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速遞 | 尉遲治平《唐宋目錄學視角下的漢語音義學史——黃仁瑄主編〈漢語音義學研究論集（一集）〉序》

尉遲治平

本書是第一部以漢語音義學作爲主題的學術論文集，首屆漢語音義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和這部學術論著的出版是漢語語言學史上值得重視的一個重要事件。

音義學的基本研究資料是音義書。但是，音義書雖然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重要文獻形式，而中國古代卻並沒有“音義書”這個通稱詞語，即使用“音義”作書名的音義書也不多。在唐陸德明《經典釋文》著錄的二百三十餘家音義書中，所用書名有“說、解、注、傳、論、章句、義疏、解詁、訓詁、解誼”等等字眼，用“音”和“義”的也很多，但用“音義”的祗有三國吳韋昭《漢書音義》、晉郭璞《爾雅音義》、徐廣《史記音義》、南北朝沈重《詩音義》等寥寥數種。《經典釋文》三十卷雖然都用“音義”作爲卷名，包括《周易音義》一卷，《古文尚書音義》二卷，《毛詩音義》三卷，《周禮音義》二卷，《儀禮音義》一卷，《禮記音義》四卷，《春秋左氏音義》六卷，《春秋公羊音義》一卷，《春秋穀梁音義》一卷，《孝經音義》一卷，《論語音義》一卷，《老子音義》一卷，《莊子音義》三卷，《爾雅音義》二卷，但是宋代目錄著錄的單本別行的書，卻仍然都是用“釋文”而不是用“音義”作爲書名。作爲書名的“音義”，與“義疏、訓詁”一樣，用的是字面的意思，如同明楊慎《升菴集》巻二《〈轉注古音略〉序》所說：“古人恒言音義，得其音斯得其義矣！”

《經典釋文》徵引的文獻時也有“某某音義”的書目，但是終篇沒有“音義書”一語。《經典釋文•序》全書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旣久，誠無閒然。”在《條例》中又說：“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爲音，更令學者疑昧。”可見陸德明本人是用“書音”作爲音義書的通稱，但是後世罕有襲用者。祗到清代乾嘉年間謝啟昆撰《小學考》，在“訓詁”、“文字”、“聲韻”之外，創設“音義”一科，重構漢語言文字學的門類架構，從此有了“音義學”一門，也纔能有“音義書”一語。

如果從學術史的發展看，應該是先有“音義書”，纔可能有“音義學”。學術史意義上的“音義書”指的是專門記述具體圖書上下文語境中的語音和語義匹配的著作，學術史意義上的“音義學”是指納入漢語言文字學範疇中的獨立學科。這兩個術語是從現代語言學的視角的屬性判斷和身份認可，無關乎當時的學者有沒有主觀的自覺認識。從目錄學史觀察，“音義書”如果在類屬上不再附著於本書，而是擺脫附庸地位，轉入“小學”類目，具有學科屬性的“音義學”也就可以說是開始萌生了。在這個關鍵時點上，《經典釋文》可以說是一個風向標和驅動器。不像一般“音義書”與某一種圖書具有根本和枝蔓、母體和子嗣那樣的天然的血脈關係，《經典釋文》與一群不同類屬的書籍相關聯，無從附麗，和任何一種書的關係都是鬆散不固定的，所以最容易被剝離出來納入“小學”類。這個事態一旦發生，就是“音義學”誕生的標誌，並會驅動其他“音義書”相隨移入“小學”類，逐漸擴散，直到最終發展成爲漢語言文字學的一個獨立學科。

錢大昕《〈小學考〉序》指出：“《小學考》者，補秀水朱氏《經義考》而作也。朱氏之《考》既類次《爾疋》二卷，而形聲、訓故之屬闕焉。”謝啟昆在《小學考》卷四十五《音義一》第一條“王氏（肅）《周易音》”後加按語說：“音義爲解釋群經及子、史之書，故諸家著錄不收入小學。然其訓詁、反切，小學之精義具在于是，實可與專門著述互訂得失，且《通俗文》、《聲類》之屬，世無傳本者，散見於各書音義中至多。則音義者，小學之支流也。昔賢通小學以作音義，後世即音義以證小學，好古者必有取焉。今從晁氏《讀書志》載《經典釋文》之例，衆錄音義一門以附于末。”可見，《小學考》爲補《經義考》之闕而作，而其中的關捩就在於對《經典釋文》的處置。案，清初朱彞尊撰《經義考》三百卷，專錄歷代經學著述，考訂古今經籍存佚，迻錄群書序跋，洵爲中國古代專科目錄之名著。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統計，其書“凡御注、勅撰諸書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版、著録各一卷，通説四卷，家學、自述各一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録無書。”可以看出，《經義考》類例寬泛，所立門類繁雜，但是唯獨沒有被認爲是經學附庸的“小學”。雖然卷二百三十七和二百三十八兩卷是“爾雅”一門，但這不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經部•小學類》小序：“以《爾雅》以下編爲訓詁，《說文》以下編爲字書，《廣韻》以下編爲韻書”的“爾雅”，而是宋人添入十三經的“爾雅”，其中著錄的是《爾雅》一系的經、注、疏著作，並不包括《小爾雅》、《廣雅》、《埤雅》、《通雅》、《駢雅》等“雅書”，這些雅書在《經義考》中歸屬於“擬經”類。至於《方言》、《釋名》系列的“義書”，以及字書、韻書之屬，《經義考》都不予收錄，付之闕如。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一《經典釋文》著錄在“羣經（三）”中，並注明“分見諸經”，這是說各別行單本都歸屬於本經之類目：《周易釋文》一卷見《經義考》卷十四“易（十三）”,《尚書釋文》一巻見卷七十八“書（七）”,《毛詩釋文》一卷見卷一百三“詩（六）”，《周禮釋文》二卷見卷一百二十一“周禮（二）”，《儀禮釋文》一卷見卷一百三十一“儀禮（二）”，《禮記釋文》四卷見卷一百四十“禮記（三）”，《春秋釋文》八巻見巻一百七十六“春秋（九）”，《論語釋文》一卷見卷二百十三“論語（三）”，《爾雅釋文》見卷二百三十七“爾雅（一）”。（《孝經釋文》、《孟子釋文》二書未見）不僅是《經典釋文》，其他“音義書”也是“分見諸經”，以“爾雅”類爲例，卷二百三十七“爾雅（一）”除《爾雅》經之外，其他四種——犍爲文學《爾雅注》、劉歆《爾雅注》、樊光《爾雅注》、李巡《爾雅注》就是《經典釋文•序録》所著錄的以及《爾雅音義》所引用的音義書。當然，《經典釋文》徵引的《爾雅》類音義書遠不止這四種。其他各經音義書情況也都相同。

從上面的討論可知，謝啟昆是不滿於《經義考》以《爾雅》直隸經部、不設小學的類例，於是糾偏補闕，著《小學考》五十卷，撰成中國學術史上第一部漢語言文字學專科目錄，將《爾雅》一系古籍從經部移到“訓詁”門類，使“小學”獨立爲漢語言文字學學科；將“分見諸經”以及“群經”等門類中的音義書剝離出來，專門創設“音義”類目，使小學由“訓詁”、“文字”、“聲韻”三足鼎立的架構生成爲形（文字）、音（語音）、義（語義）、用（語用）四位一體的學科體系，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從漢語音義學史上看，《小學考》首創“音義”學科，闡述設置音義學的理據，奠定了音義學的理論基礎；以《經典釋文》爲準的，將音義書的範疇從“群經”擴展到“子、史”乃至集部，搜羅四部，囊括群籍，確立了音義學的基本資料和學科典籍；在體制上沿襲《經義考》的輯録解題形式，書目按時代先後排次，並匯聚歷代目錄書的著錄、提要，史書中關於作者的生平履歷，各家文集中有關的評論、考訂、序跋，窮源竟委，實爲漢語音義學史料彙編。當然以上看法是從現代語言學視角的評騭，並不是說清儒已經完全具有這樣的自覺認識。

回頭再來看《經典釋文》的類屬問題。上引謝啟昆的按語說：“今從晁氏《讀書志》載《經典釋文》之例，別錄音義一門以附于末。”《讀書志》指南宋晁公武所撰《郡齋讀書志》，是目錄學史上著名的序録類私家目錄。《經典釋文》在前人目錄中大多歸屬“經解”類，晁氏將其移入卷一下“小學類”，並在提要中說明理由說：“右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在《經典釋文》後緊接著的是宋賈昌朝所撰的《羣經音辨》，提要說：“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今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明顯有把《羣經音辨》視作《經典釋文》的補作和續編的意思。按，宋儒治學往往不拘成規，勇出新說，以《經典釋文》入小學類即是一例，而且持此意見者不祗晁氏一家。著眼於《經典釋文》和《羣經音辯》的歸屬，宋代目錄書可以分成傳統經解類和創新小學類兩派。經解派有官修史志目錄《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一•甲部經錄》歸“經解類”；私家藏書目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歸“經解類”；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經籍考十二•經》歸“經解”。小學派除了《郡齋讀書志》外，還有官修國家書目汪堯臣、歐陽修《崇文總目》卷二歸“小學上”；私家藏書目錄尤袤《遂初堂書目》歸“小學類”；鄭樵《通志》卷六十四《藝文略第二•小學類第四》歸“音釋”。中國古代目錄並不簡單是編次書目，設立門類，其主要功能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這一點在目錄的歷時比較研究中也有充分體現。如果深入觀察這些宋代書目對《經典釋文》和《羣經音辯》的處置和評述，於蛛絲馬跡中鉤玄索隱，定能窺知此類著述如何從經籍轉入小學並趨向最終獨立爲音義書的演進軌跡。

《直齋書錄解題》四庫總目提要說：“劉歆《七畧》以下，著録者指不勝屈，其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尤袤《遂初堂書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此書而已。《遂初堂書目》本無註，《崇文總目》註已散佚，其可攷見諸書源流者，惟晁《志》及此書。”按，《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經典釋文》解題說：“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案，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又《羣經音辨》解題說：“題曰‘羣經’，亦不當在小學類。”與前引《郡齋讀書志》的提要兩相比較，很容易看出經解派和小學派分歧所在。晁公武著眼於內容，注重釋文辨正“通借音詁”的功能；陳振孫則強調釋文的對象是“經典”、“羣經”，從“不但音切”看，陳氏顯然是有意忽視釋文以音辨義的功能。“前世《藝文志》”指的是《新唐書•藝文志》，可見陳振孫的意見源自北宋史志所代表的官方觀點。至於“《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的說法令人生疑。《中興館閣書目》爲南宋陳騤所編，書成於孝宗淳煕五年（1178），而《郡齋讀書志》成於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早於《中興書目》，而且根據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書籍之厄”條記載：“近年惟貞齋陳氏書最多，葢嘗仕於莆，傳録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陳振孫號直齋，“貞”應爲“直”字形譌。這段記載說明陳氏無疑曾讀過《郡齋讀書志》，那麼他爲何捨晁書而攻訐《中興書目》，由於《中興書目》早已亡佚，箇中緣由現在已經無從憑臆揣測了。

《崇文總目》在音義學發展上的創新，不僅在於對《經典釋文》類屬的處置，還表現在對目錄類目的損溢和書目類屬的調整上。從中國目錄學史的視角觀察唐宋官修書目的發展，可以釐出由正統的四部分類目錄到《崇文總目》的一條清晰的演化脈絡，其中承前啟後的是盛唐時期毋煚所撰的《古今書録》。

唐太宗貞觀十年（636），敕修《隋書》成書，其中卷三十二至三十五爲《經籍志》四卷，始創以經、史、子、集——後世亦或稱甲、乙、丙、丁——四部分類，從此成爲官修書目的軌範。四部下凡分四十類，志有總序，部有大序，類有小序；志末另附“道經”四類，佛經十一類，合前四部總共五十五類。按，《隋書》題署長孫無忌等撰，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撰志者爲于志寜、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夀、令狐徳棻。案，宋刻《隋書》之後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同修紀傳者尚有許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題，舊本十志内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可知《經籍志》出於魏徵之手，魏徵實爲四部分類法的創始人和奠基者，他所設置的部目分類框架，他所撰寫的序録，對後世的官私書目有著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目錄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玄宗開元九年（721），元行沖撰成《開元群書四部録》，是盛唐兩京典籍目錄，分類皆據《隋書•經籍志》。書共二百卷，卷軸浩博，爲前古未有之目錄鋸製。毋煚曾參預該書子部的編修，因不滿於三年成書過於倉促，體有未愜，頗多疏譌，乃因之刪略冗雜，勘正紕繆，補闕拾遺，增補新書，改作書序，另成《古今書録》分四部四十五類。書凡四十卷，篇幅縮減大半，又將釋道之書專門勒爲《開元內外經録》十卷。至後晋少帝開運二年（945），劉昫纂修《舊唐書》，又以《古今書録》爲底本，削除序録，但存篇目，成《經籍志》，僅得卷四十六、四十七上下二卷。《開元群書四部録》和《古今書錄》雖然已經亡佚，但其類目可以由《舊唐書•經籍志》考知，共分甲、乙、丙、丁四部四十五類。與《隋書•經籍志》互較，甲部增加“經解”、“詁訓”二類，“道經”、“釋經”倂入“道家”。《經典釋文》入“經解”類“七經雜解”。“小學”類中“爾雅廣雅”包括李廵、樊光、孫炎等幾種《爾雅》注本，郭璞、曹憲兩種《爾雅音義》，江灌《爾雅音》以及《别國方言》、劉熙《釋名》、張揖《廣雅》、李軌《小爾雅》等書；“偏傍”包括許慎《說文解字》、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等書；“音韻”包括李登《聲類》、呂靜《韻集》、楊休之《韻略》、夏侯詠《四聲韻略》、陸慈《切韻》等書。按，“爾雅廣雅”是從《隋書•經籍志》的“論語”類中析出的小類，可見《舊唐志》中《爾雅》不屬於經書，《爾雅》和《廣雅》、《釋名》、《方言》合爲一個小類，雖無“訓詁”之名，已具“訓詁”之實。至於《舊唐志》所謂的“詁訓”類爲“六經讖候”，並不是後世小學之訓詁書。《隋志》“小學”類本無小類，《舊唐志》分立“偏傍”、“音韻”，再加上“爾雅廣雅”，三個小類同隸“小學”，，再加上還有很多“音義書”也夾雜其中，祗要《經典釋文》從“經解”劃入“小學”，就會驅動更多“音義書”歸屬小學，逐步形成訓詁、文字、音韻、音義四分的格局。《舊唐書•經籍志》對《隋書•經籍志》的改進反映的是《開元群書四部録》和《古今書錄》一系官修書目作者的目錄學觀念。風起於青萍之末，《小學考》的學術思想在七世紀上半葉隱然已經初現端倪了。

九十六年後，《崇文總目》實現了《經典釋文》脫“群經”入“小學”。《崇文總目》原有六十六卷，今存者爲清乾隆年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的十二卷本。書承《開元群書四部録》和《古今書錄》分四部四十五類，而子目略有出入損益。經部中，《舊唐書•經籍志》從“論語”中分出的“經解”復歸“論語”類，而“爾雅廣雅”則正名爲“訓詁”，仍然留在“小學”中。“爾雅廣雅”改爲“訓詁”不能簡單看成類稱的改易，而是反映了歐陽修對《爾雅》、《廣雅》、《釋名》、《方言》各系著作的知識屬性的概括，是對“訓詁”的語言文字學性質的首次確認。按，“小學類”小序說：“《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移，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可以看出，“偏傍”和“字書”合二而一即爲“文字”之學，與“訓詁”、“音韻”構成三向對立，這是對漢語言文字形、音、義三位一體的的學術思想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的投影。另外，子部從《舊唐志》“道家”分離別立“道書”、“釋書”兩類，“釋書”類著錄的佛經有《藏經音義隨函》和《大藏經音》兩種佛經音義書。這些處置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崇文總目》“訓詁”類中有《爾雅音訓》和《廣雅音》，但並不能看做《經典釋文》入小學所驅動引領的結果，因爲這兩種書是伴隨本經《爾雅》纔得以著錄的。必須像五十年後，晁公武撰《郡齋讀書志》，將《經典釋文》移入“小學”類，《經典釋文》後緊接著著錄《羣經音辨》，纔可以說是《經典釋文》驅動音義書入“小學”。

《崇文總目》完書後，歐陽修又與宋祁先後主持編修《新唐書》，宋祁主持《列傳》，歐陽修主持《本紀》、《表》和《志》，於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書告成，其中卷五十七至六十爲《藝文志》，部目分類悉依《舊唐書•經籍志》，僅甲部經録將“詁訓”倂入“小學”而少一類，《經典釋文》復歸“經解”類。《崇文總目》和《新唐書•藝文志》同爲歐陽修所作，但是前者爲小學派，後者爲經解派，觀點翻覆，弄清其緣由有助於瞭解促進音義學發展的推動力何在。按，《新唐志》在《經典釋文》之下，接著著錄的“經解”類著作是趙英《五經對訣》、劉貺《六經外傳》、張謐《五經㣲㫖》、韋表㣲《九經師授譜》、慕容宗夲《五經類語》、劉氏《經典集音》等書，參證《崇文總目》對《經典釋文》的提要，就可以知道歐陽修在《崇文總目》關注的是《經典釋文》“著其飜語”“經典音訓”的語言文字學特質，而《新唐志》強調的是《經典釋文》“羣經”“經解”的文獻學屬性。持前一種觀點就會催動音義學向前發展，持後一種觀點就會拖拽音義學回擺到零點，音義學發展的內因在於學者對“音義書”性質的判定。《新唐書•藝文志》後，目錄學家或爲小學派，或爲經解派，音義學就這樣邁進一步又縮回一步地艱難跋涉。在唐宋目錄中，鄭樵《通志•藝文略》是音義學的強大推力。

鄭樵《通志》成書於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與杜佑《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是中國古代著名政書。書共二百卷，其中尤以《二十略》最爲精粹，所謂“略”即史書之“志”。《通志》卷七十一《校讎略第一》“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第二篇論書目分類說：“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眀，圖書失紀，有自来矣！臣於是捴古今有無之書，爲之區别，凡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星數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如果用現代學科比附,此十二類大致可以表述爲“思想（經）、制度（禮）、音樂（樂）、語言學（小學）、歷史（史）、哲學（諸子）、天文（星數）、宗教（五行）、藝術（藝術）、醫學（醫方）、綜合（類書）、文學（文）”，其類例突破四部分類體系，頗似現代圖書館學的圖書分類法。自從漢代劉歆《七略》以降，“小學”一直是附六藝或經學之末，至此在十二類中獨佔一席，這種措置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小學考》雖然以“小學”標名單本行世，但是實際上還是作爲《經義考》的補編而撰，不像《通志》“小學”是與“經類”、“禮類”、“樂類”等經學分庭抗禮的一個獨立的大類。

《通志》卷六十三至七十共八卷爲《藝文略》，其中“小學”類總計“凡小學八種二百四十部一千八百三十九卷”。八種是小學、文字、音韻、音釋、古文、法書、蕃書、神書。下面對八種各舉幾部具有代表性的書籍爲例：“小學”如郭璞《三蒼》、史㳺《急就章》、楊方《小學篇》、蔡邕《始學》、朱嗣卿《幼學篇》、束晳《發䝉記》、蕭子雲《千字文》等，可見此“小學”小類爲幼學發蒙教本,用“小學”的本義，非引申爲漢語言文字學的“小學”大類；“文字”類如徐鉉刊定《説文》、徐鍇《説文觧字繫傳》、吕忱《字林》、顧野王《玉篇》、司馬光《類篇》、僧智光《龍龕手鑑》、張參《五經文字》、元度《九經字樣》等；“音韻”類如李登《聲類》、呂静《韻集》、陽休之《韻略》、沈約《四聲》、夏侯詠《四聲韻略》、陸慈《切韻》、孫愐《唐韵》、丁度《集韻》、陳彭年《宋朝重修廣韻》、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圖》、《切韻内外轉鈐》、《内外轉歸字》等；“音釋”類如陸德明《經典釋文》、劉鎔《經典集音》、賈昌朝《羣經音辨》等；“古文”類如郭顯卿《古文竒字》、郭忠恕《汗簡》、裴光逺《集綴古文》、夏竦《古四聲韻》等；“法書”類如衛恒《四體書勢》、庾肩吾《書品》、顔之推《筆墨法》、張懐瓘《書斷》、裴行儉《草書雜體》等；“蕃書”類如《婆羅門書》、《國書》等；“神書”類如《崆峒山石文》、《羅漢寺仙篆》等。通過上面八種書目的介紹，可以看出“小學”類下的小類比起以前的目錄立目更爲細密，書目歸類也更爲合理。。另外，爲外國文字設置“蕃書”類，爲不知名的文字設置“神書”類，“神書”之稱雖然不宜，但能爲這一類特殊文獻單立類目，就可見鄭樵學術眼光之獨到。

鄭樵對《經典釋文》的處置也獨具特色。《新唐書•藝文志》將《經典釋文》一系圖書歸屬“經解”固然不妥，《崇文總目》一律歸屬“小學”也嫌粗疏。《通志•藝文略》將陸德明《經典釋文》、劉鎔《經典集音》、賈昌朝《羣經音辨》等書歸屬“音釋”類，將張參《五經文字》、元度《九經字樣》等書歸屬“文字”類，將劉向《五經通義》、沈文阿《經典大義》、鮑泉《六經通數》、樊文深《七經義綱略》、黄敏《九經餘義》、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等書歸屬“經解”類，不再著眼於撰著對象是否“群經”，而是依據圖書本身的寫作宗旨，或者說是學科屬性一分爲三：音義兼重、辨音析義的“音義書”歸屬“音釋”類，纂文正譌、規範用字的字樣書歸屬“文字”類，疏通文意、通讀文本的義疏書歸屬“經解”類，特別是同爲陸德明所著的《經典釋文》，正文歸屬“音釋”類，《序録》歸屬“經解”類。以上諸點充分表現出鄭樵在辨析圖書屬性設置類目方面對目錄學史作出的貢獻。

通觀《通志•藝文略》，“經類”中“論語”下也立有“音釋”類目，共著錄二部十三卷，即徐邈《論語音》、《論語釋文》。爲“音義書”設置的類目，除了“音釋”之外，更多的是“音”，甚至還有名爲“音義”的。“禮類”中“禮記”下新立“音義”類目，共著錄謝慈《禮記音義隠》、徐爰《禮記音》、徐邈《禮記音》、曹耽《禮記音》、李軌《禮記音》、尹毅《禮記音》等“音義書”八部二十二卷；又“諸子類”中“釋家”下也新立“音義”類目，共著錄僧元應《大唐衆經音義》、僧可洪《藏經音義隨函》、《大藏經音》等佛經音義四部五十九卷。類目作“音”者，“經類”中“易”下“音”類目共著錄李軌《周易音》、范氏《周易音》、陸德明《周易并注音》、陸德明《周易釋音》等五部十三卷；“春秋”下“音”類目共著錄嵇康《春秋左傳音》、李軌《左傳音》、徐邈《左傳音》、陸德明《春秋音義》、王儉《公羊音》、陸德明《公羊音》、孫邈《穀梁音》、陸德明《穀梁音》等十三部四十二卷；“孝經”下“音”類目共著錄陸德明《孝經釋文》一部一卷。另外，“經類”中“書”、“詩”、“春秋外傳國語”、“爾雅”和“禮類”中“周官”、“儀禮”等五個小類下同樣也有類目“音”，不再一一臚列書目。《通志•藝文略》設置的部類“音釋”、“音”和“音義”名異而實同，著錄的都是“音義書”。如上列各類書目中，“小學類”中“音釋”類《經典釋文》，“論語”下“音釋”類《論語釋文》，“易”下“音”類《周易并注音》、《周易釋音》，“春秋”下“音”類《春秋音義》、《公羊音》、《穀梁音》，“孝經”下“音”類《孝經釋文》，全都就是陸德明所撰《經典釋文》或《經典釋文》的單本別冊；“禮記”類下“音義”所著錄的八部書中，徐爰、徐邈、曹耽、李軌、尹毅等五家《禮記音》，都是《經典釋文》所著錄的“音義書”，再如“詩”下“音”類共著錄五部五十一卷，其中徐邈《毛詩音》、《鄭元等諸家音》兩部也是《經典釋文》所著錄的“音義書”，徐邈書下並有按語：“按，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這些材料確鑿無疑地說明“音釋”、“音”和“音義”都是專爲“音義書”特設的類目，至此，“音義學”也就呼之欲出了，祗要將“小學”類的“音釋”更名“音義”，並將“禮記”類的“音義”、“釋家”類的“音義”和各類下的“音”倂入，大致即是《小學考》的“音義”一科了。

《通志•藝文略》的類例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在“小學”類方面，《舊唐書•經籍志》從《隋書•經籍志》的經部“論語”類中析出《爾雅》、《廣雅》、《方言》、《釋名》等各系圖書，命名爲“爾雅廣雅”，並移歸“小學”，《崇文總目》又正名爲“訓詁”，開始呈現“訓詁”、“文字”、“音韻”三分的“小學”之雛形。鄭樵卻將“訓詁”改回“爾雅”，復歸經類，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退步。另一方面，鄭樵並沒有將所有類目中的“音義書”分離出來另立爲“音”或“音義”，尤其是史、子、集部的文獻。下面四部各舉一例：經部如“孟子”（按，《通志•藝文略》在“諸子類”中“儒術”下）類有張鎰《孟子音義》、孫奭《孟子音義》；史部“史類”中“正史”下“史記”有徐廣《史記音義》、鄒誕《史記音》、許子儒《史記音》；子部“諸子類”下“莊子”有李軌《莊子音》、徐邈《莊子音》、郭象《莊子音》、王穆《莊子音》、賈善翊《莊子直音》、司馬彪《莊子注音》；集部“文類”下“楚辭”有徐邈《楚辭音》、諸葛氏《楚辭音》、釋道騫《楚辭音》。

綜上所述，唐宋是四部分類法創立和成熟的時期，也是“音義學”生成成長的時期。唐太宗貞觀十年（636），魏徵《隋書•經籍志》確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的正統地位，“小學”附於經部，其下未設子目，“音義書”散在本經所屬類目中。玄宗開元九年（721），元行沖《開元群書四部録》、隨之毋煚《古今書録》以及後晋少帝開運二年（945），劉昫《舊唐書•經籍志》甲部新增“經解”類，著錄漢唐“音義書”之總匯《經典釋文》，乃成爲“音義書”類屬動向的引擎；又從“論語”類中析出“爾雅廣雅”類目歸屬“小學”；“小學”中設立“偏傍”、“音韻”，與“爾雅廣雅”形成訓詁、文字、音韻三分的架構。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歐陽修《崇文總目》將《經典釋文》從“經解”移入“小學”；“爾雅廣雅”正名爲“訓詁”。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鄭樵《通志•藝文略》將“小學”提昇爲一級部類；“小學”下再立二級類目“音釋”，著錄《經典釋文》一系”“音義書”；在各類目下設立“音義”、“音釋”、“音”，著錄分見諸類的“音義書”。高宗紹興間尤袤《遂初堂書目》、紹興二十一年（1151）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孝宗淳煕五年（1178）陳騤《中興館閣書目》也都將《經典釋文》入“小學”。唐宋官私書目的這些措置都爲謝啟昆撰著《小學考》準備了充分條件。當然，唐宋目錄學家也有不少人持反對意見，代表人物如南宋理宗淳祐時（1241—1252年）人陳振孫。陳氏曾仕莆田，傳録地方士人藏書至五萬餘卷，遂成《直齋書錄解題》，其中“夾漈鄭氏”即是鄭樵後人。鄭樵世稱“夾漈先生”，因他曾在家鄉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夾漈山築堂授徒講學，並於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撰成《通志》。《直齋書錄解題》不標經、史、子、集之目，直接分爲五十三類，體例與《通志•藝文略》相同，五十三類名目也大致與《藝文略》十二類之子目相同，可見《藝文略》是《直齋書錄解題》的重要資料；《直齋書錄解題》體制倣《郡齋讀書志》，還參考過《中興館閣書目》，這三種書都是“小學派”，但是陳振孫直斥“入之小學，非也”，而是從《新唐書•藝文志》將《經典釋文》“列於經解類”。“音義學”也就是在這兩種相反的意見中如鐘擺前後往復，逐步趨向成熟。

從目錄學視角觀察漢語音義學史，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課題。這需要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探尋。草蛇灰線，其來有自，祗要勤於爬梳剔抉，終能釐清源流。目錄學可說是“音義學”演進的催化劑，類例是目錄學家搭建的知識分類系統，這種認識是超前的，總要幾十上百年學術界纔能有所反應。從盛唐到乾嘉，從《隋書•經籍志》到《小學考》，歷經千年，“音義”纔最終突破“經學”的桎梏，成長爲漢語言文字學的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從乾嘉到二十世紀末葉，又過了兩百多年，《小學考》專立“音義學”的意見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1990年，許嘉璐先生主編的《傳統語言學辭典》出版，辭典收入《小學考》中全部的音義學著作，雖然放在音韻學分支，但是詞目釋義首先所出的學科定義是“音義書”，而不是音韻類書，這應該是現代語言學專科辭書第一次立音義書爲詞條，可以視作《小學考》後音義學的復興，與當時海外新興的普通音義學（Phonosemantics）東西呼應不期而遇。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以黃仁瑄博士和徐時儀博士爲代表的學者對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等唐五代佛經音義展開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從佛經音義書切入，漢語音義學研究掀起了第一次熱潮。同時，岳利民博士對儒家音義書《經典釋文》進行整理和研究，於2017年出版了《〈經典釋文〉音切的音義匹配研究》，直指音義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音義匹配，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此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的層面參與漢語音義學的研究，研究對象擴展到各個時代、各種類型的音義書。國家和各級研究單位紛紛投入資金支持漢語音義學的研究課題，推動漢語音義學向前發展。佛經音義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陸續舉辦，爲漢語音義學研究提供了高端交流平臺。現在會議的研究範疇由佛經音義提昇到漢語音義學，在漢語音義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這部會議論文集內容涉及漢語音義學的理論、材料、方法，音義書的性質、類型以及漢語音義學史的發展、源流等諸多方面，彙聚了海內外漢語音義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必將促進漢語音義學邁向更高的臺階。

2023年3月9日於美國加州聖荷西

作者簡介：尉遲治平，男，1944年生，湖北武漢人，教授，研究方向是漢語史、漢語信息處理和漢藏歷史比較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