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有为 陈玉娇：一九三四年开滦五矿工人罢工运动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势力强占中国东北，并向华北地区扩展渗透。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极端压迫和恐怖统治下，开滦地区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开展动员和组织工作，不间断地领导发动了多次罢工斗争，并取得部分胜利，直接、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1934年开滦五矿罢工发生后，社会舆论视此次“事件之严重，与问题之重要，则为近数年来华北所仅见，且适又发生于塘沽协定中之战区，其关系更非一般可比”。相关各方对其密切关注并试图把罢工引入自身的利益诉求轨道，使此次罢工呈现了复杂的面相。

在此次罢工中，五矿工人群体作为主要参与者，尚未形成鲜明的政治意识，加之长城抗战后此地工会活动被迫停止，工人群体力量主导者的缺位给各方势力留下了争夺的空间。此时，中共以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党团组织和赤色工会组织的秘密策动，对引导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作为先进阶级战斗性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充分说明，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期工人运动相对沉寂，但中共并未放弃策划和引导，工人运动始终是中共城市革命斗争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而中共最终能够建立和领导新的政权，除了农村根据地长期武装斗争的作用，在城市主要是通过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学生的罢课斗争等成长起来的，而非“匆匆登上和离开相隔20年的历史舞台”。

因此，对这一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人运动进行梳理，是考察中共在城市如何经受考验和进行斗争的重要视角。目前学界关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工人运动研究比较薄弱；而对开滦工人运动的关注，则仅限于对1922年和1938年两个时段罢工的考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1934年罢工运动尚无专文论及。而就全国范围看，这一时期其他地区工人罢工也陷入沉寂，为何1934年突然发生大规模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进展状况如何？中共是如何动员和发动工人的？罢工的意义何在？本文尝试利用多元史料，对这些问题作较为系统的阐释，以进一步推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研究。

一、中共组织资源在开滦五矿的嵌入与罢工的酝酿

开滦煤矿位于河北省滦县开平区一带，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烟煤矿。该矿名为中英合办的开滦矿务总局经营，实权则操于英国人之手。全矿共有唐山、林西、唐家庄、赵各庄、马家沟5处采煤矿场。该矿在1941年被日本侵占前，最高年产量约为600万吨。

在各矿场从事采煤及其他各项工作的里工、外工4万余人，每矿约6000人至10000人不等。其中，“里工”是由矿务局直接雇用的技术工人，如电工、机器工、测量工、炮工、火车司机、司炉等，在井上的更夫、马夫、看料夫等由矿务局自雇的杂役工人也在里工之列。里工中机器工人工资稍高，日工资8角至2元，每天工作10个半小时。但是，同为里工的外国机器师月工资最低三四百元、最高达六七百元，每天工作6个小时，其他中国里工平均工资每人每日6角至1元以上。“外工”是指不由矿务局自雇，而由各包工公司（俗称“包工大柜”）代招，在井下挖煤或担负各种杂役的工人。

五矿工人以外工为主，外工约占矿工总数的4/5。外工中多为挖煤工人，他们在一百二三十丈深的煤井底下工作，从井口到挖煤所在地需徒步五六里地，工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劳动稍一迟慢，即遭监工辱骂鞭笞，且动辄有失业之虞。工作一班8小时所得不过平均5角钱，个人生活尚无法维持，为养家活口，工人不得不经常连班工作。同时，工人还要忍受包工制、高利贷、锅伙、赌场、烟馆等的盘剥和毒害。凡此种种，使五矿工人生存处境艰难，痛苦不堪，积愤在心。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被划为“非武装区”，明令禁止工人怠工、罢工、集会和组织团体，工会活动随之停滞。为防止劳资纠纷，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曾拟定3条办法函令矿务局并经双方同意实行——不开除工人；不减少工资；若有劳资问题发生，由实业厅所派工厂监察员代劳方交涉。不过，这些办法并未起到维护工人利益的作用。事后，矿务局受当时“关外销路中断，更因各地减少订购，复加以运输困难”等影响，利润有所下降，对工人加重盘剥，开除大批工人，仅1933年7月至9月就开除2300多名工人。而对在业工人则降低工资，缩短工时，每周停工两天，即所谓“双礼拜制”，使工人收入减少1/4，同时强迫工人做小包以减低工资。在罢工前夕，资方仍企图取消花红，并不准工人举行工会活动。五矿工人除饱受经济剥削外，在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还遭到日本驻军和日本浪人的荼毒迫害。所有这些使工人不胜其苦，反抗情绪不断增长，成为1934年五矿罢工的内因。

长城抗战失利后，华北政局动荡，物价上涨，民众生活环境更加恶化，反帝爱国情绪高涨，致使华北工潮不断。1934年春季，华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工潮有天津北洋、恒源、裕元三家纱厂罢工；北洋、丹华、荣昌三大火柴公司工人反对停工歇业的斗争；井陉煤矿要求清发积欠薪资的怠工运动；唐山启新瓷厂反对减薪的罢工等。风起云涌的工潮，必然使开滦矿工受其激荡。

1933年7月，河北省政府派宋遒乾接收唐山市公安局，但驻唐山日军守备武装并未撤退，唐山仍处于日军控制之下。煤炭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日本对开滦优质煤炭垂涎已久，为夺取资源并倾销伪满洲国煤炭，唆使汉奸在滦东一带及矿区制造事端，“拟利用时机，图谋不轨”，并攫取黄色工会领导权。日方在与英国资方展开争夺的同时，还与其相互勾结，“拉拢英国资本家对唐山矿工加紧剥削压榨，日甚一日”。鉴于开滦五矿原黄色工会被撤销后，国民党在矿区的势力随之下降，国民党中央党部及河北省党部想借机恢复其控制的工会组织，引导工人有所活动并借此获得政治势力；国民党原黄色工会委员也为“争取他们的饭碗”，在马家沟等矿伺机活动。英国资本家也勾结国民党地方当局，扶植原黄色工会人员，并豢养了一支装备齐全、约500人的矿区保安队，控制和镇压工人，并抵制各方势力的渗透。

中共一直重视唐山工人运动，自建党早期就在此地为争取和维护工人利益进行斗争。1922年，中共领导了著名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并在历次工人运动的洗礼下生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这种战斗精神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会再次迸发出来。1933年至1934年间，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上升，中共和广大群众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退让，国民党则进一步实施高压恐怖政策以维护其统治。加之中共内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河北的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并一度失去组织间上下联系，但中共在开滦矿区和唐山市内并未停止活动。1933年春，中共河北省委派赵秋年（黎玉）、张维汉到唐山恢复组织和开展工作。不久，以赵秋年为书记的中共唐山市委，由李春华（吴德）任党团书记、李士奇任委员长的唐山市工联及其下属的几个赤色工会相继秘密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一批党员，团结了部分进步工人，唐山的中共基层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此后，中共党员在巩固原有基础的同时，进入生产一线建立新的关系。例如，吴德通过自己的二弟、启新电力厂工人李春富发展启新瓷厂、启新电力厂的工人，并和华新瓷釉厂张姓学徒取得了联系。这些进步工人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力量。黎玉、张维汉以在唐家庄装卸煤车作为掩护，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黎玉经常通过讲故事、拉家常、帮助写家信等方式联系工人，“说到群众生活的苦处时，就夹几句抨击反动社会制度的话，逐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河北省委还派陈少敏和王魁生以夫妻名义在赵各庄工作，陈少敏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王魁生任组织部部长。通过努力，党组织在林西、赵各庄、唐家庄等地都建立了关系。唐山市委还调研了解工人的迫切要求，印发传单或通过赤色工会进行宣传，号召工人进行反抗日本侵略渗透的斗争，同时“领导工人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一个厂、一个车间地开展”。

这些工作使中共组织有效地嵌入当地工人之中，逐步发展壮大赤色工会力量，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和工人群众，为促动1934年罢工奠定了基础。正如陈少敏所言，当时党在林西、唐家庄、赵各庄都存在组织基础。同年，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在致河北省委及全总办事处党团的信中也认为，党“在几个主要矿区还是仍有较好的组织”，赤色工会在启新、华新也有活动。1934年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就是在上述各方力量所构成的复杂形势下爆发的。

二、马家沟、林西等矿工人在中共动员下相继罢工

在与国民党、英方资本家、日本驻军及矿务局等多重力量的博弈下，中共领导开滦五矿工人于1934年1月14日至31日、2月11日至17日、3月18日至4月19日进行了三次前后相沿的罢工。罢工从五矿此起彼伏的分别斗争，发展至五矿同盟乃至唐山市各业的罢工斗争，中共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在此次罢工之前，中共已在开滦五矿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罢工发生后因时因势而动，采取切实灵活的策略循序渐进地推动运动的不断发展。

罢工首先在马家沟矿爆发。该矿失业工人的生存条件本就非常困难，此时又值寒冬时节，“无衣无食”，“且复家口嗷嗷，全赖一人血汗，以维数口生命”。面对生存的重压，在中共的长期组织、宣传与罢工动员影响下，1934年1月14日下午2点，马家沟矿失业工人派代表30人持工厂监察员函往见英国资本家倪煤师，请求安插失业工人，恢复工作。但倪煤师不许工人集体会见，试图用一一传见的方式迁延推脱。至下午4时尚未传见一半，引起工人不耐烦，工人对传见问话时的情形亦非常不满。此时正是下午2点班工人进矿上班时间，见状便集合起来，破开被封闭的原黄色工会房间，准备开会。矿区保安队第二署署长尚文斌、副署长金秋圃、李文元闻讯率警察40余人到场，“不问情由，突将集会群众重重包围，先以铁棒袭击，继以步枪扫射，一时烟火弥漫，血肉横飞”，工人代表牛必富被当场枪杀。矿警枪杀工人的血案，势必激起反抗。工人持石头、木棒与保安队发生冲突，最后由驻开平地区保安队第二总队缪队长率保安队武装排解，冲突暂停。此次冲突除牛必富被枪杀外，14岁矿工之子崔生头腰腹部中三弹当场殒命，45岁工人傅增林腰腹部各中一弹死于医院，工人韩玉良右膝盖穿入一弹残疾，张玉田、胡振相、陈传志等重伤，王仁义等轻伤，被称为“一一四惨案”。抗争工人并未因矿区保安队的血腥镇压而退缩，他们当场宣布开始罢工，并提出惩凶和赔偿等要求。

此次惨案中，唐山市公安局局长宋遒乾与矿务局资本家互相勾结，“一则藉词战区摧残工运，一则怂恿僚属惨杀徒手工人”，充当帝国主义分子欺压工人的帮凶和打手。惨案当天，滦榆行政督察公署专员陶尚铭即致电宋遒乾，要求“速查明设法取缔，务期迅速消弭，勿令事态扩大为要”。时间之迅即、语气之急切可见其消弭罢工的强烈意愿。而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员许闻天及河北省党部指导员史泰安则罔顾工人的鲜血与性命，意欲趁机“主持恢复”黄色工会，受国民党原黄色工会会员操控的矿方代表也把“工会公开”列为罢工解决的第一条件，欲窃取工会领导权以挟势弄权。这种背离工人利益的政策，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权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本质，使工人对其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

为避免工人的牺牲成为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满足其私利的垫脚石，并使运动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中共唐山市委书记黎玉立即召开党团会议，客观分析斗争形势，及时对各矿工作作出安排，“赵各庄矿有老王同志，还有一些关系，通过一些老工人来推动；林西由杜均出面；唐家庄有自己的工会小组”；唐山矿则由吴德的工运小组负责；马家沟矿由黎玉派杜均代表林西矿前往开展工作。杜均到达马家沟矿后，正值工人代表和几百名工人开会，他便当场声明自己是代表林西矿工友来慰问马家沟矿工友的，并向工人代表担保“东三矿工友一定罢工起来响应”，此举极大地鼓舞了罢工工人，同时亦“沟通了两矿之间的联系”。

杜均回到林西矿后，向工人们介绍了马家沟矿工人的斗争情况，“激起了林西矿工人们的愤怒”。在党组织领导下，杜均等采用散发传单等方式，号召和组织林西矿工人支援马家沟矿工人的斗争，并派代表去马家沟矿张贴宣传品。在支援马家沟矿罢工的过程中，他们也在酝酿林西等矿举行同盟罢工。

1月23日，在中共的动员和领导下，各矿工人宣布成立马矿后援会，每人捐款1角，作为财政援助金。从25日起，唐家庄、赵各庄、林西各矿工人罢工声援。林西矿罢工开始时并不顺利，面临与反对罢工势力的较量。当工人开会商讨罢工时，包工头严树林在群众大会上宣扬罢工无用，说“不上班挣不了钱，过不了年”，杜均当即站出来表示“不要上他的当，他是工贼，诚心要破坏罢工，咱们绝不能叫他得逞”。工人们受到鼓舞，群起反对严树林并把他送交警察署。后来杜均还抓住各矿工友、家属和市民聚集包围俱乐部反对工贼复工的时机，登上房顶向群众作宣传，揭露工贼破坏罢工的阴谋并控诉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此举挫败了反罢工势力，争取了更多的工人群众，使林西矿罢工得以继续，策应和扩大了马家沟矿罢工。至26日，各矿罢工人数增至3万余人，罢工工人提出9项要求，包括抚慰伤亡、严惩祸首、恢复工会、取消双礼拜制、取消大包以下各级小包工制、赔偿工人罢工损失、恢复原来工资、恢复失业工人工作和对“剥削有据”的包工把头依法以侵占罪惩处等诉求。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为扩大其政治势力和获取经济利益，借机恢复其控制之下的工会，明确指示其矿区代表，“相机调停，安抚公众，勿使事件扩大，以便维持地方治安”。受此影响，原黄色工会委员插手工会活动，争夺工会领导权，蓄意破坏罢工，阻止罢工扩大。他们还与资本家相勾结，克扣工人工资作为会费以中饱私囊，破坏乃至出卖罢工，损害了工人的切身利益。

国民党的做法显然不利于罢工的继续和扩大，为此中共积极采取措施。26日，杜均鼓动林西矿工人包围矿场原黄色工会俱乐部，逮捕正在开会企图破坏罢工的原黄色工会委员和工头，赵各庄、唐家庄两矿工人闻讯后也前来支援。2000多名工人合力用石头、砖头、木棒捣毁了俱乐部，没收武器600余件，一时声势之盛使矿务局的洋人、资本家和走狗们不得不深居简出，甚至连保安队军警也不敢携带武器上街，恐被工人缴械，最后几天罢工区域俨然成了工人的“统治势力范围”。27日，罢工继续并引发外溢效应，秦皇岛装卸煤炭工人宣布罢工，并于次日送往马家沟80袋面粉作为救济与援助。唐山启新、灰磁两厂及华新纱厂恐用煤供给停止俱感恐慌，“一时市面颇呈不安现象”。

此次罢工期间，中共中央始终密切关注着工人的斗争动向，并于1月28日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联名发出致河北省委及全总办事处党团的指示信，要求他们尽可能地动员和集中一切力量，坚决争取对罢工的独立领导，使之扩大为工人阶级的总同盟罢工。据此，中共河北省委下达多个专门文件并立即派全总河北办事处主任罗根等到唐山指导罢工斗争。同时，全总发表《为援助开滦罢工宣言》，号召全国工人一致援助开滦五矿罢工。受此影响，中央苏区总工会在现存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捐款1200元援助五矿工人。

在中共的不懈努力下，罢工坚持至第17天时，矿方“总损失约20余万，存煤少销30万吨”，被迫接受工人的条件。开滦工人争取到了对于所提条件的答复——取消双礼拜，取消大包以下各级包工制，恢复失业工人原有工作，恢复工人原有工资，赔偿罢工工人损失，宋遒乾“调省遴员接替”，尚文斌“撤差查办”等。至31日，马家沟、林西、赵各庄等矿陆续复工，持续17天的罢工工潮短暂平息。事后，国民党方面调查称“当马矿工潮发生之初，即有‘共产党’前往，其余各处（矿）亦时有发现”，这足以说明中共对第一次罢工的推动确实收到了成效。

从罢工中各方具体行动来看，国民党及其代理人、原黄色工会委员是镇压、破坏和出卖罢工斗争的反向力量。罢工所取得的成果，是中共的发动形成多方响应的声势所造成的。在中共动员下，不断有新的力量卷入罢工之中，使罢工运动有了不可遏制的扩大趋势，迫使矿务局和国民党河北省当局不得不就范，最终形成各方暂时妥协的局面。

中共领导的此次罢工，主要起因于马家沟矿工人生活和生存条件的严重恶化，而罢工的要求和性质大体亦在“经济罢工”的范畴内。罢工暂停后，中共河北省委清醒地判断，此次罢工在“胜利结束中还包含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孕育着新的更伟大的斗争的爆发，坚定的把握住这一形势，正确的具体的确定领导的策略和方法，这在决定最近将来唐山工作全部伟大开展上有异常重大的意义”，这一预测是切实的。正是以中共河北省委、唐山市委为代表的中共各级组织的宣传、组织和筹谋，使广大饥寒交迫的工人更加清楚，罢工才是解决重大生存问题不得不选择的出路。同时也启发了工人的政治觉悟，使原黄色工会委员在群众中的信用逐渐破产，工人对黄色工会及其依附的国民党利用和出卖罢工的行为深恶痛绝，强烈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从而使唐山的赤色工会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进步。罢工的形势和条件得以继续积累酝酿，为工人争取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唐山矿罢工再起形成席卷全市风潮

中共在斗争过程中根据工潮动向，及时争取一切发动较大斗争的机会和可能。2月11日，唐山矿工人突然聚集500多人包围矿务局办公室，因前次马家沟矿罢工时，矿务局有“如不参加罢工，将来可得奖金”的许诺，却久拖未予兑现，为此工人要求“按照马家沟罢工时日，发给九日之工资”，“不达目的誓不散去”。

实际上，此次罢工的发生并非偶然。在马家沟矿罢工时，唐山矿未罢工的原因是唐山矿原黄色工会委员舒连顺等和资本家订了“草约”，约定只要唐山矿不罢工，则给其1万元好处费。中共地下党员陈义友得知原委后，与支部书记孙玉良研究对策，决定由与舒连顺熟识的马德良设法获取“草约”。马德良在找舒连顺串门时趁其不备从抽屉里拿走“草约”。11日，“草约”内容的披露引发工人的愤怒，马德良、陈义友带领500多名工人包围矿务局办公室，要求发放补助金，账房负责人道克拒绝工人要求并以电话报告公安局，称“工人搅闹矿务局”，新任唐山市公安局局长赵巽带领手枪队赶到并与工人发生争执，最终激起罢工。

在手枪队的弹压下，工人态度愈加激烈，矿工采用切断电机、封停水泵、割断电线、纵火焚烧等激烈方式抗争，表示不达目的将与矿务局人员同归于尽。见势不可遏，赵巽在工人强烈反抗下宣布矿方屈服，并担保矿方第二天上午发给8日工资。但此时部分解决已无效果，12日，马家沟矿里工援例向矿务局要求发给奖金未获答复，于是开始采取行动，停止所有矿底抽水工作，实行罢工。其余厂矿工人欲“起而仿效”，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北宁铁路大厂也有响应之势。慑于罢工态势扩大，矿方承诺发给唐山矿工人、马家沟矿里工8日补偿工资。17日，第二次罢工暂告结束。

连续的罢工使工人的斗争性、团结性得到提升，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生存出路。在有利的罢工形势下，中共河北省委认为五矿斗争还有进一步“汇合为一个总的伟大的罢工浪潮”的可能性，要求唐山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群众路线，组织开滦五矿乃至唐山总同盟罢工。事实证明，省委的判断是正确的。资方在暂时让步缓和局势后，又对诸多条件加以背弃，并与国民党勾结，加大对工人的控制和压迫。他们严厉监视并逮捕工人，破坏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活动，成立所谓“劳资合作”“互惠”的黄色工会，强行克扣会费，出卖工人利益，贪污工人应得的损失抚恤费等。这些都加剧了工人的不满与反抗情绪，为罢工的再次发生埋下了伏笔。

3月18日，是巴黎公社与北京三一八惨案纪念日，唐山矿工人的第三次罢工爆发。此次罢工是由“个别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所发动和领导起来的”，中共在罢工中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口头和文字鼓动。罢工的最初发动与领导者张振福、马德良、史玉柱、万子瑞，是中共党员和赤色工会会员。此次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工人提出的4项要求：一是在订立塘沽停战协定时，日本人曾给矿务局若干损失费，而工人停工时也有损失，应发给45天的工资为压惊费；二是马家沟矿工潮中矿务局发给工人的损失抚恤费被原黄色工会委员侵吞，矿务局应予补发；三是矿务局原承诺条件未兑现，应另以“奖金”形式发给工人2号煤作为补偿；四是增加工资8分。

3月17日晚10时，唐山矿区工人张振福、马德良鼓动工人谋划次日罢工，18日下午4时，闻讯赶来的警察逮捕张振福、马德良、史玉柱、万子瑞4人，激愤的工人包围公安局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公安局局长赵巽下令开枪扫射，当场死伤工人20余人，但工人仍不散去，最终公安局被迫释放被捕人员。当晚11时，张振福率工人在休息室集会，宣布占领工厂，实行罢工并割断电线，毁坏矿坑、电灯、锅炉，使唐山全市停电，“顿成黑暗世界”。19日晨9时，一名外国技师率百余名亲信工人试图从风道出工，被工人阻拦。赵巽命令矿区保安队尽快将上工工人带出，保安队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鸣枪射击半小时之久，驱散并血腥镇压工人，酿成三一九惨案。

惨案发生次日，工人将所提条件增加为惩办凶手、抚恤、组织工会等18项。21日，斗争形势愈益尖锐，工人在唐山市公安局实行全面戒严之下仍坚持罢工，“矿厂大锅炉房、电台、保险灯房及煤司办事处等处，各为工人捣毁，井上下一切电机均停止活动，隔断交通，紧要各口隘均为工人把守”。22日，矿务局内井架组、火车房、造砖厂、打铁房、生铁房、大磅房、机器房、库房等处工人也参加罢工，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上工。26日，唐山矿罢工工人向公安局重申20日所提18项要求中的重要3项——被杀工友抚恤金每人2000元，伤者500元；严惩勾结警察镇压工人的凶手——矿务局主任、原黄色工会领袖王德新；严惩首先开枪之保安队程队副。公安局口头应允并由局长赵巽先垫付工人棺殓费700元。27日下午，工人在矿务局南门举行被枪杀工人追悼会，张振福、马德良等身着孝衣发表演说，呼吁工人继续抗争。29日，千余名罢工工人因公安局未践诺发放抚恤费而示威游行。30日，赵巽函告工人拒绝调停并取消抚恤金。工人不满更甚，罢工依然继续。

此时，由于黄色工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唐山矿工人斗争一度面临孤立无援的状态。三一九惨案发生后，林西、马家沟、赵各庄、唐家庄4矿黄色工会即表示对唐山矿工人罢工不作任何援助，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与开滦资本家协商组成由资方提供经费的维持队，加强对东四矿工人的控制，孤立唐山矿工人的罢工行动。林西、马家沟、赵各庄、唐家庄四矿工人在其威胁和蒙蔽下，对唐山矿罢工一时持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日本人对开滦煤矿觊觎已久，自1月马家沟矿罢工开始就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并伺机派遣汉奸赵大中在矿区活动。赵大中勾结当地流氓及无知工人，企图通过介入罢工和蛊惑工人趁机建立日本人控制的工会，使开滦煤矿甚至滦东一带环境动荡、营业不利，便利抚顺北票之煤运销关内。日本人还阴谋以滦东不安为借口在冀东培植、安插自身势力，挤出中国股份，成立英日合资会社，甚至迫使开滦矿停办，归其接管。此外，开滦黄色工会每月可收入会费3万5千元，对唯利是图的赵大中亦为巨大诱惑。赵大中伺机打入开滦工人队伍，2月11日唐山矿工人罢工后，他曾试图加以利用而未果。三一九惨案发生后，赵大中见有机可乘，便在唐山策划成立日方“治安维持会”式的“战区矿工联合自治总会”和“劳资合作总社”。他还引诱和恫吓唐山矿工人，“企图夺取这次罢工的领导权”，并计划“利用工人与英国矿方的矛盾向英国资本家夺取矿产权”。

日本人与汉奸的阴谋欺骗，国民党与黄色工会的阻挠破坏，资方的强硬态度，使唐山矿罢工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斗争形势。在此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全总执行局联名致信河北省委和全总河北办事处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中共河北省委发出《二次告坚决英勇的罢工工友及开滦全体工友书》《援助开滦罢工二次告全省工人书》等文件，对罢工斗争给予直接指导和支持。中共唐山市委和市工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帮助工人认清汉奸、卖国贼和黄色工会反对革命的本质与开滦工人团结斗争的必要性，同时领导和发动林西矿、赵庄矿、唐庄矿、铁路大厂、启新、华新的同情运动。在中共的努力下，众多工人的政治意识迅速觉醒。30日，华新纱厂1200名工人罢工。4月1日，林西矿工人进行夺取黄色工会的斗争，马家沟、林西各矿组织援助罢工队，捣毁黄色工会，并逮捕国民党指派的工会秘书。

面对中共领导的罢工，汉奸赵大中等势力于心不甘，在矿区大肆活动，企图利用罢工达到攫取私利的目的。中共洞悉他们的阴谋，明确“告诫工人们不要上当。唐山市煤矿赤色工会尽了很大的努力，使赵大中的阴谋落空”。失去广大工人的支持后，英国资本家虽对赵大中亦不承认，却时时探寻其背后日本人的意向，保留与日本妥协的余地。而对国民党地方当局，英国资本家则软硬兼施，迫使其制止工潮。国民党地方当局面对英、日双方压力，加之内部党部和政府的权力争夺，在罢工中则是进退维谷，观望待变。及至罢工后期，在中共打击下已势单力薄的赵大中，为挽回颓势和增强对工人的控制，竟于4月1日利用蒙骗手段派人包围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的公署驻地，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其总代表资格。陶尚铭企图向赵大中妥协，但英国资本家不肯让步。最终，日方见赵大中已无得逞之可能，才同意镇压唐山矿罢工。国民党政府则以避免“牵及外交纠纷”为由，“组织以实业厅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公安局为骨干的滦榆区劳资事务监理处”，强行进行劳资协调，行政院并“饬河北省政府主席加派矿区外保安队，赴出事地点，保护制止”，同时宣布矿区戒严。他们一面宣称唐山矿罢工有“汉奸背景”，企图分裂五矿联合战线，封锁孤立工人；一面和日方交涉，要求和日本驻军一起镇压罢工。至此，日本人、英国资方与国民党在镇压罢工问题上勾结在了一起。

但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已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重重枷锁，形成不可阻挡之势。4月2日，启新洋灰公司罢工支援；17日起，唐家庄、林西两矿举行罢工；唐山铁路大厂、人力车夫，秦皇岛马兰峪矿也进行募捐慰问、打倒黄色工会、怠工罢工、示威游行等斗争行动；华北井陉、磁县、门头沟、秦皇岛、河南焦作、山东淄川等地矿工也掀起了罢工斗争的浪潮。

与前两次罢工中里工、外工未一致行动相比，第三次罢工在中共组织和党员张振福等领导下，全体工人步调一致，措施坚决，一开始便有计划地毁坏发电房、锅炉房、机器房等关键部门，并采取隔断交通、砸毁电灯机房等方式，使唐山全市停电，对矿方和国民党当局形成了极大威慑。此次罢工选择在巴黎公社纪念日和北京三一八惨案纪念日，本身就具有革命象征意义。罢工中45天压惊费的要求，与反对日本进攻华北是有机联系的。汉奸赵大中和黄色工会的失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直接打击。工人在中共的教育和影响下，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国民党政权，反对国民党屠杀逮捕罢工工人”的斗争目标，并且以实际行动摧毁《塘沽协定》中禁止工人以罢工等形式维护自身利益的无理条款，有力回击了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中共河北省委认为这次罢工“开始便是经济与政治要求有机的联系，很快的转变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屠杀恐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罢工”。政治罢工的实现，说明中共从动员工人为改善经济处境进行朴素的经济斗争，已发展到动员工人为了自身阶级解放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

从1月14日开始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开滦矿区连续发动了三次罢工，鉴于工人运动领袖被逮捕、全市处于紧急状态，至4月19日罢工基本结束。风潮迭起的罢工背后，是《塘沽协定》后开滦矿区及唐山市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方势力的左右牵扯、利益角逐和力量博弈。各种政治力量的交织互动，使运动呈现极大张力，从而导致开滦五矿的罢工斗争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却勇往直前的道路。

四、结 语

20世纪3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多重压迫，开滦五矿工人在中共的动员和领导下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历史价值。

这次罢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城市工作处于低潮状态下的一声巨雷。当时，中共在白区的党组织先后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但工人运动仍是中共城市工作的重心。到1931年7月，中共在南方白区的浙江、广西、安徽、江西、湖北、福建等地省委先后撤销或遭到破坏；北方的山东省委，从1931年4月至1933年7月也遭到5次大的破坏，并与中央失去联系；河南省委被破坏情况与山东省委大致相近。而河北省委，从1931年初至1932年底也遭到3次大的破坏，1933年又遭到4次破坏，河北省委所属的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等也屡次遭到破坏。1934年后，中共在白区地下组织的处境与活动更加危险和艰难。

正是在这样的低潮时期，中共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长，对矿方和统治阶层打击之沉重，均超出各方预料，成为各方关注的重大事件，深刻影响了北方局势的演变。尽管在罢工中也曾受到“党内‘左’倾政策的影响”，“不懂得利用黄色工会的招牌组织工会进行斗争”，导致唐家庄、马家沟数十名党员遭到逮捕，党的机关、文件屡被破坏，工人群众也付出巨大代价，但革命的火焰是无法扑灭的，中共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在矿区、在华北扎根成长，为革命的持续胜利积蓄了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五矿工人群体此时虽尚未形成鲜明的政治斗争自觉，但其在外资控股的企业中进行求生存反压迫的斗争，本身即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而罢工对《塘沽协定》禁止条款的冲破和对汉奸赵大中阴谋的粉碎，则是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扩大侵略的沉重打击。刘少奇认为这次罢工是在日本人统治下中国工人第一次起来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具有国际意义，高度评价这次罢工显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是站在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地位”。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对此次罢工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具有配合苏维埃反帝斗争的意义。

这次罢工更是对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统治者的反抗和沉重打击。刘少奇指出，五矿工人罢工与南方的工农红军在各个战线上对国民党的严重打击互相呼应。而且，随着罢工的爆发，国民党当局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面目逐渐暴露，越来越多的工人对其失去了信心，更多的民众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民主抗争，赢得国家的独立，才能使自身利益得到真正维护。

不过，在这次罢工中，中共并非“自然”地具有了领导权并由此“自然而然”地领导了罢工。事实上，在罢工期间，既有矿方与国民党当局的勾结和破坏，又有原黄色工会委员的种种阻挠，更有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塘沽协定》禁止罢工的条款，还有汉奸赵大中的从中干扰，这些破坏势力都竭力与中共争夺领导权。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多种因素交织中，中共既扎根工人群众进行长期的组织动员，为罢工斗争铺垫了前期的基础，又能在罢工中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进行持续动员、组织和领导，使罢工始终在中共领导的轨道上发展，以至达到了惊人的罢工规模和鲜明的政治高度。有着国民党背景的工会刊物《勇进》刊文总结开滦矿潮时表示：“几年以来，共产党对于工人，可以说：已尽‘宣传、麻醉、利用’之能事了。社会上所受的影响，已算至矣尽矣了。”该文用词难掩其刻意贬斥之态，但说到中共对工人和社会的影响程度“已算至矣尽矣”，则形象地反证了中共对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中共领导的这类运动也绝非被“制造”出来的，这类罢工的主要原因是在近代中国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下，大工业先进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被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官僚所攫取，工人的生存条件比19世纪欧洲资本家“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的状况还要恶劣、严酷和绝望。他们别无选择，切身体会到必须改变现状才有出路。这也促成此次开滦五矿工人从经济罢工到政治罢工、由谋求自身利益的斗争到谋求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的转向。因此可以说，生存条件的恶化是革命发生的客观前提，革命是生存条件恶化达到极点时的必然结果，而要架起生存与革命之间的桥梁，必须且只有通过中共的动员和领导才能实现。同此等内外诸因相激相荡之境遇并承此城市社会革命运动之链，在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五省自治”的现实压力和“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生存危机下，中共动员并领导学生奋起抗争，最终汇聚成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壮阔波澜，进而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