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殿堂本应是思想碰撞、百家争鸣之所，然而杨玉圣教授对于舒国滢教授和焦洪昌教授可能被礼聘为 “中国政法大学一级教授” 一事所发表的高见，却实在难以让人苟同，且容我逐一批驳，以正视听。
杨教授开篇便以一种看似谦逊实则略带酸意的口吻表示，于私应庆幸，于公却有异议，仿佛自己站在了道德与公义的制高点，要对学校的人事决策进行一番大义凛然的评判。但且看其所谓的论据，实在是漏洞百出，难以支撑其论点。
其一，杨教授以五零后学者的退休情况及未被礼聘为一级教授的先例，来质疑舒、焦二位教授的候选资格，这是何等的荒谬！时代在发展，学术在进步，难道评定标准就要永远被禁锢在过去的框架之中吗？五零后学者有其所处时代的特点与贡献，而六零后的舒、焦教授亦在他们的学术征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舒国滢教授在法理学领域的深耕细作，犹如在法学理论的花园中精心培育出一片繁茂的欧陆法哲学之林。他长期在法学院众多重要学术岗位上任职，所培养的弟子如同繁星点点，照亮了法学界的天空，现任法学院院长雷磊教授便是其得意门生之一，这难道不是对学校学术传承与发展的巨大贡献吗？焦洪昌教授在宪法学研究领域虽被杨教授轻描淡写地贬低其学术成果，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从法学院院长到北京市人大代表，再到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这一系列的经历不仅提升了学校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更为法学与政治实践的结合开辟了道路，为学校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怎可与五零后学者进行机械的对比，进而被否定其成为一级教授的可能性？
其二，杨教授对评定程序的质疑更是无稽之谈。在现代高校管理体系日益完善的今天，对于一级教授这样重要的职称评定，必然有着一套严谨、科学且透明的程序。学校的领导班子与相关学术委员会必定会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从学术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在学界的影响力、对学校教学科研的推动作用等，绝非如杨教授所臆想的那般随意 “霸王硬上弓”。他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对程序的公正性提出质疑，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 “键盘侠” 行为吗？难道学校的决策层会愚蠢到在没有任何规范流程的情况下进行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吗？杨教授如此轻易地质疑，莫不是想以这种博眼球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所谓 “公共关怀”，实则是在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
再者，杨教授看似困惑于学校主政者为何要对舒、焦教授 “锦上添花”，实则是其心胸狭隘的体现。在同辈的 1979 级学子中，舒教授的学术地位已然颇高，焦教授的政治地位亦无人能及，这难道不是他们自身努力与才华的证明吗？学校对于优秀人才的进一步认可与激励，本就是推动学校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若按照杨教授的逻辑，优秀者不应得到更多的肯定与奖励，那学术的进步之路岂不是要被阻塞？难道要让所有学者都在一种平均主义的泥沼中艰难前行，磨灭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吗？
杨教授还以一种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的心态，担忧自己公开质疑后在学校的处境，这更是可笑至极。真正的学者应秉持着真理至上的原则，若因害怕得罪人而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那才是学术的悲哀。但杨教授的这种 “担忧” 背后，其实是他对自己观点缺乏自信的表现。他深知自己的质疑站不住脚，却妄图以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实在是让人嗤笑。
综上所述，杨玉圣教授对舒国滢教授和焦洪昌教授礼聘一级教授之事的质疑，是基于片面的认知、狭隘的心胸以及不负责任的臆测。学校在考虑礼聘舒、焦教授为一级教授时，必定是从学校的长远发展、学术的多元繁荣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权衡。我们应尊重学校的决策，相信学校能够在遵循公正、科学的原则下，为推动法学教育与研究的进步做出正确的人事安排，而不是被杨教授这种毫无根据的质疑所干扰。让我们期待舒、焦教授若能成功礼聘为一级教授，将为中国政法大学带来新的活力与荣耀，而不是在这无端的争议中让学术的发展停滞不前。在学术的道路上，应鼓励优秀者脱颖而出，而不是用陈腐的观念和无端的猜忌去阻碍他们前行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