三月销尽”。另一方面，明朝拒绝外商来华经商，导致泉州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被彻底断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礼部奏报称诸蕃国使臣和客旅已经无法通行，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陷入了停滞。
到了嘉靖年间，泉州又遭遇了倭乱的波及。下辖的安溪、永春、南安、安海等地均被攻陷，倭寇所到之处无不焚毁屠戮，财物被掠夺一空，海船也尽数被掳走。在倭乱最盛时，都御史朱纨甚至一次性杀死了90余名违反海禁的“漳泉商人”。在这场争斗、海禁和倭乱的三重打击下，泉州港逐渐衰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经历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变迁，到了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泉州市舶司被迫迁往福州。紧接着，在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福建的政治中心也迁往了福州。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泉州陷入了闭关锁国后的孤独困境，曾经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逐渐被人遗忘。
在《元史》中，南洋诸国均以泉州为海上交通的起点；而在《明史》中，占城航线已经改道为“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曾经门庭若市的泉州港，在明代中后期已变得门可罗雀。至此，泉州市舶司走完了它长达386年的辉煌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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