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王念孙、王引之为代表的传统小学，其论证之法大致是用“古注推衍、互文同训、异文互证、同文比例、据文意以揣摩”等几条，或有古注可依，或有旁证可参，或有众多的语言事实为据。其引据本书、引据与之相关之他书，即所谓“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方法，极为后人推崇。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旁征博引，影响后来的虚词乃至词汇、语法研究。将这种方法灵活运用到明清汉语研究中来，也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明清汉语同一文献有多种不同版本，其文献版本异文，亦可异文互证、互文同证，或有历时语义变化，或有共时地域之别，不失为明清汉语研究的新视角。

文献文本的异文与文献文本的阐释和演绎有深远的渊源关系。对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家族的记载，其原初文本始见于《春秋》，之后编年体史书《左传》有所记载，汉代通过《史记·赵世家》、刘向《说苑》卷六《复恩篇》、《新序》卷七《节士篇》始，到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第九》，南宋《赵氏孤儿报怨记》，元刊本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明刊臧懋循改编本杂剧《赵氏孤儿》、明南戏《赵氏孤儿记》，明代戏曲《八义记》等，从未停止过新的探究和文本演绎。而“赵氏孤儿”的话题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戏曲舞台上几经改编，先后出现了南宋南戏、元刊本杂剧、明刊本杂剧、明南戏、明传奇、清京剧及诸多戏曲选本，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并有多种海外传播本与翻译本。学术界大都探讨“赵氏孤儿”多文本的文学价值，很少去探讨其历时不同阶段版本之语言学价值。

金元之间以刘知远为题材的作品有《刘知远诸宫调》（黑水城本）、五代史平话本，到明代有传奇《白兔记》等，文本的演绎与继承改编不仅仅是人物剧情的丰富或变化，也有元明语言因素的新旧变化或作者的倾向。這些也为研究元明代汉语提供新的素材。

就元明而言，《元刊杂剧三十种》与明臧懋循改编《元曲选》有十三篇相同的篇目，两相对照，臧本《元曲选》不仅沿袭了元刊本的语言特点，还增加了大量的宾白，在曲词中和各曲间还进行了语言的增补和润色。如《元曲选·吕洞宾度铁拐李岳》在元刊本《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五支曲子,更换了曲牌名。即使保留了原曲牌,在原有曲词的基础上增减衬字,或使用近义词语。其中可以看出改编者的语言倾向和明代的语言元素，为我们研究明代汉语提供新的素材。

另一方面，明清白话小说《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水浒传》容与堂本、天启刻本和贯华堂本三种，《红楼梦》程甲、程乙等，《儿女英雄传》有钞本、聚珍堂光绪四年初印本和聚珍堂光绪六年加董评印本三种版本，这些既是文献界、文学界、文化界所关注的材料，也是汉语史研究宝贵的资源。刘雯（2011）对词话本与崇祯本中“喜欢”、“欢喜”、“讨”、反复问句、表示时态的“子”、“转来”、“转去”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金瓶梅》崇祯本的语言带南方色彩，并且更偏吴语。汪维辉（2018）将《京本通俗小说》同三桂堂本与兼善堂本《警世通言》、衍庆堂本与叶敬池本《醒世恒言》进行了异文对照，指出许多异文都是《京本通俗小说》的伪造者不明宋元明的语言误改所致，从而确证《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这些不同刻印版本材料之间产生的异文，是可资对比的宝贵材料，多版本异文的综合比较，是分析文献语言发展变化的新线索，有利于增加人们的问题意识，也有利于增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从周边看中国”，是近年来备受推崇的一种研究思路。在汉语言学领域的起步很早，从20世纪上半叶起，就有一些汉语学者自觉地利用双语对音资料和传教士记述来研究近代官话。近20年来，对音文献、传教士文献、东亚地区的汉文小说和官话课本对于重建早期官话面貌、勾勒官话演变历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明清汉语研究的必备资料，为本土研究提供了“殊方异域之眼”。

尤其可贵的是，这些“殊方异域”的材料也具有多版本的关联。例如：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有元明清不同时期四个版本、《朴通事》有明清两个版本、《训世评话》有明代文白对照本，英国汉语教科书《语言自迩集》与本土汉语教材《清文指要》内容有继承与改编不同版本，英国汉语教材《寻津录》与本土的《圣谕广训衍》 内容有关联，日本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有官话与方言多版本，美国汉语教材《官话类编》有南北不同地域的异文表达。这批语料具有较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明清研究拓展了可资利用的语料范围。李泰洙（2000）、夏凤梅（2005）通过元明清不同时期四个版本的异文对照，对其中语法词汇现象进行了系统考察，揭示了14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北方汉语的发展面貌。这些极大推进了明清近代汉语语言研究。

学界研究明清汉语有专书研究和断代语言专题研究。其中，专书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单一版本的调查研究，仅以《红楼梦》一书为例，学界发表的论文很多，如：郭浩瑜（2005）《〈红楼梦〉述补结构研究》，魏丽梅（2005）《〈红楼梦〉量词研究》，王家宏（2006）《〈红楼梦〉称谓语研究》，陈跃（2006）《〈红楼梦〉量词研究》，张鹏（2008）《〈红楼梦〉词缀研究》，陈杨（2009）《〈红楼梦〉前八十回动词重叠式研究》，张菊红（2011）《〈红楼梦〉重叠词研究》，尹雪璐（2011）《〈红楼梦〉程度副词计量研究》，任雪鹭（2016）《〈红楼梦〉时间副词研究》等等，这些论文以《红楼梦》某一个版本为线索，进行了专书共同平面穷尽式或代表性的研究，揭示其中的语言面貌。但是《红楼梦》的版本很多，每一个不同版本都有编写者个人的改编倾向及其语言基础，所以《红楼梦》语言研究如果能建构在版本异文比较的基础上，也许相关的语言现象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刘宝霞（2012）将《红楼梦》程甲本和程乙本进行对照，详细梳理了两个版本间的名词及动词异文，指出了程乙本《红楼梦》的“去南方话”倾向。

明清时期是汉语发展最有特点的新阶段，明清白话小说戏剧盛行，汉语句式表达更加丰富多样。同样是表达被动语义，有“吃”（喫）字句、“着”字句、“呌”（叫）字句，而“被”字句倒是比较文雅的句式表达；同样是使役表达，有“教”字句、“着”字句、“呌”字句、“让”字句、“把”字句、“给”字句。明清时期也是近代汉语常用词演变最有特点的新阶段，是常用词新旧替换更为丰富的一个时期，是新词新语产生比较多的时期。明清时期也是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汉语怎样从近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明清汉语研究至关重要。明清汉语的研究不仅立足单一的文本，更应充分利用多文本异文研究，发掘新问题。

明清汉语研究朝着多层次、多视角向前推进，这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发现明清时期文献文本始源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有着多种形式：同一文献有文白不同语体的对照文本，如明代的朝鲜教科书《训世评话》；有同一时代在初始文本基础上进行重新改编新改写本，如在清代早期满汉双语教科书《清文指要》基础上改编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语言自迩集·谈论篇》；有同一时代在初始文本基础上进行不同方言对应改编新文本，如清末在北京官话《官话指南》基础上对译的沪语《土话指南》《沪语指南》、粤语《粤音指南》《订正粤音指南》；有在明代小说初始文本基础上进行的清代不同风格体式重新改写本，如在明小说《西游记》基础上改编的清鼓词本《西游记》；也有同一外语文献被不同的译者分别翻译成南京官话文本和北京官话文本，如《伊索寓言》被翻译成《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亚细亚言语集·欧洲奇话》和南京官话《海国妙喻》等。而多文本背后又是汉语口语表现的多种形式，有为学习汉语口语而改编，有为表演或传播汉语口语而改编，有满语与汉语的对译，有不同官话之间的对应差异，有官话与方言之间的对译，这些为我们进行明清汉语历时演变提供了新的多视角的文本。为此，我们选择了其中四种不同类型的多文本文献，进行语言比较研究，探索文白语体变异、历时文体变异、语言接触变异、官话方言变异背景下明清汉语历时演变的种种现象及其规律。

必须强调的是明清时期多种类型的异文比较只是我们研究重要依据的第一步。文献异文是记录语言变化的第一手资料，用于对比的材料不论是作者在无意识状态下写就的还是在有意识状态下进行词汇语法改编，都能够为探讨语言变迁提供重要线索，是旁证资料。而真正的研究应该是依据这些现象，放在更广阔的文献语言背景下去分析和调查，包括一定规模的数理统计和数据整理，进行综合论证，最终发现或归结语言发展演变规律，这才是我们的终结目标。

转载自“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