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庭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摘要：法眼系在入宋後如何盛極而衰，是禪宗史研究中的一樁公案。儘管歷來研究者早已注意到此現象，然不僅對其衰落時點的論斷未有共識，在促成原因方面亦多語焉不詳。本文嘗試借鏡已有一定積累的佛教地理研究視角，並導入新發展的「地理資訊系統」(GIS)，一方面追蹤法眼宗在入宋以降的分佈變化，另方面觀察其與他系之間可能的競合關係。基於考察結果，筆者主張法眼宗在北宋式微的時間點，應當出現在十一世紀中葉，而促成其式微的主因，在於以雲門宗為首的勢力，於此時期倚仗著握有十方寺院住持任免權的地方官僚支持，大舉向法眼宗的大本營東南區域(即兩浙、蘇南、江西)進軍，不僅大幅瓜分法眼宗的經營空間，甚至還陸續襲奪法眼宗的長期據點。在既有重鎮頻頻失守、又沒能獲得相應補償的情況下，北宋法眼宗只能莫可奈何地在十一世紀後半沒落，終至絕跡。文章也在最末部分嘗試指出，法眼宗的式微不僅造就了禪宗版圖大洗牌，於宋代禪宗發展還有更為深遠的意義。
作者：韓承樺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
摘要：數字是用以描述和定義自我及外在世界的基礎工具，它的公共性質時常容易引發政治性議題。本文以《列國歲計政要》這份根據英國《政治家年鑒》(The Statesman’s Yearbook)1874年數據資料翻譯的文本為核心，描寫它所觸發的三種相互關聯的社會現象──缺乏數字的焦慮感、以數字為核心的新表述方法，以及數字即等同事實的想法。這段變化提供我們觀察晚清數字政治的發源、數字參與中國現代轉型的實踐與經驗，它也是1920年代人們崇尚統計數據與社會事實的序曲。本文以知識史(history of knowledge)的角度，嘗試結合社會循環流通和日常實踐兩個面向，描寫這些通過統計處理的數據，如何逐漸被知識人認為是一種可靠且指向事實的知識形式，以及解決中國當前困境的重要資源。自域外輸入的統計數字，讓清政府認識到自己在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落後。這段歷史經驗是一種中國因缺乏統計技術和量化資料，以致於為了追趕數字生產所陷入近似形式主義的困境。這段經驗更展示了國家如何通過數字來具象化地認識諸多政治挫敗帶來的現實困境與「事實」。
作者：范姜士璁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西元540年春天，薩珊帝國(Sasanian Empire)的庫斯洛一世(Ḵosrow I, 531-579在位)入侵羅馬，劫掠包括安提阿(Antioch)在內等重要城市。這場戰爭不僅是這位波斯統治者即位以來首次對外軍事行動，更是在位期間唯一展演的軍事勝利。藉由考察薩珊政權內外情勢，以及波斯統治階級對先祖的認知，本文探討波斯打破532年「永恆和平」(Eternal Peace)條約以來和平局面，入侵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 527-565在位)政權的動機。在境內，自即位以來，庫斯洛一世的統治權威迭受貴族、皇族挑戰，對統治階級的支配更屬有限。更重要的是，彼時波斯不僅喪失對中亞的統治，更淪為嚈噠人(Hephthalites)的附庸。對自認卡亞尼一朝(Kayanids)──《波斯古經》(Avesta)中的上古伊朗政權──後裔的庫斯洛一世來說，上述情勢在衝擊自身與先祖間的連結之餘，更鬆動奠基於此的統治正當性。本文指出，540年出兵羅馬之舉係庫斯洛一世對上述困境，及其所致意識形態危機的因應。事實上，對深具卡亞尼一朝色彩，谷胥納斯普聖火(Ādur Gušnasp)神廟的參拜說明，庫斯洛一世將本次戰爭的勝利與上古卡亞尼諸王功業相比擬。隨著自身的「神賜榮光」(xwarrah)因興兵羅馬取得的勝利而提昇，庫斯洛一世得以強化自身與同受「神賜榮光」庇佑的卡亞尼先祖之間的連結。並進一步鞏固權威，扭轉即位以來的困境。
作者：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摘要：成立於1933年的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以整體規劃、資源多目標利用、效率與專業至上、草根民主、國家中心等特色，成為後續30年在全球環境保育中動見觀瞻的領頭羊。本文主張，該局的理念與經驗為理解戰後初期臺灣林業體制的關鍵。1947年6月，省政府農林處林產管理局成立，首任局長為留美9年餘的康乃爾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唐振緒。受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啟發，他既不認同行政長官公署林務局以林產收入挹注林政的「以林養林」，也不同意省主席魏道明將林政與林產「分而治之」的構想。他認為臺灣林業應以保林與造林為優先，林產生產為其次，且林產管理局應為臺灣林業的最高主管機關，統轄林政與林產，如此方能以整體視野做規劃，且有效率地推動之。唐振緒的林業構想受到本土林學菁英的支持。有感於殖民政府雖對林業做了不少規劃，卻刻意排除臺灣人參與，且在戰爭期間，政府更與少數日籍企業及官商關係良好之臺籍業者聯手，掠奪臺灣森林資源，他們於是認為，這名留美博士將讓臺灣森林休養生息，讓臺灣重拾「福爾摩沙」的美名，而臺灣林業將會是臺灣人的林業。1947年8月，林產管理局的體系初成，唐振緒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師的構想大抵實現。然而，唐振緒及本土林業菁英追求的整體林業排擠了既得利益者，特別是那些自日治末期以來便在臺灣林業中站穩腳跟的材商。至1949年初，他們盡可能地瓦解林產管理局，將臺灣林業帶入戰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