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书写指用笔写字、写文章的活动，在德里达的理论中，书写变成了一种泛符号的显象活动，言说、写字、绘画、雕塑、舞蹈等都成了广义的书写。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一种智能化广义书写机制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言成象，即文生图（包括视频）的模式，如根据用户的语言提示直接生成逼真的视频。还有一种可称为识别式人工智能，以象成言，即图生文的模式，如在视频中识别和跟踪物体或人脸，检测和分析人的行为，甚至根据头像判断个人喜好。此类技术的输出结果往往是文字性结论，是命题语言，因此属于图生文的模式。两种模式各有所长。应该说，从符号学立场讨论这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即智能化书写机制——这不是技术层面而是文化层面上的思考。
我们可以把人工智能上述两种模式的智慧单位还原为两种基本符号——图与文。图，不仅指各种图像，也包括实物或物象，统称象符；文，包括口语以及可以还原为口语的文字及其各种语言替代品，统称语符。智能化书写机制涉及对这两种智慧单位的不同处理方式：语符先于象符还是后于象符？语符先于象符，即文生图的方式，可写作“语/象”；语符后于象符，即图生文的方式，可写作“象/语”。因此，从底层逻辑看，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处理语象关系的符号方式，一种语象合治的智能化书写机制。“语/象”之“语”，可称为“前成象文本”——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成象的言说或书写。比如，影视脚本、广告文案、策划案、可视化写作、剧本等，都属于前成象文本。而文生图或“语/象”关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需要建立在一个前成象文本的基础上。但人们往往关注它的“象”以及它的技术属性，而经常忽略更为本质的“语”的重要作用。“象/语”之语，可称为“后成象文本”，指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观象的言说或书写。比如，弹幕、产品说明书、易象的卦爻辞、文物上的标签、儿童绘本中的文字、某地的旅游指南等，都属于后成象文本。如果说前成象文本创造了象符，是以言成象，那么后成象文本则是象符唤出了语符，是以象成言——语符回指、翻译、阐释着象符。比如，我们借助识别式人工智能扫描一朵野花，就可以得到该花相关知识的文字描述。生成技术隐含着三种符号生成关系。一是语内生成，指在同一语言文字内部生成文本的那种智能化书写机制。二是语际生成，指不同语言之间相互生成、翻译的智能化书写机制。三是符际生成，指多模态符号（语言、图像、音乐、气味、实物等）之间的相互生成，符际关系中的语象间相互生成最为重要，如前成象文本的“语/象”模式和后成象文本的“象/语”模式。在上述三种符号生成机制中，语内生成、语际生成主要发生在语符负载的人类精神文化世界，符际生成则消解了精神与物质、说与看、语符与象符、人与自然的边界，并实现了二者的无缝联结。所以，语象合治的智能化书写机制，代表人类认知革命的新成就。语象合治的智能化书写机制，隐含一套崭新的语象关系规则，即福柯所谓的由词与物关系构成的“知识型”。这种知识型或书写机制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原始语象浑成阶段，人类口语与象符——身势、表情、图像、实物之间相互渗透、浑然不分。二是文字文明时代的语象隔离阶段。狭义文字的发明使语言从语象浑成的符号世界中独立出来，语符及书写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推动力量。三是互联网时代的语象互补模式，语符不再只是言说，它同时是一个成象文本；象符不再只是观看，它同时是一个成言象符。但是，互联网的语象互补还是建立在差异、彼此不通约、不可自由转换的基础上的。四是近年来发生的语象合治模式，借助人工智能，差异消除了，语象间实现了自由切换。作为第四阶段的语象合治模式，它包含了两种符号化机制。第一种是言说主导的语象生成，即“语/象”方式。这一符号化路径带有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深深烙印，可能要从“两希文化”谈起。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伯来文化或圣经文化所强调的“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上帝之言，凸显言说对世界的建构力量。西方文明的另一源头古希腊文化，则将拼音字母传播到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尽管希腊字母来源于更早的腓尼基字母，但这种文字只有到了古希腊人手中，才真正培育了以独立阅读和书写为业的文人。口语以及它的替代品字母作为语符，具有“自我擦拭”特征——它在言说时不能言说自身。我们不能在说话的同时反观所说的语法和读音规则，在阅读字母时也只把它们处理为语音单位而忽略其图像特征。语符的这种特征或许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心灵是事物的符号，语言是心灵的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语符成为心灵、观念的直接在场。这种语言中心主义的符号传统到了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象生成，就变成了语符优先于象符的关系方式，强调语言的成象性。语象生成的第二种符号化机制，是象符主导的语象生成即“象/语”方式。我们可以从识别式人工智能中窥见中华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的以象成言的认知模式。尤其是汉字，作为一种形音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象/语”符号机制。当我们把汉字的形符还原为符号学的象符，把汉字的声符还原为语符时会发现，合体字占绝对多数的汉字，要么是“象/象并置”（如会意字“家”字“宀中有豕”的形象），要么是“象/语并置”，如王维《辛夷坞》的诗句“木末芙蓉花”，形声字中的“艹”字头营造了草木繁盛的视觉形象。实际上，汉字形声结构中有“语/象”和“象/语”两种关系方式，但整体上以“象/语”关系方式为主导。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以汉字的形符为轴心对汉字进行分类，具有共同形旁的字被归为一类，如“河”“流”“派”“源”等字都具有共同的形旁“氵”。可见，汉字符号隐含着一种语象融合的认知结构，这是一种“象/语”认知方式——象符优先于语符。因此，“语/象”方式重创意和提出问题，“象/语”方式重阐释和释疑解惑，不仅是人工智能语象生成或识别中具有互补性的两极，而且都展现出语象合治的智能化书写机制。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提出“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预言了一个语象合治书写时代的到来。他所谓的“文字”或“书写”，指可说性语符和可视性象符的中性结合，意在终结人类知识系统被单一语符的统治。互联网虽然实现了语象互补式的广义书写，但语象符号之间仍保留了差异的边界。而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世，或标志着人类开始迈入语象合治的智能化书写时代。（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华南符号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