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重返人间的那些日子
授权电影《高考·1977》，这首歌属于那个时代
二 OO 九年三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是上海电影集团《高考·1977》的制片人季震奎，“很不容易才找到你，为此花了将近二十多天的时间方才找到你的电话”。他同时告诉我，“《高考·1977》很快就要在全国放映，因为片中用了你的《知青之歌》，牵涉到版权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
当时我没加任何考虑便回答了他：“《知青之歌》你放心大胆地去用，因为这一支歌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而是属于那个时代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给我一张《高考．1977》的碟片。”
看得出来，电话那头的季制片很是意外，他不会想到会有如此简单而完美的答复，还是小心地跟我讲：“你是否给我一个授权，用手机短信发给我。”于是我答应了，便用短信发给了他，内容和我在电话中的回答几乎一样。
很快，这事便过去了，我差不多已经忘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终于收到了上影集团的特快专递，里面如约给我寄来了《高考·1977》的碟片，此时离全国公映的时间还有十天左右，足以证明他们的诚意和信任，同时附上了一份请柬，邀请我去上海参加《高考·1977》的首映式和《高考．1977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高峰论坛，时间是二 OO 九年三月三十日，地点是上海师范大学。
那天，和所有的嘉宾一起，我走过了红地毯，在巨大的签名牌上签上了名，我分别在高峰论坛和首映式上发了言，我讲述了《知青之歌》的诞生以及为此带来的厄运，讲述了我为什么不需要版权以及答应到会的原因……
当我站在讲台上发言时，《高考．1977》剧组的全体主要演员都站在我旁边，在我发言完，孙海英手捧别人刚刚给他献上的花来到我的面前，把花献给了我，并当着全场的与会者对我讲：“你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他的话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引来一阵长时间的掌声。
“晚上，我跟你照相！”说完他回到他的位置上，他的夫人吕丽萍女士早已热泪盈眶。
《知青之歌》终于在它面世的四十年后，登上了大雅之堂，这首在一千七百万知青心中传唱已久的歌终于上了广播，上了电影，其传播的速度那就更快了，这是当年的我们不曾想到的。
晚上，在酒宴上，我和江海洋导演、主演王学兵等人都照了相。在酒宴上我没见到孙海英、吕丽萍夫妇，也许是腕太大了，也许是另有安排，可我还把他要和我合影的事记在心里。酒宴早已散去，我正去专家楼休息，只见一个人急匆匆地跑来问：“哪个是任毅？”我应答了他。
“快点，赶快跟我上车，孙海英要见你！”
我上了车，那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轿车飞快地行驶在上海的高架桥上，大约半个小时，来到市区的一个五星级宾馆，孙海英早等在那里，其夫人吕丽萍小鸟依人地站在他的身边，他又讲了会上跟我讲的话，接着我和他照了好几张照片，一点也不嫌烦。
由于他还有其他的应酬，便匆匆走开了，季制片约我们在咖啡座喝茶，他告诉我：“孙海英主动和别人照相是很少见的，差不多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次，很不容易。”
我从心中感谢上影集团，他们以一部影片公正地给全体知青正名，虽然很不全面，但已经是不错的了。我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我们不珍爱自己的话，这个时代是没有人管你的！”我指的是知青。
知青是一个在特殊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身份，今天，在中国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知青和知青后代的存在，也就有《知青之歌》的存在，因为它已经深深扎根于知青和知青后代的心中。四十年过去了，《知青之歌》还有如此的魅力和影响，那是任何人都不曾预料到的，因为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但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
《高考．1977》在全国公映之前，二 OO 九年的三月十八日，我应《金陵晚报》的邀请，在南京的国际影城参加了看片会，会后的第二天，《金陵晚报》刊登了这一事，报道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歌曲《知青之歌》的作者任毅先生昨天也在现场观看了该片，看完后他向记者表示此片拍得很真实，也相当震撼人心。《高考．1977》的开头，是很多知青扛着锄头走在地里，嘴里还唱着歌，看到这一幕，任毅告诉记者，他们唱的就是《知青之歌》。
《知青之歌》是当年众多知青歌曲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首，用《高考·1977》导演江海洋的话说，任毅这个名字和他的《知青之歌》在广大知青中无人不知。当年这支歌叫《南京知青之歌》，而任毅的名气，绝对不亚于现在的大腕明星。江海洋在前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剧组曾为了歌曲和版权问题找过任毅，当得知是用于这样一部电影时，他坚决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而这首歌甚至曾让他判处死刑，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对于这样一件事，任毅昨天告诉记者，当上个月《高考．1977》制片主任和导演找到他，希望能将《知青之歌》的版权给剧组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在那个年代，这首歌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在此片中，《知青之歌》唱响了三四次，而其中的多处背景音乐，也用了这首歌，对此，任毅说自己深感欣慰，那个亘古未有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往事”栏目谈往事，“鲁豫有约”再回首
在看片会上，我见到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冯乔先生，于是我的上海之行有了一项新的内容，那就是接受了纪实频道“往事”栏且主持人刘凝小姐的访谈，于是有了二 OO 九年二月八日、九日、十日三天晚上九点开始的上、中、下三集长达七十二分钟的《任毅和他的く知青之歌>访谈录》。
许许多多当年插过队、唱过这一支歌的知青在屏幕上又一次重温了当年的插队的历程，再一次引起心灵深处的感动，我在谈到此事时，是平静的，语气是平和的，少年时的血气方刚早已荡然无存，一切似乎还是昨天，历历在目，只是物换星移，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一访谈节目被网易转载，我也时不时打开看看，很多的跟帖令我感动，我不后悔当年的举动，尽管它给我带来无法弥补的过去，但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会如此，人总要给地球留下一点东西，我留下了，也知足了。
我抄录了一些网友的跟帖：
“《知青之歌》那个黑暗年代苦命知青的悲鸣！”
“我们当年都会唱，但从来没有一次能完整唱完，一边唱，一边就哭了，我是68年下的乡。”
“这首《知青之歌》，当年我在北大荒农场时，从上海知青那里学会的，人人都能唱上几句，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歌词和旋律，是两千万知识青年最喜爱的歌曲。”
“和遇罗克等人比起来，还算是幸运的。”
“我不是知青，记得那个时代我听过这支歌，它触动了那么多青年人的心和神经，压抑的年代所有唱的人都流泪了，希望不再回到那个年代。”
“这首歌使我们无数的知青对未来感到迷茫，在心灵中插上一把刺刀，啊，不堪回首的岁月，希望那段苦难的经历仅保留在我们痛苦的回忆中。”
“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晚，那景，那情，那从身边走过的知青成友，这首歌流淌在心里，从没有遁色，那深深的回忆也静静地在心里流淌着，流淌着……”
“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读小学，那时我姐姐是下乡知青，几年后我也下乡当知青时，这首歌已经禁唱了，如今我已是知天命的人了，那旋律仍唤起我的万千思绪。”
“看到这些，我想起什么叫欺骗！”
“看到这段访谈录，我很有感触，谢谢作者写出这么一首好歌，虽然没有看到，但心绪是相通的，希望中国以后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
“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泪流满面，往事不堪回首，愿苦难永远不要再重现。”
“同情，同悲，催人泪下，那是历史的悲哀。”
这此前，二 O 0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我应凤凰卫视的邀请，在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基地做了《鲁豫有约》的访谈。
该期的《鲁豫有约》很快在全国各地电视台和风凰卫视节目中播出，我的女儿是在悉尼看到这一节目的，直呼：“老爸，你真棒！”然而我是在南京看到的，在江苏电视台的某一个频道里已经是很晚的十一点左右播出的，五十分钟的访谈竟然删剪到只有二十多分钟，其删剪的拙劣令人称奇，上下衔接不上，牛头不对马嘴，明显的漏洞叫人一看便知，许多人看了后问我，我只能回答：“这是新闻检查的通病。”在以后出版的《凤凰周刊》随刊赠送这一访谈的 CD 片，人们才有幸看到这一访谈的全部内容，要知道，那么多的人走进《鲁豫有约》，而制作 CD 片的是少之又少的人，我有幸中彩，可见其影响之广。其实，《鲁豫有约》是极其用心来做这一期节目的，不然，他们怎么会在访谈之前，派了那么一个庞大的外景拍摄队伍专程来到南京，到江浦，到监狱，到留下我足迹的每一个地方，其严谨的作风和认真的态度令我感动，所以我十分配合地和他们完成了这一次节目。
《知青之歌》的故事广为流传
出狱以后的日子里，曾有许许多多的报纸、刊物登载了我和《知青之歌》的故事，道听途说，谬误百出，看到以后我都保存了下来，从不做回复。
直到二 OO 八年我的档案在《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展》展出时，一切才真相大白于天下。同年十二月二日南京五大报纸同时刊登我和《知青之歌》的冤案始末，人们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知青之歌》被愈来愈多的人提及，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吴颂今老师专门制作了《知青》的打榜 CD ，送到各电台、电视台播出，央视所拍的三十三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中的《南京篇》的背景音乐就是《知青之歌》。
二O0二年，在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系列片《百年中国》里，“动乱年代，上山下乡”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一九六九年八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频繁播送了一首称之为《中国知青之歌》的华语歌曲，歌曲饱含了知青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对过早结束学生时代，过早地参加体力劳动表示出深深的哀叹。
不久，这支歌曲因情绪灰暗、低落遭到激烈的批判，歌曲的作者——南京下乡知青也因此被捕入狱长达九年之久。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十年间，全国共有一千七百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这一空间的人口迁移改变了新中国几代人的命运。
这一千七百万知青的数字也就第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报道中，这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的历史也就被称为“蹉跎岁月”。
二 OO 六年十一月，由《南京晨报》编辑的“南京丛书”《南京往事五十年(1949-1999)》出版，书中刊登了《く知青之歌》的故事》，于是不久，《知青之歌》就广为传唱，在登紫金山的途中，在社区的文化广场上，甚至在二 OO 八年南京的“红歌会”上大唱特唱，个中往事，令人感叹。
再往前的一九九 O 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外国人唱中国歌”的比赛中，南斯拉夫留学生卡米拉一曲《知青之歌》技惊四座，博得满堂喝彩。
那封杀多年被解禁的深受广大知青喜爱的电视剧《血色浪漫》里就用了《知青之歌》，剧中“羽泉组合”中的陈羽凡就用吉他弹唱《知青之歌》把对方飙下台去。
二 O 0八年，陈羽凡在南京举行专场音乐会，在万人体育馆里，他那压台的神秘的歌就是《知青之歌》，那是他在演唱会开始时对观众讲，“我将唱一首你们南京人的歌”，一曲唱罢，全场起立鼓掌，知道的人心中感动，那不知道的人惊讶：“南京还有这样一支好歌，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天，我可能是唯一坐着没有站起鼓掌的人，早已泪流满面的我已经无法站起。
二 OO0 年，我的女儿从南京外国语学校毕业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留学期间在“澳洲2AC电台”兼职播音、制作、采访等工作，电台里有一很牛的北京去的播音员，他是知青，很早就从事播音工作，字正腔圆，口音纯正，由于我的女儿也很出众，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天，他主动走到我女儿面前，问：“ Aren ,你是南京来的？”我女儿回答：“是的！”
又问，“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也是南京人！”
“什么人？”
“他是知青，编写《知青之歌》的，你在南京一定知道这个人。”
我女儿很长时间没有回话，头依然低着，在看她的文章，终于轻轻地说了一句：“他是我爸爸！”
那北京人一下子愣住了，表情严肃地向我女儿敬了一个礼。“ Aren ，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
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和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如果不是他的挽救，不是他的大笔一挥，枪下留人，我早在四十年前就被处决，成了荒郊野鬼了。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四日，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我死刑，立即执行。六月六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复是：同意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死，是一定的，是必然的。可我之所以还能活在人间，是许世友将军当年的大义之举，写下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段奇迹。
我和许世友将军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在我被判刑之前的生命轨迹中，与他没有丝毫的关系。况且，我的家庭出身又不好，又是“四人帮”钦点的要犯，他完全可以不救我，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一介草民去得罪那权力已到达顶峰的“四人帮”。但是他做了！
他为什么救我？凭什么救我？一直像一个谜，除了当事者心中明白，没有任何人能解开。随着许世友将军1985年的逝世，这个谜也就永远伴随他长眠于河南新县的墓地里。
一九七 O 年，在监狱中处于麻木状态下的我，是不可能了解这其中的究竟的，我只是从干部的口中隐隐约约地听说了一些，心中虽然疑惑，然而有一个信念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会感恩的！许世友将军逝世以后，我分别于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四年两次去给他上坟，寄托我的哀思，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平反以后的那些日子，我细心地收集了许世友的许多资料，在书市，在地摊上，大凡遇到有关许世友的书籍，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我一定本能地迅速地收罗下来。
一段时期下来，我几乎成了研究许世友将军的专家。
二O0二年四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文卿上将所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一书，书中详细描写了许世友当年救我的情况，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是找不到救我的原因。
二 OO 八年十二月二日，南京的五大报纸同时刊出了当年《知青之歌》冤案的前后经过，其中在写到当年许世友救我的情况时，用了“拍案而起”“从死亡线上拉回”等词语，但同样也找不出为什么救我的原因。
其实，时至今日对于救我的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年被他救的人还活着，这已经够了。
一九九三年在我们举办《春华秋实，南京知青上山下乡二十五周年回顾展》,我们调阅了存在法院的当年审判我的案卷，并从中复印了一些资料，已经知道了很多原来并不知道的事情。
二 OO 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成果展》上，我的档案首次公布，并陈列在橱窗里，有关人士答应展后再给我看一下，但一直未能进行。一是由于该档案的珍贵，将申报国家永久档案保存，二是由于我的不甚积极，我实在不愿打开这尘封的历史，再揭开这历史的伤疤，有许多事知道多了反而不是好事，还是少知道一些为好。那个年代人们难免在强权之下，说了一些不得不说的话，做了一些落井下石的事，如今这些人老了，再提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始终相信基督教中的自我忏悔，自己在良心上谴责比什么都重要，还是那句话，相信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美好传统——推已及人。
二 OO 九年的五月二十九日，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的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行五人又一次踏上了从南京到河南新县拜谒许世友将军的自驾之行。
我们的越野车开得飞快，就像我们的心情一样。我们从南京出发，过南京长江三桥，从安徽合肥城外掠过，经六安从叶集出安徽到河南驶上沪陕高速公路，在光山向南，最终到达河南新县，一看车程表，竟有五百三十公里。
进许世友墓园，虽然是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但还是要购买门票的。当我们拿出二 OO 八年十二月二日刊登许世友当年救我的故事的南京《现代快报》给他们看，那略有醉意的馆长立即兴奋起来，免去我们的门票，并亲自陪同我们一路游览、参观，还安排了解说员全程陪同解说。
那天，天气异常阴沉，灰蒙蒙的天空上没有一丝阳光，大别山的余脉从安徽一直延伸到河南，山清水秀，树木郁郁葱葱，一幅原生态的景象，将军就长眠在这大山中，在他的墓地上方是他父母的长眠地，在他的身后就是他当年的故居。
在许世友墓前的台阶两旁，堆放着无数个祭拜后用过的空茅台酒瓶，一层一层，一排一排，十分壮观，别有情趣，反倒成了许世友墓地的另一景观。
当我们拉上横幅，给许世友将军倒满茅台酒，敬献上绿豆糕、盐水鸭等南京特产时，奇怪的现象瞬间出现，那已经阴沉许久的天空，突然放晴，一缕缕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出，顿时深处大别山的许世友的故居和墓地沐浴在阳光中，连陪同我们的馆长也惊呼：“奇了怪了！”在这灿烂的阳光下，我们举行了拜谒仪式，短短的一个小时后，在我们结束时，阳光又收敛于厚厚的云层中，直到我们离开，再也没有出来。
这一次来和前两次大不一样了，墓地经过了整修，广场上安放了许世友的大理石塑像，纪念馆也建了起来，邓小平同志当年批示“同意土葬，下不为例”时还有的“六不准”，早就过去了。
我感到再一次地了却心愿。此生如有可能，我还会再来，毕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
此行，虽感到疲惫，当日去，当日回，往返十八个小时的路程，但心中释怀。
在事并不如烟，对许世友将军的感激和缅怀之情都在浓浓的茅台酒香中沉淀……
一个终于解开的谜
一九八五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上午，时间大概是九点钟左右，一辆挂着南京部队001号牌照的军用吉普车在南京秦淮区的偏僻小巷——胭脂巷内的南京艺新丝织厂的厂区停下，从车上走下来的竟是时任南京部队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他一身戎装，领上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的，脚穿一双平底布鞋。看得出来，暮年的许将军已显老态。行动也见迟缓，他的秘书一直小心地扶着他。
南京艺新丝织厂只是当时南京工艺美术公司管辖的一个大集体性质的工厂，主要生产伊斯兰宗教毯和其他艺术挂毯，在南京诸多的大工厂里根本没有什么名气，对于江苏省第一号大人物的来访显得不知所措，还有几分慌乱，他来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事先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当时分管技术的副厂长胡居良接待了他，销售科的一些人员陪同在旁。
在展品陈列室里，许将军看到那琳琅满目的产品，连连说：“好看！好看！”他尤其对一种图案是花瓶的挂毯盯着看了很久，看样子十分喜欢，在一旁的销售科的同志就对许将军说：“许司令，你喜欢这花瓶毯吗？我们送给你！许将军回答：“不行，不行，那是犯罪！”在展品陈列室里，许将军坐了下来，休息一下，又继续看了下去，时间长达半个小时左右。
陪同许世友将军来的只有他的秘书、女儿和一个司机，此时的许将军看得出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说话也仅仅是简单的几个字，步履缓慢，眼神凝迟，大家都很吃惊和纳闷，如此状况下的许将军怎么会想到来我们这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小工厂？
平反出狱后的我，被安排到的正是这家南京艺新丝织厂，我在这个厂里共待了八年，那一年我是供销科的副科长。那一天十分不巧，我出差去了无锡，没有在场。如果那天我在工厂里的话，我也一样会去接待他，甚至我会想到向他跪下叩几个响头，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半个小时以后，许将军在大家的搀扶下走下楼来，又坐上吉普车离开了南京艺新丝织厂，此时厂里的工人大都在车间里，根本不知道这一个大人物的来访。
许将军走了，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去。
四个月后的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将军溘然而去。
直至今日，当年的朋友在一起聚会时常常会提到这一件事，也始终感到不解。冥冥中的我似乎感到也许是许将军还在关注着我，关注着那个当年被他枪口救下来的我，也许这只是我的一种奢望，也难免有点自作多情了。
然而这又是一个谜，和许世友一生中许许多多谜一样，似乎没有任何人能解得开。
然而，到了二 O 一二年八月十一日，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这一天，我有幸见到了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女士。在交谈中，许华山女士告诉我两个情况，其一：“一打三反运动过去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忽然对许世友将军发难，指责许世友将军包庇反革命，以及在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的庆典中过分张扬和突出自己。许世友将军十分气愤，当即要找张春桥算账，被周总理按了下来。细想一下，我不就是当年被许世友将军“包庇”下来的“反革命”吗？！其二，是关于一九八五年春末夏初许世友将军来到南京艺新丝织厂的那个早上。许华山女士说道：“这一天的早晨，我父亲突然对李文卿（许世友的秘书）说：“去看看那个写《知青之歌》的。”李文卿立刻寻找电话联系，将近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有了收获。但为什么去？去干什么？我父亲一般是从来不说的，他的话很少。”这就是二 O 一二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的华亭宾馆，许华山女士为我解开的谜。
是的，至于为什么去？去干什么？唯有许将军心知肚明。而我，已经无需再去破解了……
结束语
五十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但是，知青和知青运动的话题，在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代之间还远远没有过去，这是他们和共和国以及决策者无法绕过去或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你提也好，不提也罢，这个问题将长久地也可以说永远地存在下去，毕竟这事影响太广泛也太深远。
我个人也想绕过这个问题。
但是，工作的艰辛和生活的劳累常常使我暂时忘却，但一静下来，眼前晃动的还是当年的景象，这已经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了。我也不想轻易触动这一敏感的神经，不想反复提及当年的遭遇，这如同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
谁也不想纠缠历史，但谁也不应过于健忘，特别是那场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浩劫。不深刻地反思“文革”，就难以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而这样的反思，应该是全民族的。
出于这样的目的，我把《知青之歌》和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理解我们当年所走过的知青之路，尤其是年轻的读者，当你们停留在我们曾经的知青驿站时，当你们在惊讶或困惑中品读了知青的历史，你们对“知青”这个名词还会感到陌生和漠然吗？
知青运动已经久远了，对于这久远的历史，有人说：“这是青春的无私奉献”,有人说：“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人说：“这是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
我的故事讲完了，或许会提醒如今的我们，放慢脚步，参考过去，现在和将来如此，我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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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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