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技】神经技术时代的战争可能“永无止境、无处不在”！
文摘
科技
2024-08-05 20:20
北京
2024年5月9日，《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杂志刊登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专家克拉斯·坦格·弗兰格尔（Claes Tängh Wrangel）的文章《算法治理的生物政治:美军如何构想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战争》（The Biopolitics of 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How the US Military Imagines War in the Age of Neurobi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指出为预测和防止政治冲突的出现，美国国防部日益关注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交叉研究。“认知生物技术”、“数字生物安全”和大规模获取“神经数据”等概念的提出，预示着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神经生物学干预时代即将到来。文章分析了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美国防部支持的跨学科研究“战略多层评估”（Strategic Multilayer Assessment，SMA）项目中被构想、实现和应用的。文章认为，新生物技术可能催生一种生物政治维度的算法治理术，能够在人口层面上监测和调节情绪、思想、信仰和主观性，特别是针对全球南方“弱势”人群的思想和大脑。
![]()
安全性研究的焦点：人类→机器。随着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的涌现，当代全球安全对话和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用算法技术识别、预测和管理不安全性不仅代表了一场技术革命，而且更深刻地代表了“当代安全实践中有关知识的潜在问题、性质和作用的重大转变”。一些评论家将这种转变描述为将安全性研究的焦点从人类转移到机器，强调“算法治理术”与人工智能兴起前人类安全生物政治形式之间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差异。神经生物学+人工智能=一个新的神经技术时代。文章认为，不应将算法治理术的出现视为对人类安全生物政治学的彻底决裂。通过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间的密切历史关系形成和重塑，算法治理术恰恰代表了生物政治学的延伸。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协同作用预示着“一个新的神经技术时代”，在其中，新兴的生物技术工具“读取、写入、编码和操控思维活动”，实现人机之间日益增长的模糊性。在地缘政治研究中，这种模糊性通常以新兴的神经生物学和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加以体现，预示着认知战、认知生物技术和数字生物安全等概念的兴起。“战略多层评估”（Strategic Multilayer Assessment，SMA）
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
来自95所大学、14个美国国防集团和8个外国军事集团的3000多人参与
SMA项目试图将人脑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带来的洞见和技术结合起来，旨在获得更精确预测、发现和先发制人回击政治冲突的能力：消除“战略突袭”（strategic surprise）的可能性，并将战争从动能战场上移开——在美军中通常被称为“爆炸左翼”（left of bang）。
SMA项目的目标是生成关于“其他个体或群体眼中的世界”，以“理解导致冲突的文化和社会问题”。
SMA项目推进、支持、协调和推广关于政治冲突的神经生物学、激进化认知的促进因素和网络神经生物学以及用“爱的力量”和同理心引导行为等研究。最近的研究包括如何利用算法系统构建大规模“神经数据”数据库，在人口层面访问和调节所谓“心灵之源”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SMA项目的目标不仅是开发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SMA项目是一个倡导者，旨在说服整个美国安全机构放弃对人类理性主义的假设，以及根据这些假设产生的战争定义和实践：在美国军队的各个层面发起“条令变革”。为此，SMA研究人员在美国国会作证，以推动自动化神经生物学战争或认知防御理念的生成、表述和传播。这种以人为本和算法形式安全的结合，旨在开辟新的安全治理技术。
3.1 进化与融合
人类VS人工智能：“进化”/“工程化”。SMA项目研究聚焦人类的生物学和数字化观点，其中人类自身生活被视为由可观察、可测量和可捕捉的相关模式组成，并受到外部刺激和干预的影响。在很多情形中，人类生命和智能都是用计算机的术语加以讨论的。“政治冲突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将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异定义为，智能是否“进化”或“工程化”。大脑被认为是“已知宇宙中最强大的计算工具”，其特点是像人工智能一样具有可塑性，由结构和流动性的平衡组成，由自下而上的涌现驱动，可使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人类和机器。神经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推动AI和神经科学发展。将人类定义为“进化的机器”，使SMA项目从一开始就阐明了神经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一个联合项目，一种植根于复杂性理论的共同认识论。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之间的融合和“打破孤岛”，使大数据成为神经科学的“力量倍增器”，并进一步整合了遗传学、纳米和网络科技。这种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加速了神经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通过数字方式重建大量神经连接，帮助神经科学家破解所谓的“神经密码”，使洞察大脑和改变行为的技术融合成为可能。3.2 预测冲突与神经威慑
将神经生物学应用于战争问题。SMA项目的愿景是在新兴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使神经生物学在战争问题上的应用日趋成熟。神经科学为激进化和冲突背后的神经过程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使其具有应用于国家安全和国土防御领域现实问题的潜力，尽管其本身仍相对基础。神经科学已经“将大脑置于人类的指尖”，结合大数据方法所提供的广泛信息和深度工具，有望产生国家安全情报和防御所需的洞察力。神经生物学影响力行动。SMA项目希望获得尽早预测政治冲突行为的能力和使用神经营销技术（neuromarketing techniques）制作有针对性的威慑信息。计算机科学将允许神经生物学影响力行动——有时被称为“神经威慑”或“AAT”（评估、访问和目标）——从理论到实践，从封闭实验环境下对个体大脑的监控，到实时的全民干预。神经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融合将使美军能够将“硬科学带入社交互动”（hard science to social interactions），在个体和系统层面实施影响力行动，并最终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应对此前被认为是定性的东西。3.3 探寻可测量的生物标记和认知映射
激进化和冲突过程存在生物标记。在SMA项目的框架中，社会关系、思想和对现实的感知被定义为神经现象——具有物质性的有形本体论。军事战略关注的所有事物的基础最终都存在于物理世界中，即：思想是个体头脑中的神经元网络。人类所做的、所想的或所感受的一切都是由神经元活动产生的。激进化和冲突的过程作为大脑的一种新兴特性，在意识和行为出现之前就可能被印刻在身体中，并带有可测量的生物标记，反映在大脑的化学水平上，这使从个体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开始、自下而上描述极端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使用认知映射收集“神经生理学数据”。为使美军方了解个体与群体的内心生活，SMA项目整合当前所依赖的行为数据与相关的健康数据集，从而使社交媒体数据与来源无数的生物、行为、经济、环境/生态报告相融合。最为重要的是，SMA项目提倡使用“认知映射”（cognitive mapping），它通常被描述为收集“神经生理学数据”或“神经数据收集”：收集和使用多标量信息以①建立日益详细的大脑结构和功能评估②开发大型数据库，以实现（描述性和/或预测性）评估指标（用于临床医学、法律、社会经济以及潜在的政治用途）。3.4 收集“神经数据”
神经数据收集打破了计算机对人类品质的判断。通过物理设备收集神经数据的方式包括磁共振成像（MRI）、脑电图（EEGs）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NIRS6）扫描。针对目标群体的“代表性”个体绘制特定大脑神经相关性图谱，以及对可能影响情感状态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水平进行全民测量，包括：催产素、多巴胺以及利他行为和同理心。这些变量被共同用来描述个体和/或群体的“KABIB”（知识、态度、信念、意图和行为）。在其他方面，神经数据的收集被作为一种“隐性测量”，一种无意识、非自愿且通常未知特征的测量方法。神经数据的收集似乎打破了计算机算法无法理解爱、伦理、道德、团结、关怀、情感和其他独特人类品质的判断。通过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综合，SMA项目认为，能够培育一种监测人的潜能而不仅仅是现状的机器，能够让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独有、机器无法触及的特征“活起来”。虽然借助大数据大规模收集神经数据的工作已经开始，但鉴于物联网和人联网的制度化——“了解人群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SMA 计划预计在未来几年将呈指数级增长，这将提供“更加密集互联的大脑、身体和环境”。
3.5 操纵大脑的“权力科学”
利用“权力科学”操纵大脑不同状态。无处不在的监测有助于更有效地规范激进化进程，帮助美军确定何时何地进行干预。基于此，神经科学有时被称为“权力科学”。如果系统地加以利用，将使美军能够利用信息更有指导性、更有选择性、更有效地操纵与敌意、信任、同情或合作相关的大脑状态。SMA项目希望开发不仅能收集和分析数据，而且能修改认知状态的“设计未来”的机器，建构“身份”，并在人口层面“灌输规范、价值观和道德”。“权力科学”的干预措施。为此，SMA项目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干预措施，包括在地理或身体条件最脆弱的群体所在地区操纵医疗保健和生物技术销售市场，以影响催产素或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水平。其他建议，诸如使用算法系统传播个性化的反激进化信息，旨在直接作用于意识层面，从而影响大脑调节外部世界。3.6 认知测试
自动化监测和干预工具。随着认知生物技术的兴起，人们设想叙事对激进化影响水平可以被自动化测量。SMA项目研发的NEURINT工具和“人机交互认知测试”技术套件等有望填补自动化监测和干预之间的空白。它们利用经过叙事数据训练的算法来发现需要个性化定制传播信息的个人。为了保证反制信息的有效性，NEURINT和“人机交互认知测试”技术套件都采用了神经营销学的见解——被称为人机交互“压力测试”，其中行为、心理和生理监测系统被与计划影响的目标群体的代表性个体大脑连接。这些个体的大脑结构与SMA项目中被认为有激进化风险的人群相似，其有时被认为发展出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大脑。压力测试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EEG（脑电图）的人机测试Block-A 原型叙事影响和信息分析试验平台3.7 打造“神经技术设备”
发展“神经技术设备”，直接访问个体大脑。据推测，到2031年，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VR/AR）以及“实时全息图”等沉浸式技术将产生更有效的反信息，使美国能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从而使目标受众忘记自己是受众，并陷入一个新制造的现实。为此，SMA项目聚焦发展“神经技术设备”，例如感官和大脑刺激方法，能够直接访问被标记个体的神经信息大脑。受到埃隆·马斯克的“神经链接”（Neuralink，一种旨在通过植入微电极将大脑连接到数字设备的技术）的启发，SMA项目设想利用“脑机接口”将神经信号转化为计算机和机器的输入，反之亦然。从而在实践中消除监测和干预之间的差距。尽管这些技术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其代表着一种在诸多方面已经存在的未来战争形态，并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图景，用埃隆·马斯克的话来说：认知生物技术和新兴的人机界面有望实现“更好地访问和更好地连接世界、彼此和我们自己”。此类技术模糊了算法和生物政治治理术之间的普遍区别，描绘了一个算法系统直接在潜在层面和生成过程中运作的未来。文章指出，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使其不可能被完全控制。事实上，神经技术时代的到来，在SMA项目中被描述为“超越”，而不是由“安全性”驱动；其会使不安全感成倍增加，使整个社会成为“巨大的攻击面”。神经技术的“空白”和未知领域维度的结合进一步将尚未知晓的威胁变为现实，使得现实的生物安全预测和战备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神经技术时代的战争可能“永无止境、无处不在”，而且不可避免；需要采取全民行动，而非仅仅采取全政府或军队行动。问题不在于神经科学/技术是否会被用于军事、情报和政治行动，而在于何时、如何、在多大程度上。或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准备好应对、迎接、对抗或预防这些风险和威胁。
参考文献：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9670106241226622
（全文完）
Build a community
Share the future in cyber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