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茨 | 微观史学与微观研究：一种概念史

学术 2024-11-13 12:40 中国

正如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无疑他是一位在实践和理论上对微观史学贡献最大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微观史学中的前缀“微观”指的是一种“缩小的尺度”，其含义仅与相对的“宏观”有关。这条提示表明了“微观史学”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虽然金茨堡将“微观史学”一词的起源追溯到1959年美国学者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Stewart，1895—1980）的一份出版物上，但他非常清楚一个事实，即作为一个史学项目的微观史学出现必须定位到20世纪70年代，即年鉴学派式的“结构性”定量史学的霸权时代。微观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主要预设下的一次明显突破。年鉴学派的预设认为，只有当个别事件构成了一个普遍且重复系列的一部分时，它才有意义——微观史学显然与年鉴学派史学系列相反，它试图代表书写历史的另一种视角。微观史学“揭示了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主导国际史学界的宏观且定量模式的[……]不满”。

微观史学方法拒绝将个体事件包含在一般宏观社会结构之下，也拒绝将个体事件纳入现代主义目的论体系之中——尤其是以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理论的所有变体为代表，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版本（将历史概念化为“正在形成的无阶级社会”）和民族中心版本（将历史概念化为“正在形成的民族”）。因此，微观史学也是20世纪70年代反现代主义的“自下而上”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部分，而这种方法常常被置于“历史人类学”的标签之下。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也解释了：为什么微观史学中的核心人物不是属于上层文化的“伟大男人们”或“伟大女人们”（如克利奥帕特拉、伊丽莎白一世或希特勒），而是属于大众文化的个体，如卡洛·金茨堡的磨坊主梅尼科（Menochio）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2023）的农民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

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学否定个体事件的结构性制约——实际上正相反。它坚决反对在认知方面进行缩减：“只选择那些重复的、因此能够系列化的事件来作为认知对象，意味着在认知方面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这也不意味着微观历史学家将微观史学视为“唯一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金茨堡只想明确地恢复历史上那些无法被概括、系列化和量化的事物的认知价值。此时，我们可以找到金茨堡后来系统区分“伽利略范式”（Galilean　Paradigm）知识（例如定量和归纳性的物理科学）以及“线索范式”知识（例如猎人、侦探、精神分析学家与艺术鉴赏家的“直觉性”知识特征）的根源。因此，金茨堡“线索范式”的“英雄们”是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

金茨堡的微观史学明确宣称，历史上的异常、偏离和反常的事物，有一种认知上的“剩余价值”——尽管他同时承认“某些现象只能通过宏观的视角来把握”。然而，这里并非要评估微观历史学家及其众多理论家关于所有主张的有效性之辩论——例如微观史学使我们能够分析“典型例外”或“异常的正常”之主张。因此，对于一个案例研究来说，它要求一种特殊的代表性形式，而这种形式不能简化为代表性的统计概念。笔者与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1953—）和托尼·莫尔霍（Tony　Molho，1939—）一样，认为在金茨堡的微观史学中，个体与全体之间的关系最终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本书中的作品不属于“典型”或“例外”。

笔者也将绕过微观史学的先驱者，如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与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99—1966）。笔者与莫尔霍一样，赞成如下结论：金茨堡的微观史学项目最好被解释为在历史中“拯救”个体的一种努力，并为他/她的认识论价值加以辩护——反对将其简化为系列、结构和数字。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一项目也发展成为对受到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概念所进行的道德辩护。于金茨堡而言，历史真实和历史真相不仅构成了认识论价值，而且也代表了道德价值，因为将它们否定或相对化，便意味着对犹太大屠杀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否定或相对化。

尽管本书对特定叙事策略的关注并不适用微观史学项目本身，但它与金茨堡对微观史学建构特征的特别强调有关。微观史学“接受了（所有证据的零碎特征之）局限性，同时探索了它们的认知论含义，并将其转化为叙事元素。”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明确的意识，即研究展开的所有阶段都是构建的而非给定的：对象的识别及其重要性：透过详尽阐述类别来分析它，将之作为证据的标准；通过文体与叙述形式，将结果传递给读者”。然而，这种对历史知识构成要素的意识，并不像之前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了“一切皆有可能”的后现代怀疑主义：对于金茨堡来说，（意大利）微观史学的独特品质可以在“这种认知打赌”中找到。

虽然本书明确的比较性组织方式不符合微观史学对特殊性的关注，但这里也可以建立起联系，因为与弗兰克·安可施密特（Frank　Ankersmit，1945—）称微观史学是一种特别后现代的历史书写形式相反，金茨堡否认了这一点，并强调指出了微观史学中背景的重要性和（显性或隐性）比较的“不可避免”。笔者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在微观史学中，显性比较确实非常罕见，因此我们只需要处理隐性比较的问题。关于微观史学的概念就到此为止。

微观研究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谱系，并起源于不同的背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　Goffman，1922—1982）在其著作《公共关系——公共秩序的微观研究》（Relations　in　Public—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中引入了这一术语。该概念表示“由面对面互动产生并由共同混合规范组织的活动领域——一个包含婚礼、家庭聚餐、主持会议、强迫游行、服务遭遇、排队、人群和情侣的领域”。这些“微观研究”（基于行动者的角度）被认为是“微观社会学”（microsociology）的研究对象，而相反的“宏观社会学”（macrosociology）是对“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的研究（基于观察者的角度）。这种区别与结构史和微观史的区别是平行的，并且早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后来在社会科学中试图“克服”有关“实践”“交往行为”和“结构化”的理论中所涉及的微观—宏观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微观研究”这一概念在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上拥有了新含义。正如微观史学概念的情况一样，科学史上的微观研究思想与现代性的批判相联系——特别是对革新论和目的论的批判，尤其是对单一“科学方法”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这是对占据主流地位的“价值中立”（valuefree）科学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力量宏大叙事之挑战。这一批判源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性历史攻击（在其实证主义和波普尔主义的变体中），并随着跟从库恩轨迹的“新科学社会学”而获得动力。微观研究聚焦于单个案例，尤其是单个争议。他们将“知识的生产”分析为一种实践活动，即“科学行动者”彼此之间及其与所涉领域相关的其他行动者（通常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不断的面对面（重新）磋商之进程。因此，科学史上的微观研究也常常被贴上“科学人类学”的标签。与微观史学一样，微观研究也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只有自下而上和近距离的视角才能揭示知识创造过程的必要细节。此外，微观研究还与微观史学相同的是，它“主张科学事实的普遍性不是给定的，而是生产出来的”。由于历史知识的生产通常是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工作开始的——这与实验室等社会背景形成对比，最早的“磋商行动者”通常是与同一主题相关的其他文本。因此本书特别强调史学作品的互文性。

毫不奇怪，在微观研究的背景下，正如笔者在前文中讨论微观史学时便已观察到的那样，个案和总体情况之间的关系问题业已浮出水面——“综合”和比较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确立个案的特殊性和一般性。这里也提出了“规模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微观研究’旨在适用于整体的两种不同方式，即首先牵涉到普遍，其次通过起到典型范例的作用。第一种方法与微观研究传统产生共鸣，而第二种方法具有一种认识论方法的特点，且该方法利用历史案例研究来解释调查实践的更普遍特征。”

最后，笔者认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1941—）最近提出的观点，即历史学家基本上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主题及其时空尺度：“历史学家具有选择性、同时性和变化尺度的能力：他们可以从纷乱的事件中选择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事物；他们可以同时出现在好几个时空中；他们可以在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层次之间拉近或拉远距离。”没有任何时间尺度或空间尺度是得到特别优待的，因为所有有关过去的“绘制”同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此解决问题的路径相关。这意味着只有“我们的表达模式决定了我们所表达的一切”。因此，无论是地方层面（与金茨堡同步）还是全球层面，都不具备先验（a　priori）特权。作者们通过对“地方”案例的比较，在《有争议的民族》中的综合组织方式之后，试图在本书中采取一种“中间航线”。有关《把过去民族化》一书概念背景的叙述就到此为止。

选自《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序言

作者：[德]斯特凡·贝格尔、[荷]克里斯·劳伦茨

译者：孟钟捷、陆英浩

出版单位：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定价：168.00元

精装 744页

ISBN：9787542682031

丛书名：经典历史教育理论与方法译丛（孟钟捷主编）

来源：新史学2022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U2NjI1OA==&mid=2247528653&idx=2&sn=a7ba4ddb7f4e104fc45c6d504a46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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