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振清
今年是甲辰龙年，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用来纪念共和国成立75周年。写什么呢？写祖国的强大？写人民过着幸福生活？可写的内容实在太多，但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题材。——题记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乘坐火车到西安参加“府谷文学周·长安改稿会”。那一天正好下着毛毛细雨，我睡意全无，跳下卧铺坐到车窗口，尽情欣赏着陕北大地的锦绣山川。过去的陕北由于气候干旱，山头光秃秃的，给人的感觉很荒凉，经过几十年植树造林，特别是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现在正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火车一会儿穿越山洞，一会儿在河川驰骋，映入眼帘的有楼房参差的村镇，庄稼碧绿的田园，林草丰茂的山峦……到了延安时已经是晚上10点，只见城区灯火辉煌……延安——我心目中的圣地，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宝塔山、延河、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遗址的影子……
延安，曾用名肤施，历史上是军事重镇，古称延州。1935年，有一支病痛伤残、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几千人军队来到这里，他们就是“长驱二万五千里，转战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不被国民党军队消灭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内被迫做出大转移的决策。八万多红军开始长征后，包括中共中央最高层的领导，其目标地也不够明确，大家的意见不统一，有的说去湘西，有的说去四川，有的说去云南，可没有一个人说去陕北。只有一个不够明确的目的就是躲避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用来安身立命。红军长征刚开始的时候，像蚂蚁搬家，所有辎重甚至那些不重要的“坛坛罐罐”也带走，行军速度很慢，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这样不够灵活机动，全凭着跟敌人死打硬拼，再加李德博古的瞎指挥，湘江一战红军损失了5万多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他让红军把所有的辎重都扔掉，轻装前进，每天行军大几十里上百里，国民党的大部队根本追不上。灵活机动，避实击虚。他带着红军在贵州的赤水河上转了几圈就把敌人“转”懵了，于是甩开敌人巧渡金沙江，从此跳出了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到了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的哈达铺，毛泽东从一张晋绥日报的旧报纸上看到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在陕北一带活动的情况，才决定到陕北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还不死心，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继续围剿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协商此事，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等人组织代表团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谈判中第一次提出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1937年7月7日爆发“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国共内战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秋天，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渡过黄河，奔赴抗日战场。林彪率领的一一五师进驻太行山北段五台地区和山东胶州半岛，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进驻太行山南段的晋东南地区，贺龙率领的一二O师进驻晋西北地区。还有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奔赴华东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这支在战火中淬炼成钢的人民军队，打赢了抗日战争，打赢了解放战争，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处境最艰难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调集中国大陆百分之六十的日军和全部的伪军来对付华北和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右派也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起了多次反共高潮，不但取消物资供给，还围困根据地军民。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派王震的359旅到南泥湾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行动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那几年，老天爷也很给力，风调雨顺，几乎年年大丰收。敌人不但没有困死他们，根据地的军民仍然活得好好的。边区百姓，父亲送儿去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多打粮食多织布，支援前线戴红花，他们虽然贫苦但对中国革命那是赤胆忠心。
延安宝塔（岭山寺塔），始建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一779） ，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被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标志和像征。它既是历史遗迹又是革命文物。文革时期出版过一幅毛主席在延安的画像，其背景就是延河、宝塔山。谁能想到从唐朝遗留下来的一坐普通的寺院佛塔竟然成为红军转运的像征，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像征。有人说延安养育了革命，其实是陕北这块土地养育了革命。正像一粒种子播种在它适合生长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必然的。
红军初到陕北时候，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吃的是小米豆钱钱饭，喝的是土井水，出门就爬坡，很多人嚷嚷着要走，因为吃不惯这里的苦，生活条件太差了。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向中央提出要到外地打游击去。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都是错误的决策。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8年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有黄河这条天然屏障，日军始终未能突破，即使渡过河也不能深入，因为陕北是黄土丘陵区，沟壑纵横，日本人的机械化部队进不来，进来也发挥不了威力，只有被围歼。
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的20多万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占领延安，占领陕北的几乎全部县城，西北野战军仅有两万多人，在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接连取得沙家店、羊马河、蟠龙等战役的胜利，不到一年时间就打破敌人的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除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西北野战军的英勇战斗外，根据地人民的鼎力支援和护佑，依靠陕北的地利条件，都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我们的部队化整为零，与敌人的大部队在辽阔如大海的黄土峁梁沟壑间捉迷藏，把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抽准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凸显出来的一部弱敌，谓之“蘑菇战”。但是在平原地区就不会有这种战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没有了战争，进入和平年代。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再也不见战火硝烟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也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路子。中央对陕北革命老区的建设和发展虽然也很重视，但受总体规划的需要，重点投资在人口稠密的东部平原和沿海地区，改变陕北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状况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
1973年6月9日，周总理重新回到阔别20多年的延安，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的生话还很苦，打得粮食不够吃，甚至连酸白菜也吃不上……他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他对见面谈话的群众说：“你们大家吃不饱肚子是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啊。”他随即找延安市委和陕西省委领导谈话，商议如何才能让当地百姓吃跑肚子的问题，并且与他们签订了5年粮食翻一翻的君子协定。这时候的周总理己经是癌症晚期，他忍着病痛坚持工作，总是放心不下延安老百姓的温饱，可见他对延安人民怀有怎样深厚的感情！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同全国一样，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温饱问题早已解决，工业、农业、商业全面发展，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陕北神府煤田的开发，国家修筑了延神铁路，神朔铁路，使陕北的交通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县县通国家一级公路或高速公路，“村村通”工程的实施，把农民的土特产及时送到城里的超市和饭店和农贸市场，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也能拉到家。有的农产品还成为著名的品牌产品，例如延安小米，洛川苹果，延川红枣，子长雪梨等。
延安市地下矿产也很丰富，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发展能源化工产业有基础。人文资源也很丰富，有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北宋时开凿的青凉山万佛洞和钟山石窟，堪比敦煌石窟。有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地是毛泽车、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居住过的革命旧址。这些红色旅游资源，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这一孔孔土窑洞、石窑洞和低矮瓦房，曾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部。
黄土高原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孕育了韵味淳厚的黄土风情文化。粗犷豪放的延安腰鼓，高亢激越的陕北民歌，古朴精美的民间剪纸，热烈欢快的陕北大秧歌，无不寄托着延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延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发展旅游业前景广阔。延安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革命先辈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是教育后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高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就产生在这块热土之上。
十几年前国家投入巨资，削平33座大山，耗资千亿，硬是在山顶上建起一座新城，缓解了延安老城区人口和交通的压力。延安老城区是沿着延河和其支流汾河呈“y”字形，岸狭坡陡，地形较窄逼，城市建设缺少土地，人口密度高，交通拥堵，再加上周围的革命遗址需要保护，城市建设受到很大限制。新城区建设为这座古老城市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建设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头戏。再过几年，延榆高铁开通，陕北不但有普通铁路和公路，更有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纵贯南北。延安市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帽子会被扔到太平洋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