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青纱帐下的中共华北敌后游击战

文摘 2024-12-25 21:31 河北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平原利用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击战。高秆作物的季节性、华北平原的水文地质条件、日军抢粮政策等因素使中共敌后游击战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即八路军游击队多在夏季活跃，而日军的“扫荡”更多集中在春秋季节。为此，日军在铁路和公路沿线，施行禁种高秆作物的政策。全面抗战后期，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华北八路军的军事行动不再依赖青纱帐，在春季便发起进攻，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夏秋季节，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生长茂盛，好似青纱织成的帐幕，因此被称为青纱帐（也被称为“青纱障”）。《黄河大合唱》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河东、河北高粱熟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等，描写的就是中共华北敌后游击战利用青纱帐的场景。

青纱帐的效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战争中森林的作用。森林因其作为步兵掩蔽物的作用，在国外军事环境史研究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近年，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及越南战争中森林、军事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受到关注。青纱帐是华北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附带产物，涉及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因此与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关系更为复杂。抗日战争时期，高粱、玉米的种植情况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不但面积不断发生变化，而且种植与收获的时间也不同。受此影响，各根据地青纱帐发挥的作用有一定区别。

环境影响战争，战争也影响环境，对高秆作物是鼓励种植还是禁种，中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研究青纱帐对于理解环境与战争的关系，分析中共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选择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学者将青纱帐战置于天候游击战的范畴进行讨论，探讨中共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共利用、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不过，学界目前多把青纱帐作为中共华北平原游击战的背景进行叙述，缺乏以时间和地域为线索研究青纱帐对敌后游击战影响的成果。

一、高秆作物的种植与青纱帐

高粱耐湿、耐旱、耐盐碱，尤其适宜在低洼之地种植。明清时期华北地区人口的增长，促成了高粱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使其成为与粟、小麦同等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人口密集、缺乏森林的华北，高粱“秸秆作为燃料、栅栏、建筑材料有很大的作用”，且燃料的作用很难被其他粮食作物替代，因而种植更为广泛。

七七事变爆发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约占河北省平原地区所有农作物的一半左右。例如，大兴县的高粱、玉米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5%，安平县为44.24%，涞源县为54%。不过，交通便利、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县，如正定县的高粱和玉米，其种植面积在所有农作物中仅占15.6%。

与河北相比，安徽的高粱种植情况有很大不同。安徽省的高粱种植集中在淮河以北，淮河以南种植很少。在淮河以北，虽然“高粱干大而结实小，在农业经济上为不经济之作物”，但是农民为“补充燃料，不得不种”，种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25%。淮河以南的凤阳县因沿淮河临近煤矿，可以取用“烈山、大通，淮南各矿之煤，以充燃料，价格低廉，自不须种植高粱”，所以其高粱种植面积仅占其耕地总面积的约10%。青纱帐种植面积的大小，影响了其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的作用。

另外，不同地区的物候特点，使河北、安徽、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青纱帐形成期各有不同。据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统计，纬度较高的河北地区，如冀东一带是一年一熟的方式独种高粱和玉米；河北中南部、山东至安徽北部则采取两年三熟的轮作制，轮种小麦和高粱。这对敌后游击战的影响体现在，日军往往会在青纱帐起之前在采取轮作制的地区进行“扫荡”，目的是抢夺收获期的冬小麦。

在安徽北部，春播高粱普遍3月下种7月收割，而夏播高粱因其雨热条件生育期较短，所以青纱帐持续的时间也较短。如彭雪枫所观察，“现在青纱帐起了，而两个月以后又会落了”。在河北，高粱是清明以后下种，5月高约5尺到8尺，八九月收割；玉米是五六月下种，10月收割。也就是说，每年6月到10月高粱和玉米形成青纱帐，在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的平原地区有着特别的优势。

华北地区自古有“高粱请来土匪；土匪请来高粱”之说。青纱帐对于土匪的活动具有攻防作用。土匪可以借助青纱帐的隐蔽性，拦路抢劫，偷袭村庄，也可以在面对官兵围剿时，借助青纱帐迅速逃散。从当时一些土匪的暗语可以观察青纱帐与土匪行为的关系，如“通常在黄河以北的土匪头目，叫作‘杆子头’”。东北地区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土匪在东北拉山头，或加入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武装队伍，或独立组建抗日武装。但是，因为“辽宁陷落已经八九个月，敌人已大举清乡扫荡，伏莽颇难存身，其能存在者大抵为数零星”，“唯马贼彼时能以‘青纱帐’掩护，出没无常，日寇无奈之何”。这些马贼“日夜隐于青纱帐中”，“能与敌人以威胁，每每夜半冲出，或劫火车，或断车轨；敌军翻车被杀之事，时有耳闻”。为此，青年党成员李璜收买马贼，“在夏季青纱帐起时，伏于北宁、南满与新民几条铁路附近”，“每打翻敌人火车一次，奖大洋五千；杀死敌人军官一个，奖大洋五百，以两三青年同志随之进军”。据统计，1932年7月中下旬，东北地区共发生1063起破坏铁路的事件，使日军的铁路运输一度陷于瘫痪。

为保护铁路，日军于1933年4月下令禁止在铁路两旁500米的范围内种植高秆作物。伪满的民政、交通、实业各部训令各地：“为维持治安，易于警备起见，所有全国旧有铁路及后列新设各铁路沿线两旁五百米地域内禁止栽植高粱、包〔苞〕米，惟于元豆地内掺种包〔苞〕米不在此限，现值春耕在即，自应通令遵行。”日军的禁种高秆作物政策是依靠其在铁路周边逐步建立的“铁路爱护村”实现的。这些经验在1937年之后亦引入华北与华中的“治安战”。

随着日伪军铁路警备的加强，抗日武装的破交战主要变成对公路运输的袭击。1935年3月，伪满下令“国道”和警备公路两侧200米内禁止种植高秆作物。禁种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对农民生计的破坏，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1937年，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陷入低潮，于是伪满规定在治安情况“良好”的地区，只要对治安没有妨害，道路和警备道路沿线禁种范围可由原定的200米缩小到100米或50米。1939—1940年，伪满又规定铁路两侧的禁种范围由500米减少到400米或200米。

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当地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力量后，也曾试图借助青纱帐抗击日军，但由于日伪军采取“集团部落”政策，所以东北抗日联军被迫转入松花江东部与东边道的深山密林，对青纱帐的利用较为有限。

这或许说明，在战争与环境的关系中，单一的环境因素会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影响力量对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的形态。不过也不能过分夸大环境的影响力，比如青纱帐虽然在华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东北却未见效果，所以关键还在于具体时空背景下人的因素。

二、青纱帐与平原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于1938年前后进入河北、山东平原地区，这促使中共中央开始思考在平原作战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认为，在平地“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当夏季来临，日军南下之际，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而“青纱帐起来抗日去”亦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

在华北敌后抗战的长期进程中，毛泽东提出“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在冀南，邓小平总结，“等到麦子长起来的时候，到处都可以隐蔽，到处都可以袭击敌人。等到青纱帐起来，那就是我们大大活动的时候”。1940年至1943年，根据地伪化严重，是华北敌后游击战最为艰苦的时期。青纱帐成为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坚持下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冀东等日伪力量较为强大的区域，“敌人据点附近或平原地区”，“只有青纱帐起来时抗日部队方可入村开展工作，一有敌情便借青纱帐为屏障而撤出”。

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对“季候性的游击战争”从战略战术层面有更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冬季防守，夏季进攻。这虽非绝对的，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平原地‘青纱帐’是我部队行动很重要的遮蔽物。冬季没有这种遮蔽物，视野辽阔，便于敌快速部队和重火器发挥其威力，因而敌人在冬季向我发动进攻，比夏秋季‘青纱帐’时要多。夏秋季‘青纱帐’起来了，我随时随地可以隐蔽，而敌之快速部队重火器的作用，则受到限制。因而我多在这时主动地发动进攻，打击和消灭敌人。这样，可以收到‘趋利避害’之效”。

日军相关记载也可以印证徐向前关于青纱帐战术作用的判断。1938年8月10日，日军在定县附近的平汉路被袭，遂派人“讨伐”八路军。11日拂晓前日军到达八路军所在高门村附近，以机枪和野炮发起进攻。“此时正值盛夏，茂盛的高粱高达丈余”，八路军遂退至村落内，而后隐藏到村落北部的高粱地里。日军于午饭后返回定县县城，行至赵村以北的公路时，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八路军借助高粱地，从公路两边向日军猛烈开火。“被伏击的日军借助通往赵村道路的起伏作为掩体，在路旁应战”。日军依靠火炮，压制住左右两侧高粱地中八路军的进攻，同时集结更多军队赶赴赵村。从定县救援的日军于深夜抵达赵村。次日，日军准备追击时，八路军已经撤离。在这场战斗中，日军战死3人，伤5人，冀中八路军伤亡96人。指挥作战的是出身鄂豫皖红军的冀中三分区大队长朱仰兴，他在战斗中中弹牺牲。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于8月底举行追悼会，纪念这位抗战英雄与高门村战斗。

高门村战斗展示了许多平原游击战小部队作战的战术特点。日军比八路军在火力上拥有明显优势，尤其是在村落攻坚中火炮可以发挥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是八路军充分利用了青纱帐的隐蔽条件，通过伏击给日军以突然的打击，而且在战局发生变化后，也可以利用青纱帐脱离战斗，避免更大伤亡。需要说明的是，利用青纱帐的伏击，或者说高粱地战斗，大部分并不是双方在高粱地中的遭遇战，而是一方利用道路旁的高粱作为遮蔽，伏击道路上的另一方。这种战术也得到当时国内一些军事学著作的证实，称高粱地战斗应“先察知敌前进方向，及其兵力，迅速占领高粱之侧端，利用其前方开阔，以准备射击，俟其前进，一齐射击，最为有利，若在高粱中，施行突刺及射击，则其效果甚微”。

参与作战的日军军曹丰田博康在手记中写道：“本次战斗是第二机关枪中队进驻大陆的第一次战斗，而与预期相反，陷入了苦战。”八路军的装备“只有步枪、手榴弹、捷克式机枪和少量重火器。为什么陷入苦战了呢？”他分析了四点原因：1.“敌人是主场作战，通晓地形”；2.“当地的居民被组织化，对中共军队进行了全面协助”；3.“八路军熟悉四季变化的现象，有效地予以利用”；4.“我军对游击战法不熟悉，通过步兵操典反复练兵的是有关阵地进攻的正攻法，没有真正认识到游击战法”。其中“四季变化的现象”意指青纱帐的作用，从日军战前的步兵战术教程来看，其将高粱地战斗简单等同于森林战斗，与实际作战情形相比略有出入。

对于八路军而言，青纱帐的另一个作用在于避战。时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总结冀中平原游击战的特点，指出“平原的地理特点，规定了我们在战术上的特点。粉碎敌人战役的战斗的进攻，有很多次是依靠于我之胜利的进攻；还有不少次是依靠于‘善于在不利条件下而能躲避敌人’，使敌人进攻成为‘徒劳往返’，以及采取在敌之进攻时，我不能转移而被迫采取必要的顽强的攻势防御战。在敌人据点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的冀中平原上，以我落后的技术抵抗现代化装备的日寇，特别是在今后敌人更加残酷的‘扫荡’情况下，我指导作战的原则，应该是‘不但能够善于打击敌人，特别在不利情况下更加能够善于躲避敌人’”。

驻扎遵化县石门镇的日军士兵战后回忆，在冀东“夏天的农作物（高粱）成长的时候，敌人的信息也变得难以获得，武装侦察也显得特别重要”。青纱帐季节，从日军的视角看，八路军的信息变得“难以获得”，八路军可以选择有利条件下的进攻和不利条件下的避战，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三、季节性的敌后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与八路军对华北四季变化的熟悉，敌后游击战争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点。

驻扎冀东地区的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记录了其各中队在1940年5月至1943年5月间的战斗情况。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1.日军发动的“扫荡”主要集中在3—5月，累计达8次，而这段时间也是八路军袭击日军最少的月份；2.这三年内，未有记录显示八路军在4—5月发动针对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各中队的大规模袭击；3.在8月的盛夏时节，八路军共5次发起袭击，而日军在盛夏时间发动的“扫荡”只有一次；4.八路军较少在冬季发动进攻，未有记录显示其在11—12月主动发起袭击。

这是因为冀东地区的高粱和玉米大概成熟于6月，其所形成的青纱帐可持续到9月，再加上夏季的雨水等，所以整体环境有利于中共对敌斗争的展开。1940年百团大战后，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总结指出，“青纱帐繁茂期和雨季，使敌人行动及武器的使用（特别是摩托化与重武器）受到很大的障碍，限制了其机动性，但便于隐蔽我之行动，增加我之机动，这种天候季节的变化，正是不利于敌而有利于我的时候”。河北地处华北平原的山前地带，域内河流主要靠雨水补给，面积小，调蓄能力差，6—9月的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70%—80％。山前迎风坡降雨量较多，地表径流丰富，各河流出山区后，因地势高差变化大，河道坡陡，水流迅猛，排水不畅，易形成水灾。7月前后，“青纱帐起，雨季到来”，“雨季水涨时，无处可徒涉”，对八路军和日军双方的机动都有影响，但相对而言，“到处是泥是水”的环境给日军机械化部队带来的限制更大一些。日军第一六三联队在1938年夏季“围剿”冀东时，因平津、冀东地区连日暴雨，所以日军士兵在行军过程中不得不“脱下袴和军靴”，积水较深的地方甚至能淹到脖子。

与八路军“连片茂盛的高粱地是那么可亲”的回忆相比，日军士兵对于高粱地的回忆往往带有恐惧和厌恶。日军第一一五联队的一位士兵回忆其在华北作战的情形时称：“我也曾经从山区阵地被派遣到长满高粱的平原地区去战斗过，高粱地里完全看不到敌人藏身何处，对日军来说完全就是一块提心吊胆、极其恐怖的地方。故而日军就会特意避开这段时间，在高粱还没长高或者收割以后再行动。”

聂荣臻曾指出，日军“扫荡”的规律是：“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日军在春季的“扫荡”也有多重因素，冀中曾有人分析指出，“春天是一个昼长夜短、雨季不到和青纱帐未起的时期，很便于现代化部队的活动，因而每年春季敌对平原‘扫荡’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春天是播种生产的时期，这也就适合敌人所谓‘经济战’”。

特别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八路军对日军和伪军的策略并不相同。面对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军，八路军需要靠青纱帐的掩护进行军事攻势，而八路军对伪军进攻的时机选择较为灵活。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记录了1942年1月至12月八路军在丰润县、玉田县、遵化县、平谷县、滦县等地的活动情况，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八路军对“治安军”也就是伪军的进攻并不特别受季节限制。例如冀东八路军专门针对伪军的“打治安军战役”就是从1941年11月15日发起的，直至1942年2月才结束。这种区别折射出中共敌后武装对于军事环境利用的特点，即青纱帐等有利军事环境在军事力量对比较为悬殊时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差距不大，甚至八路军具有优势时，这种重要性就会降低。

总体上看，在八路军面对日军“扫荡”最为艰难的时间，这种季节性还是较为明显的。正如吕正操总结：“平原游击战争的特殊性是依靠黑夜和夏秋两季打天下，白天和冬春两季节是便于敌人逞凶的时候。要想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就必须在夜间和夏秋两季取胜于敌，立下胜利的根基，才能取得全月全年的胜利，而坚持下去。因此平原地区的游击队必须着重锻炼夜生活，锻炼冒暑生活，特别训练夜间动作和酷暑间的动作，养成夜生活和暑天生活的习惯，而不以为苦。”夏季的青纱帐活动，因“长期露营，饮食不按时”和“冒雨行动”，易于造成夏季的伤病。

环境影响战争，战争也影响环境，改变环境本身成为重要的战争行动。1937年12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借鉴其在东北地区的经验，在山西、河北、山东的铁路沿线组织“铁路爱护村”。日军在正太路及平汉路沿线“两侧一两里压迫民众砍断高粱扫清射界”。日军的这一举动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影响较大。1938年9月，道清铁路修武至狮子营段“6里以内高苗尽被砍尽”，导致“游击部队无法接近，仅鸣枪骚扰而已”。

高粱因其枝叶密集，所以在成熟季节需要人工砍下部分叶片以增加果实产量，打下的叶子还可作牲畜的饲料。不过，这会破坏青纱帐，损失尤大，因此，1938年8月末9月初，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发出“严禁高粱打叶”的通知。晋察冀边区政府还要求，“严格禁止收割秸秆，所有庄稼，收割的时候，只许摘下子实，不许割拔茎叶，不要贪图把秸秆做燃料，而消灭了青纱帐”。“如果我们在秋收时，把庄稼连秸秆全部割去，消灭了青纱帐，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毁弃了我们游击队便于埋伏隐蔽的场所，客观上等于帮助了敌人，解除了敌人的苦恼，甚至便利于敌人向我们进攻，这显然是极大的损失”。时任《抗敌报》主编的邓拓还以笔名“温拓”发表了一首名为《留着青纱帐》的诗歌：“青纱帐，我们的城墙！我们要留着它，留着我们的城墙，好守住我们的家乡；守住我们的田地，守住我们的米粮，我们用心保护，让他长得高大、长久；留着青纱帐，伴着我们冲锋打仗，直到胜利的时光！”由此可见，根据地试图通过军事斗争知识的普及说明青纱帐的重要作用，同时运用情感动员和行政命令的方式保留青纱帐。

民众并不反对八路军在青纱帐中战斗，因为与麦田、水稻田相比，高粱、玉米等作物在成熟期只要不被踩伏倒地，那么受行军和隐蔽的影响便较小。不过，大面积禁止农民收割秸秆却较为困难。据载，1938年秋收时节，“在三分区及其他沿铁路某些地方很多的青纱帐都已经被割掉了，这里有一部分固然是由敌人强迫当地农民去割去的，但也有部分是由于当地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忽视，而让农民自己割去的，现在那些没有青纱帐的地方一望平壤，毫无隐蔽，使游击队失去了一部分极有利的埋伏的场所。无形中增加了游击队活动的一些困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扩大青纱帐，既包括延长青纱帐持续的时间，也包括扩大青纱帐的范围。1939年3月春耕之际，晋察冀边区就开始思考“究竟什么农作物是必须的”，“为了利用青纱帐，应当多种高粱玉蜀”。与此同时，中共也观察到战争对河北棉花生产的影响，“棉产区原种棉面积约值十之七八，去年已经减少到十分之一二，因为边区纺织等不发达，仍有出口”，并预期1939年“棉花种植面积可保持十分之一”，对于同样是经济作物的“大黄和烟叶的种植应当再减”。晋察冀边区随即以政治动员的方式调整农业生产，“可资敌用的农作物，政府便限制种植（如棉花等）；凡农产的收获，可以送往后方的，则政府尽量帮助送往后方。边区当局更用了政治的动员，使群众去了解，‘多种粮食’的意义，并保证其实行边区政府所提倡的农作物是要费力少而产量大的——如小米等，可为军事上利用作为隐蔽物的——如高粮（粱）、玉蜀黍等”。邓小平1939年在冀鲁豫也有类似的行动，通过向群众宣传解释“多种高粱，来增加敌人困难”。

与1938年相比，1939年9月晋察冀边区延长青纱帐的政策有所调整。边区政府考虑到群众的实际经济生产需求，对取头留杆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只要求“保存交通沿线，敌据点附近以及战争可能发生地区的高秆，以便利游击战的广泛开展”。1940年的秋收斗争中，晋察冀边区进一步优化政策，称农作物轮作的地区“如果要耕地种麦者，中部可连杆收割，而仅留周围几行”。如前所述，青纱帐战斗的交战地域大多是高粱地的四周，所以1939年之后晋察冀边区的政策呈现出同时顾及民众生计和游击战军事效用的特点。

与东北的情况一致，日军在华北的禁种政策由铁路而向公路扩展。在北京周边，伪政权应日本华北方面军的要求，于1939年3月通知在道路两侧300米禁止栽植高秆植物；在冀东，为阻碍中共冀热察挺进军的发展，1940年6月10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一联队“以防患于未然为目的，在主干道两侧挖壕，下令在两侧500米以内不种高秆作物，例如高粱等作物”，“以改善主要道路的透视状况”，并“下令各驻扎地建立监视用望楼”。日军禁种高秆作物的政策实际成效如何，不同地区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同一个县域，差异也较大。1940年7月绘制的《顺义县农作物种植分布图》显示：顺义全县多条警备路附近仍有多处种植玉米；白河附近低洼地带的多条警备道路周边，仍是高粱种植区域。顺义县距离北京、天津等日军驻守重要城市很近，又临近冀东八路军活动区域，所以日军控制相对严密，其禁种政策执行情况至1940年尚且如此，华北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

四、相持阶段与攻守易势

在相持阶段，华北平原的敌后游击战呈现更显著的季节性特点。1942年6月11日，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并失败以后，在较长时间里“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一般性的‘扫荡’也不多”，其原因之一就是：“青纱帐正盛时期，敌人深知对其作战不利。侵华日军在训令中提出：在青纱帐时期不求有功只图固守，以待时机。”日军在青纱帐时期“加紧内部准备，进一步加强各据点的防御设施，加修加固碉堡，增挖外壕，积极训练新兵。与此同时，不断派出大批汉奸特务，秘密潜入或接近根据地基本区，搜集情报，侦察我军活动情况”，为青纱帐倒下后的“扫荡”进行准备。

不过，中共中央自1941年开始，在态度上对青纱帐时期的行动有所变化。1941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估计到华北现状，敌后游击战争特别是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应该是长期坚持熬时间的过程。因此，在今年青纱帐中，部队以不过于消耗为原则，尽量争取部队休息整理训练，除此次配合国民党作战的战役外，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但须派遣小部队四出活动，加强政治攻势与居民中的工作，而非利用青纱帐大举进攻。”

抗日战争中后期，很多敌后根据地的政治学习尤其是整风运动比较依赖青纱帐时期。即便在青纱帐作用相对较弱的淮北也是如此。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在布置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工作时，特意说明因为淮北不是大后方，政治学习要利用青纱帐时期。根据地的兵工生产也将青纱帐时期视为“生产突击最好时期”。青纱帐时期的“交通”优势，是做敌伪军工作的有利时机。在山东滨海区，根据地干部利用青纱帐“纷纷到敌占区去”。

受百团大战等因素影响，1941年春，日军由“特别轻视而转入特别重视”，发动对根据地的春季与秋冬季的大“扫荡”。程子华更细致地总结了季节性影响的三个时间点：“青纱帐时期，正是我积极进攻，打开局面的良好机会，同时又是整训部队和地方武装总结与布置的有利时期。青纱帐倒后，我要准备迎接敌之冬季‘扫荡’，同时又是敌人修路和我破路挖沟的剧烈斗争时期，也可说是敌我均作次年春夏季剧烈斗争的准备时期。春夏季时期是一年中最残酷最紧张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时期，这个时期战斗最多，而整军休息时间最少”。

1942年华北地区八路军军事斗争的局面更为复杂，“根据地被分割”，“有些村庄距敌人据点远者5公里左右，近者甚至抬头可见。敌人随时可以组织实施进攻、袭击。尤其是敌人的快速部队，顷刻间即可到达攻击目标”；在大平原“除青纱帐起来时较易隐蔽外，其余季节部队活动容易暴露”。因此，如何在青纱帐未起时做好隐蔽，成为八路军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刘伯承讲过一个故事，称：“有个姓孟的同志在一个地方坚持游击战争，人民称之为‘高粱王’，意谓他在高粱起的时候来了，高粱收割的时候走了，人民无依靠，因此观望不前，不敢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孟同志知道了这情形，就告诉人民说，即使高粱收割了我也不走。于是人民觉得有了依靠，敢于起来和我们一起斗争了。”这也是地形改造、村形改造、地道战的最初目的。

地道战发源地在冀中九分区的蠡县。1939年秋后，蠡县一区因处于县城附近，所以大部分村庄距离县城较近，面临日军的“围剿”和抓“壮丁”。各村“有青纱帐时候青年们在地里干活，躲避敌人；没有青纱帐了，男女青年就在老百姓放在地里的秫秸秆和玉米杆下面挖洞，一个洞里可睡四五人”。地道不仅可以在青纱帐倒下后发挥作用，在青纱帐季节，也可以通到青纱帐，所以更有利于八路军的游击作战。

日军的“扫荡”使一部分平原地区的根据地被伪军控制，日军禁种高秆作物的工作虽然有所推进，但总体变化不大。例如冀中的安平县，其高粱的种植面积占比按日方的统计从1934年为30.9%，而1942年与1943年分别为28.2%、20.1%；玉米的种植面积1934年为11%，而1942年与1943年分别为11.6%、16.3%；棉花种植面积从1934年的6.8%下降到1943年的0.9%。1943年春，赵县农民被日伪政权强迫多种山芋，不准种高秆作物，但其育种的山芋炕被游击队摧毁。也就是说，日方并不能实际控制所有华北乡村，其禁种高秆作物的政策因只能依赖伪政权施行，所以只有在其控制程度较好、伪化程度较深的地区才能够充分执行。另外，从棉花种植面积的变化可以看出，受战争的影响，经济作物的种植受限。因战时口粮需求更为基础性，所以为保证生存，农民也更倾向于种植高粱、玉米等粮食作物。况且与棉花相比，高粱和玉米还具有收获快的特点，尤其适应战时的秋收。

在沁源围困战期间，抢种高秆作物甚至成为八路军围困日军的军事行动之一。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记载：“关于抢种：炮兵射程以外，白天耕种并要求细种，10L（里）-5L尽量细种，并利用情况又能白天种，5L以内由外向内推种，汽车线上由外向内，5L以内多种高苗，汽车路附近亦然，种高苗内中插以低苗，以便我活动，并防止敌人。”1943年5月，经过20天的抢种斗争，八路军在日军占领的点线附近已全部突击下种，一直种到距离碉堡2公里的地方。

这种季节性的斗争持续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中共在华北敌后面临的军事压力有所降低。据时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程子华记述，“自敌在正面发动攻势以来，我区周围之敌，又在不断抽调，部分地区飞机几乎全撤（如冀中九、十分区），益暴露敌兵力不足之弱点”，日军不断撤离各地的碉堡，“在冀中区原有一千，减少五六三，现有四三七。个别县份如高阳，除县城敌占外，余均无敌。任丘、蠡县除县城外，各仅有一据点，并且某些重要的据点均相继撤除”。于是，1944年夏季，华北各地发动攻势，山东根据地直接将7月下旬发起的进攻称为“青纱帐战役”，即“乘正面战事紧张，青纱帐盛起之际”，在山东各地“不同方向向敌展开进击”。

真正的变化是八路军开始在日军往常发动“扫荡”的春季主动发动进攻，即晋察冀根据地在1945年4—5月发动春季战役，“打开了腹地局面，拔除了大量点碉，解放任丘、河间、饶阳、安平、新镇、武强、文安等城”。这种变化和青纱帐的战术影响可能相关，无论是伏击还是避战，青纱帐的主要作用是对日军“扫荡”效用的抑制，而此时“敌对我却尚无‘扫荡’之象征”，八路军已经转入反攻。可以说，青纱帐的作用与抗日战争中前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结语

从环境与战争的关系视角审视，青纱帐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中发挥了相应作用。其独特的自然特性在战争中形成类似森林的遮蔽效果，对步兵作战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影响。青纱帐与其他因素共同塑造了华北平原地区敌后游击战的战争形态和双方战略战术，这展现了环境对战争的影响。

环境的特点在于，它是中共敌后根据地和日伪政权共同面临的，具有一致性。因此，双方都需要理解和适应环境，并利用环境创造有利于己的条件，从而展开影响战争形态的复杂博弈。对于中共武装，在处于防御态势和力量较弱的情况下，理解、适应、利用乃至改造环境，成为扭转军事力量长期劣势的重要策略之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战争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总体上看，日军拥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充分的军事训练和迅速的跨区域集中兵力能力，这些优势使得日军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环境限制，例如在不利于日军的青纱帐季节发动“扫荡”。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表现出利用对方思维惯性和麻痹心理，在对自己相对不利的环境下发起军事行动的智慧。这进一步体现了环境与战争关系的复杂性。即环境对战争的影响并非某种不可克服的决定性规律，而是通过战争参与者的复杂博弈和策略调整来实现的。

值得关注的是，自然环境在战时对普通士兵心理的影响是目前军事环境史研究中的新热点。战后日本编纂的华北日军联队史中附有大量战时日军拍摄的高粱地照片。这类影像史料从侧面反映了青纱帐在日军士兵心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他们深刻的战争记忆。对于那些背井离乡，在华北地区与八路军交战的日本士兵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敌意的环境，其中包括那些中国村庄以及隐匿其中的八路军。即便是看似普通的高粱作物，也仿佛在这充满危机的氛围中透露出潜藏的威胁。不过，随着华北日军在物资供应上遭遇困难，无法保障大米供应的情况下，从当地掠夺的高粱饭也在一段时间成为华北日军的“主食”。因此，对中日双方有关青纱帐的不同记忆，还应该着力从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角度去阐释。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载《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编辑｜刘　蓓　苏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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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胡振江　项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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