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成自己，很难，但他做到了

方励71岁了，按理说，年过古稀，该有点老人的样子了，他却没有。

在他开始侃大山之前，桌面上会出现“三件套”：电子烟、冰可乐、牛轧糖。医生担心他会得糖尿病，告诫他要少吃糖，他从来不听，坚称医院采用的是平均化的指标，而自己根本不会得糖尿病。每天晚上10点到凌晨4点之间是不睡觉的，大多数时候都在一边工作一边打游戏，至今还会为此充值Q币。睡觉常年只睡4个小时，因为觉得睡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时间一到，被膀胱叫醒。

方励有很多很多的身份。在作为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导演接受采访的同时，他会接到电话，以地球物理仪器公司老板的身份谈起生意。有时候他喜欢顶着“志愿者”的帽子上场——2016年，他为了让更多人能观看吴天明导演的遗作《百鸟朝凤》，在直播间向影院下跪求排片。2002年，他又带着装备，自发出现在大连“5·7”空难的黑匣子打捞现场。

他的生命就像一棵旁逸斜出的树，因为自由而显得丝毫不规整。他曾经在一次面试的时候，问面前的年轻人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自由地让你来做选择，你想要干吗？年轻人说，我想干摇滚。他说，“你选错地方了”，于是劝人家去录音棚里从DJ做起，先靠近音乐，再向音乐的世界过渡过去。在方励那里，这句话不是以问题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以结论的形式存在。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就想透了这件事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自由地做选择。他选择不为自己的生命设置一个确切的目的，而是将生活视作一场大型游戏，哪里好玩儿他就去哪里，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他以他自身的存在向世人验证了一种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人能够超越既有的外在秩序，只活成他自己，而非他人。无论历史如何跌宕，传统如何桎梏，他人的眼光如何看待，都不影响他按照内在的感受过活。

他不会劝说年轻人为了顾及眼前利益而虚与委蛇，他会说，该争执的要争执，该打架的要打架，该机关算尽的时候就机关算尽。一个人，孤身来到世上，独自面对世界，妥协的时候也会有，频繁到甚至天天都在发生，但那只是战术手段罢了。在方励那里，“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我的理想和情感，永远不妥协”。

方励用八年时间讲完了一艘沉船的故事。

这是一艘沉没于1942年的日本货船，名叫“里斯本丸”，船上关押着1816名盟军战俘，由于没有悬挂相关标志，被美国鲈鱼号潜艇误认为一艘普通的日本运输船，发射4枚鱼雷将其击沉于中国的东海海域。

盟军战俘被关押在船上的3个货舱之中。里斯本丸号被击中后，为了防止战俘骚乱，日军在转移到救援船上之前，将战俘所在的货舱封死，钉上木条，盖上防水布，用绳索捆住，留下了几名卫兵在甲板上看守。待战俘中有人以厨刀撬开了逃生窗口，接连从货舱中涌出时，卫兵开始向他们开枪扫射，直到东极岛上庙子湖与青浜山两地的渔民划着小船赶来营救，日军才逐渐停火。最终由渔民救起来的盟军战俘为384人。

82年后，方励遍寻当年的见证人和战俘后代，将这个过程拍进了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中，按他的话说，是“抓住了历史的尾巴”。在拍摄完成以后不久，故事里的三个亲历者相继离开人世，从此世上再也没有能够亲口诉说它的人了。

方励觉得这是落到他肩头上的历史使命，电影拍完，他补全了这块历史拼图，使命就宣告完成。哪怕纪录片的票房上不去，成本砸进去了收不回来，都没有关系。“赚”比“赚钱”更重要，这是他衡量得失的尺度。

成为《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的导演这件事，纯粹出于他的好奇心。那是2014年，在东极岛的海面上，他和韩寒正在为《后会无期》坐船采风，他们第一次从船老大口中听到关于里斯本丸号的传说。方励熟读历史，但关于这艘沉船的故事是历史的空白地带，他闻所未闻。而那艘船，连带着没能获救的828名盟军士兵的枯骨，至今还陷落在东海海底。

他爱拿泰坦尼克号作比，来告诉人们这件事的重要性。泰坦尼克号上共有2224人，其中1514人罹难，而里斯本丸号上有超过2500人，盟军战俘共计1816名，如果中国的渔民不下场启动救援，里斯本丸号船难的遇难人数很可能会超过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人尽皆知，里斯本丸号的故事却湮灭在大海中，没有人知道船和亡灵究竟在哪里。电影上映后，方励在故事的开篇处就诚实地陈述了他的动机，他说他只是想知道，“他们是谁？发生了什么？”

历史早就在暗中埋下了伏笔。1978年，方励踩着及格线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选专业的时候，为了确保自己有学可上，他选择了大家都不愿意选择的地质学院，就读于地球物理专业。1992年他第一次创业建立劳雷工业公司，就是以提供地球科学探索的仪器系统综合服务为主业。换句话说，海洋勘探是方励先生的老本行。与此同时，他从2000年开始涉足影视行业，成立了劳雷影业公司，多年来以制片人和编剧的身份活跃在幕后。科技和电影，是他揣在荷包里的两板斧头，足以让他产生复现历史的激情。

2016年，他也没通知谁，径直出发找沉船去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17年，他通过非常精细的声呐，得到了东极岛海域一艘大型沉船的三维影像，和里斯本丸号的图纸一模一样。从海上回来以后，他听说唯一健在的渔民亲历者已经94岁，人证即将消失，于是启动了纪录片拍摄的计划。2018年，他开始在英国广泛寻找事件亲历者及遇难者家属进行访谈。2019年，拍摄基本完成，他邀请所有遇难者的直系儿女前往东极岛告别父辈。2020年，新冠病毒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三位主要的事件亲历者相继去世。2024年，《里斯本丸沉没》在中国大陆公映。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就是方励浓缩版的八年人生。它足以标示出这个人身上最为醒目的人格特点：激情澎湃又一意孤行。开拍之前，他还是个家底殷实的老板，为了拍这部片子，他在几年之间迅速地把钱烧光了，名下的房产也全部卖掉，开始租房子住。疫情期间，他科技方面的公司也营收不佳，朋友说他最穷的时候身上只剩下800元钱。栗颜从2017年开始进入劳雷影业工作，将方励视为自己在电影行业的引路人，但在这个片子后期制作的其中一个阶段，她也难免产生疑虑，认为方励在专业上的追求似乎“过于极致了”。

在栗颜所说的那个阶段，整个团队都在摸索到底该以怎样的形式还原历史场景。他们试过做动画，请来央美的雕塑家，把平面的照片还原成三维，再用最先进的动态扫描技术进行建模，折腾了一年半，最后出来的结果要么太卡通，要么太怪异，方励都不满意。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团队里有人提出质疑，这样一再地尝试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他不听，仍然坚持要让大家做到他认为的极致。最后是采用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以静帧的方式进行处理，让画面中的人物保持静止，移动镜头来复现场景，以便于同时保全画面的肃穆和快速运动的紧张状态。

在《里斯本丸沉没》中，你还可以为这种“过于极致”的行事风格找到许多例证。比如2018年他去英国寻访战俘后代，能找到的人只有十几个，他想了个办法，决定在英国的报纸上铺天盖地打上一个月广告，仅这一件事儿就花掉他200多万。找不到日本船长经田茂的后代，他会去找派出所打听，打听不到就找侦探社去调查。2019年夏天，他邀请三位战俘后人前往摄制组所在的民宿相聚，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他突然提出，“我想带你们去中国，在离你们爸爸30米的地方（因为水深是30米），向你们的爸爸说再见”，老人听闻当场落泪。剧组的同事问：“老方，要花多少钱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当天晚上就群发通告，所有的直系儿女，他全部邀请。

费纳是曾经的劳雷工业商务总监兼办公室主任，跟方励共事了30年，她告诉我，那趟邀请战俘后代的行程，方励不仅仅是承担了所有的费用，而且给了老人们最细致周到的照顾。机票买的都是商务舱，酒店都要订最好的，从机场到酒店都安排好了车接车送，因为他考虑到老人家们岁数大了，都经不起折腾。他为大家筹备海上的安息仪式，提前从伦敦买来虞美人花，运来安息号，准备好皇家军队的悼词。等船开到里斯本丸沉船上方，他对老人们说：“你们的爸爸就在你们的脚下。”

栗颜告诉我，方励早就知道票房不会有多好的。“从这个电影上，他应该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比如说我真的是花多少钱来做这个事情的。这部电影对他而言和他做其他电影都不一样，我觉得已经超出了像他以往去运作其他电影的模式，在这个电影上他算是用心血在做，也不是说他卖房什么的，那其实只是我们看到的一部分。其实很难有一个人八年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一个电影。而且基本上他在做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电影是个纪录片，在观影上就是有门槛的。他是在明知道这个电影未来可能进入市场票房也不会有多好的情况之下，他去做这个事情的。”

强执的背后是孤独，没有多少人能够真的理解方励的选择。拍完这部片子，他真的快成了世俗意义上的穷光蛋，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当时做出把老人们带到东极岛去的决定，同事问及费用问题，“我说没得关系。包包头还有点钱，管球他的”。我也问过他：“这笔费用不一定非要你来出啊，为什么是你独自承担这些？”他短暂地怔了一下，似乎从来没有以这个视角思考过问题，随后他答：“因为是我发起的啊。”

李玉导演是他的好朋友，也是《里斯本丸沉没》的艺术总监。在电影的世界里，他称李玉是“灵魂伴侣”，双方合作了长达20年。李玉说，从方励得知这个故事以来的10年间，他一直在跟别人讲这件事情，要么讲到自己哭，要么讲到别人哭。有次在公司，李玉推门走进房间，看见方励把一位英国朋友讲得泪流满面，那时候他甚至还没有要拍这部电影的念头。她起初会觉得，可能是方励的个人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想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后来才发现他不是，他是真的关心这群人。

“我一直在说，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他说：‘我也不是想拍一部电影或者拍一部纪录片，这是我放不下的一个事情，八百多人的灵魂就埋葬在这儿，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呢？’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他把这个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责任。”

费纳提供了关于方励的另外一些细节。1996年，中国开始放开公民因私出国旅游的限制，此后不久，方励就提出来，要组织员工出国旅游，并且约定，只要大家业绩做得好，就每两年出国一次。早几年人数还没那么多的时候，员工还可以携带家属，员工的费用由公司出，家属的费用公司出一半。他对大家的旅行绝不敷衍，出去都是住最好的酒店，而且他会自己来为大家规划路线。去西班牙是从最南部的马拉加省落地一路北上，去日本要从北海道南下一路玩到大阪，去法国要到诺曼底，因为那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态势的转折点。

作为这类事务的直接经办人，费纳到后来都快要崩溃了，一出去就是一两百个人，吃饭都得分好几个地方。2018年去俄罗斯，一共182人，提前三个月弄机票，旅行社派了六个导游跟出去。那是费纳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因为同行的人中，有20多个人并不是劳雷的员工，而是方励的中学同学。

“当初他跟我介绍，他们班里有40多个同学，因为受时代影响，后来真正走出去上大学的没有几个。所以他留学回国之后，他还回到他的老家成都去跟他当年的这些患难的中学同学们取得了联系，他每年春节回去看父母的同时，都去跟他的这些同学聚会。2016年，他请他的中学同学到国外去玩了一次，这些同学很多都是工人，什么列车员、幼儿园的老师，都是很基层的一些工作人员。然后2018年，我们准备启动俄罗斯旅游的时候，他又说，我想再带着这些同学。一来，我们小的时候受苏联文学影响非常大，对吧？第二，这些同学以后年纪大了，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可能经济能力上也差一些。他说我现在可以，我来请他们。”

说到底，他也并不是什么家财万贯的大富翁。10年前你见他穿什么衣服，10年后他还穿同样的，李玉说他会同一件衣服买四件，十几年就这么换着穿。无论分别多久后再回来的人，总是能从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他，因为他整个人的形象，除了头发秃了点儿，其他不会有什么变化。但要是用世俗的价值观念来评判他做的这些事情，怎么都是想不通的，拍个电影明知道票房不会好你还拍它干吗？一群外国人的命运跟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一群基层小老百姓带去旅行啊？值得吗？

外部世界的价值秩序跟方励的行事作风之间发生过非常激烈的冲突。最为公众所知的是在2016年，吴天明导演因突发心梗离世两年后，吴导的女儿吴妍妍偶然间跟方励谈起，说老爷子还有一部遗作《百鸟朝凤》，找不到人接手制作和发行，和吴天明从未谋面的方励揽下了这个活儿，说：“吴导演的忙我是绝对帮。”他自己往里面投了100万宣发费用，到处“化缘”建立团队和拉投资人做宣发，结果上映后第一天的排片只有1.9%，没几天就掉到了1%。为了号召广大影院为《百鸟朝凤》增加排片，团队成员发起了微博直播，一开始方励还能谈笑风生，慢慢语气就变成请求，再变成恳求，最后他说：“你们大家能够帮吴导在周末演排一个黄金场，我给你们磕个头。”说完以后，他直接面向镜头跪下了。

方励说，那一次，媒体把他的电话打爆了，天天有人来采访，说炒作的、道德绑架的、丢文化人的脸的、给人心里添堵的，说什么的都有。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一套罕见的行为逻辑。他投钱进去也不是为了赚钱，老早就跟投资人签了协议，约定好，赔了就当捐助，赚了就只拿回成本，利润要捐给基金会。

如他所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吴天明，但他敬佩对方培养出了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顾长卫等一众第五代导演。他曾经看过焦雄屏对话吴天明，透过屏幕他感受到对方也是个和他一样的人，“都是些浑不懔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中人”。他给焦雄屏打电话，说：“焦老师你这个节目做得不错啊，我得跟吴导演合作一把。”焦雄屏说：“是啊，你俩同类嘛，两个胖乎乎的老顽童。”结果在即将见面前不久，吴天明骤然离世。吴妍妍找到他以后，他拉着影视圈的一帮朋友一起看了《百鸟朝凤》，看完以后都不敢回头跟吴妍妍说话，因为自个儿在掉眼泪。

他常常说，自己50年都没有变过。和世界交手超过半个世纪，他遵循的其实一直都不是外部世界的价值秩序，而是内在于心的感受。他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无关时代，无关国界，只关乎自己心间天然的直觉，对善者崇奉，对恶者打击，从来如此。至于价值，他算账的方式跟世俗有别，世俗衡量价值是看一件事情值不值钱，他衡量价值是看这事情值不值这么多心血和时间，这是他认为人生命中最昂贵的财富。因此在外部世界看来吊诡的事情，放在他的身上就合理。归根结底，大家的算盘不同。

10年前，在“一席”的演讲台上，方励分享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故事发生在2002年，中国北方航空6136号班机在大连港外侧海面坠毁，机上10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空难是5月7日发生的，到了5月10日，方励从《北京晚报》上看到报道，说黑匣子还没有找到。当时国内的海洋地质调查事业还相对比较落后，方励打电话托人去向有关部门打听，有没有用过一种名叫“声呐信标定位仪”的设备，对方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做义工，自带干粮自带仪器，一分钱不要，一个名也不要，就来让我干”。

得到授权后，他借助在硅谷创业的业务资源，联系上专门为波音公司生产黑匣子声呐信标的美国本萨斯公司，现场加工了一台符合方励需求的声呐信标定位仪，由他找来的使用仪器的操作员哈里斯·卡尔随身携带着，搭早班飞机从波士顿飞往旧金山，再从旧金山飞抵北京。哈里斯·卡尔赶到大连的时间，距离方励开始打听这件事情，仅仅过去了45个小时。他们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最终搜索确认了两个黑匣子的定位。后来有关部门问他有什么诉求，他说：“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上场。”

在那场演讲中，60岁的方励对着台下一帮年轻人分享了他的活法：“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这就像）我从前踢足球踢了很多年，我本来是个编外，结果你发点球的时候让我坐板凳的编外去发球，我两发两中。后来我跟所有记者讲，我就玩儿球的，你让我踢球我就过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在工作中间，如果你选择的职业和你所做的工作是你所热爱的，你根本就是玩儿疯了。你管它赚钱不赚钱，首先已经赚了快乐了。”

费纳记得，那场演讲结束以后，有几十个小孩儿背着背包来北京，说要找方励，全都是费纳出去接待的。她问他们，你找他干吗？都说自己听了方励的话，一夕之间把工作辞了，想要跑到他这儿来重新开始，“给我吓坏了”，她只能挨个把他们送走。

对于身处困顿和迷茫中的人来讲，方励讲的大多数故事都太具有迷惑性了。他在每一件事情中的选择，似乎都是自由自在，无所羁勒，仿佛他这个人或者这个世界的规则天然如此。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他讲得最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近50年内，他没有多少机会讲的，或许也没有多少人能真的听得进去的，是50年前的事情，是他在痛苦中挣扎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才关乎一个人人格形成的本质。

1953年底，他出生于成都，这意味着他奠定人格的青少年关键时期，是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1966年5月16日，他清楚地记得那天，小学刚毕业，下午就该进考场考中学，省里突然下发通知要所有的学校停课，中考全部取消，“从此就没得书读了，一晃就三年”。那时候他年纪小，没有书读就在街上乱晃。在那个年代，死是没什么稀奇的，也感受不到什么痛苦，只是发觉“这个世界混乱，你理不清楚，不晓得咋回事情”。

1969年春，中学开始复课，只读了两年书，从来没有学过物理和化学，英语教了几句话，数学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至此就算初中毕业，该去上山下乡了。他们被送到贵州，在铁路工程队做民工。他人生中完整的17岁和18岁，是待在深山里面做“开山工”，负责修大桥、打隧道。“有的人是种地，我们天天挖泥巴，搬石头，叫‘开山工’，叫得好好听，你想啥叫‘开山工’？所有工具就一把铁锹、一把铲铲，打炮眼就是一把榔头，这就是所有的工具。混凝土都是人工搅拌，搅拌机都没得，全是人工修铁路的。”

方励说自己从小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喜欢捣鼓破铜烂铁，玩无线电，用竹筒做土火箭，他的数学成绩没下过93分，但语文成绩从来就没好过，“我从小根本不喜欢文学”。后来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整个世界是失序的，没人知道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开始崩解，他只能投身到阅读中去浸泡自身。那是他唯一可拥有的虚拟空间，可以获得情感的共鸣，里面是干净的，闻得到人的味道。

经由文学的道路，他在混乱的世界里确立了自己的人格。在贵州的深山里做重体力劳动的头一年，他17岁，一直在读诗和写诗，经常独自抽空跑到山头上，送太阳下西山。那年他从周围的福建工人手里借来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集，一首名叫《三只鸟》的诗，奠定了他的人格。诗里写到三只鸟，山雀、夜莺和雏鹰，分别比喻孩子、女性和男性，它们各自拥有天真、圣洁和勇毅的品格，诗人最后写，这三重品格都集于人的一身。“你的思想是一个孩子，你的心是一个女人，你的灵魂是一个男人。你是奇妙的、神话般的创造！”

诗歌帮助他走出了对自身的怀疑。在他的少年时期，他一直以为自己具有双重人格，一重属于理性，一重属于感性。他以为那是矛盾的。在调皮捣蛋的同时竟又多愁善感，从小就容易流眼泪，看不得人家的苦难，看电影会哭，看书也会哭。同学们给这个多愁善感的男娃娃起外号叫“方妹”，西南官话后面要加个儿化音，念成“方妹儿”，念了几十年，老同学至今还是这么叫他，但当年他因此是在男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在裴多菲的诗里他获得了对自身的确认，内在的多愁善感和外在的刚强之间并不矛盾，骨子里的澄澈天真和外在躯体的成熟衰老也不矛盾，他不是单向度的人。

这一年他17岁，搞明白了自己在这世上是个怎样的存在，但他常说，他的顿悟发生在22岁那年，从此他的人格才真正成型。这期间几年的周折是怎么来的？这其实是个体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人弄明白了自己内在的形态还不足以让他变得稳固，因为外在的世界是混乱的，会像河流切割山脉那样动摇或改变人的形态。为了忠于自己而不被改变，人还得去想清楚怎么以这样独立的形态在世界上立足，要找到一个和世界交手的方案。

1975年冬天，方励在成都的工厂里工作，厂里的党委书记是他的忘年交，“多善良、多敦厚的一个人……（和我一样）都是忧国忧民的”。彼时大环境不好，正是厂书记意志最消沉的时候，工厂里准备修一个大的停机坪，从各个车间抽调人手来组成临时基建队，任命厂书记做队长，方励做副队长，手下全是各个车间不想要的一帮“调皮捣蛋的娃儿”。

事情发生的那天，成都罕见地出了太阳，吃完午饭，队员们全部跑到草堆中间去晒太阳。就在所有人都还在休息的时候，穿着件烂棉袄的厂书记把电门一按，打开了搅拌机，抱起一袋水泥就上了搅拌台，开始干活。方励一看厂书记走在前头，完全是本能地，他跟着就站起来，也抱了一袋水泥准备跟上去。就在他站起身的一瞬间，他注意到周围一百多双眼睛的目光向他投射而来，引发他心间“咯噔”一声轻响。

他在闪念之间读取那些目光中的信息：“丫又假积极，想往上爬，对不对？因为你鹤立鸡群了嘛，你不入流了的嘛。”他的行动没有丝毫迟滞，一切照旧，他抱着水泥跟了上去，但他捕捉到了自己内心一闪而逝的畏惧，由他人的目光引发的畏惧。

“然后，我就是为这一个瞬间的懦弱，我反问了自己好多天。我就反问自己，我为啥会畏惧？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一百多双眼睛，你鹤立鸡群了，为啥子？我就想这个逻辑，我为哪个在活，我为哪个在工作，我为厂书记，他又为哪个？他也是个本能。他为哪个？我为哪个？一直在反问自己。就这个过程中，突然有一天，关老子球事，瞬间窗户纸就破球了。”

凭借极其敏锐的自我觉察，在22岁那一年，在一个不入流就会受欺负的时代，方励把这件事儿想透了。他已经确认了自己是一个柔善和勇毅并存的人，他扛起水泥跟随厂书记是出于爱他人的本能，在一个信任瓦解的时代，爱他人会显得不入流，但爱的本能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是他心灵内部的感受，和时代以及他人的眼光无关，他只服从这个。

顿悟并不是在什么了不得的大事里面发生的，而只是在于一瞬间。问题的根本在于：他人的眼光对你意味着什么？世俗的评判、功名利禄，都是他人眼光的衍生物，但到底要不要为了他人的眼光而活？在那个关键的抉择时刻，方励最终给出的回答是，关老子球事。从此“稀里哗啦一马平川，野马一匹独往独来，这个世界撼动不了我了”。

对于生命，方励抱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激情。他跟人侃大山的开场白经常都是他的时空观：宇宙的年龄大约150亿年，地球的历史长度是46亿年，上一次大灭绝事件发生在6500万年前，人类的演化也要经过几百万年。而他现在作为人出现在这里，最多不过只拥有3万多天的时间，而且只有一次机会，“不做自己做啥子？”有时候做梦醒来，他睁开眼睛，一时间分不清楚自己是在美国还是在成都，突然意识到原来在北京，正是早上10点，那是他的激情最鼎盛的时刻。“我靠，老子还活在人间。”

塑造独立人格的过程十足痛苦，但它的报酬优厚，是心灵的自由。在这层意义上来讲，方励是幸运的，因为他已经扛过了最绝望的时刻。慢慢地，高考恢复了，改革开放了，可以出国留学了，世界终于在他面前敞开。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决定是不能做的，既然活下来了，那就抓紧时间玩儿个够。

1978年他考上地质学院，第一学年全校还有七八个全优生，所有课程的分数都在90分以上，连续四年下来，到了第四学年的头一个学期，全优生就只剩下了方励一个。学校开会让他上台去讲感想，他穿件军大衣，摇摇晃晃走上台。他说他为什么读书这么卖命，全然是为他自己，“好多年没读，一直梦寐以求想读书，终于能读书了，当然豁命”。

被封闭了太久，他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大二学完英语必修课以后，他再也没停过，没有练口语的机会，他苦练笔头，在大学剩下的两年时间里翻译了大量的英语科技文献。1983年他在北京的核工业部第三研究所工作，经常跑到八面槽外文书店门口，站在马路牙子上，还是穿着军大衣，和一帮年轻人在冷风中一起讲英语，人人讲的都是“Chiglish”。

没干两年，他从体制内离开，进入外企工作，第一次得到出国的机会。泛美航空的班机要从北京出发，在上海和东京中转，最后抵达美国。在上海至东京的航班从虹桥机场起飞时，他把相机怼到舷窗处，一直默默等待，直到那架波音747飞机的机翼脱离外高桥海岸线的一瞬间，他“啪”地按下快门，满脸都是泪水。他说他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居然能走出国门。

纵观他的人生履历，很容易就能发觉，这位先生乐于与不确定性共舞。1982年大学毕业，他进入核工业部第三研究所，很快就腻烦了那里的工作，不愿意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1984年他跳槽进外企，进去的时候就跟老板讲好，只干两年。1987年，他前往美国留学，获取MBA学位后又留美工作了两年，在美国就业市场最惨淡的时候再次辞职。当时周围的人都不支持他的选择，但他不管，“就因为我每天没那么快乐”。

1992年，他用5万美元创建了劳雷工业公司，开始玩自己的游戏，造机器人，造直升机，造天上飞的水下跑的各种大玩具。没有钱就睡地板，吃泡面，赚了钱又再投入进去。到了2000年，王超带着《安阳婴儿》的故事来找他投资拍电影，他没看剧本，只听王超口述，他说这故事有点意思，“反映了现在的现实，有人性的纠结和张力在那儿”。后来王超带着这部片子去戛纳走红毯，方励给请的法国新闻官告诉他，片子首映当天，全场的掌声响起五分钟没停过。他得出结论：“做电影还是有点意思，最重要的是你能跟天下的人分享的嘛。”

他反复想要告诉年轻人的道理是，你只活一次，所以你什么决定都敢做，重要的是你跟什么人相处，跟怎样的世界打交道。他也不仅仅是从观念上支持，在某些机缘巧合之下，他也会出手相助。

几年前，他在微博收到一个女孩的私信，信里说她收到了英国约克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她去。这位父亲已经把她的职业路径安排得非常明确，一份非常安稳的工作，收入稳定，能实现职级三连跳。她干了五年，觉得自己志不在此，想去留学，但又很爱她的父亲，难以决断。

他把电话留给女孩，跟她说，如果你父亲愿意，让他给我打个电话，我们聊聊天。女孩的父亲起初以为他是个骗子，在通过一次电话以后，他得知对方也是成都人，于是借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又去跟女孩的家人朋友一起吃了顿饭。他擅长摆龙门阵，游说对方，当天聊得很开心，他以为已经和解了这对父女，然而父亲还是不允许女孩去留学。后来他跟女孩说，赞助她去英国第一年的学费14万元，“看你们爸咋办”。

2024年11月，我在广州见到了方励的朋友Oli，Oli在广州创业做餐饮，开料理店。方励跟Oli建立友谊的起源，就在于他想问Oli，会不会做他在东京六本木吃过的最好吃的咖喱乌冬面。后来Oli因跟合伙人理念不合起了争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更想做原材料优质的、地道的料理，赚钱慢一点也无所谓。争执的关键时刻，方励出手买下了合伙人的所有股权，跟Oli说：“你就按照你的（方式）来。”

方励说，如今的他没有任何问题是想不通的。他的人格自成型以后，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惊人的稳定，你可以说他有一颗70岁的心，也可以说他有一颗20岁的心，两者没有什么差别。与之形成对应的是，我发现几乎每个朋友在谈论他的时候，最终都会流露出一种看待小孩的情感。

李玉说他随时随地都能睡着，“因为他真的可以把巨大的一件事情放下”。当年第一次合作拍《红颜》的时候，她在开会的过程中听见有人在打呼噜，结果是方励在打瞌睡。大家把他摇醒，他就能接着话茬继续讨论，他会说他耳朵听见了，只是某一根神经在睡觉。栗颜说方励的缺点简直是一箩筐，星星一样，尤其是他对一件事情的结果不满意的时候，她想跟他讲道理，他会大发雷霆，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她得跟他对吼上几句，他才会安静下来好好听她说话。费纳对他的拖延症很头疼。以前有业务要他去赶飞机，他总是会忙到最后一刻才动身，直到有一次要出一趟重要的差，车刚开到首都机场高速路的收费站，坐在车里“活生生地看那架飞机起飞了”，这才改了他的毛病。

老小孩儿的心是自由自在，并且极度开放。他去大学里面交流，经常会直接把手机号码公布出来，一次性就是好几百个学生来加微信，他光是通过好友申请就要弄一个通宵，加了好友还不能不说话，要先跟人打个招呼，“每个人见面握个手嘛”。我问他，“这不得腱鞘炎啊？”他笑嘻嘻说：“我晓得，我按不动了我就歇会儿嘛。”

老小孩儿喜欢大老虎，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在摄影棚里，驯兽师在前面给老虎喂奶，他在后边儿摸到了老虎的屁股。拍宣传照的时候，需要他和李玉跟老虎合影，驯兽师其实是不同意的，他说没事，直接就站过去了。李玉战战兢兢地拍下那张照片的时候，他用手搂住了老虎。后来李玉说，方励对待所有东西都是充满善意的，就像当成自己的同类一样，这是他的天性。她想，这样的善意，或许老虎也感受得到。

（荣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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