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从2024年开始,我国将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再加上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直接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元。
为什么地方上有这么多债务?在过往的金融实践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演变为部分富裕阶层利用以收割利益之工具。在金融监管层面,过度关注表面信用状况,却长期忽视杠杆比例及风险控制的重要性。这样的环境催生了金融领域的“妖魔化”现象,其后果是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政府与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不断攀升。这些问题在过去高速增长的GDP数字及外贸繁荣的假象下被掩盖,但随着外部需求的减弱,依赖内需驱动发展的迫切性凸显,此时方才意识到民众财富增长并未真正实现。过去的经济增长动力如今转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当前亟待纠正金融领域的“妖魔化”倾向,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此轮债务化解的核心目的在于防止金融危机的失控,避免引发更大范围和规模的信用危机。然而,偿债的路径并非简单的偿还债务,若仅以偿还为目的,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这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并不适宜。
我们当前所提及的“十万亿债务化解”,准确而言,是指化解债务信用风险,避免信用危机的出现,进而防止经济动荡。关键在于将短期债务转换为长期债务,高息债务转换为低息债务,隐性债务转换为公众债务,规范债务管理,最小化风险。
国际上流传一种观念,即“内债非债,外债才是债”。例如,某国有企业向银行借款100亿,若无法偿还,企业将面临破产。然而,在当前情况下,国企与银行的大股东均为政府,通过内部协调即可解决问题。这样做既避免了国企的法律意义上破产,又避免了银行产生坏账,只要利息能够支付,债务展期即可,有担保即可。资金在内部流转,左手借右手之资金,右手断不可能自断左手。然而,左手亦不能不偿还,右手亦不能拒绝收回,还需上级部门进行协调。中央对地方的政策指导,实质上是在进行经济的托底,类似于一种债务重组,优化了负债结构,增强了政府自身的信用,这并非增量市场的扩张,而是存量资源结构的优化。此举并非旨在刺激经济,而是为了稳固和改善流动性。
许多人寄希望于通过债务来刺激消费,但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价值。若政府通过借款一万亿来改善民生,未来这笔资金仍需偿还,这实际上仍然是走回了过去的老路。此外,随着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我国也获得了政策调整的空间,因为美联储降息时面临通胀压力,而我国市场基本上与之同步,不存在政策压力。这也是我国仍拥有较大举债空间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债务问题成为我国经济自我纠正与修复的起点。这也意味着地方未来举债或新增隐性债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城市发展速度可能放缓。对于个人来说,体制内人员待遇逐渐与地方发展能力挂钩,从长远来看,“铁饭碗”的概念或许将成为历史。短期内,体制内人员可能还需面对较为艰难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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