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重返人间的那些日子
依依难舍五中情
回到南京后，我一直想重回五中，那是因为我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不仅是因为我在那里生活、学习那么久的日子，而是在我的心中实在割舍不掉的那份情。如今的五中名气大多了，声望也高多了，可在我的心中，留下的还是过去那平民化质朴的有教无类的学习环境。
如今的五中已被林立的高楼层层包围，唯有校门口的那座教堂还是当年的模样，我多想再坐在紧靠宫后山的贫民窟的那平房教室里，窗外飘来阵阵居民清晨点煤炉时五味交织的气味和卖杂货的老头的叫卖声……可这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一九八 O 年的一天，那是初春的日子，我悄悄地来到五中，出狱不久的苍老和灰色，一般人很难认得出我，我轻声地用几许哀求的语气央求老校工能否让我进去看一看，我告诉他，我是这学校的毕业生，是下农村的老三届。我认出了他，还是当年的矮老头，姓张，在我的印象里，他的记忆力很好，对我很熟，尤其是1964年那场江苏对苏联的篮球赛，我们半夜回去，是他给我们几个留的门，使我们避免了一场麻烦。可他却没能认出我，也难怪，岁月的沧桑使我的变化太大了，当年在他印象里我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向上的形象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说：“你进去吧，五中的变化太大了，你一定不认识了。”说这话时，他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感。
我回到了五中，又看到了曾经读书的地方，我又一次体会到感动，我曾认为我经过了这一场浩劫再也不会被什么感动了，看到校园里那许许多多和我们当年一样的少男少女们，青春美丽让人心痛。可当我懂得珍惜和向往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再回来时，我们已经不再拥有青春。曾经的青春里，装满了笑声、眼泪、旧吉他、长发长裙、白衣蓝裤小白鞋以及诗，以及梦。多少年后，我以为岁月的沧桑已经让我忘记冲动时，一曲美丽悠扬的歌声又在身边响起，那是我们熟悉的《五中圆舞曲》。
绿树丛中见楼房，美丽的教室一幢幢，早晨书声一片响，夜晚灯光亮堂堂，啊！这就是我亲爱的五中，这就是我生长学习的地方。
我想，此时此刻，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五中老三届们，听到这支熟悉的歌声，能不叩响灵魂中的感动吗？
如今的人们一旦提起五中，除了它是一个名校外，联想最多的是“五中八八”和《知青之歌》以及乡愁诗人余光中。
疲惫的现代人被骗怕了，给自己加固加厚了与真情的隔绝，然而有一种穿越真情的感动，这感动是无法抗拒的，那就是对失去青春和过去岁月的感动。
我默默地走出五中，不敢再向后看，实在是太酸楚太难过了，泪水潸然而下……还是不回去的好。
然而我还是再一次地回到五中。
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是南京五中五十四周年的校庆，我应邀给五中两千多名师生作了一次报告。
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我是任毅，南京五中六六届高三毕业生，一九六八年底插队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那首流传全国，被广大知青传唱的《知青之歌》，为此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判处死刑，后在许世友“刀下留人”的批示下，捡回了小命一条。一九七九年初彻底平反。今天，我又回到五中，回到培养我、教育我的母校，一切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在座的有我熟悉的张校长、郭校长、詹天来老师以及许多过去的同学如今的老师的学友们，还有你们——同一个校园、同一片蓝天下的学弟学妹们。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当我们刚刚从五中高中毕业时，正忙于七月份的高考，可是五月份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时间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内在的青春热血受到狂热的刺激，使单纯而幼稚的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我们过早地卷入政治，又被政治无情地惩罚，这是我们那个时代老三届最大的悲剧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接受的是严谨的正规的有教无类的五中教育，当上山下乡运动突然来临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了，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是艰辛、苦难和痛苦。那时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又于事无补，那面上山下乡猎猎飘扬的大旗上分明写着无知和无奈。
当年的知青运动把千百万毫无社会经验的青年学生下放到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让我们为最起码的生计而苦苦挣扎。
我们是高中毕业生，尚能勉强照顾自己，苦的却是那些初中生，一九六六年读初一，一九五二年生的，闹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什么课也没有上，什么知识也没学到，十六岁花季年代被驱赶到农村。我曾经跟五中当时的校领导去江浦汤泉公社看过他们，那是一个严冬，屋外大雪纷飞，屋内阴冷潮湿，三个五中初一的学生蜷缩在一个土炕上，围在几床棉被里瑟瑟发抖，那几床棉被已脏得不成样子。掀开早已熄火的冷灶，映入眼帘的是一锅黑不溜秋的山芋和放在灶台上那一碗南京著名的土特产——大萝卜响，花花的盐的结晶在黑漆漆的小屋里闪闪发光，生火的柴早已没有了……
在座的学弟学妹们，你们当中还有几个能知道南京还有这样一个土特产的？
就是这三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初一的学生，其中的一个竟然曾把一大群鹅从他插队的公社一路赶了十多公里，最后在南京大桥下被守桥的战士阻挡不让前行，他那孩子般的苦苦哀求下，战士最后破例放行让他和一群鹅上了大桥。这也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没有过的现象。他回眸一阵坏笑，一群鹅，高昂着头，在一个破衣烂衫孩子的率领下，浩浩荡荡过了大桥，这就是我们五中的学生，高智商的五中的学生，只是时代屈了他。
在座的同学见过虱子吗？我想一定没有见过，那些长得像芝麻大小的虫子专门栖息在长年不换衣服，长年没洗澡的人身上，叮你的肉，吸你的血，搞得你整天浑身奇痒无比，心烦意乱。我们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一天天地熬着。一段时间下来，我们也学会了跟当地的老乡一样，累了，田头，山地，牛圈旁，粪车边倒地就睡。渴了，河边捧上一口水就喝，管你干净不干净。有空了，躲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蹲下，脱下衣服，裸露着上身，用手指专心地在衣服缝里仔仔细细地寻找虱子，放进嘴里“嘎嘣”一下咬死，然后吐去。站在一群当地老农民当中，已经分不清谁是农民，谁是下乡的知青，我们比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
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空虚，我时时感到，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在反复地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刚下农村时的美好善良的愿望早已被眼前的现实击得粉碎。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两句话，我们不敢讲哪句话正确，哪句话不正确。然而就是这两句话时时困扰着我们的灵魂。我们根本无法选择人生，根本无法选择历史，一切都早已给你定死，注定你选择出卖体力，哪怕你再有文化，再有知识，更何况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陷入了苦闷，陷入了思考……而我们的懂事，我们的明白，我们的觉醒只是一瞬间的事，只是许许多多平日里的量变一下又发生了质的突变，因此在那个时代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只是历史的必然，我相信，如果我不去写，也会有其他人去写，只是这样的必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你们知道这支歌吗？如今人们一提到五中，除了它的响亮的名字和辉煌的历丈，被更多的提起的是“五中八·八”和《知青之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经过任何报刊和广播宣传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支歌。在那个年代，在八人共唱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这是不可思议的，简直是个奇迹，为什么呢？因为歌声代表了广大知青的心声，代表了他们的思想和情绪，给了他们宣泄的途径和心灵的慰藉，因此，才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即使在我被抓后的年月里，《知青之歌》反而传播得更广更远，更普遍，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到今天人们还在唱。
在那个年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凭着这支歌，在有知青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也许这也是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因此这支歌被称为“知青的国际歌”。
《知青之歌》于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深夜写好以后，我冠以“南京五中集体词曲”的署名，那是因为我是从五中出来的，我对五中有一种深深的感情，我只是千千万万知青的代言人，执笔者。当后来我被“四人帮”点名批示被逮捕后，我都承认是我一人所为，与五中并无关系，那是我不愿给五中丢脸难看。我永远忘不了在我被判刑后，五中的老校长吴菊亭在监狱中看我时所说的话：“不要跟我讲什么对不起、给五中丢脸的这些丧气的话，老校长不爱听，我告诉你，不管你到哪里，干什么，你都是我的学生，我都是你的校长，责任由我承担。”望着伫立在寒风中自发苍苍的老校长，我一时语塞，泪水沿着脸颊潸然而下。
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四日，即我写《知青之歌》一周年时，我被当时的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印执行，同年的六月六日，当时的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批复“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七月十一日，许世友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使我成为在七月三十一日枪毙的二十五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而那二十四人统统被枪毙了。这以后我被以“现行反革命”判了十年，在平反出狱后，我专程于一九八七年去了河南新县，给许世友上坟，洒下茅台酒，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
这是新中国的历史上，难得见到的被同级政府两次判处死刑而没有处决的案件，荒唐之极，却又奇妙之极。
这以后，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我度过了九年的牢狱生活，我的青春，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四人帮”摧残殆尽。
今天在这里，我不想说教，因为我的孩子和你们一样的花季年华，她正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上高二，我知道你们需要听什么，不喜欢听什么，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肩膀上一定要长着自己善于思考的脑袋，一定要有自信心和克制力，克制就是进步，克制就有胜利，这是我在监狱里的体会。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相信正义总归要战胜邪恶，后来的事实已证明这一点，“四人帮”倒了，我出来了，从地狱回到人间。
回过头来讲一下你们，你们很苦，你们很累，但你们幸福，你们自豪，你们跟当年的我们是两个根本无法相比又截然不同的群体，当我看到我的孩子每天早上六时起床，起床时依依不舍的是温暖的被子，晚上十一时睡觉，睡下时你刚一转身她已进入了梦乡。她告诉我：“屁股已坐出痔疮。”她告诉我；“为生活所追，没有办法。”她又告诉我：“都快成了机器人。”听到后我的心隐隐作痛，我也曾想放她一马，让她自由一些，轻松一点，可严峻的现实又使我不敢造作，那苦难沉重的中国人民好不容易到了二十一世纪，那前拥后推的近十三亿人口的大军滚滚流动。在座的同学大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是“只有一个”，一个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成功了就是百分之一百的成功，一个失败就是百分之一百的失败，哪一个做父母的愿意承担这百分之一百失败的命运呢？话又说回来了，你们的上一辈既是无产者，也是有产者，所谓无产者是相对于富者来讲，我们的财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谓有产者那是因为有你们，孩子是父母最大的财产，只要孩子在，孩子有出息，再大的苦难，再大的牺牲，我们都愿意承担和付出。我从不强求孩子，严厉的管束还得靠孩子的自觉悟性。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的那条深深的代沟，我承认这个现实，我不想改变这个现实，因为那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一定适得其反。只是希望孩子能理解我们所走过的路，理解我们的苦楚和用心，也就心满意足了。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代的白衬衣蓝裤子又怎能和今天的“耐克”“阿迪达斯”相比。如果还把思绪停在那个年代，你不是“老古董”就是“少一窍”，或者就是你们常挂在嘴边的“农转非”。
平反出狱以后，我干过工人，做过科长，经理，也混了几张大专文凭，三年前下岗，如今在一外企驻宁办事处工作，回首往事，付出的太多，太惨。
五中是个好学校，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学校，你们比我们幸运，你们正逢盛世，世界是属于你们的，我真羡慕你们，还夹带着一丝丝的妒忌。
谢谢五中的老师和同学们！
我的讲话受到了五中师生的热烈欢迎，全场鸦雀无声，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了去。张校长告诉我，这是五中请人做报告最精彩的一次，可后来得到的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那就是居然有众多的五中同学说“我们如果生活在任毅他们那个时代多好啊”。
听到这里，我很吃惊，我们的教育正在出现问题，而且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可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多，或者是不愿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学校做报告了，尽管有好几个学校邀请我。
当然我也听到许多让我欣慰的话，有的同学给我献上五中的纪念章，对我说：“任毅
我们敬佩你！”也有的同学讲“为五中有这样一位校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还有的同学告诉我：“五中的音乐老师还在教我们这支歌……”
再回溧阳
重回人间的生活已经很久了，我充分体会到最美好的生活就是自由的含义，过去在监狱里想都不敢想的事都成了现实。
我成家了，立业了，有了后代，生命的传承已转在下一代，生命的结束也很值得了，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然而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再回到溧阳那座关押我将近九年的监狱去走走，去看看，再去体验和回味那时的艰辛和甘苦。
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到溧阳，每想到它，就会从心底升起诅咒和憎恨，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时的困境和悲凉，也就有了再回去一趟的想法，这种矛盾的心理无时无刻地煎熬着我，这一晃就是三十六年过去了。
二 OO 四年七月十三日，我，小魏和小马，当年的狱友，又到溧阳去了一趟，那熟悉的地方已存在记忆中，沿着记忆的思路，我们鬼使神差地将车停在一个路口，于是我下车探问“蚕种场在哪里？”答话的老农顺手一指：“进去就是蚕种场。”本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很难辨认蚕种场的位置，没想到竟这样轻而易举地来到它的面前，生命中也许注定我们很难离开它。
当年蚕种场就在这路口的里面，只是简陋的砂石路换成了水泥路，监狱早已废弃了，变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唯有高墙上的电网依稀可见。高高的岗亭还挺立在那里，围墙上和大门边上当年的红漆大字清晰可见，看到“认清形势，认罪服法，加速改造”的标语，仿佛
又在昨天。空荡荡的监狱里，我曾经睡过的地方迅速映入我的眼帘，我仿佛又看到光着头的我正坐炕上。监狱已废弃多时了，已作为承包监狱土地农民的住处。这些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根本不会相信我们曾经住在这里，看着我们衣着鲜亮，还以为是房地产开发商。
曾经漫山遍野的一千多亩桑田早已砍伐殆尽作为农田，一望无边的丘陵山野里远远看见孤零零的残存的桑树在夏日烈焰中摇曳。看到我们的到来，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公安感到吃惊，絮絮叨叨地跟着我们不停地述说着当年的辉煌。
“这蚕种场是溧阳地区整个劳改系统中效益最好的。”
我们看也不看他一眼，心中却在说：“这最好的效益却是千千万万当年在这里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的劳改犯在非人的待遇下换来的，这当中就包括我们。”
监狱门口的红漆大字，好像在提醒我们记住什么，却又好像在嘲弄什么。
掩藏在深山中、荒野里的当年几十座监狱如今大多已关闭，只留下为数不多的漂亮、整齐又威严的几座，犯人们也已经不再走出监狱工作，而终日在室内。“落实公安六条”等大标语贴满监狱四周。只是岗亭依然耸，岗亭上狱警的刺刀依然闪光。
我们来到了场部，场部在深山中，大山四面环绕，郁郁葱葱，十分秀美。当年我在医院住时来过这里，可只是关在医院里，根本不知道四周会有这样美丽如画的风景。
我们来到过去在一起的狱友张成国的家中，他是因为无法回南京而留场就业的，多年来凭着自己的勤劳和付出混得不错，再也不是过去那灰头土脸、唯唯诺诺的样子。如今在人民币面前人人平等，他和当年管教干部住在一样的商品房里，进进出出，没有任何不同，只是档案中那黑色底牌永远存在。
他住在二楼，屋内陈设富丽堂皇，而在三楼住的却是当年管教他的指导员，已经退休。当年的指导员常常到他家串门，可他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三楼指导员的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记忆中无法拂去的过去？他对我们说。
“我高兴就理他一下，不高兴我懒得理他，他能拿我怎么样？还像过去那样对我，没门！”
吃过饭后，我们便开车回去了，再次经过蚕种场时我们又停了下来，我们在岗亭前那道熟悉的白线上站下，大声地喊了一声当年不知喊了多少遍的“报告班长，犯人进去”！只是没有立正，只是很随便，只是带着微笑。小魏又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敲背！”于是我们一阵大笑，此时当年的“犯人”还在，当年的班长，当年的管教干部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当年我们都还是小青年，在武装押送下，坐在密不透风的军用卡车一路颠簸来到这里。如今我们都已经五十开外了，坐在自己舒适的带有空调的小轿车里，身边响起的是从车载 CD 机传出的《知青之歌》,一路行进在高速公路上，完全是天上人间，物是人非了。
这以后的二 OO 七年六月四日，我和德籍华人陈星先生以及法国电视台的夏乐女士又去蚕种场为我的专题片拍外景，却被一个老公安举报，在溧阳竹箦煤矿的派出所里扣留了四个多小时。在经过溧阳——常州——南京——外交部的一路查询，最终放了我们，然而为此延误了夏乐女士的班机时间，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不就是拍一下外景吗？
二 OO 九年二月九日，我和一大帮南京的狱友再次回到溧阳，我开始明白，不是我一个人的思绪没有离开溧阳，他们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感受，那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一段经历早已经是刻骨铭心，永远忘不了的了，恐惧和苦难，会加深人的记忆和怀念。
我不禁想起台湾作家李敖说的话：“世界上有两个锻炼男子汉的地方，一个是战场，一个是监狱，只有战胜自己，你才能挺过去，如果不能，你会变得痛苦不堪，难受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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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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