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1895—1965）、顾廷龙（1904—1998），一位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长，一位是上海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自1929年以副馆长身份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1943年升任馆长，至1948年底，是一位被人遗忘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中枢式人物”。顾廷龙从1939年进入合众图书馆，1962年起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这两位中国一北一南两大图书馆的馆长，在北平、上海两家图书馆以及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转型与发展中，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年适值顾廷龙先生诞辰120周年，明年亦将是袁同礼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华书局在两位先生纪念活动前夕，同时推出两部年谱长编，系统完整地纪录了两位先生的一生行迹，并清晰呈现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转型历程。袁同礼，字守和，河北徐水人。中国现代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奠基人，被学界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的祭酒”、“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与其兄袁复礼（著名地质学家）、堂弟袁敦礼（体育教育学家），并称为“袁家三礼”。袁同礼1895年生于北京，从小经历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4岁那年目睹清兵在南横街袁家祖宅搜捕“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场面，19岁入北大预科班与新文化运动健将傅斯年、周炳琳等同窗，24岁与李大钊等人筹备创立少年中国学会，25岁邀请胡适参加白话文学研究会活动，27岁拜访泰戈尔并邀其访华，30岁被举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31岁担任孙中山葬礼的护柩者，35岁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年谱中以大量史料纪录了这些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泰戈尔（中）与徐志摩、林徽因
袁同礼与许多重要学者如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张元济、顾颉刚、蒋梦麟、傅斯年、董作宾、王重民等有着密切的交往。1924年，泰戈尔受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访华，徐志摩、林徽因等随同接待，当时轰动一时。其实早在1921年1月初，袁同礼即拜访了泰戈尔，望他能赴华讲学，阐扬东方文明。1月6日，他致信蒋梦麟，希望北京大学聘请泰戈尔来华讲学：“鄙意北大现有杜威、罗素担任讲演，西方文明自可窥见一斑。惟东方文明阐扬亦不容缓，而堪胜此任者，求之今日，实非台峨尔莫属。”由此可知，泰戈尔（台峨尔）访华一事，袁同礼在其中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西南联合大学
“卢沟桥事变”后各大学往内地迁徙，西南联大正是在这种颠沛流徙中组建而成。《袁谱》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大学弦歌不辍的这段历史：“刻清华、北大、南开在此设临时大学，本馆与之合作，办事处即设在该大学内。······通讯处‘长沙韭菜园一号’。”（1937年9月20日，袁同礼致王重民函）
“此次临大移滇，自与解散不同，同人随同前往，谅邀同意。”（1938年1月24日，袁同礼致孙洪芬函）
蔡元培覆函先生，赞成平馆南下部分与临时大学合组、互助。（1938年2月8日）
教育部电令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4月2日）
“该馆应迁昆明继续工作，并应与西南各教育机关取得密切联络，以推进西南文化。”（1938年5月14日，教育部第3403号令）
“前寄滇日文书，闻遭扣留，未知能否交涉收回。先后所寄各书封皮外均一律遵嘱写私人姓名（昆明拓东路迤西会馆袁守和），藉免此间检查□意。（按：‘迤西会馆’即平馆驻昆明办事处、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所在地。）” （1939年1月14日，钱存训致袁同礼函）
可见，西南联大时期除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校外，北平图书馆亦相伴始终，为战火中的学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袁同礼致伯希和函
由于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袁同礼还与伯希和、钢和泰、恒慕义、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常年保持着往来。凭借着在欧美文化界的影响力，袁同礼和欧美几家重要学术机构达成协议，彼此派员交流或学习深造。1934年，平馆委派王重民、向达分别前往法、英拍摄敦煌卷子，袁同礼时常为二人疏通关系，解决难题。此外，袁同礼与一些政界人士也有着交往，如顾维钧、朱家骅、王世杰等。顾维钧晚年撰写中文回忆录，即是请袁同礼代为汇集史料的。蒋梦麟（北京大学原校长）
1962至1964年，胡适、任鸿隽、梅贻琦、朱家骅、董作宾、蒋梦麟等相继去世，《袁谱》中通过袁同礼与友人的书信往还，详细记录了这些人去世前后的诸多细节。如1964年8月16日，樊际昌致函袁同礼，告知蒋梦麟（孟邻）病逝的经过：“孟邻夫人逝世时（一九五八年五月）尚未筹备就绪，经弟与象贤兄交涉后，先为夫人建墓，此为该公墓之‘第一号’，而今已‘人满’矣，且大多数为我辈友好！”
“去年以前，孟邻先生常说，他要活到九十岁。照他的体况，我想八十五岁是无问题的。但自一九六一年夏结婚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在婚后一年半的生活中，他‘外表’快乐，而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想肝癌早已种了一病根。一九六二年冬在台中跌伤碎臀骨。入医院治疗，又患很严重的褥疮。正在与病魔作斗争中，他又下决心要办离婚，他委托弟办理其事。弟明知其难，但又不忍违拂其意。经整整一年的神经战，居然调解成功（今年一月二十日）。金钱损失（新台币七十万元）犹是小事，经此resolution后，他的精神空虚，肝癌乘机发作。初则感觉疲乏，至四月间而显现于□光中矣。一生英明，暮年如此遭遇，真堪痛惜。”
“短短三年期中，胡、梅、蒋及内子相继以去（孟公可以说是弟的惟一boss，除第一年蔡先生名义的聘书外，但他从未boss过我），弟之精神上之打击，殊不易受。”
国立北平图书馆旧址（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袁同礼参与并见证了新文化运动，故宫博物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筹建，现代敦煌学发轫，故宫文物、平馆善本和西南联大南迁，平馆善本运美，《永乐大典》海外寻踪，欧美汉学发展等历史事件。他还筹组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并且有计划地栽培了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谢国桢、钱存训等一大批人才。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可通过众多书信、档案，在长编中一件件串联起来。可以说，《袁谱》涉及了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读者翻阅其间，自可发现无数现当代文史方面的珍宝。顾廷龙先生
顾廷龙，字起潜，江苏苏州人。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顾廷龙早年承王同愈授以目录版本之学，青年时问学沪上，后又负笈燕京，先后受胡朴安、容庚、郭绍虞诸师教导，习语言文字、目录版本之学，毕业后留任燕大图书馆。1939年，叶景葵、张元济等人筹划在上海创立合众图书馆，连写十三封信邀其南下：“敝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几也。”（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函）
顾廷龙在5月撰《创办合众图书馆缘起》，其中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求近效，闇然日章。世有同情，惠而好我，斯厚幸已。”并毅然携家南下，到合众就任。顾廷龙晚年于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旧址前
顾廷龙在《我和图书馆》一文中说道：“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1939年，顾廷龙刚到合众图书馆，就提出要使孤本不“孤”。当时合众经济困难，无法进行大规模排印，为节约成本，采用石印。顾廷龙亲任抄胥，每熬一夜，至凌晨4点收笔，抄小楷3000余字。历十多年努力，合众陆续印成《合众图书馆丛书》两集，其中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与抄本。顾廷龙使这些“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秘本”公诸于众。《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国民党统治时期，出于职业敏感，顾廷龙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批宣传马列主义、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献。有一次，顾廷龙用叶景葵先生刊印的《谐声谱》等一批复本与贵州大学图书馆交换了一批革命文献，并请人刻了一方有“贵州大学图书馆遗存图书”字样的印章钤盖其上，以遮人耳目。为了妥善保存革命文献，他将这些文献秘藏在合众图书馆书架顶端与天花板接合之处，以免被人发现。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曾派人到上海征集有关革命史料，他们在许多地方空手而归，却在“合众”觅得一大批珍贵资料。其中就有1920年8月陈望道译、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当今不可多得的珍品。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
1955年秋某天晚上，顾廷龙得知上海造纸厂从浙江遂安收购了一批废纸做纸浆，并听闻其中或许有线装书。当即连夜奔赴现场察看，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翌日便率员前往翻检。经过十多天的奋战，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其中还发现了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旧抄与稿本。此外，顾廷龙在上海图书馆期间，还主持编纂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续修四库全书》、《李鸿章全集》等，都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顾廷龙书法
顾廷龙还是一位书法家，正草隶篆件件俱佳。他曾于1963年和1979年两度以中国书法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日本，交流书法艺术。顾廷龙尝谓：“我的字是为整理古籍的需要，不够书法家。”向顾廷龙求字的人很多，他总是欣然挥毫。很多人评价他“大叩大应、小叩小应、有叩必应”，
顾廷龙却说：“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也可谓不负其平生。”1930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图书展览会同人撮影雷强先生自2013年开始编撰《袁谱》，十余年间从国内各地档案馆，以及美国、法国、瑞典等国家多方联系，或付费申请，或请友人协助拍摄，搜集了大量报刊、公文、书籍，并利用袁家珍藏书信，一字一句整理录入而成，且逐条考源辨疑，详加按语，撰成此320余万字的煌煌巨制。据统计，《袁谱》内收录各类书信、公文、档案凡3360余件，包括了大量的中、英、法文史料，其中有2800多件手札、档案，为初次整理披露，文史资料价值可谓巨大，足为国内外研究者探寻资料的宝库。
《顾谱》是沈津先生在原先《年谱》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增补与修订，从之前70万字增至130万字。诚如顾诵芬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从《顾廷龙年谱》到《顾廷龙年谱长编》，一部作品，二十年打磨，不仅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提高。”沈津先生借助大量书信、日记、笔记、杂录、序跋等史料，并结合顾先生亲友、门生的回忆，详细纪录了顾廷龙先生保存典籍、治学读书、友朋交往、书法创作、版本鉴赏等生活内容，并清晰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
《袁同礼年谱长编》（全五册）
雷强 撰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6452-7
《顾廷龙年谱长编》（全二册）
沈津 编著
繁体横排
16开 精装
978-7-101-16712-2
（统筹：一北；编辑：岚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