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列文森的著作也足以进入这样的序列。虽然海外汉学以及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已经更迭数代,新史料与研究方法层出不穷,列文森的思想史著作却有着超越学术史的壁垒与历史学科建制的魅力。冷战后的美国汉学研究围绕着美国在东亚的冷战布局以及对中国的行为模式的理解所展开,也因此费正清主导的汉学研究有着浓郁的“资政”色彩。所需要的并非我们对中国史研究习以为常的理解——研究者以汉学家的耐心精读史料进入历史并进行史料的对勘与批判,沉浸在纷繁复杂的理论后浮现出一条影影绰绰的解释路径——而是尽量以粗略的线条勾勒出中国历史的梗概,使得政策制定者迅速了解对手的背景和行为模式,并对此做出反应。冷战初期的美国政策界讨论的主题是“美国因何失去了中国”,而以费正清为首的研究者首先试图解释的是,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作为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家,它拥有自己的行为逻辑。这种写作固然在今天看来更多地是一种特定时代的产物,但是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更为考验的是研究者对于历史在世界历史和比较文明下的理解,去概括出历史的核心观念以及展开的逻辑,以极为有限的史料还原感知研究对象的全貌,在逸出史料的想象与处理事实逻辑关系的技艺中取得一种平衡。于是,我们所熟悉的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以及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1968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合订版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2024年中华书局出版
如果后来列文森看到他去世后的中国以及知识分子们围绕着传统与儒家的一次次争论,他是否会全盘推翻自己的结论?还是微笑地看着自己留下的问号成为了后辈学者争论的起点,然而无论结论如何,都无法绕过列文森所留下的巨大阴影。无论是关于古典中国还是与之若即若离的近代中国。无论是如徐复观、张君劢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用儒家文化来接引现代的民主制度,用儒家文化锻炼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还是走向心性之学试图以“旧内圣”开启“新外王”,用儒家的话语包装现代政治原理的牟宗三、唐君毅。尽管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儒家伦理早已失去了寄身的土壤和人际关系,但是作为一种植根于近代中国走向激进主义与革命的思考,却长久地积淀在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的心里,成为他们解释历史乃至诠释未来的底色。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亚洲四小龙的崛起都可以归结于“儒家伦理”在东亚地区的再次复兴。尽管这四个地区对于传统的浸染程度和发展背后的政经逻辑有着各种微妙的差异。这种心理与同样作为无根之人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列文森有着一种交契之感。
作为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林毓生、殷海光、张灏在晚年都在不同程度反思过五四式启蒙的偏激和独断,最后合流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局,甚至在林毓生看来这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以及借“思想文化解决现实问题”的倾向都可以视作儒家传统的思想模式。金观涛更是认为“六亿神州尽尧舜”的革命乐观主义可以追溯到明末经世儒学的唯物论与进步观,因此五四中被打倒的儒家,其实只是摧毁了作为政治制度与伦理资源的儒家,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乃至于文化养成的儒家,却深深地烙印在了鲁迅、胡适的身上。也因此,临终之际的殷海光会与徐复观握手言和,林毓生与张灏会在负笈海外,在世界史的比较视野之下重新思考近代中国传统与启蒙的关系之后,呼吁一种基于法治与个人自由的苏格兰式启蒙主义。尽管休谟所说的传统: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民情和礼节,与中国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异。
因此,儒家早已不是一种具体的学说,也不是以此作为基础发展出的一整套文明,而是一种与西方世界相对形成的集体心理。这也正是列文森所形容的中国的“近代认同危机”——当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在科学与军事上的优越感,总是在寻找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补偿,而这种补偿的目标永远也只能是儒家。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儿童读经班会每隔一段时间又成为新闻?汉服又是如何从一种小众文化,逐渐被国家所认可开始成为公共景观?由此可见的是,列文森笔下那些曾经只属于中国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在今天成为作为世界秩序重要一极的中国国民的某种集体心理,甚至是官方主导的国家叙事的重要的“潜台词”。而这种自我危机的本质,还是近代中国如何看待现代与文明,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连续性又能在世界史中有着怎样的体现。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华学术·有道)
[美]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 季剑青 译
与列文森不同的是,战后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展示了一种不同的理路和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冲击-回应式的思维方式,对于日本而言,作为他者的中国始终展示着另一种可能,中国的革命展示着和风洋魂所没有的主体性和判断力。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革命看似以反传统的形式开展,而思想的内核却植根于传统思想家的构想与设计。由此对比之下,日本的近代反而才是冲击-回应的产物。最为重要的是,在日本思想界沟口雄三、岛田虔次等人看来,中国展示了与西方不同的一条现代性路径,作为世界的西方只是一种契机,并不是引领中国走向近代的根源性力量。而作为研究者而说,真正重要的是进入中国思想的内部,去感受这种连贯的力量。也因此,沟口雄三在近代前夜的学者李卓吾、黄宗羲、戴震身上看见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这种明代以来的共振传递给了孙中山和毛泽东。
也许同为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后发者,日本学者会感受到与中国同样的失落和传统世界观的崩解。对于战争责任的愧疚,以及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畸形和美国的阴影,则使得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和历史中国有着不同的感触。沟口雄三与岛田虔次的论述,与其说是学院派的东洋学思想史著作,不如说是在借中国来回应纷扰的战后日本思想界。虽然沟口雄三与列文森的判断和学术理路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却不难感受到一种共同的脉搏——那就是作为文明的中国的生命力是如何延续的?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真的如沟口雄三所言,近代中国有一条内在的理路,这种延续性自外于西方的外力冲击,是否中国近代的战争与革命、激进与保守的剧烈竞争,真的可以佐证这种内在的、独立的生命力?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真的只是可以化约为传统思想的分流与合流的冲突吗?而相对于列文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审判,沟口雄三带来了更多温情的怀旧,以及超越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史书写的可能,然而困惑的是我们无从想象另一种现代,也必须拥抱这种唯一的现代。在重新出发,“从中国发现历史”之前,也许我们要定义什么是历史?去讨论普遍的历史是否真实存在?
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学术史意义的列文森与沟口雄三都是今天的我们难以忽视的,在中国史新趋势、方法、理论如同天花乱坠的今天,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魅力与光彩却依旧是难以替代的。尤其是当现实一再发生巨变,人们习惯于逃避到历史中进行比较或者寻找栖身之所的时候。尽管在今天历史学分科高度专业,语言分析和史料批评成为历史学者必备技能与问题意识,但是当我们讨论传统与现代时,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现实中感慨传统的惯性和中国的“独特性”的时候,阅读列文森与沟口雄三的著作都不会过时。尽管形塑他们思潮的时代早已远去,而今天的我们早已没有了前辈学者的雄心壮志和贯穿一生的源自知识与现实的使命感。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列文森久负盛誉的代表性著作
一部关于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经典巨著
全新中文译本
[美]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 季剑青 译
978-7-101-162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