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王者之城

文化   2024-11-07 20:02   北京  


 

明朝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述过元故宫的景象。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中国的王朝史里,夹杂着一部浩瀚的宫殿史,只不过宫殿一如王朝,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与劫数,留到今天、完整如初的,只有这一座明清紫禁城,正如在明朝初年的岁月里,工部郎中萧洵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座元朝的故宫。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元朝故宫的影像,都留在萧洵的文字里,打开书册,依然清晰可望,仿佛岁月不曾带走那座浩大宫殿的一片瓦、一粒沙。那是一座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宫殿,不只规模浩大,如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载的,皇宫(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换算成今天的单位,东西宽约七百四十米,南北长约一千米(与今天的故宫相比,东西窄了十三米,南北却长了四十米左右),而且临水而建,水叫太液池(今中南海与北海),水天浩淼,浮光掠影,映照着王朝的兴衰。水中有岛,名琼华岛,那里是忽必烈的深爱之地,以至于会舍弃奢华的宫殿,住在山顶上修建的广寒殿里,很多年后,成为明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记下这么一笔:“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即萧太后)梳妆楼。”

入主华夏的蒙古人,就围绕着这片水,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自那时起,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延续了七个世纪。在东岸,建了皇宫(大内),它的午门(崇天门),大约就在今天故宫太和殿的位置,宫城内部,则形成了以南部的大明殿和北部的延春阁两大建筑为主体的建筑群;而在西岸偏南,修建了隆福宫,偏北则修建了兴圣宫——这两座宫殿,分别是皇太子和皇后居住之所,与决定帝国运命的宫城隔水相望。黎明时分,水上时常流散着一束束紫青色的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宫城角楼风铃的声音会隐隐约约地传来,让藏在苇丛里的鹭鸶、白鹤,悚然惊飞。

也就是说,有过三座略近于今天故宫面积的巨大宫殿,在太液池的两岸铺展弥漫,三足鼎立,而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今故宫),把帝后的寝宫收拢在皇宫的北部,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元朝在三座宫城和御苑的外围又筑起一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皇城的城墙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皇城的正门叫棂星门,穿越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与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遥遥相望。

祸起萧墙,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

那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过的高大城墙,如今只残存西段、北段遗址,共12公里。

安贞门、健德门,大都北城墙上的这两座高敞大门,如今也变成了北京10号地铁线上的站名。高峰时期的上班族们匆匆走出地铁站,抬头仰望空荡荡的天空,无暇去顾念这座大城的沧海桑田。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写下一首诗,叫《过元故宫》,诗曰:

 

郁葱佳气散无踪,

宫外行人认九重。

一曲歌残羽衣舞,

五更妆罢景阳宫。

 

繁华过处,似水无痕,再浓重的悲哀、再深长的故事,亦仿佛可以吹散在天地之间,不会留下痕迹。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历1368123日,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令,在自己的故乡临濠建设中都。这项自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突然停止。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他舍弃了六朝故宫一直延续的玄武湖至聚宝山这一传统轴线,在钟山南麓,填掉燕雀湖,将金陵王气,收束在这座新的紫禁城内。

关于南京城的风水,当年诸葛亮到达东吴,看见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就曾感叹:“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假若朱棣后来不是去了北平,见识了帝国北方的天地浩大,目睹了元朝故宫的气势恢弘,或许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南京城里待上一辈子。帝国的边疆城市北平,也不会在他的手里,重新变回成国都。

正是因为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21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帝国的剧情,才在他的手里,发生了反转。

北平燕王府的位置,历史中一直模糊不清,有学者认为,它在太液池西岸,元朝从前的西宫内;也有人认为,它其实就在元朝紫禁城的大内中。从史料上看,燕王府的正殿名叫承运殿,面阔十一间,次殿圆殿、存心殿,面阔皆为九间。间,是中国古代建筑术语,指殿宇前后四根柱子之间的位置。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就是面阔十一间。在古代皇权社会,建筑无小事,根据礼制的规定,十一间、九间的规制,唯帝王才配享有,而王府的规格,最多只能在九间或九间以下,而燕王府的正殿竟然面阔十一间,显然已经逾制。

二十多年后,这成为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指控朱棣的把柄,把四王爷居住在元朝天子宫殿内的行为定性为“僭越”。朱棣于是上书皇帝,做了这样的自我辩解:

 

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

 

意思是说,住在元朝故宫,这是父皇的旨意,况且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修缮、扩建,跟各王府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如何谈得上“僭越”呢?

朱棣没有说谎,燕王府之所以逾制,的确拜皇考(也就是他的父亲朱元璋)所赐,因为朱元璋确曾说过:“除燕王宫殿仍元旧,诸王府营造,不得引以为式。”燕王府的“逾制”,是为了节省建设经费,因此沿用了元朝的旧宫殿,这一点得到朱元璋的认可,其他各王不能攀比。

元故宫中,唯有太液池东、元朝大内的正殿大明殿面阔十一间,而太液池西,隆福宫和兴圣宫的正殿,面阔只有七间,因此可以判断,燕王府的正殿,就是元朝天子曾经的正殿——大明殿。

多年前,朱棣曾与兄弟们一起回到中都祭祖,目睹过临濠紫禁城的壮丽雄浑。当朱元璋废中都而建南京,朱棣更是目睹了南京紫禁城的巍巍浩荡。但父亲的这两座城,都抵不过当年忽必烈的紫禁城,以至于朱元璋攻打下元大都以后,若不是考虑到“元人势力仍潜留北方,现在就继承其旧,尚不适宜”,他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北平建都。此刻,二十出头的朱棣,成了这座旧宫殿的主人,目睹着这浩大宫殿的金黄灿烂、壮阔无边,君临天下的野心,定会勃然而生。

的确,在朱元璋的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在刀光剑影中长大,少年时随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锤打了他的筋骨和内心,让他变得风雨难侵。在朱元璋心里,朱棣已经成为众藩之首。但明朝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翰林学士刘三吾一句:“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一话道破了朱棣的硬伤——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棣不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这两位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碽妃,而不是朱棣后来让史官们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没有正统嫡传的身份,这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这宿命,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的履历,天生不合格。

因此,让朱棣接班的念头,在朱元璋心里,只是打了个转,就不见了踪影。

但是,在朱元璋的心里,朱棣依旧是有分量的。朱元璋死前不久,还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说:

 

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

 

攘外安内,承担这两项重任,朱棣都是不二之选,而且,是诸王的核心,只有他才能率领诸王,抵御边患,安抚黎民。这是他发出的最后一道敕书了,几天之后,朱元璋就突然撒手人寰。

太子朱标早亡,皇位传给了朱标的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长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年轻望浅的大侄子,实在不堪一击。

不知道朱棣对帝位的觊觎,有多少源自天性,又有多少得到了这大内宫殿的助长。站在元故宫里,站在帝国北方辽阔的天际线下,那曾经属于蒙古人的视野,不只带给他巨大的空间感,也鼓起他非凡的勇气和力量,让他藐视如烟似幻的南京,当然也藐视南京紫禁城里那个文质彬彬的玉面小生。

元朝的皇宫里,住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他与皇位之间的关系,似乎已隐隐地注定。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蜇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四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从此在历史中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硝烟尚未散尽,朱棣的屁股,已在龙椅上缓缓坐定。

永乐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

一个气势恢弘的、充满宏大叙事的时代。

历史,在他的手里拐弯。

他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有: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下诏改北平为北京;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遣郑和出使西洋诸国;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下诏永乐五年营建北京宫殿,分遣宋礼等采木烧砖,命泰宁侯陈珪总其事;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修《永乐大典》成,凡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

在北京营建新皇宫的原因,《明太宗实录》里不着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不无挖苦地说:“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

蒙古人退出了紫禁城,但他们的势力仍盘踞在高原上,对大明帝国虎视眈眈。控制北方胡虏,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因为他不喜欢南京这座城市,不愿生活在朱元璋、朱允炆的阴影之下,只有北京,才是他的“龙兴之地”。

关于北京紫禁城的始建时间,史料中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和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两种记载。实际上,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紫禁城营建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密议”阶段,那时大明王朝建立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经营建了临濠、南京两座皇城,朱棣一上台就营建第三座。如此密集的浩大工程,必将受到朝臣们的反对,因此,他迁都北京的强大愿望,只能小声说出。诏书说“建北京宫殿”,并没有说是建紫禁城,也可以理解为对元故宫(也就是从前的燕王府)修修补补,作为他北狩的驻跸之所。而元朝的琼楼金阙,无疑又为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意图提供了最佳的隐蔽手段,使大规模的采料行动和最初的营建得以瞒天过海。只不过这一王朝机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晓,其中就包括总揽工程事宜的泰宁侯陈珪。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北狩,住在元故宫的燕王府内,调动军队征讨鞑靼和瓦剌,此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督造紫禁城的意图明显。由于他居住的旧宫殿同时也是新宫殿的建筑工地,因此,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太液池西岸的元隆福宫和兴圣宫进行翻修,以便朱棣在紫禁城建成以前居住。这一年,朱棣回南京待了几个月,目的也是腾出元故宫大内,让新宫殿的建设工程全面展开。

根据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十三到十四年(公元1415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在第二个阶段——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建设全面开工以前。开篇提到的萧洵,就是在这个节点上抵达北平。他的工作,正是拆除元故宫。建筑学家林徽因称他为“破坏使团”。然而,作为“强拆队”的一员,身怀破坏使命,遍览元故宫之后,却唤醒了他对这座故宫的无限热爱与惋惜。他写《故宫遗录》,就是要让那光辉璀璨的元代皇宫,在文字和记忆里永垂不朽。

在嘈杂的拆除声中,那个曾属于元朝的世界消失了,一个以光明命名的朝代,化作一片琼楼玉宇,把曾经属于元朝的空间记忆,全部刷新。挖护城河的河泥,也堆成一座镇山(明称万岁山或煤山,清代称景山),以镇住前朝的“王气”,确保大明王朝的千秋万岁,也成为这座崭新皇城的几何中心。因此,与元朝故宫相比,明紫禁城的位置向南稍稍错开了一里左右,故宫博物院考古人员曾对武英殿、文华殿进行勘探,发现地下有水草、螺蛳,说明这里正是元故宫崇天门外的外金水河的位置。

新紫禁城中轴线也向东移动了约一千米,不再依傍太液池,“多少意味着从‘逐水草而居’的元人民风,回到汉文化尚中正平稳的农耕格局上”。熙和门外彩虹桥,据说便是当年元故宫的中轴线,而内廷东侧、影视剧中常见的那条长巷——“东筒子”,据说也是元故宫东墙的故址。

 

 

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奠基于公元1296年——那时的中国还是元朝的元贞三年,到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才最终建成,举行献堂典礼,但教堂的外立面到1587年仍未完成,约三个世纪后才于1887年,也就是清朝的光绪十三年才告竣工,成为世界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工程。

从永乐十五年算起,紫禁城的建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即使从永乐五年算起,也只有十三年左右。更何况北京紫禁城,是明朝初建的半个多世纪里,继临濠、南京之后建造的第三座皇宫了。如此众多的宫殿,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建成吗,尤其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

与西方古建筑偏爱石材相比,中国古人更偏爱木构建筑。木建筑有很多优点,比如取材方便,施工便利——当然,只是相对于石材而言。其实,木材的获取也堪称艰辛。不同于民居的就地取材,紫禁城所需木材,大多生长在南方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13年后。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

比如斗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功能,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数字。由此,我们可以破解紫禁城迅速建成之谜。

从元故宫大内到明紫禁城,位置发生了偏移,建筑规格却基本一致,比如元大内东西宽744米,南北长953米,明紫禁城东西宽753米,南北长961米,宽度和长度,分别只多了9米和8米,在这浩大的宫殿里,几近于无。元代宫殿的面阔、进深、高度,也都与明代相合,这一方面得益于工部郎中萧洵所著《故宫遗录》、尚书张允测绘的《北平宫室图》,留下了元大内的一手史料,另一方面就归功于材分制度业已形成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

也正因如此,朱棣才有底气在全面开工前一直隐瞒他的营建意图,只说是“营建北京宫殿”。这完全可以理解为营造他未来的巡幸之所,而对他的真实企图闪烁其辞。

建筑形式上,元大内与明紫禁城更是如出一辙。从元大内崇天门与明代午门、宫城四隅的角楼,三台之上建的正殿,都可以找出惊人的对应关系。明紫禁城,几乎就是元大内的翻版。那个消失的元故宫,依然活在明代紫禁城里。甚至明紫禁城的许多构件,都直接用拆下来的元故宫构件。因此,那些消失的建筑,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另一个身体里。

我们当然不希望从前的故宫被拆解,希望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宫殿,如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都能像西方的石质建筑那样,具有穿越时间的力量。但木的哲学并非如此,木建筑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永恒,即使西方石建筑也不能永恒,无数的废墟证明了这一点,只有生命的接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永恒。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接力中,战胜了死亡的咒语,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都有它的尽头,但那尽头不是真正的尽头,因为一个王朝的腐朽与终结,恰恰是另一个崭新朝代的开始。

 

 

假如从空中打量北京,我们会发现,这座新帝都,像套盒一样,套着四层城墙,由内而外,分别是宫城(即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也就是说,天下的中心是都城,都城的中心是皇城,皇城的中心是皇宫,皇宫的中心是奉天殿(即太和殿),奉天殿的中心,则是那把人人敬畏、又人人垂涎的龙椅。

这座灰蒙蒙的城市里,只有中间那片波澜起伏的建筑群灿灿发光,人们称它:紫禁城。

“紫”,不是指颜色,而是指紫微垣,就是北极星。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北极星是宇宙的中心,是天帝的居所。而天子统治天下,所居位置当然要与天帝对应,皇宫落脚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的中心。在天的下面,无论人在哪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向着京师朝圣。

北极星的投影点,就是奉天殿(即今天的太和殿)。穿过这个点,划一条南北轴线,作为天下的中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子为北,午为南,那条线,也叫子午线。在执政者看来,国家的秩序,正深藏于子午线的意义中。

子午线的存在,不仅使宫殿成为王朝时间的启始,也昭示着空间的启始。这帝皇的宫殿,就这样,循宇宙阴阳冲和之气,上接中天之枢(紫微垣),下应子午(南北地轴)之王气,成为这最后两个封建王朝最完美的核心。

皇宫的正门,是刚刚提到过的午门。午门,是站立在子午线上的南方之门。这座平面呈“凹”字型的宫殿大门,在阳光普照的日子,只有在正午,才看不见两侧雁翅楼的阴影,这座门的名字,正透露出它的阳刚之气。

在午门以北,深藏着重重宫门,它们不仅分割着宫殿的空间,也制造了宫殿的神秘效果。在它们后面,是广场,豁然开朗的宫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乾清宫、坤宁宫、钦安殿依次浮现,让中轴线(暨子午线)上的建筑环环相扣。尤其洪武门、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这五重宫门,和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这三座恢宏的大殿,使《礼记》中关于“天子五门三朝”的宫室制度设想得到了最完美的落实。

在午门以南,依次排列着皇城的正门承天门、内城的正门正阳门和外城的正门永定门。这些壮丽的城门,与紫禁城的中轴线相衔接,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壮丽的中轴线。但这条中轴线并没有在城市的边缘戛然而止,而是一路延伸,穿过万里江山,成为一条无限长的轴线。它的正北,是天寿山,正南依次是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永乐大帝坐在奉天殿上,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他视野的延长线上展开,万里江山奔来眼底,让他感觉到江山永祚,天地合一。

在当代学者眼中,“明清时期的皇宫规模虽然并非历史中最大,但在空间意象的总体规划,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蓝图,在南北向的子午线上,在中天帝王之星下”。

这深远宫殿的北面,不再是王气笼罩的风雨钟山,而是用挖出的护城河泥堆出的一座小山,人称:景山,而紫禁城,无疑是站在这座山上所能看到最美的风景。那座山是紫禁城乃至北京城的制高点,也是大明王朝万世基业的依靠。

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流入,象征远接生命之源的昆仑山。在宫中蜿蜒两千一百多米,静静地勾画出封建王朝的庞大身影、瑰丽的殿宇、游人好奇的面容,还有永恒的天空。

在中轴线的两侧,层层宫院,更如巨鸟的双翅般展开,层层叠叠,无尽无休。依偎着帝国的中枢,居住着天底下最尊贵的家庭,诠释着封建王权关于“家天下”的伦理,只是,在那灯火阑珊之处,同样是一个喧嚣吵嚷、爱恨交织的人间世界。

我们眼前这片辉煌的皇宫,是中国皇权史留下的最后一座皇宫,如学者所说,明清之后,中国再无封建朝代,紫禁城成为中国宫殿发展史中幸存的特例。有意思的是,这传统宫殿的终章,却是我们了解传统宫殿的开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出版作品五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十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任《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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