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

摘  要：音史研究是对具体语言的语音/音系历史的研究，音法研究则是对人类语音泛时的演化规律的研究。本文分析了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对一些音法研究的个案进行了讨论，并对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相结合的发展前景给予深切的期盼。

关键词：音史研究；音法研究；音变；音理

一 音史研究与音法研究的目标

（一）音史研究的目标

音史研究的目标是搞清楚具体语言的语音/音系的历史，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曾经是怎样的，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一般是能说就附带地说一说，不说也不要紧。这是由于学界过去对于历史音变的音理，或者说一般意义上语音变化的原理、路径等知之不多，很多时候没办法多说。换言之，希望做到“知其然”，而即使“不知其所以然”，也无须强求。

譬如汉语通语在明清之际，古见晓组声母在齐齿呼、撮口呼中发生腭化，可写作如下公式：K＞Tɕ/__J，即以居于前部近音/高元音（J）之前为条件，软腭辅音（K）变成硬腭辅音（Tɕ，爆发音同时塞擦化）。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音变规则”。这里有明显的音理——软腭辅音受前部近音/高元音的协同发音影响，调音部位前移，而腭化容易导致爆发音塞擦化。当然，就算不提这个音理，该音变规则公式已经很完整了；对于这个公式来说，加上这个音理解释，说的好听是“锦上添花”，说得不好听是“画蛇添足”。

又如，汉语通语在唐宋之际的“浊上归去”，是在声母为古全浊音的条件下，古上声变为去声。这个音变规则是公认的，确凿无疑。其中的演变音理即使一时说不上来，对于音史研究来说，也是完全无妨的。

此外，过去音史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建立历时对应，历史上一个时间点对应一个音韵状态，这个时间点的某个音类对应后代另一个时间点的相应音类等等，至于两个时间点之间是什么状况是不管的，或者说是管不了的。

（二）何为“音法”

朱晓农（2012:1）说：“最早的‘音韵学’研究历时（diachronic phonology），后来的‘音系学’研究共时（synchronic phonology），现在的‘音法学’则是研究‘泛时’的演化。”“泛时”就是非特定的时段。“音法”即指人类语音在任何非特定时段的演化规律。这里说的“规律”不同于前面说的“音变规则”，那种规则总是涉及具体音系的特定时期，而规律则是普适性的，可以适用于任何音系的任何时期。

音法研究首先的目标是音理：A. 在纯共时（静态共时）的角度，一方面探讨人类如何发音（语音输出），另一方面探讨人类如何听辨和感知他人的发音（语音输入）。B. 在微观历时，也可以说是动态共时的角度，一方面探讨人类发音会如何变异，另一方面探讨听辨、感知及其后续行为（如重新输出、调整、模仿、习得、反馈、矫正、扩散等）对语音变异所起的作用。这一研究自然需要实验语音学的深深介入，而对变异的研究更是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拉波夫2001）。

不过，音法研究并不仅于此，她更大的使命是在宏观历时的角度探讨人类语音如何演化。音法演化分两个步骤，一是语音变异，一是语音系统对变异的选择（“演化”（evolution，传统译为“进化”）的概念借自生物学（王士元2011）。生物演化就是两个步骤：自然变异和环境选择。）。在变异方面，音法研究探讨人类语音会有什么样的变异，其中有些什么规律，这些规律在具体语言中会有什么表现；在选择方面，探讨什么样的音系会选择什么样的变异，或倾向于会如何选择，主要是选择的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非语音条件，甚至非语言条件，如社会、文化条件）。不过，在音法研究的现阶段，主要还是在探寻语音变异的规律，而音系选择的规律就更为复杂，目前的研究还是较浅层的（麦耘2016b）。

有了音法研究，人们还可以从音理上探讨一个语言在历史上不同时间点的音韵状态之间过渡阶段的演化情况，如下文2.7就是典型的例子。

总之，音法研究是泛时（涵括共时和历时）的、普适性（原则上涵括各种不同的语言）的。从某种角度说，音法研究是最广义的人类音史研究。或者可以说，单纯的音史研究探求的是历史事实，而音法研究追求的是造成各种事实（见于不同语言的、历史上的和共时的事实）的普遍规律。

（三）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有几方面的关系

一是从音史研究成果中概括音法规律。

二是用音法研究成果解释音史现象。

三是用音法规律检验音史研究的成果。

四是用音法规律指导音史研究。

在音史研究这方面，是希望音法研究为音史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工具，为研究结果提供支持和检验手段，以及为将要进行的研究开辟思路、提供规划；而音法研究则希望音史研究能够提供实际材料。当然，音法研究的材料更多地会从活语言中取得，而音史材料更易于观察时代深度，可直接指示宏观演化的起止点，对音法研究自是不可或缺。

二 对一些个案的简单讨论

（一）K＞Tɕ/_J

前述之K＞Tɕ/__J，在汉语通语以外的方言（如吴方言、湘方言）中，以及其他语言中也有相似的演变。无可置疑，软腭辅音在前部近音/高元音之前，调音部位会发生前移，这是个泛时性的变异规律。

王力曾质疑上古复辅音构拟：对于见组字和章组字的谐声，如“区-枢”，岂非要构拟k‘ȶ‘-这样的怪声母？（王力1985:25）其实，只要根据K＞Tɕ/__J，就能为其中章组字作最简单的构拟*Kj-来解释这种谐声（王力看到很多中古章组字来自上古舌音，就把所有章组字上古都构拟为*ȶ-组声母。此为定势思维所囿。用“离析参照系”的观点看，章组的上古来源至少应离析为来自舌音和来自牙音两组（麦耘2005）。）。例如“枢”*kʰj-＞tɕʰj-，而“区”*kʰrj-＞kʰrj-，它们的介音有*-j-与*-rj-的不同，所以其声母一变一不变。又“支”*kj-＞tɕj-（章母），而“技”*gj-＞gj-（群母重纽四等），后者之不变dʑj-，可以解释为浊音是一种弱辅音，前化动力不强，所以中古船母字中谐见组的字很少。

从“词汇扩散论”（王士元1969）出发来看，上古的*Kj-至中古多变为章组Tɕj-，而有一些字不变，是扩散的中断造成的残余；在重纽韵里，这些残余部分组成了《切韵》的见组重纽四等，这也可以解释中古见组的重纽四等音节和字数为什么都比较少，看上去是个畸零的结构（麦耘1990）。

（二）*Cl-型复辅音

高本汉曾设想上古*Cl-型复辅音中，当*C为清音时，其中的边音在后代失落，而当*C为浊音时，则变来母l-。就是说，他认为在边音之前，浊爆发音容易脱落（高本汉1987：105-106）。这已经有一点音法解释的意思。

潘悟云（2000:274）则从强度和响度的角度去讨论上古*C带流音类型的声母（*Cl-和*Cr-）在后代演变中的不同方向，是有意识地走向音法研究。

在上世纪后期，汉语音韵史家们不约而同地把中古喻四j的上古音构拟为边音，如包拟古（1980）的*l，王力（1985）的*ʎ等。这从音法上说是很有道理的。在发音上，边音（正式名称是“边近音”）与近音在气流逸出通道上是一对自然对：两边对中槽。龈边音l对龈近音ɹ，腭边音ʎ对腭近音j。l/ʎ＞ɹ/j的变化是气流逸出通道从两边改为中间，属于一种自然变异。在一般语言中，ɹ是j的最常见的音位变体之一，如广州话（麦耘2007）。

壮侗语在近代有pl- kl-＞pj- kj-的演变，可见Cl-复辅音的后殿边音变ɹ/j也是一条音法演化的大路。丁邦新（2015:80）提出上古*Cl-型复辅音可能有由其中的边音衍生中古-j-介音的演化路径，即*Cl-的后殿边音的中槽化，是很值得重视的意见。

（三）*Pj-＞T(j)-

有部分中古帮组声母字在上古与舌音（端、知、章组）声母字发生谐声关系，如“缶-匋”“聘-骋”“婦-帚”等。固然可以设想有*Pl-＞T-的变化（丁邦新2015：80），不过也可能作单辅音声母的构拟。

在实际的语音演化中，有汉越音的著名例子：唇音重纽四等字读为T类声母。语音实验已经从声学分析上及听辨上证明，pj-与t-非常接近。在其他语言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朱晓农2004，丁邦新2015:79）。可见这是一条语音变异规律。所以对于上述谐声关系，*Pj-＞T(j)-是可以考虑的一种构拟。

（四）全浊声母清化

在大部分官话方言中，古全浊声母清化后以声调为条件分读送气不送气（一般的说法是平送、仄不送；麦耘（1991）认为是平上送、去入不送。），这是一个明确的音变规则；但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则，应该能作出音法上的解释。有一点是无疑的：是不同声调的性质影响了声母，导致了这样的分化。对此，有徐云扬（1994）、麦耘（1998）、朱晓农（2010）等“低送高不送”的解释。这个解释的前提，是把古全浊音视为一种特殊的发声态——气声/弛声。这一点有现代方言，包括吴方言、湘方言、瓦乡话等材料的支持。要说明的是，这个解释虽然实际上是针对发生清化时的通语的，但从音法上说，“低送高不送”可从音理上获得解释，是泛时性的，对于方言也具有解释力。

当然，也会有别的因素可能影响声母变送气与否，譬如气声的强弱。有一些方言古全浊音今全读送气（如客赣方言、通泰方言和部分官话方言的白读层），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方言在清化之前，其全浊音字是具有很强烈气声的音节？或许对宣州片吴语的气声再作深入研究，会有益于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一些方言全读不送气（如桂南平话），则可能其全浊音原是弱气声，或者是常态带声，这也有待考证。

至于湘南、粤北及粤西南一些方言在古全浊音清化后，並、定母读不送气而其他诸声母送气，则可以作如下解释：这些方言的全浊音原本是强气化音，故多演变为送气声母，但全清音帮、端母在此前发生另一型特殊发声态变异——内爆音化，即p＞ɓ，t＞ɗ；这会导致p和t成为音系中的空档，由于p和t比送气的pʰ和tʰ更无标记，所以吸引並、定母清化进入该空档（即拉链作用），遂与其他全浊声母有不同的演化方向。p和t的内爆音化是可以从自然演化角度加以说明的（朱晓农等2009），而由于语音趋向于无标记优先而造成的链式演变则属于一种音系选择机制。

古全浊音清化的演化方向，是汉语音史研究、包括汉语方言音史研究上的一个大问题，音法研究在其间还有非常大的考察空间。

（五）次浊声母的声调演变

与古全浊音有关的还有古次浊音的性质。现代官话方言平声两分，次浊音是跟全浊音走的，读阳平；但古全浊音上声字今归去声，次浊音则跟清音字一道留在上声里。就是说，次浊声母对声调分化的影响可以跟全浊音不一样。有一则历史文献材料也证实这一点：唐代到长安学习汉语的日本僧人发现汉语四声各分轻重（即分阴阳），次浊字与清音同为一方，与全浊音相对，亦即次浊字读阴调（尉迟治平1986）。

从上述材料可以引出如下假设：导致声调分阴阳的并非如流行的说法是“清-浊”，而是气声与非气声，气声为阳调，非气声为阴调；而次浊声母也可以有带气声的响音n m̤ l̤之类与常态的响音n m l等的不同，声调上也可阴可阳。睽之活语言，现代吴方言正存在这样的模式。于是可以进一步假设：在官话方言的祖语里，次浊音在平声里跟全浊音一样是带气声的，所以后来与全浊音一同读阳平，在上声里则是常态响音，不带气声，所以读阴上，也就没参加“阳上归去”的过程（去、入声的次浊音当另说）；在唐代的长安音里，次浊音都不带气声，所以都读阴调；在现代，四声都分阴阳而次浊归阳调的方言，如粤方言，其早期的次浊音都带气声。当然，这个假设也可以讨论。

（六）卷舌的动因

高本汉（1915-1926）构拟中古庄组为tʂ等（它们能与三等韵相拼），罗常培（1931）构拟中古知组为ʈ等（也能与三等韵相拼），李方桂（1971）构拟上古有*-rj-介音，赵荫棠（1936）、李新魁（1983）等对《中原音韵》知照组拟为tʂ等而拼i韵母和-i-介音、麦耘（1992）为《切韵》重纽三等构拟-ri-介音等，这些构拟每每被指为不可能的音，因为卷舌与i是不能共存的。这种指责其实有相当的片面性。

目前对卷舌音及其与i之间的关系还缺乏很好的研究，学界还存在一些误解。这涉及对京剧“韵白”中“知”tʂi、“痴”tʂʰi、“湿”ʂi这类字的发音（李思敬1985:85），以及广东大埔客家话（袁家骅等2001:155）、河南开封和青海湟源的中原官话（刘冬冰1996，芦兰花2011）、安徽查济吴语（刘祥柏、陈丽2015）等方言中，乃至南亚大陆上的一批语言如信德语（Sindhi）中，卷舌辅音与i相拼的音节的描写和解释。

从音法角度说，“卷舌发出的音”（舌尖后音）与“带卷舌音色的音”（R色彩音）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需要理清楚。并非一定要卷起舌尖才能发出卷舌音色（赖福吉2011：220）；卷舌音色的产生关键在于“舌下腔”（廖荣蓉1994），而用舌叶发音也可以形成舌下腔。所以说，“R色彩音”是个上位概念，涵盖了用舌尖和舌叶发出的“卷舌音”。纯粹的舌尖后音（狭义的卷舌音）声母与i相拼也许有一定困难，但舌叶性的R色彩音拼i是没问题的。在汉语方言中，舌叶性或带有舌叶性的R色彩声母相当常见，并常常用tʂ等标写。这种声母拼i也不算太罕见，例如大埔话和湟源话。在汉语历史上知、庄、章组声母字的卷舌性与腭化对抗、消长的长期演化过程中，舌叶性R色彩音应该扮演了起转寰作用的重要角色（麦耘2015，2016a）。了解这一音法原理之后，对音史上的有关问题会看得更清楚。

（七）舌叶声母的元音

一般的元音都是舌面元音。高本汉（1915-1926）从瑞典语把舌尖元音概念引入汉语，今天人们都知道北京话有舌尖元音ɿ和ʅ，音史上至迟《中原音韵》已经有舌尖元音韵母。在《中原音韵》之前，曾经发生两个音变：(1) i＞ɿ /S__#，(2) i＞ʅ /R__#（#是音节边界；S代表舌尖-齿背咝音，R代表“R色彩声母”。）。显然是声母同化了韵母，但其间具体的演化过程，则不是很清楚，尤其是(2)，李新魁（1983）认为是tʂi＞tʂʅ，卷舌声母与i韵母在发音上存在矛盾而使i变成ʅ，而且《中原音韵》中仍有tʂi类音节；而有些先生则认为既然声、韵之间有矛盾，就不可能拼合，所以主张是tɕi或tʃi直接变tʂʅ。

按笔者现在的认识（麦耘2016a），在i变舌尖元音的过程中，可能经过舌叶元音的阶段。舌叶元音是在舌叶部位形成狭窄气流通道而发出的元音，音色与舌尖元音有些相似而不相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舌叶元音并不少见，像张成材（1997）所附录音中的西宁话3号韵母（被记作j）就是很典型的舌叶元音。有可参看曹文（1999）和凌峰（2011）以实验方法对吴语舌叶元音的分析。舌叶元音还不止一种，其被动部位有的偏前（音色近似ɿ），有的偏后（音色近似ʅ），后者如大埔客家话。还有舌尖兼舌叶元音或舌面兼舌叶元音，例如老派广州西关话（袁家骅等2001写作“ɿ”）。由于过去大家没有“舌叶元音”的概念，方言中的舌叶元音大多被记为舌尖元音或舌面元音。

就音史而言，如果假设《中原音韵》时代的R色彩声母是带舌叶性的，或者有这种变体，则它与i相拼自无问题（这种“i”其实也可以是舌面兼舌叶元音），而当时的“ʅ”也不妨是偏后而带R色彩的舌叶元音。无论带R色彩的舌叶辅音还是带R色彩的舌叶元音，都是解决汉语音史上“卷舌音”及其与i之间关系和演化问题的关键。

（八）全浊上声变去声

一般认为，古代上声是高升调，而去声是降调。汉语历史上全浊上声字为什么能变成去声，调形有如此大的改变，一向是个谜。李德超（2015）根据浙江金华盘前村吴语的材料，论证超高调可以通过凸降调（升降调）作为过渡，转变为降调。这为“浊上归去”提供了一条音法演化的通道。

不过，为什么只有全浊上声会变去声，而非全浊音的上声就不变，这仍需要考究。笔者在此暂时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按朱晓农（2007）的考证，古上声是假声；朱晓农（2010）又考证，全浊声母是弛声/气声。是则古全浊上声在发声态上跨了两种特殊的声域，它会因弛声而调头很低、又因假声而调尾超高。可以假设，这种大跨度的上升调更容易变异为凸降调，从而向降调转化。这个假设还有待进一步的语音实验来证明。

三 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相结合

（一）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相结合的效用

从演化音法学（演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立场上看，凡是不能用音法规律解释、或尚未找到这种解释的音变规则及其他音史研究成果，都是不够完善的，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际上，汉语史和任何学科一样，只有“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知其然”。而且，一个个孤立的音史个案，若没有音法规律的背景，就只是“树木”，组不成“森林”，研究者就永远只能“盲人摸象”“管中窥豹”。

相反，一旦深入了解了一个演化现象的“所以然”，就能举一反三，用这个音法规律去观察别的语言、或同一语言别的历史阶段的相同或相似现象，有可能获得相同的或同类型的解释，例如前面二（一）的个案；有了这些解释，反过来对音史事实就会有实质性的理解，而且还有利于发掘音史材料更深层的内涵，例如二（四）和二（五）的个案。这样的成果积累得多了，就可以一步步建立起泛时的音法演化类型库，有朝一日就能摆脱“摸象”“窥豹”的境况，既能细致地观察一棵棵“树木”，又能宏观地看到整个“森林”。进一步地，甚至还有可能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演化方向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这是很诱人的梦想。

综而言之，只有音法研究深入了，音史研究才能走向科学化，才能真正发展。

（二）音法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1.音法研究最基础的方法是语音实验。语音实验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不断创新、更新和“平民化”，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今天音法演化研究之能迅速成为一门学科，有赖于此者大矣。对语音的变异，要从气流供应、发声（喉头活动）、调音各方面去观察，涉及声学、发音生理学、空气动力学，更深一层还要考虑听感、认知、脑神经活动等，要动用电脑和各种仪器，运用一些软件和数学方法（幸好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算太艰深）。希望汉语音史研究的专家们今后都能对语音实验感兴趣。

2.音法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当前的活语言。早期的音韵学以文献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高本汉以来的汉语音史研究（尤其是中古音研究）讲究历史比较，所以现在的汉语音史研究已经很注重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了。不过，那更多是看音类或“音型”（大致的音值），而且倾向于把现代语言视为研究古代语言的材料。音法研究则极其关注活语言中的语音细节，从微观看音理，从宏观提取音法规律、音法理论，希望用这些规律和理论来解释各种语音现象，包括音史上的事实，或用音史材料来进一步印证这些规律或理论。音法研究之运用于音史研究，完全是“以今律古”。

（三）音法研究和音史研究是两支同盟军

把音法研究与汉语的音史研究相结合，将会是今后汉语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方向。事实上，汉语音史研究者一直都努力在追求这种结合，尤其在近些年，随着音法研究一步步在成长，这种努力已经有一些成果。譬如朱晓农的许多工作，除上文已经提及的以外，还有讨论中古群母为什么只有三等韵、邪母为什么容易消失，讨论汉语音史上的元音链移、声调的起源（朱晓农2003、2005、2009）等；又如麦耘（2013）对古江宕摄和曾梗摄入声在后代出现-u或-i韵尾提出的解释。这些成果为音史研究开启了全新的领域。

但是，就总体而言，目前的音法研究还远远跟不上音史研究。有很多音史研究的成果还没概括出音法规律，有很多音史现象还没得到合适的或公认的音法解释。在许多场合，对“为什么这样变”“怎么变过来的”等问题还处在“猜”或者说“蒙”的阶段（本文上面的个案讨论中就有一些是这样）。至于用音法规律来指导及检验音史研究，更是做得少。要实现音法研究与音史研究的有机结合，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太多。

我们希望音史学界的同仁有更强烈的音法研究意识，也希望方言学界，尤其是实验语音学界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个研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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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在“汉语史观暨汉语史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念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始发表100周年”（2015年11月，复旦大学）上宣读。

注：本文发表于《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1辑，为展示之便，微信文字版格式稍作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