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法官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错案，不但祸害当事人还殃及律师
目前，有些当事人的案件，明明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但是就是不能胜诉。有些不明事理的当事人不但不配合律师坚持上诉申诉，反而怀疑律师不尽职无能力，甚至怀疑律师被对方收买，要求解除代理律师，甚至擅自解除代理律师。把胜不了诉的责任推给律师，法官枉法裁判不但祸害当事人还殃及律师。
首先，现在当事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益，一般都要求律师风险代理，胜诉后再交代理费。国家不允许风险代理的，要求分期交代理费，前期只交一小部分，大部分等结案后再交。这样的情况下，律师翻不了案，不但名声不好，而且也挣不了钱，所以，律所不会安排无能力的律师代理，律师也不会不尽职办案的。
有些当事人的案件，明明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律师有能力也尽职了，但是就是不能胜诉，就怀疑律师被对方收买了。这更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遇到贪赃枉法的法官，律师是左右不了法官的。律师收对方的钱物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轻者律师执业证被吊销，重者被判刑坐牢。这么大的风险，本来就知规知法的律师，是根本不会被对方收买的。
当事人要判断律师是否不尽职无能力，是否被对方收买，关键要看律师是否风险代理，国家不允许风险代理的案件，律师是否分期收代理费，败诉后律师是否坚持上诉申诉，如果都是了，当事人应当配合律师坚持上诉申诉，不要胡乱怀疑，要与律师团结起来，坚持上诉申诉。
在当前司法越来越公正的情况下，只要案子证据充分，事实清楚，就有翻案的可能。但是，一定要给律师时间。例如聂树斌案平反，翻案过程困难重重，因为涉案人员过广，时间又过于久远，每往深处查一点，遇到的困难就会增大数倍。警察郑成月为其奔走11年，还自掏腰包支持聂树斌的父母找律师打官司，让聂树斌的父母一定坚持上诉。使其母亲执着申诉，终还儿子清白。
另外，目前纠正冤假错案难度还是很大的。让原审让司法机关、司法人员来纠错，哪怕案件不是他自己办的，但是是他所在机关以前办的，内心可能会有消极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下让他们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很难。
比如聂树斌案，真凶出现后，他的家人申诉了十多年，司法机关还是多次驳回了他家人的申诉，认为这个案件没有错。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得以纠正，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进行复查，发现了确有问题之后，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启动了再审程序，才把这个案件纠正。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最高法院没有指定山东高院复查这个案件，还是由河北的相关机关来复查，很有可能到现在还纠正不了。所以审判监督程序有必要做一些修改，应当建立异地审查、启动再审程序的机制。
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最高人民法院无疑就是这道最后防线的终极守护者，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有些法官对法律的任性解读，任性判决造成了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得不再去申诉，申诉再申诉，导致信访局门庭若市，造成一些遭遇不公状告无门的当事人绕过法律程序，作出危及他人危及整个社会的极端举动，自行执法，甚至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在当前只有上级才能管得了下级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要直接审判，绝不能犯官僚主义发回当地重审，让当地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判决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违背人性的。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审判，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实行直接公正审判，严格追责，地方法院的法官就不敢不公正审判，地方法院的法官不敢不公正审判了，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也就自然就减少了。
国家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本来就是为了让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人民上诉申诉而设立的，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诉和申诉的案件不实行直接审判，一转了事，袖手旁观，那最高人民法院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理，其它的党政司法机关一样。
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游戏。司法公正牺牲掉的只是少数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绝对全面统一领导，对不公正的裁判决应当及时督促纠正，绝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要严惩不贷。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长期执政。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