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 高利克汉学事业展现他者思想洞见
学术
2024-11-13 10:53
北京
在20世纪欧洲汉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围绕亚罗斯拉夫·普实克形成的“布拉格汉学派”独树一帜，奠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的根基。自1932年留学北京以来，普实克就以一双好奇的眼光观察着正处于历史阵痛中的东方“异国”，通过大量阅读、译介中国近现代文学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学的有机整体及其现代演变，他是第一个把鲁迅的《呐喊》翻译为捷克语的译者。回国后的普实克以布拉格查理大学远东系、捷克斯洛伐克科研院、东方研究所为中心，培养了一支生机勃勃的汉学研究队伍。中欧特殊的地理位置、时代环境、中—捷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予布拉格汉学派茁壮发展的空间，虽然一度备受打击，但普实克播下的种子至今绵延不绝。在20世纪50—80年代，布拉格汉学派成为西方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锋队”，涌现了贝尔塔、丹娜、米列娜、王和达、史罗甫等一批汉学家。马利安·高利克曾深情地说：“普实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个富有灵感和充满希望的人。他是时代之子。”此语亦可反用之。2024年9月27日，91岁著名汉学家高利克离世，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跨越两个世纪的“时代之子”而深感悲痛，从普实克到高利克的布拉格汉学派似乎也画上了句号。筚路蓝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高利克于1933年2月21日出生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小镇伊格拉姆；1953—1958年就读于捷克查理大学（布拉格），师从普实克学习中国学和远东史。当欧美的年轻汉学家无法到中国大陆学习中文时，他却获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1958—1960）的良机，师从吴组缃、王瑶等教授，为博士论文选题“茅盾研究”搜集第一手资料。他不仅拜访了茅盾，还于1959年6月亲赴浙江桐乡（乌镇）茅盾故居考察。1966年博士毕业后，高利克一直在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同时担任考门斯基大学东亚系教授。他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等领域，翻译出版《林家铺子及其他短篇小说》《骆驼祥子》等；著有《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汉学研究》《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等。2003年获颁斯洛伐克科学院最高荣誉奖；2005年荣获“亚历山大－洪堡奖”桂冠。高利克精通除母语之外的英、德、中等多种语言（论著以英语为主，少量为德语），受到了以穆卡洛夫斯基、沃季奇卡为代表的布拉格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启发，善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结构、形式主义与新批评、影响—反影响（对峙）、类型学、文学间性、互文性等多种研究方法，力图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结构系统中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跨文化特质。高利克在茅盾（以及鲁迅、老舍、冰心）研究、中西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批评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有所涉猎。高利克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英语学界第一本茅盾研究的专著，总结了茅盾在1896—1936年间经历的重要事件，涉及其思想、政治和创作、批评的成长历程。高利克的茅盾研究为欧洲人理解现代中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话语空间：在历史与现实、史料与洞见、思想与形式、中国与世界的双向维度中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值得称道的是高利克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力的文艺”、唯美等现象和作家倍加关注，富有洞见。当然，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风格、多种文化的杂糅为之奠定了独特的文化语境与批评敏感性。高利克是“尼采与中国”研究的第一位汉学家。他认为，尼采学说影响了王国维、鲁迅、茅盾、李石岑等人的性格与写作，但尼采哲学不适合近现代中国。特殊的中欧文化身份、严谨的汉学训练与勤勉多思成就了高利克的汉学事业。他从世界文学共同体和比较文学的国际视角，运用多种兼容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这片处女地上披荆斩棘。他从中国语境与超国家语境、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的国际视野中，持续性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史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史。他者洞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1898—1979）》是汉学界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乐黛云为之作序：“这本书不仅体现了他广博的世界文学知识，他对中国现代思潮与现代文学的深刻思考，以及他训练有素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分析能力，而且也蕴涵着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深深的爱。”在这本书中，高利克综合运用了斯洛伐克批评家D. 朱立申提出的“系统—结构方法”和匈牙利比较文学家T.索特尔提出的“对抗”或“对峙”概念。他强调个性鲜明的现代作家在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过程中并非被动的，而是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体现出纠偏法国学派的“反寻求影响”倾向：“‘影响’就好像是来自作为发送者一方的文学的一个刺激，这一刺激在作为接受者的文学中被‘勾销’和‘克服’，以便它能够在这一文学中被创造性地保存下来。”高利克的“接触—对峙”研究方法关注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各种影响或刺激时呈现出的“变异”“改写”与“置换”等特征。如果把高利克的论述与李欧梵的“晚清文学”研究、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见相提并论，可见中欧汉学家与美国汉学家之间殊途同归，他们都强调“被压抑的”晚清文学作为萌发的“现代性”对于新文学的催生作用，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性”因素。概言之，高利克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现了布拉格汉学派的结构主义与审美主义兼具和平衡的方法论；从事实与经验出发，在严谨的人文科学研究与富于人文主义的问题意识之间探寻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互动和融汇；以共情的、平等而严谨的学术态度（非欧洲中心论）探寻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其现代性特征。行走东西：世界文学与国际汉学的摆渡者。自从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复兴以来，高利克与荷兰比较文学家杜威·佛克马等国际学者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发展，使之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不可或缺的成员。1987年8月25—30日，高利克参加了在西安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2届年会“文学的空间与界限”，他和乐黛云、谢天振、倪蕊琴、廖鸿钧、贾植芳等一起乘坐火车去西安，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始自〈诗经〉：论中国文学在波西米亚和斯洛伐克接受1897—1988》。在此后的许多重要的中外国际会议上，中国学者总会看见这位笑容可掬、思维敏捷、善言多辩的汉学家，听见他使用略带斯洛伐克口音的英语、德语或中文发言，不辞辛苦地穿梭在北京、南京、武汉、曲阜、延边等许多城市进行学术交流。中国成为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几乎贯穿了高利克的一生；他为人谦和，灵活包容，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保持着良好的接触和跨国界的协作。一方面，他与鲍吾刚、顾彬、马雷凯、伊爱莲、L. S. 罗宾逊、冯铁、朴宰雨等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有着频繁的学术往来。另一方面，又与茅盾、老舍、汤一介、乐黛云等中国学者和作家成为密切的合作者。他主持的多次国际会议都会热情地邀请中国学者。他通过毕生研究迥异于西方“他者”的东方文学，在斯洛伐克与中国之间架起了跨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之桥。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好奇与热爱激励着高利克作为一名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的使命感与荣耀感。他自言：“如果将2014年定格为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百年，那么我将会为自己是个见证了其50年历史的‘王冠证人’而感到自豪。”高利克不知疲倦地在东西两岸“摆渡”与“跨越”，通过其严谨扎实而富有洞察力的学术研究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地位，让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乌托邦”、文学共同体理想不再只是一个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