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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向善人生》，首次发表于2017年“苏州知青公众号”，后编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苏州记忆》。今日重发此文以纪念“金牌老娘舅”万汝藩先生逝世五周年。
万汝藩，1969年赴黄海农场，下乡十年，是苏州知青公众号连载《黄海岁月》和《回城岁月》的作者。万汝藩在企业里是法律工作者，退休以后被公安聘为人民调解员，一直干到70岁，成功调解两千多件民间纠纷，写下了《一个人民调解员的话》、《典型案例110》和《派出所常见纠纷疑难调处50例》等三十多万字的书。苏州电视台曾有一档节目“金牌老娘舅” 多年跟踪万汝藩民事调解的足迹。
万汝藩，在他从“人民调解员”的岗位上退下的第三年2019年10月27日，因患食道癌、贲门癌不幸去世，享年72岁。
作家燕华君为《苏州记忆》写《序》，她评价有梦想有理想有思考的一代知青：“一颗心用来流血，一颗心用来宽容。”万汝藩就是这样一位知青。
（上图为当年留下的影像资料封面）
他平生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路上两人因骑车相撞争吵，A的自行车轮被撞歪要索赔，B口袋无钱，他掏出十五元化解了纠纷。在路边理发店，父亲棒打不听话的儿子，他出手阻止，耐心相劝。
他退休后，被聘为驻公安派出所的一名人民调解员，在六年半时间里，他成功调解了2053个各类型的民间纠纷（统计至采访前）。他不会键盘打字，用手写板写下了《一个人民调解员的话》、《典型案例110》、《派出所常见纠纷疑难调处50例》等三十多万字的书。他的调解室，被评为“优秀调解工作室”；他被市司法局授予首届“百佳”人民调解员称号。
他是今年（笔者采访时2017年）69岁的万汝藩。
（万汝藩在调解工作室）
下乡时为康庄农民鸣冤屈
“这是我当知青时，做的极有意义的一件事。”万汝藩说，第一次帮人家打官司是在他下乡的时候。
1975年，万汝藩是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三营十一连的知青。兵团农场隔河的东南面，就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康庄大队。
女社员尹恒花美貌出众，与蔡青松结婚后，恩恩爱爱生有两子。当时的大队书记姓赵，看上了尹恒花，但尹恒花不从。赵某便找机会报复。有一天，大队里抓到一个贼，赵某诱导这贼：“你的同伙中，是不是有个叫蔡青松的？”这贼即说“是”。
蔡青松“撬门扒窗，扰乱社会治安”被关押起来。一连几天的“学习班”蹲下来后，赵某还不准给蔡青松饭吃。看守他的民兵中有位同村人，同情蔡的遭遇，偷偷送给蔡几个山芋和一把镰刀头，让他削着山芋填饱肚子。换班时同村人忘了打招呼。另一个看守民兵杨某见蔡有镰刀头便上去抢夺，两人争抢中割破了杨左手臂。蔡青松又获得了第二条罪名：“杀人害命”。蔡被吊起毒打昏死过去，即送往县医院抢救。医院的医生说：“你们抬个‘死人’来做什么？”但蔡青松命大，又活了过来。
在医院蔡依然被人看守着。蔡青松毕竟年轻，治疗几天后，他觉得可以下地行走了，趁人不备逃出医院，可没走多远就被抓住。于是蔡青松有了第三条罪名：“企图越狱逃跑”。这三条罪名加在一起，就被当时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丈夫含冤被判重罪，尹恒花四处诉说着蔡的冤情，寻求拯救丈夫的希望。在邻近农场，当时“兵团”的地头，她与“看青”的知青毛邦俊认识。她对毛邦俊讲了丈夫的冤情。老毛听后说，我们连里有个知青文章写得好，要不要请他帮着写个状纸试试。
尹恒花当然答应，“死马当作活马医”。她把先前写成的零零碎碎材料交给了老毛，再由老毛转给万汝藩整理。
万汝藩接到材料后，抓住该案的实质重点和疑点，写好了申诉状。尹恒花将此申诉状递上当时的“革委会”。第一次重审，蔡案从死缓被改判无期；万汝藩再次写了申诉状，最后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蔡青松的命保住了。
就在蔡青松坐牢期间，尹恒花为躲避赵某的不断骚扰，与蔡离了婚，与困难时帮助她为蔡申诉的一名青年结婚，一起抚养蔡的儿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蔡青松已服刑八年半的时候，在清理冤假错案中，蔡青松被无罪释放。当时的县里赔偿了蔡青松三千元钱。这笔赔偿,在当地农村可盖三间瓦房。
事隔二十多年后，万汝藩回农场十一连看望老连队和老朋友。他借辆自行车骑着去康庄，找到了蔡青松靠近中山河边的家。
万汝藩自我介绍后，蔡青松激动万分。蔡青松说，他知道是农场一位知青帮助他申冤才能够活到今天，出狱后曾经去农场找过，但知青都已经回城了。
由于当时尹恒花拿到的申诉状，是通过知青老毛转递的，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蔡青松和尹恒花都不知道这位知青叫什么。直到二十多年后，恩人自到家门口时，蔡青松这才知道这位知青的名字。
万汝藩（右一）与同伴在农场
自掏腰包帮知青后代打官司
万汝藩回城后，被安排在苏州市建筑材料公司工作，当了一名业务员。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山东枣庄参与诉讼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成功为单位挽回了经济损失。
领导看这小伙子打官司有章法，后来就把他调到公司的“法律办公室”工作。万汝藩正式以单位“特别授权”的委托人身份，频频走上了法庭。万汝藩帮助单位打官司出了名，单位里职工纷争、家庭琐事、邻里纠纷，甚至夫妻离婚,都来找他咨询，请求帮助。
有一天，原农场连队的一位韩姓知青给万汝藩讲起一件事。他们连里已故知青的儿子阿良，向他的叔叔讨要拆迁房屋款，阿良非但没拿到拆迁款，而且无房可住。听完此事后，万汝藩异常激动，马上去把阿良找来，他要帮他。
这桩案子颇为复杂。在农场知青大批回城的前夕，知青张也青投河自尽了。张也青当时已经结婚，妻子是浙江温州乐清人，婚后生下一子，就是阿良。
张也青是苏州父母的养子。他死后，妻子改嫁回浙江老家。张也青在苏州曾经住过的房子是祖上遗产，有一百多平米。遇上房子拆迁，阿良的叔叔认为：阿良是养子所生，其母又改嫁，是一个与这个家庭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他不可能有财产的继承权。
万汝藩认为，张也青虽是养子，但并不影响他的继承权。张也青死后，其子有代位继承权。打官司要钱，阿良拿不出，万汝藩去和妻子商量垫付。开始，万汝藩妻子不理解。他说：“就算我们多了个儿子吧！这个忙我们应该帮。”在万汝藩的努力下，阿良胜诉，阿良要回了四万多元的拆迁款，并用这钱买了一套房子。
万汝藩说到这里，眼眶有点湿润，声音有点哽咽：“张也青是同我们一起坐船到农场的，可是没有能和我们一起回来，这是个历史的遗憾。现在，终于能为这位已故知青的后代帮上点忙了。”
四天三夜为十七位民工讨工钱
2011年，还有五天就是除夕了。十七位农民工心急如焚走进南门派出所，诉说某装饰公司拖欠了他们的工资。民工们说：“我们一点钱也没领到，怎么回家过年啊？”
为尽快解决问题，万汝藩把装饰公司的四位股东全部请到调解室。原来，这家公司一名项目经理不久前突然死亡，而死前已将应付工人的十六万元工资赌光了。
公司四位股东认为，他们已经支付工资了，没有责任。老万分析案情后指出关键点：项目经理死亡与本案无关，而该项目经理生前由公司任命，他挪用工人工资，责任该由公司承担，应当实际支付工人工资。
为让农民工尽快拿到工钱，在调解室，老万连续工作不回家，与公司的四位股东摆事实、讲道理。先有两名股东同意支付了，还有两名股东坚决不同意。老万继续做工作，提出按股份比例分别支付的方案。期间，有三位农民工有急事先回家，全权委托老万，不管最后能拿到多少，钱先放在老万手里。
四位股东终于同意给钱了，可是公司东凑西拼也不够全部的应付工资。此时，老万再与民工商量，除一名民工家境特别困难，大家同意全额支付工资外，其他人可以减半领取。这个方案，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工资由老万代发，民工们排着队，一个一个进入调解室领钱，老万一一与他们道别。当最后一位农民工领完工钱时，时针正好指向小年夜晚上九点整。
此刻，在这间调解室里，老万已经连续工作了四天三夜，九十个小时。老万站起身来准备回家。当他推开调解室房门的一刹那，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在雨夹雪飘荡着的昏暗小院中，十四位民工还都静静地站在那里。
“你们怎么还不回去啊？”老万问。
“我们只想最后向你说声谢谢！”民工们整齐地向老万鞠了一躬。
民工们拉着老万的手迟迟不离去。他们商量着要去做面锦旗送老万。老万连忙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别花这个钱了。如果有这个钱，给你们的孩子买把糖吃吧，也算我祝贺他们新年快乐啦！”老万目送着民工走后，心里一块石头落地。然而，此时的他感觉到全身乏力，瘫倒了下来。老万被送进医院，去挂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