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重返人间的那些日子
知青兄弟姐妹们，珍重
二 OO 八年四月，我退休了，开始逐步走出较为封闭的状态，参加了一定的社会活动和知青的聚会。步人花甲之年的知青们，回想起过去的日子，感叹之余，格外珍惜今天的时光。在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的话，是没有人会记得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就如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人对我们说过一声“对不起”！中国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己及人，可偏偏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退休后我习惯去爬山。有一天，当我乘坐11路公交车时，站在车上望着窗外早春的景象，坐在窗边座位上的一个满脸阳光、稚气未脱的大孩子站了起来，分明是在给我让座，我执意不肯，推让着，他却离开座位让我坐下，于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让座的事发生了，我向他表示感谢，坐下了。
望着窗外随着汽车飞驰一排又一排向后迅速移去的树木，一个念头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老了，已经老到要人让座了，这是一个真切的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愿意不愿意，现实就是这样，该来还是会来的。
我感到，暮年的历史帷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拉开了。
二 OO 八年的岁末，我应安徽芜湖“淬剑池”知青网站的邀请，出席了他们的知青聚会，在会上我发表了长篇讲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许多国内网站转发了这一讲话，甚至还有美国的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的专刊上也登了这一讲话，许许多多在海外素不相识的人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讲得太好了！”而他们的共同的身份则是曾为知青。
以下就是我那天的讲话——
知青兄弟姐妹们，朋友们：
我是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三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插队如今属于南京的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我的家乡》的歌曲，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知青之歌》。
老三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专有名词，若干年后的词典中，撰写这一名词的解释时，是要有大学问的。这当中既要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也要有深沉的史家手笔，因为历史造就了老三届，老三届也造成了历史，在这两者之间，老三届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如今他们鬓发飘雪。
当岁月流逝，青春流逝，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时代，又忘恩负义地从我们身边大踏步地离去，并变幻着笑脸去追逐年轻一代时，老三届的内心是悲凉和痛苦的。感情和命运交织在一起，那些怀旧的老歌，那些悲欢离合的聚会，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发泄，对于老三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老三届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恩赐，只需要一点点的关心和一点点的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困难也都是暂时的，这也就是老三届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老三届的精神所在，尽管这当中交织着血和泪，却是得天独厚的。
用一句话形容老三届，那就是有的人，可能一生下来就老了，有的人老了，却依然保持着青春。
我们老三届毕竟活过一次，活得悲怆，活得潇洒，活得痛苦，活得迷茫，这就是历史，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向我们的后代讲：“我曾经是老三届。生命中有老三届插队的这碗酒垫底，这世界上什么样的酒我们都可以对付。
一、为什么写《知青之歌》?
一九六六年当我刚刚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忙于七月份的高考，可是五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内心的青春热血和外来的政治刺激，疯狂地涌上我们的大脑，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却又被政治无情地抛弃，这是我们老三届最大的悲哀所在。我们生活在理想主义时代，当上山下乡来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等待我们的是艰辛、共难和破灭，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都于事无补，那面猎猎飘扬的上山下乡的大旗上分明写着无知和无奈。
今天看来，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一场闹剧，这一代人几乎只有闹剧而没有悲剧，只是这闹剧太残酷了，这一代人几十年来就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梁晓声先生二 OO 八年九月十八日接受南京《现代快报》采访的那句话“知青是被时代抛掷的一代”，太精彩也太经典了。我们成了被放逐的一代，我们的灵魂在流浪。当年的知青运动把我们这些毫无社会经验的老三届学生一脚踢到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让我们为最起码的生计而苦苦挣扎。
艰苦的农村生活固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那时我们常常感到，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复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刚下农村时的一点点美好善良的愿望都被农村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所谓的“农村”“农民”“贫下中农”根本不欢迎我们，说我们是“分配下来的，不要不行”，是来“分他们的粮草”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还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不敢讲哪句话正确，哪句话不正确，然而就是这两句话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天真的灵魂，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无法选择人生。我苦闷过，彷徨过，思考过，而我的懂事和觉醒只是一瞬问的事，是许许多多量变一下子发生了质的突变，因此在那时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那个时代如果我不写也有其他知识青年去写，只是这历史的必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没有想到的就是这支歌在短短的半年里，竟然传遍了中国的大地，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未被报刊发表，未被电台厂播而流传最广的一支歌，连当时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在近年发行的 CCTV 纪录片《百年中国》中有了详细的注解。
二、事发上海
一九七0年春节前夕，上海普陀区的回沪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些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市委又立印向中央汇报，“四人帮”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黒歌进行批判”的指示，要“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小组来抓这件事”。二月十二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来到南京五中要了解歌的全部情况，还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力量收集提供上海所要的有关材料。上海、南京两地的公检法于ニ月十三日去了我当时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同一天，南京五中把这些情况向《新华日报》、《新南京报》社进行了汇报，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方敏指示南京市文教局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专门班子立即行动，二月十九日夜十一点，以任毅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为由将其逮捕，这以后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开始了，我在全市被公开批判了数十场。
五月二十四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南京市委写了判处“现行反革命任毅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六月六日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意见，报省委审批，七月十一日批复，判处任教有期徒刑十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落差呢？“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为什么刀下留人呢？
后来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当时的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许世友将军救了我。在二 OO 二年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中有详细的描述：“黒脸”也罢，“红脸”也罢，草菅人命的事他是绝对不让干的，曾有个南京的下乡学生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度流传全国，到处唱，惊动了“四人帮”,硬说是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定性为“反动歌曲”，下令追查。南京市公检法很快抓到了作者，竟然判处死刑，案卷上报省革委会领导审批，许司令看得非常仔细，看后讲，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什么前科，怎么说杀就杀了，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救人一命。这位知青后来被改判十年徒刑，“文革”后平反释放。
一九八七年在许世友将军逝世两周年时，我专程到河南新县拜谒了将军之墓，给他点上中华烟，倒上茅台酒，深深地鞠了三躬。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我度过了九年。九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在这里消耗殆尽，但是我坚信：我可以坐一时的牢，但决不能坐一辈子的牢，当真没有公理了，因为这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克制就是改造，克制就会进步，这是我在监狱中最大的收获和体会。也是支撑我走过黒暗的信念和动力。
三、所谓“青春无悔”
历史可以粗线条，四十年弹指一瞬间，人生却是细线条，四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可能是真情的流露，但大多数应该是一种不得已，外在的掩饰，带着自我安慰的意味，却又显得十分勉强。那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书读，没有大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没有人格的尊严，焉能不悔；满腔热情被驱赶到农村，回头望去，那理想，那信仰，那狂热，最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岂能不悔；即使是被认为改造自然、改造山河的壮举，不过是破坏生态，破坏环境的劣作，就像那天然湿地的北大荒，还能无悔？！这样讲并不过气，因为“老三届”身上有太多的历史阴影，心灵上有太重的负担，而面对如今来势迅猛的经济大潮带来的冷遇，困惑和艰难所作出的另一种雷同于当初上山下乡的无奈，我还是相信那《国际歌》中说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再也不要相信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只有自己能救自己。
四、为什么又想出书？
一个不会回忆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忘记过去的。
一九九八年，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时，我萌发了写作的热情，当时的心中也是很矛盾的，因为要让受过磨难的人，再描述自己的痛苦时，也必须直面自己和数千万“老三届”的精神缺陷，那是很残酷的，也是很无情的，就好比揭开一个人的伤口，又朝上撇下一把盐。时代变了，我应该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痛苦可以叙述，但没有对自己精神的解剖，没有对那个时代作完整的描述，这痛苦只能是表层的，尤其对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梳理，灵魂的重铸还远远没有开始，如果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如果没有对自己精神忏悔的内容，那么对历史的陈述，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入另一个极端，甚至把已被历史证明是谬误的东西，依然奉为难忘的回忆向后人叙述。爱我们的祖国，同时也要爱她的凄美和苦难。
五、所谓“知青情结”
爱恨交加所产生的就是情结。对于接纳了我们老三届的农村，大多数人都是爱恨交加的。农村是客体，老三届是主体，就我来讲也是这样，我常常驻足于地图前，凝视着我曾插队的那个小点，思绪也会晃晃悠悠地回到那里。尽管在那里曾经禁锢了我生活的脚步，埋葬了我的青春，留下了许多苦涩的回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它。
这个世界很怪，这人也很怪，当年我们老三届大返城时，几乎百分之一百选择了回去，然而那记住我们的却是被我们弃之身后连看也不愿再看一眼的农村和乡亲们。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三届们，无论是否飞黄腾达，腰缠万贯；还是自守清贫，默默无闻，但每一个老三届都平等地长存于留驻我们的大山和田野的传说中。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我们永远的十八岁，永远的青春。我曾经多次随国内外的客人回到那里。在座的也会和我一样，若干年后，当我们从这个世界消逝，化作了一捧黄土、一缕青烟时，我们依然会活在这大山深处，偏僻山村，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六、对于知青运动
知青运动已经过去久远了，对于这久远的历史，有人说是“青春无悔的奉献”,有人说“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还有人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经历的老三届心中明白，因为从泥里水里爬起来的是我们。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这是定论，这历史只能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写吧！
四十年前，当家乡成为故乡，他乡成了家乡，我们成了边缘人！
四十年后，当故乡又成了家乡，他乡却成了故乡，我们已经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下岗，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很自然地涌上我们的心头。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艰辛的、美好的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说都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盛永存！
七、对于个人
我对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后悔。人活在这世上，应该留下一点东西，从这方面来讲，我留下了，留在 CCTV 所拍的《百年中国》里；留在《南京晨报》所编的《南京五十年》大事记里；留在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里。“知青之歌”成了 CCTV所拍的《再说长江·南京篇》的背景音乐。二 OO 八年十一月“羽．泉”在南京举办了专场音乐会，一首《南京知青之歌》竟使全场轰动，起立鼓掌。所谓大丈夫存世，立言、立功、立传，我做到了，人生足矣！
宽恕别人，一切朝前看，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
以健康为中心，好好地活着；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忘记年龄，忘记怨恨；国家不欠我们的，谁也不欠我们的，只是国家遗忘了老三届，的确亏了这一代人。很多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人生只是从圆的起点又回到圆的终点，还有比那时驱赶到农村难吗？我不知道一句简单的“对不起”会使负责任的政府那么难吗？至于对知青的国家赔偿那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考虑的，早赔比迟赔好，总归是要赔的，也许还不到时候，我坚信我能看到那一天。
个人所受的苦难总比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所经受的苦难要少得多，比起那许多冤死的难友，活着比什么都好，三十八年前如果不是许世友将军刀下留人，我又怎能站在这里？老三届的人渐近老态，心态也渐近平和，这是历史、生理的必然。
八、关于南京
我以为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青之歌》已不被人知晓，但一件事却让我长久不能平静，事实证明我又错了。
南京人酷爱爬山，瑰丽雄伟的中山陵得天独厚，只要是天气允许，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市民成群结队从无数条上山的小道攀登到顶峰，周六和周日人会更多，锻炼身体只是其原因之一。登山的路边会有几处歌咏台，没有组织，没有人召唤，一切都是公益的、自发的。当文艺沦为娱乐，当文化趋于破灭，这群人的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那一天，我看到《知青之歌》的大幅歌纸高悬，当《知青之歌》的歌声响起，我的汗毛倒竖，我远远地退在后面，默默地注视着，心中是酸楚，是兴奋，我无法说清，只感到双眼混浊，潸然泪下。谁也没想到，那远远站在后面的老人竟是为这支歌而蒙难的作者。回想到当年的偷偷地传唱，到如今在光天化日底下的大合唱，我终于明白，是非在于公道，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我也终于明白，若干年后，《知青之歌》还会被人长久地唱下去。只要是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知青和知青的后代，也就有《知青之歌》的存在。
我讲完了，知青兄弟姐妹们，朋友们，珍重。
南京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中国知青任毅 二00八年十月一日
连载继续 敬请期待
责编：保卫
上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