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孟子·离娄章句上》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国情怀，家风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大学》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诫子书》《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著名家训，虽源于封建思想，但其“治家”理念和教谕依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家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公民行为准则从个人层面上做了规范和要求，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家风建设，十八大以来在多次讲话中，论述了家风、民风、国风的关系，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管理好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严格要求。正是，家风连着民风，民风融汇国风，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一段中强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素养和社会公德。”[1]家风是家国思想的精髓，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础，是支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家风淳朴，世代传承。2021年6月29日，李宏塔，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大钊次孙、李葆华次子，作为全党全国唯一红色家风传承人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总书记亲手颁发的“七一勋章”。崇高的荣誉载入历史，一部红色家风史也写入中华民族文明史，向人民传递着信仰的力量。2023年李大钊纪念馆举办了“李大钊家风展览”，这是国内首个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展览，被中央网信办和国家文物局评为“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介展览”。李大钊生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家训，但“铁肩担道义”的大义担当、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简易朴素的治家风范、真实亲切的生活态度，构建了其独特的家族基因密码；在言传身教中默默传承，形成为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坚守红色家风，如北斗烛照指引，为共产党人立德修身和家庭建设树立了典范。
一、李大钊红色家风内涵
1.爱国为民：绘就李大钊红色家风底色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2]深沉的爱国情感如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子女们历经战火摧残和生活磨难，承继父志走上革命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贡献。
深沉的爱国情感贯穿着家庭血脉，传承着红色基因。先国后家，国而忘家，他们立志报国，投身救国救民的事业。1913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与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群起反抗，以“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的勇气担负起“挽狂澜于既倒”救国救民的使命[3]。为了直接参加国内斗争，李大钊毅然归国而失去了自己的学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京（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而他的办公室、他的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集会的重要场所。李大钊在家中的革命活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家人们，点燃着他们革命的火焰。自五四运动，尤其是党团组织建立后，李大钊多次受到通缉，北京的家也常有警探监视。深明大义的妻子赵纫兰不去打听丈夫具体的革命活动，却懂得保护丈夫和青年们的安全，带领子女们主动担任起放哨站岗的重任。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为了一生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遭受重大打击的夫人和孩子们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更加坚强地追寻着李大钊的足迹加入到革命洪流之中。
1927年6月，李葆华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领导了留日学生的归国反抗斗争，毅然弃学归国。同样的求学经历，同样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同样弃学归国的选择，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大义面前，李葆华像父亲一样，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一生转战平津、冀东、晋察冀、北岳区、华北、华东、西南等地，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是身处逆境在特殊考验面前，他都保持着百折不挠、努力奋斗的精神，以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移的信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色地担当党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4]
缅怀父亲就是追寻父亲的足迹，承继他的事业。李大钊壮烈的牺牲留给家庭无法弥补的伤痛。而新旧军阀雪上加霜，加紧了对李大钊遗属的迫害，以致于赵纫兰母子（女）不能在北京生活，只得回到乐亭大黑坨老家。然而赵纫兰记挂着丈夫李大钊后事、谋划着子女们的学业。在她的努力下，子女们纷纷回到课堂。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在安葬完李大钊35天之际病逝。失去父母双亲的孩子们继承了父母的坚强，两个姐姐星华、炎华带领弟弟光华、欣华艰辛渡日，勤工俭学，互相鼓励，互相温暖。生活虽苦，但他们没有放弃革命追求，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几经周折，李葆华、李星华、李光华兄妹（弟）才终于在延安相见，1943年，李星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十六年的回忆》。在“革命的摇篮里”[5]成长的兄弟姊妹们追怀着父亲，感受着延安革命圣地大家庭的温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诲，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锤炼了他们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品格。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党员中有很多是他的学生或者跟他有过接触，但是他从未计较过在党内职务的高低。一大、二大时他没有进入中央局，直到三大，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高贵的品质在他的家庭中传承。他的长子李葆华在解放前即担任了北平市委第二书记，主持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具体工作，直到十四大后离开工作岗位，为党工作80年，任部级干部40余年，没有因为职位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在党和国家需要他时，他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服从组织，没有意见”。1973年，身罹重病的李葆华任贵州第二书记，他没有任何报怨，在艰难中远赴西南履职。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李大钊尊重劳动，尊重人民，指出“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6]。呼吁人人“快去做工”。他引导青年到农村去，到工人中去，用知识唤醒他们的自觉，改变劳动者的命运。他关注人民生活，城市贫民的乞讨声、人力车夫的伤病、上海童工的苦难、唐山煤厂工人不如骡马的生活，广大农村地区沦为佃户的贫农、被迫参战的士兵，现于他的笔下，更留在他的心中。
李宏塔任职安徽省民政厅长期间，被广大市民誉为“骑车上下班的厅官”。他骑自行车上班，就是为了更贴近人民、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因为年龄限制，1987年李宏塔从安徽团省委书记转岗省民政厅。对于自己的这一选择，他说：“民政部门做的事就是两句话：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困难群众解愁”“我就是想找一个离困难群众最近的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7]他的这一选择得到了父母的支持，李葆华叮嘱他：民政工作连着民心，一定要把老百姓的事安排好！”[8]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写给朋友的联语，也是他道德文章的真实体现。因为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遗训，他的后代们复制这幅对联高悬于家中最显眼的位置，如同家族符号、精神图腾，铭刻于心、烛照镜鉴。正如李葆华最小的儿子李亚忠先生所解读的：祖父要我们承担的是民族复兴的大义，书写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伟业的壮丽篇章。
2.勤勉务实：筑建李大钊红色家风基石
1924年，李大钊发表《史学要论》，他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9]2018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里引用了李大钊的这一段，他说“中共十九大描绘了我国发展今后30多年的美好蓝图。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10]
追求真理的实践中，他们认识和把握“实境”，并“根本解决”。李大钊追求真理，他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11]他所追求的真理是“求其真实之境”的，针对日本人有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为袁世凯帝制做宣传的国情观，李大钊撰写《国情》严肃批评国情不可于“客卿”谈。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即最早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考察中国实际，“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2]李大钊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并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因国情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特点的共殊性问题。
李葆华任职水利部期间，主持治理了淮河、黄河、长江等河流水患。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亲临现场勘察选址，足迹沿着祖国的大江大河贯穿南北，栉风沐雨，备尝艰苦，为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奠基。初到安徽，为了解百姓的吃饭问题，他亲自到粮站买粮，了解到粮食供应情况，制定工作策略，解决缺粮问题。
李宏塔任共青团省委书记和民政厅厅长期间，始终坚持了解实情，现场办公。他推行“反向工作法”，有问题不回避，亲往调研，不搞声势、不打招呼，奔着困难去，路不能行车，就改步行，街头小巷、田间地头、灾情一线，直面问题，直接对话，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据他的妻子赵素静介绍，他“先后骑坏过四辆自行车，穿坏过五件雨衣，七双胶鞋。”[13]
脚踏实地的耕耘中，他们担当起对事业的忠诚与责任。他们热爱并忠诚于民族、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事业，他们无论在行政岗位、科研领域，或是普通劳动者，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改革创新，大有作为。
李大钊兼具学者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他致力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照耀中华。李大钊一生勤于著作，留下诗文600多篇，200余万字。包惠僧回忆“他无论怎样忙，每天回家总要抽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写作。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使他能够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当时最全面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且在他的努力之下，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个人到团体，由一种新学说到被广大青年所接受的指导思想。
1978年，李葆华以70高龄主持人民银行工作。在百废待兴之中，在新领域里，他以极其旺盛的工作激情，学习金融理论、考察国际金融管理经验、遵循经济规律、理顺金融秩序、培养金融人才、推进金融系统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银行管理体系，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银行业的伟大变革之门。
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长期从事民间艺术工作，为了采集民间故事，她深入到云南各少数民族聚集区达几个月时间，终于写成《白族民间传说集》，把百姓间口耳相传的故事编写成册。
李大钊次女李炎华之子李军曾担任煤炭部成都矿业管理干部学院书记、院长等职务，是非常有才华、有能力的年轻干部，为探采矿源，经常到野外考察，终因长期过度劳累而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脚踏实地的功夫”，勤勉的付出获得了重大荣誉，他们是国际科技奖项和国家级荣誉的获得者。在李大钊带领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了“由旧式藏书楼向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变”，他也被美国图书馆学会所编《世界图书馆情报百科全书》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被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公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李葆华的小儿子李亚中享受国务院津贴，他发明的水利科研课题获国际奖项。在荣誉面前，他们更加谦逊，他们将荣誉视为后辈对前辈的信仰与传承，厚重的责任和守护。
3.高洁和睦：构建李大钊红色家风格局
李大钊曾居住过的故居，包括河北乐亭李大钊故居和北京故居（租住），从外观上看朴素其貌，规矩大方。室内家俱简单、朴素，以实用为主，又不失温馨。李大钊一生自奉简约，进德修身，家庭生活极其简朴，夫人赵纫兰勤俭持家，不慕奢华，二人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共同抚育子女成长。他这种大道至简、大爱无声的美德在五个子女及后辈中传承延续。
真实朴素是李大钊家风的鲜明特色。李大钊奉行简易生活，他说“吾人自有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朴素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庭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15]他在北京生活十余年时间，多次易居，都是租房。“黄卷青灯、茹苦食淡”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子女服饰不改乡间打扮，布衣、布鞋，完全没有大教授公子小姐的派头。李大钊一生“不事储蓄”“身后萧条”“家中空无家俱，即有亦甚破烂”。他牺牲之后，“夫人手中仅有一元生活费用”“棺椁衣衾皆为友助”。
李葆华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后，组织安排他一家居住在南沙沟国务院宿舍，刚刚搬家时，室内没有家具，李葆华从财政部库房里把别人退回来的沙发、橱柜、茶几等搬来借用，后购买下来，一直使用。因为时间过久，沙发所有的弹簧都已经断裂，一坐下去就是一个坑，扶手也都磨损坏了，儿子自己动手修后又接着用，一直没有换掉，这套沙发就这样陪伴了老革命家27年。2023年，为支持李大钊家风展，李葆华之子李亚中一家才将它们捐赠给李大钊纪念馆。
李光华夫妇官至厅级，但是他所居住房间陈设更称得上简陋。客厅兼做起居室，上世纪八十年代用的三合板衣橱、箱子、电视柜、茶几，老旧电视，布艺沙发打开就是一张床。据家人介绍，这些家具并非购买，而是老人从院子里拣来的邻居家淘汰的。衣橱里光华夫妇的衣服皆为旧衣，无光鲜靓丽可言，冬天是羽绒服，春秋是老旧的卡其布中山装，绿军裤，胶底解放鞋。朴素成为传统和习惯，在每一位家庭成员之间铺展。在接受采访时，李亚忠换上一件布面夹克，一件时间稍短的旧衣，而他日常穿的外衣都有10年、20年。李乐群参加活动时着的一件外衣，边角发白磨毛破损，令在场多人唏嘘，但看到她们的坦然，唏嘘之余是敬佩。
相濡以沫的夫妇相处之道在家庭成员中传递着尊重和友爱。李大钊与夫人赵纫兰互敬互爱的故事广为流传。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李大钊主张恋爱和婚姻自由，肯定恋爱是婚姻的基础，许多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恋爱，停妻另娶。但李大钊只开风气不为师，深念妻子恩情、尊重妻子、照顾妻子，一有时间便帮助妻子带孩子，指导妻子读书。有客人来了，李大钊劝夫人打消自卑心理，牵手夫人与客人见面。夫人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的事业，照顾着丈夫和子女的生活，一心一意打理家庭，抚养孩子成长，夫唱妇随、相携相伴。
在这种和谐的生活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珍惜着家庭，共营着友爱。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2002年，李葆华夫妇结婚60周年纪念日留下的照片中，两位耄耋老人慈祥的眼光、紧握的双手讲述着岁月的深情。“我和夫人商量一下”，“这事怎么处理，你给个建议”，这些夫妻间的日常对话透露着相互间的尊重、信任与温暖。家正是心灵的港湾和归宿。
良好的兴趣爱好增加了家庭乐趣，提高了生活情趣。李大钊兴趣广泛，热爱大自然，喜爱家乡文化。长子李葆华回忆父亲：“他性情开朗，好乐……喜欢美术作品……喜欢养花……最大的兴趣，还是购书、藏书……”[16]闲暇之时，李大钊会教孩子们唱歌、读诗；雪天，他带孩子们铲雪，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劳动，李大钊提倡“乐天努进”的人生观，由滦县回大黑坨，他偶尔带子女们走水路，欣赏一路风光，体验御水的快乐，培养子女“遇山不愁，逢水不惧”的乐观性格。由苏联开会回家后，李大钊为子女们讲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儿童的快乐，增加子女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正是有了这种培养，李葆华兄弟姊妹能够在艰辛的生活中经受磨难，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保持独立完整的人格和健康多彩的爱好。他们像父亲一样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到晚年，李葆华、李光华等兄弟（妹）都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们喜欢音乐，喜欢养花，喜欢下棋，也喜欢书法……这些组成了一幅幅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画面，宁静恬淡、美好和谐。
一粥一饭，箪食瓢饮，生活本简单，知足而止于贪念。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考察时，发表题为《做焦裕䘵式的县委书记》的讲话，他对领导干部的修养提出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自觉追求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久久为功，庸俗的东西就近不了身。”领导干部重担在肩、工作紧张，有了一点空闲时间，要“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细想李大钊一家的生活，不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生活方式吗？
4.崇德尚礼：支撑李大钊红色家风筋骨
“德”和“礼”历来被社会推崇。李大钊是崇礼守礼的典范，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碑文时赞誉他：“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17]他寄“再造青春中华”之希望于青年，要求“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18]他的子女后代践行了祖辈的寄语，并弘扬光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族大义之下，待人的诚恳友善、毁家纾难，成就“施惠莫念”的大德行。李大钊学识渊博又待人和善，“内外从如云，没有宗派气”[19]。青年们把他视为良师益友，都愿意接近他，领受他的爱抚，倾听他的教诲。李大钊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为了革命事业更是做到了毁家纾难。李葆华回忆父亲：“他乐于助人，手头只要有钱，谁急需就送给谁，不讲还不还。自己也不讲究吃，不讲究穿，家里的日子够过就行。”[20]查看李大钊的薪金表，会发现有时李大钊在每月发讫时只能领到部分工资，这部分工资反映了他的提前支取。据罗章龙回忆：“先时，共产主义小组初建，费用拮据，他自愿每月从工资中拿八十元作为补助党的费用，后因家用不足，李夫人安排生活感到困难，学校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每月交李夫人一笔费用外，其余由他自行支配。”[21]
李葆华作风民主，他从不搞一言堂，尊重同志意见。原安徽省委第二书记李丰平曾经讲过“我当了这么多年二三把手，最好的第一书记、最民主的第一书记，是葆华同志！”[22]李葆华关心同志，得知身边工作人员重病，他亲自联系医院，受到错误批判的同志有冤情，他安排重新调查，落实政策，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普通百姓找他，他不设门坎，了解到困难后立即帮助解决。安徽人民深念他的恩情。离休在家修养后，老区的同志找到他，他总是不辞辛苦，想办法帮助解决。听到哪里有了灾情，他总是带头捐款资助。
李宏塔主持民政工作多年，他将日常工作归纳为三句话：“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这就是新时代的铁肩担道义。”这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对祖父的道义担当，注以新时代的诠释。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德”和“礼”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时代的楷模和典范。李宏塔生活节俭，但当他退休时，家里的存款没有超过一万块钱。他如祖父一样，将大爱洒向民间。在基层调研时遇到特别困难的群众，到农村看到五保户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太薄，到五保护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还没有……他总是掏腰包接济。在民政厅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前面，不仅因为他是主要领导，更因为他的捐款额度最高。他常说：“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快乐！”[23]心中想着他人，把别人的困难看得比自己重要，所以他虽曾把握四次分房大权，但反复比较同志们的困难后，他把分房机会让给了他所认为的“更需要的人”。
从祖父牺牲时祖母手中仅余的“一块大洋”到李宏塔退休时尚不足一万块钱的存折，清贫是三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清贫的背后体现的是共产党员心怀天下的大爱和清正廉洁的正气。
“我们最大的权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二、李大钊家风形成追溯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追溯李大钊家风的形成，李氏自明永乐二年移民乐亭，繁衍生息，在大黑坨村形成大家族。由文献可考李大钊祖先翕供奉高祖李文翠牌位显示着李大钊直系谱系[24]。李大钊曾祖李为模“以青年而笃宗谊”不忍见祖坟被水冲毁而主持重修老坟，使得李氏族可以“聚族合祭”祭扫食馂[25]。李大钊祖父李如珍继承了父亲的良好品行，在生活的磨励下形成了重德行、守信义、笃公益、育子女的持家理念，奠基了李大钊家风形成根基。
李如珍的多重身份、丰富阅历决定了他的思想和眼界。李如珍是一位读书人，字“怀谨”，有从九品的官衔，有着中国传统“士”的要求和修养，但他没有为官；他是一位农民，家里经营着几十亩土地，熟悉地性，善于耕种；他也是乐亭庞大呔商队伍中的一名，李星华回忆老爷爷是“行装商”曾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做买卖，因不堪土匪骚扰回乡。读过书，知书明礼；营田产，善理农务；经商业，重义守信。
李如珍见多识广，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又因为李大钊特殊的身世，（在父亲去世7个月后出生，母亲在生下他不足16个月时去世）李如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李大钊身上，一心想把他培养成能够光耀门楣的读书人，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培养，他良好的家庭启蒙为李大钊人生道路打下基础。
1.李如珍的启蒙庭训
李如珍的爱护。“千亩良田一棵孤苗”。李如珍因为担心孙子被不怀好意之人伤害，衣食住行都要亲自经手[26]。担心孙子外出被欺负，将他关在院子里玩儿，为给孙子解闷，栽花树、养猫狗，闲时带孙子识昆虫、捉蝴蝶，小院子成为孙子的大乐园。在小院子的玩耍中，李大钊感受着自然的乐趣。
李如珍的启蒙。在李大钊4岁（虚岁）时，李如珍开始教李大钊读书识字，由识字开始到书写，由简入繁，积少成多。从字形到字义，祖父教得明白，李大钊学得认真，累了就休息，玩过又接着学。教学活动还在学习和品评对联之中进行，祖父在春节期间带李大钊挨门串户地看人家门上的春联，祖孙边看边评，既识字又明理。教育早开发了李大钊的智力，聪明好学等早慧的特质也逐渐表现出来。祖父早期良好的启蒙，使李大钊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李如珍的规矩。读书与识礼是并行的。李如珍严格地培养李大钊的礼仪，坐立行走有要求，待人接物有标准，请安问候讲礼节。不仅要尊重祖父，也要尊重师长，尊重客人。懂规矩还要行规矩，李如珍有意锻炼他，邻里拜访带着他，家里来客唤他侍侯，村里有红白大事，叫他代替自己独自去致礼。自幼的学礼铭心，使李大钊能够进退得宜，张驰有度。
李如珍的育德。“有才还要有德，德才兼备才能成人”。李如珍更注重李大钊德行的培养。李如珍刚正不阿、处事公正、善恶分明，嫉恶如仇，不准孙子与村中那些不务正业的人接触，不准他打架骂人、入赌场，不做阴损之事。儿童好奇心强、是非观不清晰，难免会犯错，错了就严厉惩罚。祖父得知李大钊看人赌博后，对他施以严厉的惩罚并耐心地解释，使孙子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从此远离恶习。
李如珍讲故事。祖孙陪伴之中，爷爷睡前、醒后的故事成为李大钊成长中对外面世界认知的一个重要渠道。至于故事内容，少见记载。应该是老人家的一些个人经历、耳闻目见、乡邻趣事、民族英雄、名人轶事、乐亭民间文学传说等等。乐亭文化昌隆，是乐亭皮影、乐亭大鼓、乐亭莲花落（评戏）发源地。每逢节日必有演出。李如珍为村西酬募置买香火地基款项即是为了酬神演戏。李如珍带领孙子观戏，自然也会评讲，而这些戏当中所表现的爱国爱家、除暴安良、孝亲厚友等情感也印入李大钊的脑海。
李如珍的择师。李大钊家乡读书10年，两易塾师，受到良好教育，祖父的精心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综合来看，李如珍为李大钊选择私塾一方面要看立塾之家，谷家、张家[27]、宋家[28]，都是名望之家，虽富贵而不骄纵。其思想眼界、治家理念、人际交往、行事作风等著称于乡里；另一方面更要看塾师的学识、能力、人品等，3位私塾老师在授以李大钊知识之外，为李大钊品行的形成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真正实现了“传道、授业、解惑”师道。
正是祖父的精心培养，李大钊自幼接受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家、国等朴素情怀，养成刻苦读书、勤俭朴素、诚实谦和、通情达理、尊老敬贤等好品行，也铺筑了家风根基。
2.李大钊的言传身教
李大钊生前很少谈及家庭。李的子女后代谈到家风时，也在讲李大钊对他们没有特别的要求和规定，更多的是身教。李大钊为国尽忠、为民效命、为“主义而牺牲”的行动被子女视为无声的家风，融进血脉，坚守不怠。
在家庭生活中，李大钊是一位慈父，他爱家、爱妻，爱子，一家人一起动手做军棋、画棋盘、下军棋的场景温馨美好。他陪伴女儿和乡邻的女孩子们一起唱儿歌，并且写儿歌给她们，教育孩子们不要摘花，“小花也有生命”。
李大钊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到了适学的年龄送他们入学校读书。为勉励子女读书，还特意定制两个铜墨盒，赠予葆华和星华两个孩子，“墨盒盖上镌刻着两行小字，上款是‘星华留念’下款‘父守常赠’”[29]。李大钊也给孩子们买书，引导他们多读书。比如鲁迅《呐喊》刚出版时，李大钊便送给星华读。
李大钊重视诚实的品格，要求子女们不打诓言。当他听到女儿星华唱《孔德学校校歌》，唱道：“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时，李大钊批评：“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臭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猫、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的青春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撒谎吗？”[30]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的自然传递。在与子女的朝夕相处中，李大钊的爱国思想的自然流露，潜移默化的被孩子接受。比如，他给孩子们起的名字用“中华”的“华”，取“文明开敷之谓”[31]，依次是长子“葆华”、长女“星华”、次女“炎华”、次子“光华”、幼子“欣华”，希望子女们要爱我中华、振我中华、兴我中华。在雨天，李大钊会教子女学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等革命歌曲。他鼓励女儿自立自强，带女儿看他指导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舞台剧《孔雀东南飞》，以此来了解封建旧伦理对女性的摧残。
李大钊的乐观与坚强成为孩子们前行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的家简直成为革命者的摇篮，许多会议会在家里召开，青年来到他的家中，向他汇报、求教，与他商议，接受他的鼓励和指导。孩子们虽不参加父亲和青年们的活动，但也不回避，青年与孩子互相吸引，成为朋友，共同融入革命大潮，奔涌向前。1925年，16岁的葆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他和父亲一起参加了三一八运动。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星华、炎华也俨然成为经验丰富的革命者，他们与李大钊一同被捕后，赵纫兰给自己和女儿编了保姆“杨氏”的身份与敌人进行了机智的斗争。而李大钊的坚强冷静，留给孩子们永远难忘的力量。
三、李大钊红色家风启示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家庭环境直接影响着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由李大钊红色家风得到启示如下：
1.十分重视儿童早期教育
李如珍对李大钊的早期教育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封建科举致仕思想，但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好的范例。家长一定要扣好孩子的第一粒人生扣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他们爱国爱家情怀，遵礼守法的规矩和习惯，爱学善学的读书本领，坚韧恒久的勇气和意志，锻炼健康体魄，迈好人生步履。
2.注重言传身教培养家风
家长要时时处处为孩子做榜样，用正确行动、正确思想、正确方法教育引导孩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善于从点滴小事中教会孩子欣赏真善美、远离假丑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讲话》中指出“家”和“冢”这两个字，它们很像，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家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李大钊被当世人誉为道德典范，“他应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完人”[32]无论他的朋友，他的敌人，没有人能够訾议他的人格，他对子女尽管很少说教，“从未打骂”，但是他的家庭成员荣获多项国家殊荣，李宏塔能够做为全党唯一的红色家风传承人接受“七一勋章”，这正是对李大钊红色家风的弘扬。
3.红色家风激发新风正气
李大钊家风传承鲜明特点是更广泛地弘扬红色家风，推进民风、社风、党风、政风建设。精神支撑是软文化，无形却充满力量。提起祖父的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而李宏塔所讲的精神遗产，影响着李大钊所有的后代，他们敬重先辈，并以此为价值标准、精神镜鉴，与人交往中不标榜李大钊后代身份，但内心始终把握着以先辈为楷模，不辱家风的尺度，这种精神力量如同共产党员的政治坚守，成为一种信仰。把这种信仰弘扬出去，让更多的家庭来建设家风、培育新时代的优良家风，家庭必定会美满，社会必定会祥和，政风必定会清廉，国家也必定会昌盛。
编辑｜刘 蓓 苏 静
责编｜杨立辉 冯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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