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鲁迅最后的复仇
时事
2024-11-03 21:07
安徽
作者：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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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冷的月光映着这个“身中面白无须”的青年，映着他“走得很起劲”的脚步，也映着他面前的归路。这归路一直通向前面的一片坟地。他往远处看去，远远有一个白影。这个白影形状模糊，诡谲多变：“走不了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一如传说中的鬼魂——“鬼不是变幻无常的吗？”尽管这位青年曾留学日本学习医学，他手里的解剖刀曾经划开过20几个“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甚至是“年轻的妇人和小孩子”的尸体，但眼前的情景仍然让他踌躇不前，他感到害怕，但是好奇冲破了恐惧。他向前走去，决定用他脚上穿着的“硬底皮鞋”给这个鬼“一个致命的打击”。当他走到这个白影旁边时，那个白影“却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这个青年用他的硬皮鞋踢了出去。“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力踢了出去”。这用力的一脚作用匪浅，“这个白影噢的一声叫起来，随着就站起来”——这个“鬼”是一个人，是“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做着工作”。30年后，“身中面白无须”的青年已经成为了一个花白头发、留着浓密一字胡须的衰年老人，病体嶙峋，脚步也不复“很起劲”。但在环绕他身边的友人学生看来，他的斗志和毅力却老而弥坚，语气中的讽刺和幽默也不减当年。他诚然早已放弃了解剖学业，但他手中的笔却被认为比解剖刀更为锋利尖锐，足以在有“病夫”之称的国家躯体上剖视病灶，游刃有余。1936年的鲁迅比起30年前阅历自然多出数倍，但他在这一年却反复回顾这段青年往事，并且将它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讲给他的友人和来访者，想必这段轶事对他有着极为特殊的重要意义。即使它一如著名的“砍头幻灯片事件”那样介于真实事件和设作寓言之间，但其寓意却显而易见，一如鲁迅在讲完这则故事后笑着说的那样：人与鬼之间的对立，恐怕是鲁迅毕生思想缠斗之处。尽管他在1936年那篇著名的《死》里坦诚“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但这个变幻无常的形象却深深渗入他的魂灵之中。以至于他必须不时将鬼与自己之间纠结缠斗吐诸笔端，曝晒于世人面前。他在1924年给学生李秉中的信中坦诚自己“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他在《写在坟后面》苦于自己背负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里的鬼魂当然可以理解为“旧社会”诞育的“旧文化”，鲁迅脱胎于此，他有自己无法摆脱的过去，只能背负它踽踽独行。他反抗这些旧鬼的最终结果，很可能就像《墓碣文》里那个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的游魂一样同归于尽。然而恰恰是与这些从“旧社会”来的鬼魂的对抗中，鲁迅获得创造的快意和灵感，在被鬼纠缠的苦痛和窒闷中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但恰恰是这种力图冲破窒闷的呐喊，也使他得以洞察“鬼”的真正面相——“鬼”所以让人窒闷反抗的原因，正在于他本属死亡世界的居民，却冲破死生界限来到人世，来扰乱活人的心灵，一如“旧文化”本来已经被“新文化”的行刑队宣判死刑，但仍然死而不僵地回到人世诱惑纠缠活着的人。因此，“鬼”令人憎恶压抑之处，正在于它行走于死生的界限之间，就像鲁迅在《死》里面所点出的那样，“鬼的生活，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这种企图冲破生死界限之间的贪婪油滑的不安分的鬼，才是鲁迅憎恶之物，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所以它们名为“鬼”，其实不过戴了“鬼”面具、装神弄鬼的活人而已。真正的鬼于此不同，在鲁迅看来，它所存在于死亡世界，反而成为活人世界的一面镜子，活人世界的种种不公、镇压、暴虐和市侩，在鬼的世界里都将颠倒过来，成为公平、自由、人性和正直这些人间所不具备的种种美德。就像鲁迅在《无常》中回忆的那个幼年时住在他家附近的“走无常”一样，“我看他脸上的鬼气反而多。莫非入冥做了鬼，倒会增加人气的么？”诚然如此。在《失掉的好地狱》里，一切都颠倒过来，人类反过来冲破了鬼世界的生死界限，将人类世界的种种残暴、不公和镇压加在原本自由的鬼世界之上，用奴役活人的手段奴役死鬼，而那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的魔鬼，反而是寻求自由反抗牢狱的斗士。这段对鬼的解释也许太过冗长，但却由此可以窥出鲁迅内心中的真实想法，他是如此憎恶人世间的不公和镇压，以至于希望自己化为真正的厉鬼，使他能够透过鬼的眼睛来看待世人，撕破戴在人脸上的鬼面。他在1936年反复讲述了踢鬼故事寓意也正在于此。在30年前，他用有力的一脚，将装鬼的盗墓者踢成了活人，而1936年的鲁迅所面对的正是鬼影重重的世界，在这一年9月20日深夜，鲁迅写成的《女吊》一文，他描述了自己幼年时最爱的鬼魂“女吊”，她是“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为了踢爆这些装神弄鬼者头戴的虚伪鬼面，他从自己童年的回忆中召唤出这个真实的厉鬼，赋予他力量，对他的敌人展开最后的复仇。1935年4月28日，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提到了这个长期以来困扰他的鬼魅。尽管他模模糊糊提到的攻击并不比那些装鬼者们“模模糊糊”的形象更清楚，尤其让萧军这样的青年“不得要领”，但却有迹可循。他所指的是一桩三年前的旧公案，而攻击他的鬼魅，却是他所谓的“同道中人”，也就是左翼联盟中的部分“同志”。1930年的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被奉为守护神，但他与左联之间的关系则近乎于统而不治，后者从他身上汲取保护、威望和名声，但对他本人却敬而远之。他不参加党的例会，只有联络人往复其间向他带来党领导下的左联委员会的决议和消息，带走他的“意见”。绝大多数的“公事”仅止于此。左联既非鲁迅所能驾驭，所以阵营内部发生对他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这件事起源于1932年4月左联外人士胡秋原发表的一篇名为《勿侵略文艺》的文章，反对任何主义对文艺的侵略。对一向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武器的左联作家们来说，这当然无可容忍。于是，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很快登出了一篇题为《汉奸的供状》的抨击文章，这篇文章很能显示出左联的行事风格：如此污言秽语和威胁吓诈当然使左联名义上的领导人鲁迅感到不安，他很快给当时《文学月报》编辑周扬写了一封公开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指出这样的文章“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他更将其称为“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周扬本人将鲁迅的这篇文章称为“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的”。此时，这位叫周扬的人虽然年仅24岁，但却是已经是有五年党龄的老党员，更在这一年三月荣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之职，党赋予他的权威使他认为自己足与鲁迅平起平坐，尽管他对鲁迅的“尊贵的指示”表现得唯命是从，但却并没有阻止他在左联的同志对鲁迅进行攻击。就在鲁迅的公开信登出三个月后，周扬的朋友丘东平和祝秀侠便发文指责鲁迅的公开信“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这一罪名着实不小，考虑到1930年代党内的路线斗争，倘使鲁迅也是内部党员，那么很可能会遭到开除甚至肉体消灭的惩处。尽管鲁迅的党外身份使他安然无虞，但却毫无疑问使他怒火中烧，乃至三年之后，他还向萧军提及此事时耿耿于怀，并且将那些人比作是他最憎恶的“鬼”。这是鲁迅遭到内部成员的第一次攻击。但如果考虑到之前“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谩骂围剿，那么这只能算是第二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鲁迅一向被视为左翼文坛的盟主，但从1928年由“创造社”发起的“革命文学”之争开始，除了那些传统的论敌诸如梁实秋、张资平之外，他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在应对左翼阵营的攻击下内耗。1928年的鲁迅尚是孤胆斗士，或单打独斗，或以一敌众，他都显得游刃有余，灵活自如。而从1930年他戴上了左联领导人的“纸冠”之后，再受到战友攻击，他便不得不忍辱负重，勉力维持表面上的团结。对鲁迅这样一个多疑敏感的独行侠来说，这种隐忍和战友的背叛恐怕使他内心更加空虚孤寂。好在他也有自己的抚慰者。冯雪峰即是其中之一。这位年轻人在中共内的资历并不下于周扬，他是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委员会书记、中央上海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左联里少数能和周扬分庭抗礼的党内成员。但冯与周不同的是，在恪尽职守的党员胸腔里，搏动的不仅有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的激情，还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自1928年冯雪峰与鲁迅相交以来，这位年轻人就以他的特殊魅力博得了鲁迅的信任，左联成立初期，他甚至就住在鲁迅公寓的地下室里。在鲁迅家除夕的年夜饭桌上，也会给他留一副碗筷。在冯雪峰和瞿秋白的引导下，鲁迅愈发对中共青睐有加，也更加认同其主张——这一点倒毫不为奇，从鲁迅在厦门时代，他就已经是中共锁定争取的目标对象了，只不过在此时，他已经被完全共产主义的光辉所俘获，以至他甘愿因此忍受阵营内部的人对他的明枪暗箭，只为他所笃信的更大的真理得以实现。冯雪峰在其中所扮演的，恰恰是为鲁迅挺身挡枪的人物。尽管在左联初期，他不时遵从党的指示对鲁迅说明政策，要求鲁迅做出退让妥协，但他从未全然将他与鲁迅之间的友谊看做是可资利用的消耗品。当公开信的事件发生时，冯雪峰很快和已经失掉中共总书记之位的瞿秋白一起站出来为鲁迅辩护，并且很可能是借用了党的名义压使周扬和他的手下停止对鲁迅的攻讦。但随着瞿秋白在1934年为躲避追捕离开上海，并最终殒命枪下，而冯雪峰也因身份暴露而在1933年秋奔赴苏区，空虚和孤寂再次袭击鲁迅。尽管他在1934年又结识了胡风，这个“聪明而又有些霸气的青年”给了鲁迅不少心灵和生活上的宽慰，但胡风虽在日本加入过共产党，却并非中共党员，因此在代表党领导左联的周扬等人看来，胡风这样不纯洁的分子无异于混入的砂砾，更何况他还有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中山文化教育观工作的不清不白的历史。胡风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在左联的会议上直陈胸臆，全然不顾周扬等人遵照党的指示已经内定好的方针政策。1934年8月，左联领导人之一田汉化名绍伯发文讥讽鲁迅与论敌杨邨人“调和”的事件，成为了鲁迅与左联矛盾爆发的导火索。鲁迅很快抗辩回去。尽管田汉躲躲闪闪，但鲁迅却凭借其敏感的嗅觉嗅出了其中鬼魅的味道。倘使此时冯雪峰或是瞿秋白尚在，他们当可以用自己党内的权威再次压服这次纷争。但二人既然已经远飏，而充当左联与鲁迅联络人的却是党外人士胡风，双方之间的矛盾便结而难解。1934年11月14日，在给《戏》周刊编辑的一封信中，鲁迅终于难以抑制自己的怨愤：“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对鲁迅公开私下表达的怨愤，周扬等人指责是胡风从中播弄是非。由于左联内斗的诸多细节缺乏当时的档案文献，仅能靠个人的回忆录来弥缝，而这些回忆录又几乎都诞生于20多年后，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横跨将近30年，中间历经运动波澜，人言言殊，几乎很难找到一致的说法，所以无从断定胡风从中究竟起到了何种作用。但鲁迅积愤难平却是事实，他向胡风抱怨自己难以忍受的焦虑和苦楚也是事实。在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的信中，鲁迅将周扬比作“工头”和“元帅”：“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我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让鲁迅愤恨不已不仅是周扬等人对他近乎玩弄的利用，更让他气闷的是在他的指挥下，左联正在与那些“忏悔者”，也就是在他看来背叛了左联转投国民党一方的人握手言欢。鲁迅对此嗤之以鼻。但他意想不到的是，恰恰是这句牢骚真正是玄机所在。1935年中共面临形势并不乐观，其主力队伍在围剿阻截之下不得不战略转移，尽管在是年年末抵达陕北，稍得安定，但一路上伤亡惨重，在城市的中共组织也挫败重重。为了补充新血、重整旗鼓，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决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旋即遵照指示，“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发布《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尽管这份文件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但实际上，对当时仍处于秘密地位的中共来说，这份文件是不可能大肆宣扬的，而根据这一文件所做出的其他指示，同样相当机密。没有证据证明1935年，作为党外人士的鲁迅对这份宣言和基于其做出的秘密指示有所知晓。而且以鲁迅的政治素养，恐怕也很难理解历经挫败围剿的中共，急需以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众人振衰起敝的良苦用心。他所看到的就只有“元帅”周扬和他的同党与昔日的敌人渐行渐近。这使他愈发愤怒。“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从1934年到1935年，鲁迅忍受着背后袭来的凛凛寒意，他将这些苦楚都倾吐在写给他的两位青年密友萧红和萧军的信中，他委婉地劝阻了萧军加入左联的想法，他不希望他所喜爱的青年人“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周扬掌控下的左联失望已极。但他仍然勉力充当着左联守护神的角色，对“友军背后射来的暗箭”，只能“躲进深林，自己舔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尽管鲁迅显然只想在私人密信中一吐块垒，在沉默中压抑自己的愠怒。但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那些机密的指示、地下的会议，秘密的宣言，皆非鲁迅所能知晓。尽管他偶尔可以从一些孔隙知道周扬等人出过“一种刊物”，“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但在近乎无知的情况下，他只能根据经验，以恶意来揣测这些秘密的内容是针对他的批评。秘密显然更增加了他的愤怒，使他感到身处鬼蜮，四处皆是头戴鬼面的魑魅魍魉。鲁迅就在这种鬼气森森的境况下迈入了1936年，而正在这一年初，他遭遇了自己最后一个危机——左联解散。这当然是共产国际下达的指示，而鲁迅也在前一年的12月12日前收到了共产国际代表萧三发出的“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的信件。尽管鲁迅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左联“秘密存在”，但这个意见还是被周扬等人以“宗派主义”的理由驳回了，甚至连鲁迅最后希望发一个宣言的意见也被默杀。比起1930年左联热闹的成立大会，1936年的解散在无声无息中完结，连一个准确的解散日期都没有。尽管这让人气馁，但对周扬等人来说，服从党的指示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左联既然已经被党下令放弃，他们就自然过渡到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的活动中去。但对这个鲁迅来说，左联已经耗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和隐忍，他为之付出的牺牲相当于泥牛入海，毫无声息。隐忍之下摇摇欲坠的沉默终于被打破了。在他看来，那些暗箭伤人的“战友”和敌人终于联起手来，除去了鬼魅的假面，要开始向他发动总攻。1936年2月10日，他在给一位专事办报丑诋他的论敌黄萍荪的信中写道：“永远都会记得这句话和他说话时的神情”，1936年4月26日，从中共中央驻地的陕北瓦窑堡通过封锁线辗转回到上海的冯雪峰，只在小客栈里住了一夜，甚至没有先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就先去访问鲁迅。但这个“心里快乐得很激动，同时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的红色来客，得到的并没有热情的寒暄和拥抱，只有一句满腔愤恨的抱怨和一个“悄然”的握手。尽管那句抱怨在1951年最初的回忆里，被弱化成了“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的版本，但从中仍可以听出这个老人内心中难以言说的委屈和创伤。但不同寻常的是，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尽管从鲁迅频繁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有着极强的倾诉欲望，尽管下笔常有节制，只能隐约其文，但也那种愤懑的情绪却能就势镶嵌在嘲讽的文字中。但他与冯雪峰的初次会面，却只是扮演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面对冯雪峰滔滔不绝地讲述红区、中共、长征、当前政治形势和中共新政策的许多事情，鲁迅虽然看起来“愿意”听他讲述，“看不出有疲倦或厌烦的表示，总是微笑地看住我，让我讲下去”。但当冯雪峰终于“停止说话只是在坐着微笑地看着他的时候”，鲁迅却用“嘲讽的口吻平平静静”的说：鲁迅对于冯雪峰的反应就连冯本人也觉得奇怪，倘使仔细查考鲁迅在1936年的行止言谈，怪异之处远不止此。与鲁迅知交多年的李霁野，在1936年11月11日的回忆中提及鲁迅与冯雪峰的一次谈话，鲁迅“故作庄重的”向冯雪峰说：“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这里的“你们”指的究竟是李霁野所谓的“文学革命家”，还是说话对象冯雪峰所归属的“你们”，尚难知晓。1936年2月受中共委托，向鲁迅转达苏联方面正式邀请的特派员胡愈之，在1972年12月的回忆中也提到鲁迅拒绝赴苏联疗养的原因。鲁迅本来是苏联的忠实拥趸。在1932年，他还盛赞苏联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他甚至对那些描写苏联阴暗面的作品通通斥为“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的欺骗，写这些文章的人都是“谣言家”。他们流出的都是“恶鬼的眼泪”，“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甚至在1934年接受苏联《国际文学》采访时，他还声称“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更多勇气了。”但仅仅两年后，这些“勇气”重新成为“怀疑”。鲁迅拒绝去苏联的疗养的原因，除了相信国民党不敢杀掉他和去苏联远离中国“只会使敌人高兴之外”，他过了一会，又突然对胡愈之说：“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在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这里当然指的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这件事情在国外的报刊上有广泛的报道，鲁迅对此心存疑虑。胡愈之的好友，后来成为中共统战部副部长的金城，也在《党的坚强战士》中从旁证明了这一点：“另外他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肃反扩大化，他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合适”。最令人不解的一点是，鲁迅的最后两篇文章竟然在纪念章太炎。章在1920年代曾经高举“讨赤”大旗，声称“我们应当反对借俄人势力压迫中华民族的共产党”，这种观念直到1936年章太炎去世前仍抱持不辍，甚至建言将北方中共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鲁迅尽管曾是章太炎的学生，但在1920年代也对老师讽刺揶揄，之后长达数年不言章太炎之名。大有“谢本师”之意。但在他的晚年，却不乏温情的回忆章太炎轶事，由于他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未完稿，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对章太炎的后半生有何评价。但他内心的纠结与矛盾却可通过这些细节窥出端倪：他曾经笃信的信仰是否仍然坚定不移？他曾经视为理想希望的支柱是否仍然屹立不倒？他的沉默和拒绝究竟是压抑着内心的愤怒和焦虑，还是在的等待时机一并爆发？但无论如何，冯雪峰的到来使他感到自己的阵营又多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力量。虽然他的复仇对象的本尊，仍然像他在杂文里描述的“中山厉鬼”一样“面目混沦”，但他至少可以先将匕首投向那些可见之物。周扬和他的同党在左联解散之后很快就展开新组织的筹备工作，依据上面的指示建立统一战线，将以前的旧成员和鲁迅所谓的“忏悔者”团结起来，在他们新打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下工作。那么这个聚合众徒的“国防文学”口号，就成为了鲁迅首要投枪的标靶。“国防文学”实际上是周扬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国防政府”的思想总结而成，从政治操作上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指示。就像鲁迅的批评者后来指出的那样，鲁迅对这一“基本政策”当然不甚知晓。而冯雪峰则不然，他返回上海的任务之一就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位资深党员理应非常清楚，他的工作本应是将鲁迅拉入周扬等人早已设定好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他也可以预料到，倘使反对“国防文学”，或者在它之外另立其他口号，肯定会导致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裂，自己也会被扣上“宗派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帽子。但仅仅在会见鲁迅的第三天，他甚至还未暇去拜访周扬等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在鲁迅家里和胡风一起，共同商议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新口号当然没有事先向党中央进行请示，它是不折不扣的个人行动。而它的结果也显而易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很快就掀起一阵飓风，“两个口号之争”成为1936年上海乃至全国文坛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它当然没有起到团结统一战线的作用，反而使本来隐秘的派别斗争彻底公开化了。在明知会引起争端的情况下，冯雪峰却选择站在鲁迅一方，甚至可以说，新口号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安抚鲁迅那颗腹背受敌、暗箭所伤的愤懑心灵。那么冯雪峰为何会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做出决定前，这位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受到过毛泽东接见的资深党员定然在心中有过天人交战。党提倡的是绝对的忠诚、绝对的服从、绝对的牺牲，必要时可以牺牲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而鲁迅有的则是在青年人面前率真的笑声、坦直的帮助、睿智的谈吐、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以及举国皆知的才华和声誉。尽管鲁迅自承是党的同情者和“同路人”，但在要求严格纪律的党和作为一个性情中人的鲁迅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人性的沟壑。人性固然有其弱点和缺陷，但却有着同样强烈的吸引力。这恐怕也是冯雪峰最终选择在“两个口号之争”上和鲁迅站在一起的原因。尽管20年后，他将为自己的这一选择悔不当初。“我总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写下这段话的人，叫徐懋庸。1936年，他只有25岁，但从大革命时代以来，他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搏戏多年。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一再强调自己自1933年与鲁迅交往之后，曾经有过一段深情厚谊的蜜月时期。按照徐懋庸的说法，他与鲁迅的会面可谓命运的安排，那是在1934年1月6日《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邀请作者的一次餐会上，即将与鲁迅决裂的林语堂在餐会上开玩笑地问鲁迅是不是用了“徐懋庸”的新笔名，鲁迅则笑着将正在座中的徐懋庸本尊指给他看。不能不说，这次引介充满了戏剧化的色彩，理应成为一段良好友谊的开端。自1933年11月15日以来，到1936年8月，徐懋庸致鲁迅的信件高达60封，而鲁迅的回信也有52封，仅次于鲁迅给两位青年密友萧红和萧军的信件（54封），这一切似乎证明了徐懋庸在回忆录中所宣称的那样：“我同鲁迅的关系史比较密切的，他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对他是由衷地敬爱的”。但数量并不意味着质量。在鲁迅数量庞大的回信中，细致入微的长篇回覆其实只有三四篇，而且皆在徐懋庸与鲁迅初交之时。1934年6月之后，这些信件几乎都变成了一二百字的短札和几十字的便条，因为当时徐懋庸已经成为左联常委会的代表，所以书信涉及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左联的公事，私交的内容少之又少。字数仅仅是一方面，对鲁迅这样向以查察为明的知识分子而言，书信细节也内有乾坤。不仅一字一句内藏褒贬，就连书信抬头的称呼，也暗示着对方在自己心中的亲疏远近。对最亲近的人，鲁迅会呼之为“兄”，有时会直呼其姓名，有时则用其字号和笔名；远一些的则以“先生”相称。但“先生”也分亲疏远近，对较近关系的，他会使用字号和笔名加在“先生”之前；但萍水之交或是关系疏浅的，他则在前面加上姓或名。1934年11月12日鲁迅写的两封信可谓典型。第一封信是给鲁迅的青年密友萧军和萧红的，鲁迅称二萧为“刘、悄两位先生”，“刘”是萧军的本姓，而“悄”则是萧红早期的笔名“悄吟”的简称。不过在这封信后，这两个人很快就会升格为“兄”，而萧军也会被亲昵地称为“三郎”。信的开篇，鲁迅便以调侃的语气解释自己的称呼问题，颇为孩子气地表示因为萧红对鲁迅将其称为“先生”不快，所以“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妹，悄妹妹，悄侄女……”。在信的最末，因为已经知道了二萧的情侣关系，所以鲁迅特意写上“俪安”，还俏皮地加上一行小字，问二萧对“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信里充满了一种迷人而率真的稚趣。但同时给徐懋庸的信却只有35个字，鲁迅很简要地告诉他曹聚仁的住址，并托他代交附笺。信的抬头只有干巴巴的“懋庸先生”四个字。随着徐懋庸在鲁迅心中的位置渐行渐远，这个称呼也终于变成了更疏远的“徐先生”。徐懋庸与鲁迅渐行渐远，却与鲁迅所厌恶的周扬越走越近。就像徐懋庸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他将鲁迅和周扬之间的选择看作是一次是否“跟党走”的考验。徐懋庸深知自己每向周扬迈近一步，就等于是向鲁迅远离一步，尽管这可能会使他焦虑，但在政治权衡之下，作为执行党在上海意志的代表周扬才是最正确的选择。1936年初左联的最终解散，不仅是鲁迅晚年最大的一场危机，也是徐懋庸与鲁迅彻底决裂的前奏。徐懋庸为贯彻共产国际通知周扬解散左联的指示，连续四次拜访鲁迅。尽管他只是负责传递命令的信使，但这个总是带来不详信息的信使却越来越被鲁迅憎屋及乌，视作周扬一派的喽啰。从告知鲁迅常委会拒绝了他反对解散左联的意见，到通知鲁迅左联将不单独发表解散宣言，再到最后一次通知鲁迅连解散宣言也不会发布，鲁迅试图通过发表解散宣言来为他曾经倾尽心血的左联留下一点纪念的微小请求也被彻底默杀了，这定然使他陷入了难以遏制的愤怒。当徐懋庸在1936年2月28日将这个最终消息通知后，他发现鲁迅“脸色一沉，不发一言”——这是他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鲁迅对左联无声无息地解散愤懑不已，每当有人向他提及左联时，他总是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用刻削的语言回答那些关于左联的问题。在给何家槐的信中，鲁迅讽刺地写道：“我曾经加入过集团（左联），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这本来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徐懋庸却将其看作是鲁迅诬枉了自己在左联解散时进行的工作。他很快写出一封信，为自己辩称“迨乎这集团解散以后，我也见过先生，报告解散的经过及解散以后的状况”。并且指责鲁迅“现在先生竟说什么都不知道，那是证明我的不尽责了。”1936年5月2日，鲁迅给徐懋庸写了回信，信的最末，他如此写道：“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这毫无疑问是一封绝交信，但鲁迅尽量压抑了自己的愤怒，没有让它倾泻到信中。他也许真的希望能够平静地放下这个包袱，而他的身体也不适合再纠缠于这些琐碎细节而大动肝火。就在写下这封信的两周后，他开始发热，5月18日的日记显示，体温高达“三十八度二分”，从这一天起，热度一直没有下降。29日，注射了强心针。31日，史沫特莱介绍在沪美国肺科专家邓恩来诊，鲁迅日记对诊断结果只有令人不安的三个字“言甚危”。从6月5日开始，鲁迅停止记日记，直到25天后，他才在6月30日补记了自己的病况何其危殆：“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然而从五月到七月的这段时间，恰是多事之秋。冯雪峰、胡风与鲁迅商量并公开发表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轰然炸响，6月1日，胡风在鲁迅的授意下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什么》，这篇文章很快成了新口号向“国防文学”叫战的一纸檄文，周扬旋即率领手下披挂上阵，徐懋庸既然已经选择站在周扬一方，自然为其鼓噪呐喊、冲锋陷阵。“两个口号之争”乍然迸发。双方在各自的旗帜下招兵买马，对阵武器从唇枪舌剑到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按照鲁迅一贯的脾性，既为新口号的盟主，自当以笔为枪，身先士卒，然而他此时已然命悬一线，难于执笔。但对他麾下徒众来说，只要鲁迅气息尚在，便仍可假其威仪，鼓噪声势。于是，6月9日，一篇名为《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的文章横空出世。这封号称是“鲁迅病中口述，O.V笔录”的公开信对托派倍加讥讽，同时提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名字：“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段指控不仅反驳了托派的理论，同时也展示鲁迅完全忠于党的正统观点，即托派乃是与日寇勾结的叛徒奸细。这封信很快被呈报到共产国际，作为斯大林清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叛国联盟”的众多国际证据之一。为了达到效果，呈报文件特意将公开信原本的致信对象陈仲山，改成了因右倾错误而被罢免的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相比这个更大的目标来说，这篇文章的原本意图，即反驳“国防文学”派对鲁迅所提倡的“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与托派相勾结的诬枉斥责，反而成了最次要的目的。6月10日，第二篇由O.V笔录鲁迅口述的文章《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新鲜出炉，这篇文章倒诚然是阐述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要观点，并且试图将对手提出的“国防文学”也纳入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当中：“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这段话表面上看来向对手伸出了调和的橄榄枝，希望双方共存互谅。但在沉溺于鏖战中的“国防文学”派眼中，这句话仍然散发着浓烈的火药味——“国防文学”是基于共产国际指示提出的口号，任何其它口号都应当唯它马首是瞻，怎么可能让它对另一个没有来源的口号俯首称臣。因此，这两篇文章并没有消弭硝烟，反而使对方燃起的战火愈发炽烈。但这场斗争最关键之处是，这两篇掀起波澜的文章，既非鲁迅本人所写，也未经他寓目。它们的真正作者只有一个：那位自称笔录鲁迅口述的“O.V”，也就是鲁迅亲密的爱徒冯雪峰。如果胡风在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可靠，那么重病垂危的鲁迅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只是“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和“更衰弱了一些，更没有力气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尽管鲁迅勉支病躯点头应许了冯雪峰借用他的名义宣传自己的思想，但冯雪峰仍然对此不甚满意，当他走出鲁迅的卧室，立刻对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个名……”两周后，当鲁迅病情好转后，胡风小心地提到冯雪峰的这两次代拟行为：“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但鲁迅的回答只是“淡淡地笑了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许广平的回忆证明，冯雪峰代拟的两篇文章没有被鲁迅收录在他整理的文集存稿里，但冯雪峰的回忆却声称鲁迅认为他代拟的稿子“符合他的立场、态度和意见的，并且从刊物上剪下来，放到他的积稿堆中去，准备将来编进他的文集”。当冯雪峰再一次提出要代鲁迅写稿时，鲁迅回答道：“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抢替过两次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这篇鲁迅要“自己动手”的文章，就是给他那位昔日的“熟人”，而今叛逃周扬一方的徐懋庸的公开信。“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1936年8月2日，就在鲁迅刚刚从死亡阴影中挣扎出来的一个月后，徐懋庸的一封来信被送到他的手里。徐的来信可谓先前冯雪峰代拟的两篇文章掀起波澜的回击。但顾虑到鲁迅的病体，这封信仍然以这样一种亲切友善的方式开头，但紧接其后，徐便开始着力指责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他历数环绕鲁迅身侧的几个密友犯下重罪。声称他们将鲁迅“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由于他将“O.V”当成了胡风，便将箭矢猬集在胡风身上。在周扬身边历练多年，徐显然已经掌握了党的正统话语，使他可以用党内批判异议声音的“分离运动”和“宗派运动”加在胡风身上。他指称是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目的就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徐懋庸更摆开教训的口吻，训诫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在目前的时候，在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他再一次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比作托派。在信末，他表示自己新译的《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将会寄给鲁迅一册，“甚望先生细看一下”。《斯太林传》这个细节一向被研究者忽视，但却饶富深意。斯大林不仅是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也是党正统原则和指示的最终擘画者和决定人。对党员来说，他就像是一个原点，每一个线的命运最终都要由他来决定。追随他就相当于掌握了党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也正是藉这一权威，使这位年轻人敢于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训诫鲁迅这位文坛耆宿。而先前他自认为的与鲁迅之间曾有过的“友谊”，也促使他在接到了鲁迅那封形同绝交的信件后，仍然诚恳地致信给他，并且近乎天真地期望鲁迅在读过信后会浪子回头，加入党所认定的“统一战线”中来。鲁迅用了四天时间来回信，8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治答徐懋庸文讫”。但漠然的语气后面是一颗怒不可遏的心。根据冯雪峰的回忆，尽管鲁迅宣称要“自己动手”，但考虑到他的身体，这篇定名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信仍然是先由冯雪峰根据鲁迅口述拟稿，再由鲁迅亲手修改。存留至今的手稿显示，与之前冯雪峰自作主张代拟的两篇文章不同，鲁迅对这篇文章通篇加以改易，但不是为了使口述时的语气在文字上更加平和，而是将更呛人的愤怒喷涂进字里行间。嘲讽的匕首和尖刻的投枪本来是他多年趁手的利器，但这一次全被骇人的怒炮所取代。他开门见山，直斥徐懋庸“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对徐懋庸在来信中的“指控”，鲁迅也一一用最不客气的语句回敬回去。徐懋庸既然教训他说“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他就指责“徐懋庸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吗？”他再一次表示自己对“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阵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鲁迅更为自己和冯雪峰、胡风商量后所提出新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进行辩护，指称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并且反驳称文坛上沸沸扬扬的两个口号之争的责任应由“徐懋庸他们来负”。在鲁迅看来，他在这场口号大战中唯一的“助长着恶劣倾向”的错处就是“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尽管鲁迅毫无疑问是在借公开信泄愤，但他的愤怒也尚未到脱缰的地步，当冯雪峰在拟稿中代鲁迅宣称“准备也有去当一名义勇军的决心”，鲁迅就用笔将这行话毫不犹豫地划掉了。但也有几段话是鲁迅特意全部重写的，其中的一段是鲁迅提到的一件“私事”：“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的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近的则如《现实文学》发表了 O.V 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 O.V 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向傅东华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其他几段被鲁迅全盘重写的内容，也几乎都是对胡风的辩护。与此相比，冯雪峰原先拟稿中关于鲁迅对徐懋庸表明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当你和我来往的时候，我和你是朋友，同志的关系”的段落，却被鲁迅全部删掉了。徐懋庸信中对胡风的诬蔑之辞，特别能激怒鲁迅，从表现上，这似乎足可证明鲁迅与胡风之间牢不可撼的真情厚谊，但实际上，真正刺痛鲁迅敏感的，乃是他上文提到的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的恶劣行径。在写完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三周后，鲁迅在致好友杨霁云的信中吐露出自己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覆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闲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在鲁迅看来，徐懋庸的私人来信并非代表他个人意见，乃是周扬等人指使的结果，而徐懋庸所竭力攻击的胡风，正是当初左联时期周扬视为雠仇的对象，所有对于胡风的发难，都被鲁迅认为是指桑骂槐，借此敲打自己的神经。在信件的最末，鲁迅特意提及徐懋庸要他读《斯太林传》的“训诫”。他一眼洞破徐懋庸乃是将斯大林树为真理的旗帜用以教训他人的企图，他反过来请徐懋庸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恰恰是他没有理解被自己视为真理的斯大林主义的真谛，“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鲁迅用洋洋六千言将过去两年来郁积的愤怒发泄出来，这是他的复仇。这封炽烧着复仇之火的公开信就像一道火墙，彻底终结了过去两个月来日渐升级的“两个口号之争”。但鲁迅仍然余怒未消，在8月25日给欧阳山的信中，他大骂徐懋庸“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他甚至“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他在《死》里提到的那些“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怨敌”名单上，恐怕也有徐懋庸的大名在列。他9月20日深夜写成的那篇《女吊》尽管以童年旧事为名，平和了许多，但仍是一篇复仇宣言。他在结尾特别提到那些“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自然少不了周扬及被鲁迅认定的手下徐懋庸在内，而鲁迅也自信“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在《女吊》里特意提到这种被他所喜爱的女鬼一种“坏脾气”：“讨替代”。女吊往往会为了完全的“利己主义”，“忘记了复仇”，而去找另一个无辜的人来代替自己死亡。鲁迅固然无法忘却复仇，但这次对徐懋庸的猛烈炮轰却无异于“讨替代”——他确实找错了对象。一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徐懋庸的来信确实是出乎个人的肺腑之言，并且倚仗着他自认为的与鲁迅曾有过的交情写下的劝告，而鲁迅却把他当成发泄怒火的靶子，将所有复仇的利箭都猬集在他的身上。这不能不说一种讽刺。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鲁迅拼尽气力满拉怒弓，将复仇之箭射向徐懋庸和他背后的周扬，但此时对这两个人的伤害却极小。鲁迅固然至死不会宽恕这两个人，但这两个人也不需要鲁迅的宽恕——他们是否被宽恕取决于另一个更高的权威：周扬在两年后成为一所以纪念鲁迅为名的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的副院长，而徐懋庸也在内任职。鲁迅自然对此一无所知，那封怒气冲冲的复仇之信必然耗费了他不少气力。在收到徐懋庸信的前一天，他称了体重，只有38.7公斤。公开信写毕的八天后，“夜始于痰中见血”。从8月到10月，他几乎每天都需要医生注射。9月14日，“夜发热至三十八度”，从此一直低烧不退，但他未停止工作。10月17日，他再度伤风，哮喘发作，呼吸困难。18日，日记上只有两个字“星期”，是日下午，他突然大叫一声：“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鲁迅遗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